郭廷以口述自傳

出版時間：2009 出版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作者：郭廷以頁數(shù)：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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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舞陽人。1926年畢業(yè)于東南大學(后更名為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歷史系，在校時受業(yè)于柳詒徵、徐則陵等名師，深受影響，打下治史問學的深厚基礎。后隨羅家倫赴北京清華大學任教，兩人合開中國近代史課程，拓展了中國近代史學科。后又任職教于河南大學、南京政治學校、中央大學，兼任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1949年到臺灣，1955年開始籌備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近代史所成立后即任所長。1969年赴美夏威夷大學講學，1971年卸任所長職務，長期留在美國孜孜著述，1975年病逝于紐約。郭廷以畢生致力于中國近代史研究，注重依據(jù)確實的史料立論，是實證史學的典范學者。他篳路藍縷，著述豐富，對史料叢書編訂及工具書表類撰修、近代史檔案資料整理等方面均有杰出建樹，深具國際影響。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國史》、《近代中國史綱》、《近代中國史事日志(清季)》、《近代中國的變局》、《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太平天國史事日志》、《太平天國歷法考》、《臺灣史事概說》等。特別是其主持近代史所時期，秉持“為現(xiàn)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記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的宗旨，親自擬訂口述歷史大綱細則，首開風氣，帶領一群青年史學學者，推動口述史料采錄工作。他親自主訪并校理文稿，受訪者59人，文稿近500萬字。他還聽從胡適的建議，以身作則，接受所內(nèi)研究人員15次采訪，完成《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一書。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將《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列入《百科史學·口述歷史叢書》出版，惟以統(tǒng)一規(guī)制，改書名為《郭廷以口述自傳》。郭廷以先生的這部口述自傳，以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經(jīng)歷，反映了上世紀20～50年代復雜多變的社會生活圖景，及對于知識分子命運的影響。其所述史事，細微、生動而完整，盡顯史家修養(yǎng)，是現(xiàn)代史研究者難得的參考資料，也是大眾讀者喜歡閱讀的歷史掌故。為方便讀者閱讀，我們僅在體例上對原稿做了一些調(diào)整，如重新整理了目錄、加了書名刊名符號，而紀年、數(shù)字等表達方式一仍原稿。

內(nèi)容概要

郭廷以，著名史學家。畢生致力于中國近代史研究，是實證史學的典范。他一生著述豐富，在史料叢書的編訂、近代史檔案資料的整理等方面，均有杰出建樹。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國史》《近代中國史綱》《近代中國史事日志（清季）》《近代中國的變局》《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太平天國史事日志》《太平天國歷法考訂》和《臺灣史事概說》等。他還首開風氣，親自主持了臺灣“中研院”口述歷史項目的史料采錄工作，并聽從胡適的建議，以身作則，完成《郭廷以口述自傳》一書。他在這部口述自傳中，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經(jīng)歷，記述了上世紀20～50年代復雜多變的社會生活圖景，內(nèi)容細微、生動而完整，是現(xiàn)代史研究者難得的參考資料。

作者簡介

郭廷以，字量宇，河南舞陽人。著名歷史學家，中國近代史學的開拓者，中國口述史學的開拓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建立者，中央研究院院士。1923年，郭廷以進入南京東南大學（后來的中央大學）歷史系，1926年冬畢業(yè)。這段期間，他深受柳詒征、徐則陵等師長的影響，奠定治史問學的深厚基礎；隨后又受教于羅家倫，自此走上近代史研究之途。1949年，政局丕變，郭廷以舉家遷臺，任教于臺灣師范大學。1955年，郭廷以受命籌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近史所正式設立，先生以“建立制度，充實設備，培養(yǎng)人才，增進合作與交流”為旨趣，篳路藍縷，辛勤擘劃，使近史所成為備受矚目、深具國際影響力的學術單位。由于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卓越的貢獻，196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七屆人文組院士。在冷戰(zhàn)的意識型態(tài)下，與費正清等人的學術交往，終被卷入政治的漩渦。1969年，應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之邀，赴美講學，自此一去未歸。1971年，卸任所長職務，離開了他一手經(jīng)營的近代史研究所。此后長期滯美，處境艱困，卻仍孜孜于研究撰述，完成了《近代中國史綱》不朽巨著。1975年，病逝于紐約圣路克醫(yī)院，享年72歲。

