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夷教華化叢考

用戶評論 (總計2條)

•   　　 談“大明國景教慶壽寺”墨書題記
  　　
  　　
  　　 景教是基督教異端之一，唐初經(jīng)中亞傳入中國內(nèi)地。受唐末滅佛運動的牽連，景教在中國曾一度銷聲匿跡，直到元代才跟在蒙古軍旗之后再度輸入而達到極盛，元末時又因蒙古人撤出中國本土而徹底消亡。但也有人主張，直到明代正統(tǒng)年間(1436-1449)，中國內(nèi)地尚有景教徒活動。此說初見于曾毅公的《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文物》，1959年第9期)：
  　　
  　　 1956年筆者到房山訪碑，在石經(jīng)山曝經(jīng)臺九級石塔下的懸崖下發(fā)現(xiàn)了不少墨跡題記，中有一條是：
  　　
  　　 大明國景教慶壽寺僧人超然經(jīng)匠道□四名，游于□□。正統(tǒng)三年廿九日游到……小西天石經(jīng)堂瞻禮。
  　　
  　　 慶壽寺在哪里，我們還沒有查出，但我們可以知道，正統(tǒng)三年(1438年)景教僧人和經(jīng)匠還在云游布道。這也是景教流行中國的重要史料之一。
  　　
  　　 這條題記后被收進《房山石經(jīng)題記匯編》(后面簡稱《匯編》)，未施標點：
  　　
  　　 大明國景教慶壽寺僧人超然經(jīng)匠道□四名游于□□正統(tǒng)三年四月廾九日游到□□□□小西天石經(jīng)堂瞻禮(第76頁)
  　　
  　　 《匯編》的錄文應(yīng)該參考過曾毅公的工作，但又稍有不同，比如多出“四月”，“廿”寫作“廾”。
  　　
  　　 中山大學(xué)的林悟殊教授，似未注意到曾毅公的論文，在其新作《中古夷教華化考》(蘭州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所收《唐代景教名字的華化軌跡》一文中，根據(jù)《匯編》也將此題記視為景教在中國的晚期遺跡：
  　　
  　　 該題記落款正統(tǒng)三年(1438)，遠早於西安景碑發(fā)現(xiàn)的天啟年間(1621-1627)，因而，個中的“大明國景教”不可能是受景碑啟發(fā)而冒出的新教派；而正統(tǒng)年間，西方的耶穌會士也還未到中國，該“大明國景教”也不可能與明末海陸新傳入的西方基督教有涉。是以，其無疑應(yīng)是本土原來所固有的，是否就是唐代景教的余緒，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有趣問題。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著唐代景教遭武宗迫害后，民間還有其信眾；從其僧人到房山佛教圣地“瞻禮”的題刻，暗示其或以佛教一宗之面目存在于社會。(第259頁)
  　　
  　　 對曾、林兩先生的觀點，我是有些懷疑的。題記中的“慶壽寺”，不難使人想起北京城內(nèi)那座橫跨金、元、明三朝的佛教名剎慶壽寺。慶壽寺俗稱雙塔寺，原址在西長安街附近。在事先無法排除“景教慶壽寺”指雙塔寺的可能性之前，似不能輕易斷定該題記出自景教徒之手。因為就算帶有“景教”二字，也不一定同景教有關(guān)。比如在明太祖《祭保志法師文》和《諭僧純一敕》二文中，均有“景張佛教”一語?！熬敖虘c壽寺”的“景教”，有可能是取“景張佛教”的意思，而為“慶壽寺”的修飾語。
  　　
  　　 該題記的照片或拓本，以前從未刊布過，要確定錄文是否正確，非上石經(jīng)山當場核對不可。2012年3月17日，我和友人登上石經(jīng)山對題記做了初步核對。核對的結(jié)果頗不利于把題記視作景教遺跡的論點。
  　　
  　　 先說題記位置。林先生以為題記在“房山石刻橫額‘玉皇寶誥’下”，可惜這是錯誤的，致誤之由在于對《匯編》的誤讀?！秴R編》將“玉皇寶誥”刻文和該題記編為一組，極易使人誤會二者處于同一位置，可實際上它們卻是分在兩處。只要到石經(jīng)山踏查一番，就能發(fā)現(xiàn)這一點。其實《匯編》已經(jīng)記錄題記的正確位置，即“在開元廿一年焦玄巖題名崖石級下左崖石上”(第77頁)。另外，曾毅公所說“在石經(jīng)山曝經(jīng)臺九級石塔下的懸崖下”，也是正確的。
  　　
  　　 再說題記現(xiàn)況。該題記是自上往下、從右向左分數(shù)行書寫，因常年風吹日曬雨淋，大部分文字已無法辨識，每行的起訖和字數(shù)也不易確定。最關(guān)鍵的是，應(yīng)出現(xiàn)“大明國景教慶壽寺”八字之處，僅剩下“壽寺”二字勉強可識，其余的字不知何時已被人鑿去。
  　　
