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生的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歷程

前言

范伯群先生在他的治學感言《“過客”：夕陽余暉下的彷徨》中有一段話，訴說了他暮年的學術理想：我期望我這一生能在科研上完成一個“三部曲”。我這大半生的科研途程，第一步是“起家”。我是從研究新文學起家的，研究知識精英作家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道路，如魯迅、郁達夫、冰心、葉圣陶、王魯彥、蔣光慈等作家。可是由于偶然的機遇，我開始走第二步，那就是將重點“轉移”到研究通俗作家身上去。這一“轉移”就花去了20年間的主要精力。當我剛著手研究時，也不知其中究競有多少工作量，就貿然“轉移”了陣地。待到進入角色，才知道自己跳進了一個永遠也游不到頭的海洋。但我一點也不后悔。這20年還是花得值得的。20年的一個總結性成果是集體撰寫了一部《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此書的出版應該作為走完第二步的標志，我應該跨入第三步中去了。這第三步我想取名為“回歸”。那就是我應該“回歸”到整體的現(xiàn)代文學史的研究領域中去，也即應該將雅俗雙方合起來加以綜合的通盤思考。從“起家”、“轉移”到“回歸”，我不希望這“三部曲”是在同一“平面上的循環(huán)”，但愿是一個“螺旋形的上升”。因為我花了20年時間審視了過去被視為“另類”的文學，也許我“回歸”到新文學研究中去時，能提出一些“另類的觀點”，供同行們質疑與批評，和同行們探討與切磋。我認為，過去那種強求“輿論一律”的文學史編纂模式應該為今天的“多元化”的文學史觀所取代。而多元化往往起步于不同觀點的互相商兌。這才能真正體現(xiàn)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寬闊坦蕩的胸襟①。范先生這段話表述于2004年，轉眼又是五年過去了，范教授在前年（2007年）出版了他獨立撰寫的《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插圖本）》，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中的一個里程碑式的著作。

內容概要

　　《多元共生的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歷程》收錄了范伯群先生關于"多元共生的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歷程"文章二十余篇。范伯群先生關于建立多元共生的文學史新體系的學術思想，既是他長期研究通俗文學，并且又建筑在扎實的新文學研究的基礎之上的兩者結合的必然結果。

作者簡介

范伯群，1931年出生，著名學者，蘇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2001年退休后，受聘于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為特聘專職教授，參與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項目“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科研工作。 曾與曾華鵬合撰《魯迅小說新論》、《郁達夫評傳》、《冰心評傳》等多本專著。與朱棟霖合作主編《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與吳宏聰合作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 2000年主編《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2003年榮獲教育部“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獎”，2006年榮獲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第二屆王瑤學術獎優(yōu)秀著作一等獎”。2007年出版的專著《插圖本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于2008年入選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第二屆'三個一百'原創(chuàng)圖書出版工程”。

書籍目錄

序：范伯群教授的新追求和新貢獻(陳思和)我心目中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框架開拓啟蒙·改良生存·中興融會——中國現(xiàn)代通俗文學歷史發(fā)展三段論《海上花列傳》：中國現(xiàn)代通俗小說的開山之作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起點的“向前位移”問題在“建構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多元共生新體系暨《中國現(xiàn)代通侄文學史(插圖本)》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發(fā)言分論易整合難——探求多元共生文學敘事王國之建構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小說期刊現(xiàn)代化之歷程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的“現(xiàn)在進行時”論新文學與通俗文學的互補關系中國大陸通俗文學的復蘇與重建1921－1923：中國雅俗文壇的分道揚鑣與各得其所超越雅俗融會中西——論20世紀40年代新市民小說代表作家的創(chuàng)作經驗通俗文學的現(xiàn)代化與現(xiàn)代文化市場的創(chuàng)建論“都市鄉(xiāng)土小說”——中國現(xiàn)代通俗小說對“文學大家庭”的重大貢獻黑幕征答·黑幕小說·揭黑運動《催醒術》：1909年發(fā)表的“狂人日記”——兼談“名報人”陳景韓在早期啟蒙時段的文學成就(附《催醒術》原文)從魯迅的“棄醫(yī)從文”談到惲鐵樵的“棄文從醫(yī)”——惲鐵樵論特緣時勢要求以合時人嗜好——以評議魯迅、胡適的有關“譴責小說”論點為中心移民大都市與移民題材小說——論清末民初上海小說中的移民題材中長篇“兩個翅膀論”不過是重提文學史上的一個常識——答袁良駿先生的公開信還原一場面對面的學術論爭——致汕頭大學學報編輯部的一封信為轉型期的中國文學史破解疑案——推介樽本照雄的《清末小說研究集稿》“過客”：夕陽余暉下的彷徨(學術自述)后記附論文原載期刊出處及轉載情況