書籍目錄

引言一、故鄉(xiāng)的地理和人口  （一）地理  （二）人口二、社會生活  （一）一般的生活狀況  （二）婚喪習俗及農(nóng)人消遣三、家世  （一）祖父的奮斗故事  （二）我在祖師廟上學  （三）故鄉(xiāng)的土匪四、中學時期  （一）投考中學  （二）開封二中的師長  （三）五四運動前后  （四）離開二中  （五）初到南京  （六）南高附中的師長  （七）同學與朋友五、大學時期  （一）保送東南大學  （二）由南高到東大  （三）平靜的學習時期  （四）東大學潮的背景  （五）東大學潮的經(jīng)過  （六）鼙鼓聲中完成學業(yè)六、參加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工作  （一）革命軍克復南京前后  （二）清黨前后  （三）任總司令部編譯委員會秘書七、服務于中央黨務學校時期  （一）中央黨務學校的創(chuàng)立  （二）蔣總司令下野  （三）蔣總司令復職  （四）濟南慘案  （五）北伐完成與黨務學校之改組八、清華兩年九、從河大、政校到中大十、戰(zhàn)時我與中大十一、抗戰(zhàn)后的經(jīng)歷十二、懷友．憶舊  （一）胡宗南  （二）唐培經(jīng)與周鴻經(jīng)  （三）原素欣  （四）江良規(guī)  （五）胡抱一  （六）趙特夫  （七）曾廣菜附錄一  辛勤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附錄二  郭廷以先生簡歷及著作目錄附錄三  良規(guī)的志行原版出版后記

章節(jié)摘錄

農(nóng)家的早中兩餐最為重要，因為吃過飯后就要工作，故必須吃飽。至于晚餐，則盡量簡單節(jié)省。河南土話，吃晚飯為“喝湯”，所謂湯是指湯面條。我小時對我家工人的吃飯，印象特深。他們的一餐除用湯碗盛一碗“糊涂”（小米粉制成的粥）外，還用兩根筷子，分別穿起兩個各約六七兩重的大饅頭，這一來四個饅頭就有二十多兩。中午若吃涼面條，所謂上等飯，每人至少可吃三四大碗，消耗之大簡直不可想像。鄉(xiāng)人沒有菜吃，冬天情形稍為好些，可能有蘿卜或白菜等蔬菜佐餐，但這是地主人家才有；普通人家，或吃蒜汁，或食辣椒汁。鄉(xiāng)人的婚喪，是件大事。特別是嫁女兒，早在一二年前，便要預備嫁妝，甚至有自行種樹，以便打造箱籠家俱。娶媳婦亦是一大負擔。再者，老年人一到五六十歲，便要準備棺木，每年親自看著油漆一遍，由此可見中國人對身后之事如何重視。但必須稱為富有的人家才能作此打算。除以上所說的開支外，鄉(xiāng)人平常用錢的機會真是少之又少。以我外祖父家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代表。他們一家大小七口，雖有近四十余畝的地，但大都是所謂“坡地”，易旱易澇，往往二三畝的收成此不上我們的一畝，除勉強糊口外，幾乎沒有閑錢可用。鄉(xiāng)人除地主人家有菜園外，從不自己種菜，向來也很少買菜吃。馬村每隔一天，逢雙趕集。有一次外祖父帶我前去，他花了一個制錢為我買了兩個油饃（類似油條），重不到二兩。他自己轉了半天，只置了兩三個制錢的青菜。這也難怪，他每次買菜的錢，必須由家中提一二升糧食去換，若換不到錢，還不能買呢！所以對錢特別心疼。談到穿，鄉(xiāng)人完全靠自己紡織，從種棉花到紡成線，再織成布，其過程是何等的辛苦。若自穿有余，再賣出換點錢貼補家用。鄉(xiāng)人吃的簡單，穿的更簡單，窮人一年兩季只有單衣棉衣兩種，有夾衣可穿的很少。一到夏天，鄉(xiāng)人為了省布；常舍不得穿衣服，打著赤膊。北方到八九月間天已相當冷，此時鄉(xiāng)人脫去單衣穿上了棉服，一直到過冬。棉服內(nèi)不穿褂褲的比比皆是，有人說他們不講衛(wèi)生，其實根本無法講起。像長袍之類，那是斯文人穿的，鄉(xiāng)人一生未穿過的非常之多。洋布大量輸入之后，因為價廉物美，土布大受打擊，棉花也無人種了。直到抗戰(zhàn)期間，因洋布輸入少，后方需要多，土布又盛極一時。勝利前我曾回河南一次，看到鄉(xiāng)間婦女又在紡棉織布，但為期不久。鄉(xiāng)人經(jīng)濟的另一來源是種煙葉，這種情形在清末尚不顯著，等到我小學快畢業(yè)，種煙葉的人便多了。當時，英美煙草公司發(fā)現(xiàn)河南的土質(zhì)與美洲的維琴妮亞很相像，適于種煙葉，便在許昌設一煙廠，收購煙葉，加工制造。本來過去是土煙，現(xiàn)在公司給予新種子，又可貸款，利益既穩(wěn)且大，較種田好過幾倍。但鄉(xiāng)人最初仍很保守，除許昌一帶外，其他地方都不肯種，因此，許昌附近因種煙葉而發(fā)財?shù)念H多。后來大家知道利潤大，英人也多方貸款，助予設備，因此種的人漸多。煙葉種的多，間接便影響到糧產(chǎn)，因此，有許多貧窮人家最恨種煙葉的，說：“你們田多，可以種煙葉，卻害苦了別人?！痹瓉砑Z產(chǎn)減少，糧價便貴，本已不夠吃的窮人便要受影響。最初，紙煙并沒有人吃。記得一次在漯河車站，我親眼看到海盜牌（Pirate）香煙免費贈送。他們的想法是先送給你吃，然后要幾個錢，等你吃上癮才賣。民國二十一二年間，地方上自己開始卷煙，很多人因而發(fā)財，土制卷煙的裝璜雖沒有洋煙好，但價錢便宜，專銷鄉(xiāng)間，利潤也大。尤其到抗戰(zhàn)的時候，外煙到不了后方，土煙盛極一時，河南的土煙算是好的，記得我家的煙還到過重慶呢！不過，這種情形為期不久，因后來由于孔祥熙的建議，政府在河南設立專賣局，及至抗戰(zhàn)勝利，土煙無法與上海大工廠競爭，一下全部垮了。除此之外，鄉(xiāng)村談不上有什么工業(yè)，只有酒坊、油坊、織布等一些手工業(yè)。有一時期，婦女們以大麥梗編織草帽辮子外輸，但為期頂多不過五六年。至于商業(yè)方面，全由本地供應，商店主要銷售日用雜貨，包括糖食、火柴、紙張等。實際上，鄉(xiāng)村很少用紙，主要消耗為黃表（燒以敬神）與燒紙（燒給祖先），再窮的人，別的錢可以不花，表紙卻要買。另外，小孩寫字用紙，點火用紙。說得不好聽，鄉(xiāng)人草紙都不用。其次為京貨，即現(xiàn)在的洋貨，包括女人用的針線、肥皂、鞋布等，京貨店往往走幾個鎮(zhèn)未必有一家，因為需要量少之故。另有一種“貨郎擔”挑著兩只萬寶箱，內(nèi)裝有針線等應有盡有的物品，每隔一段時間，到鄉(xiāng)下轉一趟，等于流動商店。