  　　 題記殘留部分的上端，因位于突出的石檐下，遂得到較好保存，尚能讀出以下數(shù)字：
  　　
  　　 正統(tǒng)三年四
  　　
  　　 小西天石經(jīng)堂瞻禮
  　　
  　　 但題記并非到“瞻禮”結(jié)束，而是另起一行，還寫有“大藏”二字，非常清晰，從字體和墨色判斷，不像是后人添寫。不知何故，曾毅公和《匯編》編者均漏錄了這兩個字。題記作者一行游至石經(jīng)山(小西天)，顯然是為瞻禮雷音洞(石經(jīng)堂)所藏《妙法蓮華》等十二種石經(jīng)經(jīng)版(大藏)而來。說題記作者是佛教徒，似還合理一些。
  　　
  　　 按照題記的寫作通軌，“大明國”或“大明”后面一般跟的是年號。所以我懷疑“景教”很有可能是“景泰”(明代宗年號，1450-1456)的誤讀，而“大明國景教慶壽寺”原來有可能是分行寫成如下的模樣：
  　　
  　　 大明國景泰(某年)
  　　
  　　 (某月某日)慶壽寺
  　　
  　　 總而言之，房山這條“大明國景教慶壽寺”墨書題記疑點太多，無法排除其原本為佛教題記的可能性。要拿來作為證明景教在明代尚流傳于中國內(nèi)地的史料，是不能讓人放心的。
  　　
  　?。╤ttp://gcontent.oeeee.com/6/80/68095f4a82903794/Blog/66b/4bf30b.html）
  　　
•   　　 談“大明國景教慶壽寺”墨書題記
  　　
  　　 景教（Nestorianism）是基督教異端之一，在西方遭到迫害后，東傳于敘利亞、波斯和印度，唐初經(jīng)中亞傳入中國內(nèi)地。受唐末滅佛運動的牽連，景教在中國曾一度銷聲匿跡，直到元代才跟在蒙古軍旗之后再度輸入而達到極盛，元末時又因蒙古人撤出中國本土而徹底消亡。但也有人主張，直到明代正統(tǒng)年間（1436-1449），中國內(nèi)地尚有景教徒活動。此說初見于曾毅公的《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文物》，1959年第9期）：
  　　
  　　 1956年筆者到房山訪碑，在石經(jīng)山曝經(jīng)臺九級石塔下的懸崖下發(fā)現(xiàn)了不少墨跡題記，中有一條是：
  　　
  　　 大明國景教慶壽寺僧人超然經(jīng)匠道□四名，游于□□。正統(tǒng)三年廿九日游到……小西天石經(jīng)堂瞻禮。
  　　
  　　 慶壽寺在哪里，我們還沒有查出，但我們可以知道，正統(tǒng)三年（1438年）景教僧人和經(jīng)匠還在云游布道。這也是景教流行中國的重要史料之一。
  　　
  　　 這條題記后被收進《房山石經(jīng)題記匯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后面簡稱《匯編》），未施標點：
  　　
  　　 大明國景教慶壽寺僧人超然經(jīng)匠道□四名游于□□ 正統(tǒng)三年四月廾九日游到□□□□小西天石經(jīng)堂瞻禮（第76頁）
  　　
  　　《匯編》的錄文應(yīng)該參考過曾毅公的工作，但又稍有不同，比如多出“四月”，“廿”寫作“廾”。
  　　
  　　 中山大學(xué)專治“中古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的林悟殊教授，似未注意到曾毅公的論文，在其新作《中古夷教華化考》（蘭州：蘭州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所收《唐代景教名字的華化軌跡》（初刊《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2輯）一文中，根據(jù)《匯編》也將此題記視為景教在中國的晚期遺跡：
  　　
  　　 該題記落款正統(tǒng)三年(1438)，遠早於西安景碑發(fā)現(xiàn)的天啟年間(1621-1627)，因而，個中的“大明國景教”不可能是受景碑啟發(fā)而冒出的新教派；而正統(tǒng)年間，西方的耶穌會士也還未到中國，該“大明國景教”也不可能與明末海陸新傳入的西方基督教有涉。是以，其無疑應(yīng)是本土原來所固有的，是否就是唐代景教的余緒，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有趣問題。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著唐代景教遭武宗迫害后，民間還有其信眾；從其僧人到房山佛教圣地“瞻禮”的題刻，暗示其或以佛教一宗之面目存在于社會。（第259頁）
  　　
