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紀

用戶評論 (總計52條)

•   想念朱維錚，走出中世紀。歷史的觀點，絕好的視角，好書+名人。
•   了解中國是怎樣走出中世紀的
•   什么時候能真真的走出中世紀的陰霾 啊
•   此書是一個時代的標志，八十年代橫空出世，而今再版，我隨早已讀完此書，還是買了一本，一來是紀念去世的朱維錚先生，二來，書中的許多宏論，仍然能在困惑時給我以啟示，朱先生在世時曾說，平生只有“一支禿筆，一張臭嘴”，筆力遒勁，文章辛辣，但是公里深厚，卻是學界的共識，
•   中國歷史，學習
•   值得一看，了解中國文人的心路歷史
•   有點國外作家的思路
•   值得看的歷史書籍
•   書中，涉及的方面很多，聚集了朱先生對歷史人物事件典章等方面的看法，令人深思
•   可以好好補補真實的歷史。。。絕對有在開眼界！
•   非常有深度，有大量歷史史料，很喜歡
•   審視歷史很有深度
•   這個商品不錯~這幾本書不錯，服務態(tài)度也好，賣家也守信用。
•   看了《重讀近代史》后很想看之前的這本書，對以前所學應該“盡信書不如無書”！
•   想當有名的一本論文集
•   還沒讀呢。書的質量很好。
•   一直想讀的書，確實不錯。
•   內容比較龐雜，沒有什么邏輯性，太意識流，更多的象隨筆和讀書札記
•   換貨了
•   發(fā)貨很快，慢慢品讀
•   在這個浮躁的年代，還是應該多讀大師之作
•   經典好書，收藏了
•   朱老師的東西不錯，緬懷~
•   好書總是讓人有種不忍卒讀的感覺，閱讀此書即使如此，推薦
•   一本很開眼的好書
•   應該看看，挺好的
•   不錯的額
•   驚聞朱先生駕鶴西去！特購此書，以示懷念。
•   非常有用的圖書，很值得一看
•   朱先生大作已拜讀，耳目一新
•   代表朱維錚先生的視角。
•   不錯，我是來賺分的，書還沒看
•   mingshimingzuo
•   感覺沒讀懂
•   大家之作，買的很值。
•   內容豐富，收獲很大
•   朱先生的書，見解深刻
•   替朋友買的，經典之作，大師手筆
•   除卻第一篇，都還讀來順暢，時代所烙印下的傷痕，觸目驚心
•   買給朋友的，據說還不錯。
•   不錯的書，重溫經典，學生看看！
•   隨便翻了翻，質量不錯。
•   一掃凡夫俗儒之陋識
•   　　沒想到朱維錚先生也去參加今年11月杭州的馬一浮研討會。我們對馬持論固異，見面交談卻能生出快意。我喜歡他的直言無隱的風格。其實我們吵過架，但很快重歸于好。我因此說維錚是“學之諍友而士之君子”。會后去滬，與維錚同行，候車閑話，得聆他非常時期的非常經歷，益增了解。復旦演講后的餐敘，維錚夫婦在座，《走出中世紀》（增訂本）和《走出中世紀二集》兩書，就是此時所贈。最近才斷續(xù)讀完。讀維錚的書，如對作者本人，音容意氣充溢字里行間。他氣盛文暢，有時竟是“使氣以命詩”。但理據充足，合于《詩》“大雅”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名物考史，詩文證史，非其所長，也非其所好。他相信在歷史的陳述中可以發(fā)現歷史的實相。
  　　
  　　 置于兩書卷首接而相續(xù)的6萬多字的長文《走出中世紀——從晚明至晚清的歷史斷想》，就是這種歷史陳述的典要之作，最能見出維錚治史的卓識與功力。讀時我心志清醒，眼睛極累，卻又不愿罷手，只好一氣了之。即使對明清史事尚不算陌生的筆者，也無法不被他的理據情采所折服。理緣于據，即歷史事實本身。采緣于情，即作者的愛憎態(tài)度。他對明清的二祖（明太祖、明成組）三帝（康熙、雍正、乾?。┯榷鄲焊小１恍屡f史家一說再說而為不知情者所景慕的“康乾盛世”，維錚不以為然，這與鄙見不無針芥之合。增訂本《戮心的盛世》、《滿清盛世的“小報告”》和關于年羹堯、汪景祺、和珅諸案的文字，則是對此一問題具體而微的論述。如果說于康熙他還心存顧惜，對雍乾及其所效法的“二祖”，則發(fā)覆掘隱不遺余力。他認為“體制性腐敗”、“權力腐敗”是大清帝國的“國病”兼“死穴”。他說雍乾及“二祖”是恐怖政治的制造者，而 “政治冷淡癥正是恐怖政治的女兒”。致使清中葉惠（棟）、戴（震）等諸漢學巨擘，不得不扮演“錮天下聰明智慧盡出于無用一途”的歷史角色。雖然他引用的是魏源的話，但他本人的態(tài)度朗若晨星。