后記

校完最后一校的郭師廷以（量宇）訪問記錄，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同時也有一些話，順便在這兒向量宇師的親友和讀者做一個交待。民國五十一年十月，郭師找我進近史所，主要就是參加口述史的訪問工作。到民國五十三年九月我出國的短短兩年期間，先后追隨沈云龍教授、張朋園學長訪問過的人物正好有十人之多，而其中感覺精神壓力最大、工作最吃重的就是郭師自己的口述了。

編輯推薦

《口述歷史叢書:郭廷以口述自傳》編輯推薦：郭廷以先生是中國口述史學的先驅。先生史識宏遠，秉持“為現(xiàn)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的宗旨，在創(chuàng)所之初，便擬訂口述歷史的大綱細則，首開風氣，推展口述工作，先后訪問了許多政治、經(jīng)濟、教育、文化各界重要人物，使口述歷史在國內(nèi)蔚然成風。而先生親自主訪或校閱文稿者，達五十九人之多，逾四百萬言。先生也以身作則，于1964至1969年間接受訪問，完成《口述歷史叢書:郭廷以口述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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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13條)

郭廷以先生的這部口述自傳，以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經(jīng)歷，反映了上世紀20～50年代復雜多變的社會生活圖景，及對于知識分子命運的影響。其所述史事，細微、生動而完整，盡顯史家修養(yǎng)，是現(xiàn)代史研究者難得的參考資料，也是大眾讀者喜歡閱讀的歷史掌故。
口述回憶錄是郭挺以先生早年真實生活的記錄與回憶，記錄人用流暢的文筆表達，使得不僅讀來輕松自然，也對那一時代背景有了深刻的認識與了解。讀者對郭先生又多了一份認同和理解。他雖然是大學者，也是普通人，時代給了他機會，而他的才氣和努力成就了事業(yè)與成就，給后人留下記憶與懷念。
不錯的自傳。
文筆質(zhì)樸，史家之風。提供的許多細節(jié)使我們有觸摸歷史西部的鮮活感，尤其是描寫的故鄉(xiāng)生活，大多與我輩的經(jīng)歷基本相符。值得一讀
記載歷史的人，自己立傳也別有趣味。
這么好的書，印刷成這樣，實在可惜，價格定得也高了。
很欽佩郭老先生的“鋪路石”精神。
內(nèi)容平淡，應有的細節(jié)卻沒有，看完即了
對我這樣一個學歷史的學生來講，郭庭以先生是近代以來河南籍的頂級史學大師，也是我的小同鄉(xiāng)。早想買這本書來看看，一是對這位史學大師生平的好奇，一是想看看這位鄉(xiāng)親先賢對他童年的所居之地的描述，那也是和我祖輩們的生活狀態(tài)很相近的。相對于史學的書籍，這本書定價還算可以，不便宜。好在我是在卓越搞活動時買的，價格上實惠到底。剛剛爸爸翻了幾頁，還在說，他寫的好多地方我小時候都... 閱讀更多
對于東南大學1925年郭秉文校長風波有比較詳細的記述，非常不錯
書很好，但是定價太貴，這是唯一的一個缺點。
　　按:本文成文于2009年6月19日,是本人提交的課程作業(yè),首次發(fā)布于飛揚, 非經(jīng)本人同意,不得轉載.
　　http://www.fyjs.cn/bbs/read.php?tid=558441
　　前言：口述歷史，簡單地說：就是指口頭的、有聲音的歷史。它是對人們的特殊回憶和生活經(jīng)歷的一種記錄。對理解過去和今天以及保存即將逝去的聲音來說，口述歷史是一種非常理想的方法。自1948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現(xiàn)代口述史學建立以來，口述歷史就被廣泛應用于歷史研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而口述自傳即是由此應運而生的一種傳記文學的新門類。顧名思義，口述自傳即傳主口頭敘述其生平事跡，由他人筆錄或者錄音，然后整理、修改而成的自傳作品，是口述者與撰寫者相互配合雙向進展的結果。
　　我國臺灣地區(qū)的口述史學研究，是在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長郭廷以先生主持下，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作而開展起來的。因條件所限，一度幾乎停頓。從民國四十九年開始到民國五十一年合作中止，先后訪問約四十人，記錄二百三十余萬字，并搜集談話人日記、年譜、回憶錄稿本等。民國五十二年，郭廷以先生主持擬訂了《加強民國史訪問（口述史）計劃》，重新啟動了口述史學研究。之后，臺灣地區(qū)的口述歷史工作呈蓬勃開展之勢, 不僅學術成果極為豐富，而且由專業(yè)人士的層面進一步向全社會輻射，成為了廣受關注的學術熱點。
