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課堂與文學研究
出版時間：2008.11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作者：張業(yè)松 頁數(shù)：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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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概要
《文學課堂與文學研究》包括魯迅課、從注釋到文學史、“胡風問題”、舒蕪研究、人品和學問六、 “學科”與“方法”、文學期刊與當代創(chuàng)作、今三十年等內(nèi)容，供廣大讀者參考。
書籍目錄
題解一、 魯迅課重讀《吶喊·自序》魯迅文學的再認識暗夜的苦痛和想象復旦大學課堂上的魯迅二、 從注釋到文學史“歷史文本”是這樣被構造出來的應該再注一注《周作人全集》文學史線索中的巴金與魯迅三、 “胡風問題”胡風理論的錯位與遭際胡風問題的三個論域四、 舒蕪研究關于舒蕪先生的是非舒蕪的兩篇“佚文”五、 人品和學問賈植芳與《賈植芳文集》“賈拒認舒”材料補賈植芳先生的學術貢獻六、 “學科”與“方法”略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現(xiàn)狀與前景文學研究中的“上?！敝黝}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下限問題七、 文學期刊與當代創(chuàng)作文學民主與個人才能《上海文學》點評四則關于臺港暨海外華文作者的文學身份本地化向“新概念”要求“概念”八、 今三十年打開“傷痕文學”的理解空間《叔叔的故事》的文學史意義如何評價《兄弟》新世紀小說三記代跋：賈植芳先生的最后時刻
章節(jié)摘錄
一、 魯迅課 重讀《吶喊·自序》 講魯迅精讀的課，逼迫我重新去看一下魯迅的作品。重新去看的過程當中，我自己得到一個——夸張一點說，得到一個震驚體驗。什么震驚體驗？就是把《吶喊·自序》這樣一個熟得不能再熟的文本，再讀一遍，再去想的時候，發(fā)現(xiàn)竟然有那么多東西是我以前沒有注意到的?！ ∥易⒁獾降牡谝粋€問題，就是這個作品是魯迅作為新文學作家取得階段性成果之后，在他的人生歷史上第一次回顧他作為作家的成長史。這一個作為作家的成長史，當然從整體上我們?nèi)プ⒁馑?，是因為它記載了魯迅從不寫到寫這樣一個轉(zhuǎn)折的過程。那么我從里面讀出來的反而是魯迅對他自己的，不僅從不寫到寫這樣一個大的范圍，而且是他為什么要寫，寫什么，寫的這些東西當中他記載了什么，對這樣一些問題的一個非常老實的交代。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吶喊·自序》最后談到他是在金心異的促動下做起小說來，做小說的目的，不是因為他又被金心異激動得熱血沸騰了，而只不過是要“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qū)”?！傲囊晕拷濉边@個說法里面我覺得就包含著魯迅對他的創(chuàng)作效果的一個預期，這個預期不是高的。他從自己過去的經(jīng)驗中已經(jīng)得出結(jié)論，自己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從他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出來，他對自己現(xiàn)在勉強地去作出表達以后，會帶來什么效果，或者推廣一點說，對整個新文化運動會帶來什么效果，他是沒有絕對的信心的。而只不過，像我們從他后來的創(chuàng)作當中反復印證過的，他是在做著“跨進刺叢里姑且走走”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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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2條)
- 時下中學生對語文課有一段順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蹦酥劣凇都o念劉和珍君》等名篇被“請”出中學語文課本。魯迅是否真的不適于這個時代了呢？
我一直以為魯迅不是不能講，關鍵是誰來講，怎么講。如果是像陳丹青那樣“笑談大先生”，自然好聽。要是按照所謂的教學大綱照本宣科，我想那肯定是要倒胃口的。
剛好收到復旦學者張業(yè)松的新著《文學課堂與文學研究》，讓我看到了一個大學課堂上的精彩魯迅。該書第一輯便為“魯迅課”——“魯迅精讀”原是復旦中文系的必修課，后又成為一門面向全校的公共大課。三年的授課經(jīng)歷，讓講者張業(yè)松收到了教學相長的益處，而臺下學生的反應也是相當好——這再次說明，魯迅不是不能進今天的校園，而是怎么進法?！耙詷藴蚀鸢傅牧暤脼槟康牡恼n堂教學只是‘閱讀暴力’的一種最普遍、最粗淺的表現(xiàn)形式。”這句話對中學、大學普遍存在的“怕上魯迅課”，怕是一語中的。
魯迅童年的柜臺陰影
濃縮在這本學術著作中的，不乏可圈可點的新意。在首篇《重讀<吶喊·自序>》文中，張業(yè)松便寫到自己的震驚體驗：即魯迅寫此序時為四十歲的年紀，仍舊記得小時候當鋪柜臺上的人的臉色，“也許今天柜臺上的人對他臉色好一點，他就高興一點；明天這個柜臺上的人特別不耐煩，他就覺得有非常沉重的失落感。這樣的一種敏感所造成的痛苦，我想是導致了后來的魯迅在作品當中，我們說他眼光毒辣的一個來源。而且除了眼光毒辣以外，我還想，這個東西——兩條柜臺，可以讓他記到超過四十歲，那么這兩條柜臺帶給他心靈的創(chuàng)傷，和他對這種創(chuàng)傷的不愿意遺忘，一定是非常深的?！?