  　　
  　　 維錚自然不會否定清代漢學的群體學術成就，這有他的《梁啟超和清學史》和《清學史：學者與思想家》（《二集》）及其他關涉清代學術的論著可証。況且他的學術駐點原未嘗離開過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等現代諸學術碩彥，他們對清學的態(tài)度，維錚豈能完全知而不認。只不過他試圖將思想和學術作一區(qū)分，似乎認為清中葉縱有名副其實的學者，卻鮮有真正的思想家。也許寫《孟子字義疏證》提出“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的戴東原是一個特例，但也止于《疏證》一書而已（戴《與某書》亦曾直言“後儒以理殺人”）。因此他對盛行于明清兩代的程朱理學，不稍加寬宥的痛而辟之。甚至連程朱祖述宗奉的孔孟，也不肯通融緩頰。他對儒家殊少敬意與好感?！妒贰贰ⅰ稘h》兩家對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悅之”的書寫，他一再引為學術知己。而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的“求以合之當世”一語，他臚列眾多今典予以駁正。不消說當九十年代看到徐中舒的《論甲骨文中所見的儒》一文，他是何等的驚喜。因為這一考古實證可以把孔子從儒的祖師的地位上拉下來，維錚當然樂觀其盛。而且此公案直接牽涉康有為、章太炎、胡適、郭沫若幾位名可驚座的大人物，即使是他們九泉之下的欣喜或窘態(tài)，維錚自必也樂于靜觀冥想。
  　　
  　　 然而維錚對儒家的這種態(tài)度，在我看來有未能將漢以后滲入家國社會結構的意識形態(tài)儒學，和作為先秦思想家的孔子和孟子區(qū)分開來的嫌疑，也有未能將宋代的哲學家程朱和明清權力者裝飾過的程朱理學區(qū)分開來的嫌疑。王國維、陳寅恪都指宋代為中國思想文化的最高峰（措辭不同其意則一），陳寅恪更視宋代新儒學的產生與傳衍，為我國思想史上“一大事因緣”。這些維錚必早已熟知?？酌纤ㄖ寮业澜y(tǒng)，是否如韓愈所驚呼的孟軻之后已不得其傳？宋儒在重建儒家道統(tǒng)方面的建樹，宜有哪些可圈可點？似還有絕大的探討空間。我很高興在《二集》里讀到《百年來的韓愈》一文，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絕妙好詞。只有朱維錚教授有這樣的本領，以一個歷史人物為中心，串聯起晚清以還那么多的人物與故事，曾國藩、嚴復、張之洞、譚嗣同、毛澤東、蔣介石、陳寅恪、俞平伯、馮友蘭、劉大杰，都一一坐定位置，成為他用可信史料編排的舞臺劇中的一個角色。他議論風生，舉重若輕，剝蕉至心，是非分明。但他的冷駿的語言風格，容易讓讀者以為他只有了解，沒有同情。清儒“實事求是，無證不信”的信條，他奉為圭臬，但錢曉徵告白于海內的“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 （《廿二史考異序》），亦即前賢往圣著筆立說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詣（陳寅恪語），我們的維錚似尚缺乏“了解之同情”。
  　　