　　關于《郭廷以口述自傳》的由來，據(jù)郭先生自己說是受到了胡適先生的提示，于民國五十三年開始進行訪談的。訪談通常于周末下午開始，每次長達七八小時，共計十五次，民國五十八年，郭先生遠走美國講學，訪談即行終止。計劃中關于郭先生籌備近代史所及其發(fā)展的狀況沒有來得及進行訪談，而且郭先生并沒有完成對稿本的改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87年6月出版了由張朋園、陳三井、陳存恭、林泉訪問，陳三井、陳存恭記錄的《郭廷以先生訪問記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于2009年1月將其列入《百科史學．口述歷史叢書》出版，只是書名依統(tǒng)一體例改成了《郭廷以口述自傳》。筆者依據(jù)的即是該版本。
　　郭廷以先生是河南舞陽人，早年進入南京高等師范附中、東南大學學習。1927年后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編史局秘書、清華大學歷史教員、國民政府教育部邊疆教育司司長、河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等。1949年赴臺，歷任臺灣大學教授，臺灣省立師范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院士等，晚年赴美國哈佛大學講學。在這部《口述自傳》中，郭先生主要回憶了去臺之前的經(jīng)歷。最后回憶了他的一些朋友的情況。該書并附錄了呂實強先生著：《辛勤開拓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先生》以及《郭廷以先生簡歷以及著作目錄》、《良規(guī)的志行》等。對郭先生的個人回憶部分起了很好的補充作用，也為進一步研究郭先生著作以及學術思想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路徑。
　?。ㄒ唬┪易x《郭廷以口述自傳》：該書篇章結構為：故鄉(xiāng)的地理和人口、社會生活、家世、中學時期、大學時期、參加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工作、服務于中央黨務學校時期、清華兩年、從河大、政校到中大、戰(zhàn)時我與中大、抗戰(zhàn)后的經(jīng)歷、懷友憶舊等十二個部分，以及三個附錄。
　　我感興趣的主要在于郭先生的求學經(jīng)歷以及他對近代中國史學科建設的貢獻。因此我首先重點學習了他求學經(jīng)歷部分，從書中第四、第五部分看，他的求學經(jīng)歷很復雜：梳理如下：
　　民國七年郭先生以蠶桑學堂的高小同等學力報考開封二中，以頭名上榜。先是，郭先生準備報考留美學堂，但是因為法文班因故停辦，不得已，報考了開封二中。很意外的情況是：
　　當時，有一位體育老師給他們講起時事，推薦他看《民國日報》、《救國日報》。他正是被這位先生引入了進步思想的學習當中。那之后，郭先生也開始借閱《新青年》，《每周評論》，我注意到郭先生認為：《每周評論》比《新青年》言辭更為激烈。這與我的個人成見有所不同。
　　郭先生對“五四”運動的回憶與近年來學人，如羅志田先生的觀察差不多：巴黎和會前，“不僅國與國之間沒有戰(zhàn)爭，眼看國內(nèi)也將和平統(tǒng)一，全國上下對國家前途都抱有莫大的希望”。待到關于山東問題的消息傳回國內(nèi)，“潑了一盆冷水”，“學生們十分憤慨”。郭先生總結到：“‘五四運動’實在不是偶然的”。之后，郭先生參加了學生社團并積極撰寫了攻擊安福系和捧吳佩孚的文章。當時，“學生無不喜歡吳佩孚的”。這也提示了我們：五四運動中以及之后軍閥們的表現(xiàn)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郭先生提到了“青年學會”以及主辦的《青年》半月刊，郭先生認為該雜志對開封青年學生影響很大，但是并不認為它與馬克思主義相關，并認為以往大陸的宣傳如《五四時期期刊介紹》所說是“難免牽強附會”。在相關回憶錄中，這一點得到證實。但是，正如主持其事的曹靖華回憶的那樣：“他們當時連共產(chǎn)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本質(zhì)的區(qū)別都還搞不清楚。”，然而，他們也從李大釗先生的文章中，“初步地離開了唯心主義的迷魂陣，跨上了唯物主義的道路。”
　　郭先生于民國九年六月讀完二年級之后就離開了開封二中，轉學至南高附中接著求學。當時，在南高附中讀書，常能聆聽教授名流的演講，郭先生自稱受柳詒徵先生、劉伯明先生影響最大，乃至與梁啟超先生也有了信函來往。
　　郭先生介紹了自己“五四”之后的觀察，我感興趣的是這樣的表述：“這時，凡是以新青年自居的至少要買幾本這樣這類的書籍雜志，以表示學問的淵博，而藉以結交新朋友?！彼蔡岬搅斯伯a(chǎn)主義思想的傳播，并認為當時共產(chǎn)黨主要是注重吸收青少年。
　　民國十二年，郭先生以頭名從南高附中畢業(yè)，保送至東南大學，最初，他是想去北大的，但是聽說“北大鬧得很，請愿、打架、很少上課，學生住在寢室沒人管……”于是決定留在東大。以后的事實證明，這對先生的學業(yè)來說，是個好事情；但是對以后的事業(yè)發(fā)展，卻埋下了一個隱患。郭先生花了一定篇幅介紹了東大的師資以及辦學特點，他總結說：“東大的精神是不走極端——承受我國固有文化，而且拼命吸收西洋文化”。按郭先生的說法，他在學習歷史過程中，主要得益于柳詒徵先生和徐則陵先生，他說：“嚴格說來，柳先生教我讀書，徐先生教我方法……”。接著，郭先生花了很大篇幅介紹東大易長風潮，總結是：“兩敗俱傷，是東大的損失”。先生對國民黨北伐時期政治態(tài)度的自我表白我頗為懷疑，但郭先生正是對北伐的軍事有興趣，而開始做日志，則是值得注意的。隨著戰(zhàn)亂，他也結束了自己的大學生涯。
