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生與中國歷史學

前言

1993年夏，美國《外交》季刊發(fā)表了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以后包括中國學者在內(nèi)的各國學者開始了對于文化傳播和文化安全相關議題的研討。在中國國內(nèi)，有關文化傳播和文化安全的研究大都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fā)的，因此大體沒有超出政治學的范疇。進入21世紀，學界不僅深化了這一思路，而且在相關議題的研討視野上開闊了許多。如有學者就從文化哲學的視角對文化傳播歷史作了辨析和梳理；有的則透過世界與中國文化傳播的歷史鏡鑒，對文化傳播與當前文化建設問題予以理論的闡釋。事實上，文化安全是指文化主體（主要強調(diào)文化的具體載體等）在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上對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成果的認同、尊重和保護等方面的危機感。換句話說，文化安全更多的在于強調(diào)對本民族文化的一種集體認同，上升到比較高的層面則是知識界對相關問題的反思和研討。如果我們把這一問題放在傳播學的視角下，且回到文化安全自產(chǎn)生之日起的大的歷史情境中去，就會發(fā)現(xiàn)，時下中國文化發(fā)展中遇到的“安全問題”都會從中汲取有效的營養(yǎng)。

內(nèi)容概要

本書筆者在大量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在實際寫作中以近代中美文化交流和民國期間的整個社會作為大背景，以期尋找到對留美生的史學思想的契入點，借此對他們之于民國史學的發(fā)展進行探討。全文由“緒論”和九章（第九章為“代結語”）組成，九章分別為“民國時期留美生研究史學的背景”、“民國時期留美生研習史學陣容分析”、“范式’更新：留美生與新的史學發(fā)展”、“留美生與民國時期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留美生與民國時期中國史學學科化發(fā)展研究”、“傳承中的創(chuàng)新——留美生歷史學研究的個案解析”、“民國史學研究的縱深化——留美生與民國時期史學期刊研究”、“民族主義的內(nèi)驅(qū)力：留美生與歷史學本土化”、“傳播中的反思——學術價值判斷與學術取向的不同面相（代結語）”等。

作者簡介

李春雷，1976年出生，河北保定人。1995－1999年在河北大學學習獲學士學位。1999－2002年在西北大學學習獲碩士學位。2002－2005年在南開大學學習獲博士學位?，F(xiàn)為江西師范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研究生導師、系主任，兼任江西師范大學博士聯(lián)誼會秘書長、江西省傳播學會副秘書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西文化傳播、新聞傳播史論、媒體文化等。在《史學理論研究》、《歷史教學》、《當代傳播》、《新聞界》、《河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評論》、《西北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發(fā)表過30余篇論文，論文曾經(jīng)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zhuǎn)載，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等出版專著兩部，參與和主持國家、省部級課題多項。