  　　 對曾、林兩先生的觀點，我是有些懷疑的。題記中的“慶壽寺”，不難使人想起北京城內(nèi)那座橫跨金、元、明三朝的佛教名剎慶壽寺。慶壽寺俗稱雙塔寺，原址在西長安街附近，1949年以后因改建大馬路而拆除。在事先無法排除“景教慶壽寺”指雙塔寺的可能性之前，似不能輕易斷定該題記出自景教徒之手。因為就算帶有“景教”二字，也不一定同景教有關(guān)。比如在明太祖《祭保志法師文》和《諭僧純一敕》二文中，均有“景張佛教”一語（“景”字此處應(yīng)作動詞“仰慕”解；“張”即“擴大”、“光大”）?！熬敖虘c壽寺”的“景教”，有可能是取“景張佛教”的意思，而為“慶壽寺”的修飾語。
  　　
  　　 另外，前人對石經(jīng)山各種題記的錄文，很多是有問題的。錄對一個字，足以解決一個真問題，但錄錯一個字，卻也可以產(chǎn)生一個偽問題。同時含有基督教和佛教成分、詞義似有矛盾的“大明國景教慶壽寺”，是不是一個由于錄文錯誤而產(chǎn)生的偽問題呢？該題記的照片或拓本，以前從未刊布過，要確定錄文是否正確，非上石經(jīng)山當場核對不可。2012年3月17日（星期六），在中國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員羅炤先生和云居寺文物科科長張愛民先生的指導(dǎo)下，我和友人艾俊川登上石經(jīng)山對題記做了初步的核對。很不幸，核對的結(jié)果頗不利于把該題記視作景教遺跡的論點。
  　　
  　　 先說題記位置。林先生以為題記在“房山石刻橫額‘玉皇寶誥’下”，可惜這是錯誤的，致誤之由在于對《匯編》的誤讀?！秴R編》將“玉皇寶誥”刻文和該題記編為一組，極易使人誤會二者處于同一位置，可實際上它們卻是分在兩處。只要到石經(jīng)山踏查一番，就能發(fā)現(xiàn)這一點。其實《匯編》已經(jīng)記錄題記的正確位置，即“在開元廿一年焦玄巖題名崖石級下左崖石上”（第77頁）。另外，曾毅公所說“在石經(jīng)山曝經(jīng)臺九級石塔下的懸崖下”，也是正確的。
  　　
  　　 再說題記現(xiàn)況。該題記是自上往下、從右向左分數(shù)行書寫，因常年風吹日曬雨淋，大部分文字已無法辨識，每行的起訖和字數(shù)也不易確定。最關(guān)鍵的是，應(yīng)出現(xiàn)“大明國景教慶壽寺”八字之處，僅剩下“壽寺”二字勉強可識，其余六字（若有的話）不知何年何月已被人鑿去，留下一大塊鑿痕。原文是否帶有“景教”二字，如今已無法確定，真成一“無頭案”了!
  　　
  　　 題記殘留部分的上端，因位于突出的石檐下，遂得到較好保存，尚能讀出以下數(shù)字：
  　　
  　　 正統(tǒng)三年四
  　　 小西天石經(jīng)堂瞻禮
  　　
  　　 但題記并非到“瞻禮”結(jié)束，而是另起一行，還寫有“大藏”二字，非常清晰，從字體和墨色判斷，不像是后人添寫。不知何故，曾毅公和《匯編》編者均漏錄了這兩個字。題記作者一行游至石經(jīng)山（小西天），顯然是為瞻禮雷音洞（石經(jīng)堂）所藏《妙法蓮華》等十二種石經(jīng)經(jīng)版（大藏）而來。如果題記作者是“云游布道”的景教徒，你能想象景教徒會領(lǐng)著經(jīng)匠（刻石經(jīng)的工匠）上石經(jīng)山“瞻禮（佛教）大藏”嗎？景教不像摩尼教那樣在思想上有伸縮性和適應(yīng)性，“不能如摩尼教徒尚能依托他教以自存”（馮承鈞《景教碑考》中語），再退化的景教也不會“以佛教一宗之面目存在于社會”。說題記作者是佛教徒，似還合理一些。
  　　
  　　 如上所述，題記是分行書寫的，但曾毅公和《匯編》的錄文卻未分行，反映不出題記的原始狀況。因“大明國景教慶”六字已被鑿去，在事實上無法確定“大明國景教慶壽寺”究竟是連續(xù)寫成一行，還是分開寫成兩行或三行。但從情理上推測，“大明國景教慶壽寺”似不可能連續(xù)寫成一行，因為像這樣在教名或寺名前冠以“大明國”的修飾語，在文義上顯得既生硬又不合理。按照題記的寫作通軌，“大明國”或“大明”后面一般跟的是年號。所以我懷疑“景教”很有可能是“景泰”（明代宗年號，1450-1456）的誤讀，而“大明國景教慶壽寺”原來有可能是分行寫成如下的模樣：
  　　
  　　 大明國景泰（某年）
  　　 （某月某日）慶壽寺
  　　
  　　 照這個思路，所謂“大明國景教慶壽寺”題記，多半是由分別寫于景泰和正統(tǒng)年間的兩條題記組成，都是朝山瞻禮的佛教徒所書，和景教沒有半點關(guān)系。當然，這只是一個假說。
  　　
  　　 總而言之，房山這條“大明國景教慶壽寺”墨書題記疑點太多，無法排除其原本為佛教題記的可能性。把它當成茶余飯后的談資是可以的，但要拿來作為證明景教在明代尚流傳于中國內(nèi)地的史料，是不能讓人放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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