　　總結來說，郭先生的求學是頗有成績的：他學習成績名列前茅，大學的專業(yè)訓練對他走上史學的研究之路有著莫大影響。學習之外，他也積極吸收新思想，參加了學生社團。而且正是出于對時事的關心，使他走上了專治中國近代史的道路。
　　在結束了學業(yè)之后，郭先生是怎樣走上專治中國近代史的道路的呢？這要從郭先生與蔣廷黻先生、羅家倫先生的交往談起。書中是這樣交代的：郭先生在南京時候受羅家倫先生邀請到上海，從事文書工作。接著親歷了上海工人起義以及“四一二清黨”。郭先生認為中共當時計劃武力奪取上海英租界，英國要準備武力鎮(zhèn)壓，所以蔣介石才決定“清黨”。郭先生披露了自己為蔣介石翻譯《為清黨對外宣言》之始末，提供了歷史的細節(jié)。
　　之后，郭先生到編譯委員會工作，他的工作，一是搜集國民革命軍軍事史史料，二是繼續(xù)做自己的“史事日志”。二個月后，編譯委員會被取消，郭就隨羅家倫先生到黨務學校去了。
　　在黨務學校，郭先生仍然是在編譯部，他自己堅持寫民國大事記，并做了自印本。民國十六年，民國政府改清華學校為清華大學，以羅家倫先生為校長。郭先生描述了羅先生對清華的整頓口號：“學術化、平民化、經(jīng)濟化、紀律化”。對羅先生的改革舉措，郭先生的評價是：“貢獻很大”。僅舉一例：在羅致師資上，郭先生發(fā)現(xiàn)了當時并不得意的蔣廷黻先生的著作《近代外交史輯要》，從而向羅先生推薦了蔣。后來蔣進清華之后，刊布《籌辦夷務實錄》，又在《獨立評論》發(fā)表政論，進而走上從政道路。民國五十二年郭先生與蔣先生見面，蔣指出：“你應該知道，我第一知己是羅志希（筆者注：即羅家倫先生）”。郭先生在書中雖然沒有明說，但是字里行間也流露出其伯樂發(fā)現(xiàn)千里馬的自得。
　　郭先生在清華先是做行政，后來也開了中國近代史的課，業(yè)余時間，他主要是游走于各圖書館、古書店，看了不少書，也接觸了不少人。但他在清華的留學因事又未成。民國二十年，羅先生被清華趕走，郭先生應河南大學之邀，去教西洋近代史，并直接得到了教授名義。只教了半年，因為羅先生主持政治學校，郭先生就被羅先生叫去做行政，并兼中國近代史的課。那時候，九一八事變已經(jīng)爆發(fā)，政局不穩(wěn)，郭先生也是到民國二十二年，才正式安定下來，到中央大學任職去了。
　　郭先生自己總結：戰(zhàn)前四五年收獲很大，一是寫出《中國近代史》，二是編輯了《太平天國史事日志》和《太平天國歷法考訂》（書中作《太平天國歷法考》），發(fā)表之后，“轟動一時，引起日本學者的注意”。我注意到郭先生的這些學術成果也得到了以后大陸學術界的承認：比如周谷城，姜義華兩先生主編的《中國學術名著提要歷史卷》就將其《太平天國史事日志》列入了。
　　抗戰(zhàn)時期，中大在羅先生策劃下一步到位，直接遷往重慶，“一勞永逸”。后來，羅先生因被指斥把持中大和中政兩大學校，受到抨擊，辭去了中大校長職務。此后中大校長如走馬燈般換來換去，人事一直不穩(wěn)。
　　民國三十六年，郭先生被教育部長朱家驊任命為邊疆教育司司長，任職時間甚短。郭先生自己對邊疆教育工作的理解是：“不要他們‘漢化’，但要他們‘近代化’”。另外他提到了國立西藏小學，并說自己不很清楚其辦學效果。我新近看到一本書，閱讀到相關當事人的回憶，可資參考。
　　民國三十七年，中大商議遷校至臺灣，后未成，在這里，郭先生點了兩個人的名，一是時任臺灣省主席的陳誠將軍以安全考慮阻止遷校，二是傅斯年先生“所關心的是北大，惟恐中大及其他大學教授退來臺灣，臺大請不了那么多……”。
　　到臺灣之后，郭先生拒絕了去臺大任職，后接受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朱家驊先生邀請，到“中研院”組建了近代史所。至此，郭先生以“現(xiàn)在真是騎虎難下”的苦澀話語結束了關于自己的回憶。
　　以后的部分即以《懷友憶舊》為題，回憶郭先生的人際交往情況了，因不感興趣，未細讀。
　?。ǘ⒁韵壬?、學術研究的簡評及前瞻：關于郭廷以先生的學術成就、思想的研究，大陸目前成果尚少，筆者目前見到的一些紀念性文字，主要收錄在他的家鄉(xiāng)舞陽出版的文史資料中；至于學術研究，僅見有兩篇針對郭先生的著作研究其某個具體學術成果的論文。臺灣方面，較為重要的有其小傳《郭廷以（量宇）一九○四 —— 一九七五》，另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的多種紀念文集，除了這些，還有《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郭廷以先生書信選》、《郭廷以先生遺稿輯存》等文集；學術研究方面，有王爾敏先生著《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內(nèi)有兩篇關于郭先生的研究文章，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把郭先生開創(chuàng)的南港學派視作“非主流”史學學派，我認為：作為郭先生大弟子的王先生，做這樣的劃分是耐人尋味的。而張朋園先生著《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則對郭廷以先生主持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術合作，開展了個案研究，也回擊了某些人對此問題的非議言論。