  　　 章學誠有言曰：“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保ā段氖吠x》“答客問”）我讀維錚書看到的作者，宜乎“獨斷之學”勝于“考索之功”。因此他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高明者”。他看重思想的力量。他的學問是活學問，不是死學問。但如果有人以為他的學問根底不夠堅實，那就難免犯不知人也不知學的錯誤。他的學問根底來自五十年如一日的文本典籍的閱讀。他習慣夜里讀寫，上午睡眠。上帝雖未垂顧于他，卻為他撥出比常人多的多的時間。瘋狂閱讀加上驚人的記憶力加上超強的理性分疏能力，成為朱維錚學問過程的主體精神結構。包括《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在內的他編的那些文史典籍，我們切忌以俗眼揣度，在他可是自己吞食原典資料的天賜良機。牽涉學術的理和事，他從不“尸位素餐”。如同錢鐘書說“善述”不亞于“善創(chuàng)”，好的編選整理，與文獻研究庶幾近之，遠非夸張篇幅的浮詞空論所能比并。課堂上下，大會小會，維錚可以隨時挑出時賢後生關乎古典今典以及時地人事的瑕疵舛誤，就緣于他的記憶和閱讀。
  　　
  　　 至于文情詞采，我是這次才發(fā)現的。當他的筆觸行至清季的甲午之戰(zhàn)，因日人長期預謀蓄勢，一旦開釁，陸戰(zhàn)清軍節(jié)節(jié)潰敗，要不要決戰(zhàn)海上？翁同龢和李鴻章兩個怨家爭論激烈，而且都想得到握有實權的慈禧太后的支持。作者于是寫道：“豈知這時太上女皇突然‘病’了，連皇帝也拒見。她的行為，似乎可解讀為聽任皇帝自主決策。于是翁師傅也膽大了，親赴天津逼迫李鴻章出戰(zhàn)。既然慈禧心態(tài)莫測，那么面對今上對之言聽計從的帝師的壓力，李鴻章能不孤注一擲嗎？果不其然，黃海一戰(zhàn)，北洋艦隊慘敗。也許這正合滿漢權貴之意。他們早將當年懷疑曾國藩的陰沉目光，移向實力最強的準軍首領李鴻章，認定他有‘不臣之心’，‘挾外洋以自重’，所以不肯與‘倭賊’決戰(zhàn)。待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他們反而彈冠相慶，以為李鴻章的賭本輸光了?！苯Y果“光緒帝和他的重臣因主戰(zhàn)而忍詬，李鴻章和他的淮系因喪師而失權，恭親王等滿洲權貴從此退縮自保。至于‘公車上書’凸顯的舉國同仇敵愾，在太后更是覷若無物，她不是早就宣稱，誰要掃了她‘六旬萬壽’之興，她就決不饒恕嗎？”“倒霉的是李鴻章。他在甲午海戰(zhàn)敗后，便被皇帝下詔拔去三眼花翎，在當時外國人眼里，已如公雞失去了尾巴?！保ā抖讽?6至48）這些詼奇跌宕而又語勢流貫的文字，讀得我們幾乎要撇開歷史故實，束手駐足來專賞史家的詞采文章。
  　　
  　　 現在好像又有豪杰之士欲尾隨為“則天武后”翻案的昔日時髦，也在替“狡詐的老太婆”慈禧說項了，包括稱贊她的“美麗”。在這個問題上，即使不曾欣賞“郁郁乎文哉”的朱氏之論我也一定“從朱”?！敖圃p的老太婆”是已故史學家翦伯贊給慈禧下的考語，見于他的《義和團運動》一文（新版翦著《歷史問題論叢》合編本作“狡猾”，不知是后改還是原文本如此而維錚筆誤）。維錚引來，甚獲我心。也是這次才知道，維錚對《三國演義》、《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還有如許的興趣。蘇州姑娘林妹妹的家政名言，也為他屢引而無倦意。關于耶教來華及西來學術和中外接觸史的研究，也成為他關心垂顧的領域，也是這次所見識。我想他一定到徐家匯看過那些珍藏的相關史料。但清代漢學和西學的關系，竊以為至今還是假設多于求證的未竟課題?！笆⑶濉钡膰﹄m不弱，但近代科技遠遜于西方，甚至不是“先進”和“落后”的問題，而是“有”和“無”的問題。中國近代科技的不發(fā)達，那是要走到歷史的深層，借助文化與信仰的大背景來作詮釋。新世紀曙光的不能應運而來，如果僅僅歸之于“體制腐敗”的“國病”，似尚嫌過于籠統(tǒng)。
  　　
  　　 總之維錚先生的學問結構，史學是其地基，經學是其屋棚四壁，近代人物是屋中暫住的過客，思想是其柱石。說開來，他所治之學主要還是思想史。他也是以此自負自居的。他的不可一世的書生意氣，一則由于不為人所理解的思想的苦痛，二則由于“高明者”的知性傲慢，三則是性情的直率與天真，最后也許還要加上長期走不出“中世紀”的“閑愁胡恨”。