這段精神分析對我們從人的角度理解魯迅，理解魯迅的文本，是值得贊許、有所幫助的。
再如《孔乙己》這篇，以前總是說揭露了科舉制度的罪惡，現(xiàn)在孔乙己已經(jīng)和茴香豆、咸亨酒店一起成為一筆散發(fā)著脈脈鄉(xiāng)情的不小的旅游資源。張業(yè)松卻提出：《孔乙己》“絕對不是一個溫情的紀念碑，相反，它應該是一座恥辱的紀念碑，一個環(huán)境的恥辱的紀念碑?！笨滓壹合群笫б庥陂L衫與短衣兩幫客人，他試圖向作為敘述者的酒店小伙計去找安慰，然而在魯鎮(zhèn)這個環(huán)境中，是絕對的冷漠，絕對的無情，是壞到底的。唯一對孔乙己寄予同情的那個人，是不出場的魯迅本人。
魯迅不同于傳統(tǒng)中國作家的一個重要之處即在于：對個體生命的珍貴和個體生命的唯一性的尖銳的意識。
同樣有對魯迅情愛層面的考量。張業(yè)松認為，在《吶喊》時期，魯迅實際上是很認命的，他準備當?shù)降滓粋€舊家庭的長男，孝敬母親，幫助弟弟，維持一個大家庭的運轉(zhuǎn)。為此他拼命工作，一方面當官有一份收入，一方面在大學里兼課，同時更多地寫作，目的只有一個，賺更多的錢。這時的他完完全全放棄了個人幸福的追求，“他不去想把朱安休掉了自己找一個新太太，組建一個小家庭，沒有這個念頭的。所以干得也是不亦樂乎。那時候雖然身體也不是太好，可是還是拼命地干?！?
與周作人兄弟鬩墻之后，他才被迫去獨立生活，重新買了一個非常破的房子，“他本來希望朱安能繼續(xù)住在八道灣或回老家，可是朱安表示仍要跟著他，他只好把她接出來。那兩年他個人經(jīng)濟上的壓力是非常大的，非常拼命?！边@段分析把魯迅還原到一個男人，一個哥哥，一個丈夫的層面。因此，不必懷疑欠缺戀愛經(jīng)驗的魯迅何以能寫出《傷逝》這等糾纏于情感的小說，“他不是沒有理由的，他確實有自己的體驗在里面。”
再論舒蕪
張業(yè)松師從于陳思和，是賈植芳的再傳弟子，屬于胡風那一脈，溯源而上，又是魯迅的一個支脈?；蛟S由于這一路的師承關系，造成他作為一名文學研究者，在學問之外格外強調(diào)對傳主人品的關注。本書另一個惹人遐想的地方，就是關于舒蕪的研究。
出身桐城方苞后裔的舒蕪原名方管，與胡風、路翎等同為“七月派”作家。上世紀30年代，他還是在嘉陵江畔和路翎一起辯論哲學問題的好友。1952年，舒蕪相繼公開發(fā)表《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致路翎的公開信》，率先點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呂熒的名字，從而揭開了“胡風集團”冤案的序幕。因此案牽連而遭厄運的人不計其數(shù)，幾個主要人物死的死（如阿垅、方然），瘋的瘋（如胡風、路翎）。因檢舉有功，舒蕪本人從偏遠的南寧被上調(diào)至京城，然而時隔不到兩年，他又立馬從“立功”者變成了“右派”，同樣成為被打倒的人。這戲劇性的一幕，成為現(xiàn)代文學史上永遠耐人尋味的一則往事和公案。
如今“七月派”作家差不多凋零殆盡，舒蕪先生高壽，還能偶爾口述筆錄，而他的長論又常引來是非公案。李輝曾撰文，稱“在胡風事件中‘主動告密’永遠是舒蕪的歷史尷尬。”而早在十多年前，張業(yè)松便編過一本關于被摧毀的“文壇天才”路翎生平的《路翎印象》，舒蕪那篇極具史料價值的《致路翎的公開信》因為某種原因，在原書清樣后被撤下。
此次出書，張業(yè)松展現(xiàn)了他在舒蕪研究上的功力，書中收錄的兩篇長文：《關于舒蕪先生的是非》和寫在胡風誕辰一百周年之際的《舒蕪的兩篇“佚文”》，以摘錄舒蕪當年反“胡風集團”原文的方式，幾乎是逐段逐段地向歷史“開炮”，具有不可多得的文史價值。舒蕪五十年前的那番行為，究竟是“賣友求榮”，還是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的“過分積極”和“不自由”，或者只是在一出荒誕劇中扮演了一個滑稽的“小丑”？作為后來者的今人，無語亦無從語；作為當事人，是賈植芳口中的“歷史無情而又有情”，是何滿子口中的“不妨說，他（指舒蕪）也是歷史的受害者”。
想起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文懷沙事件”，不由有所悟：真相似乎總是在迷霧中，又總是能一戳即破。
2009年，都市快報，獨立書評。