　　總的說來，目前對郭先生生平和學術的研究，還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例如，郭先生的全集、年譜，傳記、書信錄的編輯等最重要的資料整理工作也才起步，現(xiàn)在臺灣方面有郭廷以先生的門生故舊已經(jīng)開始了這個工作，值得進一步關注。
　　我認為，對郭先生生平和學術的研究，有助于對20世紀中國學術史研究的拓展，發(fā)掘出民國時期“體制內(nèi)”知識分子研究的新領域，過去，這樣的關注是不多的。但據(jù)筆者所見，現(xiàn)在對民國時期“體制內(nèi)”知識分子的研究已有了可喜的嘗試，比如中國人民大學張曉京博士大著《近代中國的“歧路人”—— 羅家倫評傳》，正如張曉京博士指出：“這樣的研究，“直接的‘拾遺補缺’和‘撥亂反正’，本身就是一種‘出新’，能力所及的話，還可以‘出彩’”。目前大陸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以及兩岸學術交往的“常態(tài)化”，為進行這樣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希望對郭先生生平和學術的研究，能夠在兩岸三地以及海外學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更大的成就。
　　
　　參考文獻略。
　　
　　　　戴海斌：前水非后水，古今相續(xù)流——郭廷以和他的“史事日志”系列
　　
　　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 2011年10月12日 10 版）
　　　　
　　　　郭廷以（1904—1975）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先驅人物，早年與羅家倫、蔣廷黻諸先生相過從，由垂手從教而至相與論學，交誼久長。自1928年起，已創(chuàng)擬《近代中國史》十九冊的宏大寫作計劃，并有意與羅、蔣合撰近代史以供一般閱讀。30年代以降，又陸續(xù)推出一系列“史事日志”類編年巨著。更為人知的是，他作為臺灣中研院近史所首任所長，擘畫創(chuàng)建，養(yǎng)成人才，使得一個新興學術機構成長為近代史研究重鎮(zhèn)，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享譽學界的“南港學派”。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國史綱》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學術界和讀者重視與歡迎，先后3版13次印刷，繼又在臺灣刊行，目前在大陸也已有兩個版本。今人論及郭氏史學貢獻，常列舉其多種以“史學日志”命名的著述。綜計相關作品有《太平天國史事日志》二冊、《近代中國史事日志》二冊、《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四冊。此外《太平天國歷法考訂》、《郭嵩燾先生年譜》等書同屬編年系事性質(zhì)，也在所謂“年代學著作”范疇內(nèi)。王爾敏歸納乃師史學功力所在，“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學養(yǎng)，研治史事，重視年代學”。（王爾敏：《郭廷以先生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建樹》，《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第14頁）可以說，史志體裁的寫作幾乎貫穿郭廷以學術生涯始終，堪謂其史學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種。
　　　　
　　　　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陽一個小康的地主家庭，初小而高小，是最早一批新式學堂的試驗者。1918年考入開封二中，后轉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中，1923年被保送入東南大學歷史系。柳詒徵主講中國文化史，因材料不好解決，鴉片戰(zhàn)爭以降一段幾乎無從講起，授課只好參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學生對照《東華錄》比讀。這實際成為郭廷以接觸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說，“初看茫無頭緒，后來越看越有興趣，從道光朝看到咸豐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編出一套章節(jié)，很得柳先生贊許”。約自大學二年級，郭開始做讀書筆記，并漸將札記范圍擴充至記錄時事。北洋時期軍事繁興，郭據(jù)能接觸到的資料，隨時記錄內(nèi)閣變遷、各省軍隊番號、駐防區(qū)變更、軍官出身等等，并列出表格，這些工作為“后來研究現(xiàn)代史的準備”，可見其已有保存當代史料的自覺。