書籍目錄

導言自序緒論  一、選題意義與拙作價值  二、學術史的回顧  三、研究思路第一章  民國時期留美生研究史學的背景  一、學政難以兩分的社會背景——以梁啟超、胡適、顧頡剛為主的探討  二、“新史學”思潮方興未艾的學術背景  三、小結第二章  民國時期留美生研習史學陣容分析  一、研習史學的群體概貌（以留美原因、留美院校等為主）  二、政策導向與整體陣容的變化第三章  “范式”更新：留美生與新的史學發(fā)展  一、留美生與民國時期的史料和史料觀  二、留美生與史學科學方法的探求  三、《中國哲學史大綱》之于民國史學的范式意義第四章  留美生與民國時期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  一、鋤頭考古學家與中國考古學  二、梁思永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  三、小結：從疑古到考古的演進第五章  留美生與民國時期中國史學學科化發(fā)展研究  一、從時務學堂到《京師大學堂章程》、《奏定學堂章程》的學科信息  二、留美生對史學學科建設的參與與史學發(fā)展趨向的變化（以抗戰(zhàn)前為主的討論）  三、教材與教法：留美生教學實踐的實證分析第六章  傳承中的創(chuàng)新——留美生歷史學研究的個案解析  一、以史學為訓練的胡適之  二、雷海宗：一生以史學為職志第七章  民國史學研究的縱深化——留美生與民國時期史學期刊研究  一、民國時期專業(yè)史學期刊的出現(xiàn)及史學界的變化  二、留美生對史學期刊參與的一般情況  三、留美生在史學期刊中角色的個案分析第八章  民族主義的內(nèi)驅(qū)力：留美生與歷史學本土化  一、實驗主義歷史哲學的困厄（以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在民國境遇的研究為主）  二、“新人文主義學派”與“戰(zhàn)國策派”的學理取向  三、胡適的學術轉(zhuǎn)向及其之于史學本土化的啟示第九章  傳播中的反思——學術價值判斷與學術取向的不同面相（代結語）  一、“土生土長”與留洋的盛行——以陳垣為例的探討  二、留歐個案：傅斯年的史學成就  三、小結附錄一  主要留美生畢業(yè)院校、年月、論文等統(tǒng)計表附錄二  民國史學學術編年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插圖：考古學作為一門通過調(diào)查、發(fā)掘和分析人類古代遺存認識文化與社會的進步歷程的科學，在自身的成長過程中就與歷史學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它在民國時期是在承繼中國傳統(tǒng)金石學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李濟就曾在為衛(wèi)聚賢所作的《中國考古小史》作序時提到這一點：“嚴格的考古學在我國雖是很近的一種發(fā)展，舊學中卻有它很厚的根基。要沒有宋人收集古器物的那種殷勤，清代小學的研究，就不會有那種樸實的貢獻。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始在清代古文字學隆興之后，兩相銜接，中國一切舊學，因此就辟出來一個新的途徑。由此而注意發(fā)掘及文字以外的考古資料，只是向前進一步的事，可謂一種應有的趨勢。再加以自然科學的影響，現(xiàn)代化的考古學就應運而生了。”①由此可見，中國傳統(tǒng)金石學為中國考古學的誕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顯然如果“沒有自然科學的影響”，金石學仍舊不會有突破性的發(fā)展。事實上，真正為傳統(tǒng)金石學注入養(yǎng)分的，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留美學生所帶來的科學考古理論和方法，這其中李濟和梁思永是突出的代表。

后記

我在查閱資料時，發(fā)現(xiàn)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教育雜志》在1917年11月曾經(jīng)對社會上熱議的“北京大學文科之爭議”細述原委，在追述陳獨秀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所遭遇阻力的前提下，詳細記敘了陳獨秀主持的第一次教授會的經(jīng)過，陳獨秀主張文史哲之中，“不必再存經(jīng)學之名”，而陳漢章、黃侃卻堅決反對，認為“經(jīng)為中國所特有，故無妨即特存經(jīng)學一部。”這場言語沖突最終還是以蔡元培的“付評議會決議”化解。姑且不論這場爭論的雙方孰對孰錯，單就陳獨秀堅持認為的，“教授的科目與其程序皆應于世界之普遍分類相合”就可以看出，當時的史學學術體系已經(jīng)受到“學科時代”到臨的沖擊。事實上，關于民國史學的發(fā)展論文論著已是卷帙浩繁，有關“史學學科”的趨向問題雖有論及，但總有隔靴搔癢之感，或許學者不敢涉足的最大困惑在于史學較之于其他年輕學科，多了許多歷史的沉積，西方和傳統(tǒng)、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乃至中西學術之間的交叉論域太多太繁復的原因吧。陳寅恪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文中提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這一時期時，無意中勾勒出了其時以西方學科觀念為代表的西學，使經(jīng)學處于無語的尷尬境地的情形。顧頡剛更是以當代人評述當代學術的姿態(tài)肯定了這一時期的史學發(fā)展的“特質(zhì)”。

編輯推薦

《留美生與中國歷史學》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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