- 《文學課堂與文學研究》并不是一本好看的書，也許還能說是一部難看的書。書的構成雜亂，幾乎看不出各章之間有什么樣的聯(lián)系。并從各章的內(nèi)容來看，似乎是將作者各個時期所寫的文章，一并課堂授課的筆記集中而成的東西。
自然，正如這本書的題目所提示的那樣，作者本來的目的似乎也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作為文學教師的經(jīng)驗。但又很顯然，作者并不滿足于純粹的傳道授業(yè)解惑，他還沒有忘記自己作為一個研究者的身份，又或者是不希望讀者們忘記。
這本將近三百頁的書我看得并不認真，充其量只能算是草草的瀏覽了一遍。其中，引起我的興趣并認真閱讀了的只有第一章“魯迅課”、第六章“學科與方法”以及終章“今三十年”。
在第一章中，作者放下學者的“臭皮囊”與學生教學相長的教學態(tài)度，和將魯迅從堅硬的神座上拉下，從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角度來閱讀魯迅的姿態(tài)值得欽佩。但仔細想想，那莫不是一個大學教師本來所應有的面孔嗎？回想起不久之前某些高校教師不可一世地叫囂所謂“師道尊嚴的衰落”，便知道民主與平等這兩個字有多么沉重。
第六章中所收入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下限問題”也許是本書中最為精彩的一部分。面對“90年代文學的文學史定位”，作者提出，“90年代的文學變化，意味著隨20世紀自成段落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可以在20世紀的最末兩年獲得它的有效斷限”，而隨著舊世紀的終結(jié)于新世紀的開始，“中國文學所面臨的，將是一個新的起點”。
作者的主要根據(jù)在于，從五四開始的過往近百年的文學，都是在“啟蒙”“解放”“反抗”“民族獨立”等時代主題下所產(chǎn)生的，作者把這種狀態(tài)叫做“共名”。而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學者們開始脫離時代的主題，又或者說具有向心力的時代主題已經(jīng)消亡。而當文學者在創(chuàng)作時不再執(zhí)著于時代主題，而是回歸個人的獨立性上時，“我們期待已久的文學轉(zhuǎn)型也就真正來到了”。
不得不承認作者的看法是符合當下中國文學的實際情況的，但也正是因為符合，就不能不為之痛心。據(jù)說作者所在的復旦大學新出了一套中國文學史，同學告訴我說其主要觀點是要擺脫以往階級斗爭的理論，從“人性”的角度重建文學史。聽來好像很美好，想想?yún)s很可怕。文學體現(xiàn)文學者的性情，書寫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亦或是一群人的人性，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嗎？如果連文學都不去關懷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難道要等著科學家們用尺規(guī)、試管、顯微鏡和手術刀來“關懷”我們嗎？
只不過，所謂“人性”，它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呢？又或者說，一個人的性格與情操，到底要如何才能體現(xiàn)呢？空洞地去談“人性”，又或者簡單將“人性”等同于“個性”,亦或是等價于諸如“個體本位”之類抽象的東西，真的有多大的意義嗎？
作者也承認，“現(xiàn)代文學的基本主題和動力，是個人與體制之間的緊張關系”，無論在何種時代何種社會，一個人只要仍然生活在人的社會中，他的真性情便只能在于社會的“抵抗”中獲得。
遙遠的魏晉時期那些狂放激昂的文人隱士們似乎能超脫社會而追尋自我的真性情。但若是仔細想想，陶潛、阮籍、嵇康若真是逃脫了社會，費勁心機書寫詩作文豈不是多此一舉？所謂隱士的“隱”，大約也是他們抵抗社會的一種方式吧。魯迅說，“世界果真只不過如此嗎？我要反抗，試他一試”。文學者的態(tài)度，便應該是那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