  　　
  　　 他優(yōu)越地驅遣著入于他研究領域的歷史人物與事件，他既不想充當歷史人物的“辯護士”，也不想做歷史事件的“事后諸葛亮”，但他不免相信自己對歷史的清理（他偏愛馬克思的這句話）沒有為后來者留下多少空地。然則即使是“高明者”的“獨斷”，也有失手的時候?！抖分小蛾P于馬一浮的“國學”》那篇，就是顯例。想不到一向謹嚴的維錚竟這樣立論：“他（指馬一?。裉熳钪匾氖鞘裁?？如果一定要作價值判斷，那么在我看來，如今此等老宿已近于無?！本褪钦f已經沒有價值?！笆沁@樣嗎？”這里我套用一句幾次出現在此兩書中維錚詰問他者的俏皮話。
  　　
  　　 而且說馬先生“在政治上總隨改朝換代而轉向”、“越發(fā)堅持其‘用世’為歸宿的所謂儒學教旨”、“可謂‘與時俱進’”，如果不是厚誣前賢，我以為也是言重了。馬對釋氏義學和禪學的洞悉達恉（許慎稱《說文》有“究洞圣人之微恉”之意）并不弱于儒學。在蠲戲老人心目中，佛學和儒學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對宋儒的吸納二氏而又在言辭中隱其來路的做法，馬一浮不予認同。馬的學術思想其實是儒佛并重，以佛解儒，儒佛會通。只以儒之一脈來匡馬的思想，未免失卻半壁江山。至于指抗戰(zhàn)時期馬先生在四川樂山創(chuàng)辦復性書院，是想充當“帝師”，恐怕也是缺少足夠理據支持的過當之詞。我雖愛重維錚，但此篇文章的立論則期期以為不然。其實維錚完全可以不寫這篇文章。當然文章糾正時人的一些舛誤，自然是好的，抑又未可全然抹煞也。
  　　
  　　 另外《百年來的韓愈》詞密理周，洵為不可多得之作，已如上述。但第六節(jié)析論陳寅恪的《論韓愈》，認為陳所列舉的韓之“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也許可以解釋為對五十年代初“三反”和“抗美”的“贊同”，以及陳文論韓之“改進文體，廣收宣傳之效用”，是對毛的《反對黨八股》的“贊同”等等，恐怕亦難逃附會的嫌疑。是又我愛維錚，亦不敢悉為維錚辯也。（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69fd50100c6on.html#bsh-75-202188716）
•   　　《走出中世紀》（朱維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昔年在江南白下，曾與朱維錚先生有過書信往來。當時讀此書時，少年意氣，在拍案叫絕之時也對其中某些觀點提出質疑?，F在想起來，恍若一夢。作者以“走出中世紀”來對明清思想界進行一番掃描，然而我們現在似乎仍未能“走出中世紀”。就像書中對康有為的評價：“打破了思想界不敢講變政改制的萬馬齊喑局面?！倍裎覀儏s在走回頭路，依舊是“不敢講變政改制”，依舊是“萬馬齊喑”?！蹲叱鲋惺兰o》有篇文章“陽明學在近代中國”曾云：“清末革命與?；实膬绍妼?zhàn)，直白地說，在于利益，在于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的沖突?！贝苏撜衩@發(fā)聵，確實可見作者思想之深刻、議論之大膽。從文化史的角度，探討中國如何走出中世紀，朱維錚并非第一人，但確實是用力甚深的一人。2008年5月復旦大學出版社又出版了朱維錚的《走出中世紀二集》，經過20年的歷史變遷，再看《走出中世紀》，或許別有意味罷。
•   　　 近代化的動力淵源是中國近代史的核心命題，也是一大公案，“沖擊－回應”和“在中國發(fā)現歷史”各執(zhí)一端，爭到如今大家都漸漸沒有了耐心和信心，干脆搭上乾嘉史學和后現代的順風船，以“宏大”棄之而埋頭于立竿見影、只此一說的具體研究。在這樣的語境中，朱維錚先生的《走出中世紀》二十年后增訂再版，不惟再現八十年代學界的關懷，且多能見人所未見、筆鋒常帶感情，應向讀者推薦。