　　　　
　　　　在東大最初兩年漸摸到研究門徑，但真正引領郭廷以進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還是羅家倫。他大三時，羅聘入東大歷史系，郭回憶當時課堂情形：“由于羅先生名氣大，講話風趣，最初上課轟動一時，以風雨操場做教室，文科學生固然要聽，其他科系學生也擠去聽”。羅家倫犀利的談鋒、嶄新的觀念，給他極大震撼，由此結下學術之緣。1927年郭大學畢業(yè)，經(jīng)羅家倫推薦，進入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工作。時值北伐，戰(zhàn)爭一發(fā)動后，郭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識到這是一件“大事”，據(jù)報刊逐日記“大事志”。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屬編史局，專門收集國民革命軍史料，因此有條件寫作“日志”，為將來撰寫軍史做預備。郭廷以有過史料學訓練，在搜集資料方面非常用心，據(jù)他自述：“當時我收集資料的范圍很廣，標語也加以收藏，并記載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個機構貼出來的標語，由此可發(fā)現(xiàn)軍政方面變化的跡象。”
　　　　
　　　　不久后，郭廷以轉入中央黨務學校編譯部，一面擔任編譯，一面纂寫民國大事志，范圍漸漸前推，“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寫出一個大概，對研究近代史有了一個骨架了”。至1928年春，完成《清季史事日志初稿》，由中央政治學校印行。當年郭應清華大學新任校長羅家倫之邀北上協(xié)助行政，并以歷史系教員名義與羅合授“中國近代史”。1930年離開清華，相繼執(zhí)教于河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至1932年赴中央大學歷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在中大郭廷以開設了近代史課程，并編寫多部講義，課余還常去各圖書館查閱資料。金陵大學是教會學校，英文書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種，這里成為他讀書的“福地”。郭晚年憶及在圖書館狹小閣樓上查書的情形：“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過，善本書也全看過，相當下功夫，當時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溫度一高，汗流浹背，非常之苦。”利用北京、南京等地資料，“近代中國史長編”得以不斷充實內(nèi)容，覆蓋時段上自16世紀，下迄至民國20年代。他選出其中相對成熟的部分，以《太平天國歷法考訂》、《太平天國大事日志》獨立成書。后者原名《太平天國大事日志》，據(jù)中大學生王聿均言，“改名可能是出于羅家倫先生的建議，史事日志是指與歷史有密切關系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兩書出版后轟動一時，郭也由此奠立與簡又文、羅爾綱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國史先驅大師”地位。
　　　　
　　　　至遲不晚于1939年，《近代中國史事日志》寫作已基本完成，但郭廷以精益求精，不愿匆忙定稿，加之抗戰(zhàn)軍興，輾轉耽擱，一直到60年代，即臺灣近史所時期才正式出版。當時《中華民國史事日志》也已初具規(guī)模，郭的多位弟子張朋園、呂實強、陸寶千、陳存恭等人對內(nèi)容增補均有所貢獻，而最終定稿是他晚年在紐約完成的。在生命最后一段時光，郭廷以仍舊保持著數(shù)十年前初操史觚時的工作熱情，在美國各大圖書館搜集資料，逐日逐條加以增訂，“到死還是沒放棄”。該書出版經(jīng)歷了波折，張朋園后回憶說：“郭先生去世十年后，近史所才在所長呂實強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華民國史事日志》。在此之前，我們幾乎都認為郭先生這套書沒希望出版了，因為那個時代，沒有人敢批評政治，不像現(xiàn)在，就算你不喜歡總統(tǒng)也可以批評他，但在當時，你只有生悶氣的份。”無論如何，多種史志終得以匯齊出版，總算是對郭先生身后的告慰。
　　　　