章節(jié)摘錄

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的進程肇始于19世紀20世紀之交，這一時期中國文學取得的歷史性成就遠遠超過20世紀21世紀之交的成就。因為前一個世紀之交正值中國文學的轉型期，也即從古典型轉化為現(xiàn)代型。這種劃時代的成績是顯而易見的?？墒呛笠粋€世紀之交，文學沒有發(fā)生什么“質”的變化，也沒有什么標志性的作品的出現(xiàn)，就這樣平平穩(wěn)穩(wěn)（也許可以稱作平庸）地跨過了莊嚴的世紀之線?？墒乔耙粋€世紀之交是以“小說界革命”為龍頭標志作騰越式前進。它的標志性文章是幾道（嚴復）與別士（夏曾佑）發(fā)表在1897年天津《國聞報》上的《本館附印小說緣起》。嚴復當時正翻譯好《天演論》，而這篇“緣起”簡直可稱作《天演論》的文學版。嚴、夏二人是有世界性的視野的，也懂藝術規(guī)律。但是這樣一篇連載了十多天的長篇大論的重要文章，競用了這樣一個“事務性”的題目，使我感到非?？上?。另外還有一點應該提及的，“本館”究竟附印了哪些小說呢，查一查竟一篇也沒有。梁啟超在一則《小說叢話》中說：“天津《國聞報》初出時，有一雄文，日《本館附印小說緣起》，殆萬余言。實成于幾道與別士之手。余當時狂愛之?！秶剤蟆氛撜f欄登此文，凡十余日。讀者方日日引領以待其所附印者，而始終竟未附一回，亦可稱文壇一逸話?！雹倭硪黄獦酥拘缘奈恼率橇簡⒊趌902年寫的。實際上是《新小說》的發(fā)刊詞。我們不得不佩服梁啟超，他不愧是一位宣傳鼓動家。他的文章的題目實在叫得響亮：《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如果他也用《（新小說>發(fā)刊詞》、《創(chuàng)辦緣起》之類，就沒有現(xiàn)在的題目的效果了。這兩篇標志性文章引進了外國先進的小說觀，也強烈地提出了小說“新民說”。

后記

我是在1931年“九一八”后的11天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其后的18年是在既有侵略戰(zhàn)爭，也有正義的戰(zhàn)爭中度過的。童少直至跨人青年期，常在逃難、遷徙或不安定生活中，這是不利于專心讀書的年代。開國以后，1951年，我考取了復旦大學，這是一個使人可以對未來產生彩虹般夢想的環(huán)境?？墒呛芸煊謹鄶嗬m(xù)續(xù)陷入了各種政治運動的漩渦，直到粉碎“四人幫”那個歲月，前前后后算算也有四分之一世紀。這期間運動的種類很多，大致可分正確的運動，擴大化了的運動，或是錯誤的運動三個品種。就在1955年大學將畢業(yè)的時候，我遭遇一次以胡風為假想敵的“瞎折騰”，這次運動改變了我的命運，也將我涂抹成一個“油漆未干”者——令人靠近不得，還要經常下鄉(xiāng)或多年與“五七”干校這個“怪胎”為伍，勒令去做“杭唷杭唷”派。但是“自我努力”能在某種機遇中改變命運。幾經掙扎與沉浮，直到1978年重新調進大學任教，我才能在教學之余，開始比較正常的科研工作。也就是說，我是快近50歲時，才開始了一生中的“正常工作”階段。由于1990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我為博士生導師，我又能多工作10年，到70歲才退休。這使我的正常工作的“工齡”從12年增加到了22年。不過我的“胃口”很大，實在覺得“工作”還沒有“吃飽／過癮”就要匆匆放下“碗筷”了，我深以為憾。在退休時，我名下的一位韓國博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還剛開題，而他專攻的通俗文學研究方向在當時還沒有第二位博士生導師可以指導他。我要求多留一年，等這位博士生完成學業(yè)后再退休，但是沒有得到批準。學生是學校招進來的，也是學校指派我去指導的?，F(xiàn)在總不能叫他過“無師自通”的日子；“教練”下崗，卻不給他派新教練，這不近情理。他豈不成了有學籍的“失學者”？組織上要我“下崗”的決定非常堅決，就像“法場”上到了“午時三刻”一樣，立“斬”不貸。這也似乎不近情理。在萬般無奈中，還是我以私人的友誼在文學院之外為他敦請到一位淵博的指導者。博士學位論文寫好之后，又無人出來組織答辯，只好又由我這個“下崗”者為他請了幾位論文答辯委員進行了一次答辯。我常常稱我的退休為“下課”，就是為此事發(fā)的感慨。不過我并不感到“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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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生的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歷程》內容豐富，論述透徹，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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