  　　 全書林林總總，大義在論說從十六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書中內容則依作者研究領域為從晚明到晚清）是中國走出中世紀的“過渡過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此期間“中國社會的確在醞釀一種不同往常的變化，一種明顯脫離中世紀舊軌的變化”。如果這樣，中國近代化的步履，或者發(fā)揮漢語的“模糊化”優(yōu)勢說是中國“醞釀”近代化的發(fā)端，就要從晚明算起。也就是說，中國近代化的歷程要從鴉片戰(zhàn)爭再往前追溯二百年。讀者莫急著說奇怪，此說先由梁啟超的清學“以復古為解放”肇其端，后有侯外廬的晚明“早期啟蒙思潮”說為煢煢大者，外有多國學者近似論斷，乃是有來頭的一說。
  　　 只是這確實不能打消我們的疑慮。
  　　 如何認定晚明清初思想文化的發(fā)展水平是第一個關鍵所在。晚明思想家、明末清初三大儒等對君主提出批評、對民生表示關切、對程朱理學及陸王心學進行反思；傳教士往來，南明桂王小朝廷從上到下都皈依天主教，皇太后以教名“瑪利亞”著稱，她還主持御前會議派太監(jiān)赴梵蒂岡求援；甚至明清鼎革之際，兩個政權都不拒絕從武器到歷法向西方學習，爭著用“紅夷大炮”?？雌饋恚嬗行┙奈兜懒?。但，這就要走出中世紀了嗎？近二十年來學界對晚明思潮的評價漸趨“回落”，或許更接近實際，朱維錚先生也不是沒有注意到：“黃宗羲在主觀上仍把王陽明的唯心論當作真理，王夫之甚至沒有正面觸及君主專制的合理性問題，盡管他那樣憎惡‘孤秦陋宋’，表明他認真思考過這一問題。別的學者似乎更差。例如與黃、王齊名的顧炎武，贊美過《明夷待訪錄》，但由他自命為‘經世致用’大著作的《日知錄》來看，他是對前書表達的朦朧的民主制度設想并不理解的?！碑斎?，判斷晚明清初思潮的性質，必須考慮如何評價其中的一些思想在晚清復活、為近代化出力的問題。但這些思想在晚清的復活，大體上不外乎這樣幾種情況：一是先進分子重讀被湮沒的傳統(tǒng)學說，從中發(fā)現可資反思當代的資源，進而從西方或日本思想中找到新路；二是接觸到外部世界的一些新思想，但一時還不能完全理解，于是在傳統(tǒng)內部找到一些與之接近的思想資源以為依據，盡管兩者是不同質的；三是對新思想心領神會而苦于不能被廣泛接受，于是“別求新聲于內邦”。不論是觸媒還是依據，傳統(tǒng)因素始終不是新思想的主體，還是西潮引發(fā)新潮，進入新世界。只要靜下心來想一想，推動形成三千年未有之思想大變局的主要因素是晚明、清初的舊籍，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洛克的天賦人權論、馬克思主義，只要不上國學或“后學”的當，答案應該是較為清楚的。正如王汎森所言：“在‘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沒有重大改變之前，思想的種種變化，有點像‘鳥籠經濟’，盤旋變化是可能的，出現一批特別秀異獨特的思想家也是可能的，但是變化創(chuàng)造的幅度與深度還是受到原有思想資源的限制，不大可能掙脫這個鳥籠而飛出一片全新的天地。這或許也解釋了為甚么傳統(tǒng)士人在面對危機或是面臨重大轉折時，一再想象的解決辦法都是回到上古三代。明末清初幾位思想家的言論可以作為代表?！?br /> 　　 由此我們對第二處疑點也就比較清楚了，這就是如何理解從清中期開始的長期的思想低潮。朱維錚先生說《明夷待訪錄》表達的是“朦朧的民主制度設想”，“朦朧”是個絕妙好詞，不好界定，但按俗理說，由“朦朧”而天明方為真朦朧，若由“朦朧”到深夜，那恐怕就不是朦朧。朱維錚先生集中論述了以文字獄、理學鉗制、密折制等為代表的清代高壓統(tǒng)治問題，針對“那個時代某些古舊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為的遺存給走出中世紀的過程帶來的困擾”，還描繪了《三國演義》的政治教科書、軍事教科書功能和神道崇拜現象，《儒林外史》中舉業(yè)迂君子馬純上和文壇奴才匡超人反映的浮世眾生像，以及清末反洋教揭帖中體現的土迷信、某些發(fā)動者的卑鄙性、與官府的妥協(xié)等。