　　　　今日流傳最廣的郭著《近代中國史綱》完成于上世紀70年代，而往前再推30年，郭廷以還出版過兩大冊以《近代中國史》為標題的著作。長（商務印書館1940、1941年）這兩冊各達600多頁的大書非一般意義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各以早期中外關系、鴉片戰(zhàn)爭為主題，按時序做“史料之整輯排比”的文獻集，其性質(zhì)不完全同于“史事日志”，但方法或內(nèi)容均多近似。郭本人自承，在史學方面“比較影響我最大的是羅家倫先生，……影響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國資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931年羅發(fā)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就“科學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圍提綱挈領，直言“現(xiàn)在動手寫中國近代史還不到時候”，“要有科學的中國近代史，非先有中國近代史料叢書的編訂不可”。此文作為“引論”收入《近代中國史》第一冊，同書“例言”說：“歷史研究應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國史論，現(xiàn)在尚為史料整理編訂時期，而非史書寫著時期”。史料取舍也嚴格按照羅所論以“原料”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
　　　　
　　　　這類帶有干燥的、實證氣味的史學體裁，易造成一種刻板形象，讓人以為郭廷以只是一個會寫史事編年的“史匠”。其實撰寫《近代中國史》時，除了排比史料，他還特別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記載“互相聯(lián)通”，各主題附以簡要解說，以使讀者獲得“一貫明了之認識”。張朋園以今日眼光視兩冊《近代中國史》，認為其中“不只是史料，還有郭先生對史料的獨特見解，并非沒有解釋”，并進而指出，解釋歷史的觀念是由蔣廷黻所種下的。郭廷以在清華只待了短短兩年，有一個重大收獲，就是結識了蔣廷黻。上世紀30年代的北平學術界充斥“非考據(jù)不足以言學術”的空氣，各大學史學課程日趨專門化，而主持清華歷史系的蔣廷黻卻對此學術風氣有自覺反撥，偏向為綜合史學鳴鑼開道。郭、蔣有過一同工作的經(jīng)驗，無論重實證的研究路數(shù)，或歷史理解的宏觀方面，皆多所共鳴。按郭的理解，“將史事按史時順序排次，則全局悉入眼中，分條來看，容有支離破碎之感，綜合參證，自有其脈絡系統(tǒng)可尋”，理論上所謂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兩者間并無截然分界。之所以視史事編年如此重要，在于他特強調(diào)歷史連續(xù)性。郭常以李白詩句“前水非后水，古今相續(xù)流”作喻，將史實視為前水、后水，為一種不能中斷的永恒連續(xù)，“歷史研究首須認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義；史事須以史時來聯(lián)貫，史時失去正確，史事即因而紊亂”。郭還重視中西“交通”的因素，認為歷史不可分，不僅時間有連續(xù)性，空間亦有交互性，所謂“六合為一國，四海為一家”，此種現(xiàn)象“以近代為尤著”。
　　　　
　　　　對編寫史志的工作本身，郭廷以倒看得相當平易。他視史志為“一部近代中國的綜合記錄”，認為是一種“極平凡而相當繁瑣的工作”，并歸納“有興趣”、“肯耐煩”、“廣涉獵”、“勤動筆”、“慎選擇”數(shù)項標準，在實踐中身體力行。郭常向學生灌輸“勤動筆”的觀念，“看到什么東西，覺得有意思，應該馬上動筆把它記下來”，鼓勵學生從檔案中找專題進行研究，如果不是經(jīng)過相當時期的史料訓練，他是不放心讓學生直接從事專題研究的。這一觀念對近史所治學風格有著深刻影響。
　　　　
　　　　李恩涵總結說：“當時凡是遵照量宇師指示，肯下功夫的，如李國祁、王樹槐、王爾敏、張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專書著作；沒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在近史所待了三、四十年也寫不出一本好書的大有人在。”劉敬坤出自郭在中央大學歷史系所教的最后一班，也是他為數(shù)不多的留在大陸從事史學工作的學生之一。對于應在史料方面下的功夫，他在多年后有所反思：“很后悔沒有照郭先生所說的去做，一直到后來我自己做研究，才發(fā)覺郭先生的路子是對的?！彼姓J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圈子里，郭廷以是一個“奠基者”，不過遺憾地表示：“目前在大陸，有幾個人走郭廷以的學術路線，但卻不是郭先生教的”。

郭廷以口述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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