他形象地提出“中世紀回光返照時代”的比喻，以解釋為何“啟蒙”后會復歸專制的現象。但究竟是“回光返照”還是繼續(xù)發(fā)展？如果說晚明清初有終結中世紀的趨勢，那么清中期的反向就是“回光返照”；如果說晚明清初的思想只是一時之異動，是士人對社會失范以致明清代嬗的痛哭，那么清中期以后的統(tǒng)治模式就是自然的繼續(xù)發(fā)展而已。如上所述，我們理解了晚明清初思想家沒有那么“新”，就知道中世紀本不曾發(fā)生終結的趨勢，“回光返照”也就無從談起。同時，顧炎武的外甥“三徐”皆為清廷顯貴，他經常去外甥家做客，“固然對外甥也有批評，但批評得最厲害的，卻是不該將宴會延續(xù)到深夜，說是不合禮”；叛逆書生曾靜的道理不過是“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戴震“以理奪勢”，是具有新色彩的挑戰(zhàn)君主，還是舊思想中臣子對圣上的勸諫，恐怕也不能作過深的推斷；王鳴盛的道德信條則是“貪污無所謂，傳世的是書籍”。這些面相，大都抹煞了舊勢力“回光返照”期間新氣象應有的掙扎，倒是和西方人沖來后緩慢的近代化過程相呼應。忽視“舊社會走循環(huán)套”的頑固性，為了論證歷史的連續(xù)發(fā)展，得出近二百年間“回光返照”的定位，卻可能恰恰抹煞了明清連續(xù)發(fā)展的歷史真實。
  　　 “自改革”如何評價是第三個疑點。結合本書與三聯書店2000年版《維新舊夢錄：戊戌前百年中國的“自改革”運動》中朱先生的長篇導讀，乃知“自改革”至少二十余年間一直為他所重?！白愿母铩闭Z出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七》：“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洪亮吉、龔自珍、包世臣、《皇朝經世文編》、阮元改造海防之議直至戊戌變法，作者說從龔自珍開始，“‘自改革’便成為晚清思潮的一個主旋律”。并據此認為，“清英鴉片戰(zhàn)爭必打早在逆料之中，因而帝國必敗也非阮元、包世臣、龔自珍和林則徐等始料所不及”；鴉片戰(zhàn)爭“在中國思想界引起的回應，相對于四十三年后清日馬關條約激起的巨大震蕩來說，可謂出奇的溫和。這當然是早有逆料與始料不及的兩種回應”。遺憾的是，我遍尋諸書找不到“鴉片戰(zhàn)爭必打、帝國必敗”的直接證據，卻發(fā)現了當事者林則徐的另一番“逆料”：“雖其中不無波折，而大局均尚恭順，非竟不可范圍者”；“伏查英夷近日來船，所配兵械較多，實仍載運鴉片”；“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戰(zhàn)敗后的“溫和”表現當然是真實的，卻不是因為“早有逆料”，恰恰相反，是沒有觸到痛處?！拔釃鴦t一經庚申圓明園之變，再經甲申馬江之變，而十八行省之民，猶不知痛癢，未嘗稍改其頑固囂張之習，直待臺灣既割，二百兆之償款既輸，而鼾睡之聲，乃漸驚起?！绷簡⒊凇段煨缯冇洝分械膶Ρ人坪醺苷f明從十八世紀中期到末期國人的心理變化，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竟未在這個轉變的序列當中，更可見東南沿海的幾聲炮響遠抵不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皇室被逼出逃的刺激，這在清理之中。而這樣的溫和，真的讓人懷疑“自改革”在字面上傳播范圍的大小和在實踐上的有無。
  　　 朱維錚先生拉長“走出中世紀”的起點，不承認鴉片戰(zhàn)爭的炮聲標志近代的開端，還在于他擔心那樣就“意味著中國只能‘被近代化’”，這是第四個疑點?！氨唤睂崬楸疚拈_端提到的近代化動力爭論糾纏的結果。非“走出中世紀”即“被近代化”是一個機械的二元論，兩者之間，其實還有一層可能，就是“逼出中世紀”。如果不作歷史假設而尊重歷史發(fā)展的實際，中國確沒有實現“內生型”的近代化。當被來自國內外的槍炮聲逼出中世紀之后，我們也要走漫長的路。但中國的近代化也絕非亦步亦趨，完全在外力作用下按照西方的樣板走。所以，如果完全說是“被近代化”，太被動了；與“被近代化”相對應的“走出中世紀”，又太主動了。僅以思想文化論，從中體西用、全盤西化、整理國故到中西皆不能為體，就說不清楚是“被”還是“走”，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歷史的新面貌絕非晚明思潮的發(fā)展可解釋，這是一個新局步步進逼、步步走成新局的過程。在這個“逼出中世紀”的過程中，我們確實不大好判斷主動與被動的作用孰多孰少，即使從曾有的一些發(fā)展中的結果來看，也總是既西化又有民族的特性因子在里面，但這就是中國近代史發(fā)展動力的真實狀態(tài)，盡管它不那么清晰，甚至不能作確定的描述。
  　　
•   　　清宮戲不少，但真正貨真價實的清代史書不多?？赡茈x現在最近，有些東西還沒爬梳出來。但歷史不就證明了一個真理：愈是古遠，人們就愈是敢于表達，愈是近代，人們就越沉默?？纯磳ξ母锏难芯恐懒?，幾乎都是國門外的人在發(fā)言，國內的人往往是沉默著（主動或者被動）。
  　　
  　　朱老先生功底扎實，即使是這本隨筆性質的文集，也史料翔實，讀起來生動有趣。不像有些人的書，洋洋灑灑，就是不知道到底說的個啥。
  　　
  　　至少就我而言，明清兩代需要補課的東西太多，朱老先生的這本書，也算起一個引領帶路的作用了。
•   　　我總是認為應該把有限的精力和時間放在絕世經典上，
  　　所謂的隨筆，無論它的作者有著多么偉大的聲名，都不能很當做一回事兒；
  　　
  　　
  　　
  　　
  　　當做一種知識的補充和學養(yǎng)的調劑，
  　　本書是不錯的，
  　　皆是短篇，怡情悅目，不費神，
  　　輕松快意。
  　　
  　　
  　　片段式的作品適合消耗片段的時間。
  　　
  　　
  　　
  　　
•   　　二十年前讀到《走出中世紀》，當時就極為喜歡。不過這次重讀增訂本，覺得當時肯定沒能讀懂。咱雖不能說年近四十而知三十九年非，好歹也有所進步不是？
  　　
  　　作者界定中國的中世紀，上至秦漢帝國，下至清末，凡二千年。明清兩代，封建專制最烈，同時又出現了走出中世紀的可能。作者指出中世紀社會的必要條件：君主專制，封建的家長制，將人分成由血統(tǒng)門第決定的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的多級階梯，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起來的剝削，摧殘人性和迫害異端的宗教裁判所及其變形。作者對這些深惡痛絕，尤以羅織文網、禁痼思想為最恨。
  　　
  　　二十年后重讀朱先生文章，仍覺痛快，不由想起一句話：“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提到康熙晚年已有，雍正完善發(fā)展的密折制度，朱先生說，“那么，密折政治的謬種不流傳了么？有歷史在。”
  　　
  　　增訂本主要是增加了幾篇關于西學傳播的文章，如《利瑪竇在中國》、《徐光啟與晚明史》等。文字比初版增加約三分之一。
•   分析得很在理，有些學者往往用一個大的框架去“表述”歷史，其實多為一己之見，并不符合歷史之實情，實質是在借用“歷史”，表述自己的政見。經歷過八十年代“文化熱”的人，往往都有此避，尤其是一些所謂的名家大腕。
•   相對于國外漢學的巨大成就，大陸的近代史研究無論是理論層面還是技術層面還有待提升，真心希望我們突破一個個瓶頸，國人當更努力
•   上古、中古、近古
  以秦到到清季為中古，很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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