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用戶評論 (總計11條)

•   　　“史人”“妄人”曹聚仁
  　　 ———且說他《魯迅評傳》的硬傷
  　　◎ 朱　正
  　　
  　　
  　　
  　　我自己反省，我并不是一個適當?shù)膶戶斞競饔浀娜耍耸啡说膽B(tài)度，論事比較客觀一點。
  　　 曹聚仁《魯迅評傳》第二十九章
  　　
  　　怎樣的人物筆下，只能寫出怎樣的魯迅來。
  　　 聶紺弩《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尸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魯迅《憶韋素園君》
  　　
  　　
  　　
  　　
  　　
  　　曹聚仁著《魯迅評傳》，已有不止一個版本。我看到的是上海二○○六年出版的一本，實際包括作者一九五六年在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魯迅評傳》和一九六七年在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的《魯迅年譜》兩本書?，F(xiàn)在我就來寫一點我在這書中看到的硬傷。文章里引語后邊所注的數(shù)字，指本書頁碼，就不再注明章節(jié)的標題了。
  　　　　作者怎樣看待自己的任務(wù)呢？他說：
  　　
  　　在今日，寫魯迅年譜最容易，因為關(guān)于他的史料太充分了，比曾國藩的傳記還充分些，就看鑒別史料有沒有眼光，組織史料有沒有能力。（5）
  　　
  　　作者這樣說，當然是自認為有鑒別史料的眼光，有組織史料的能力了。他以此自負，對自己正在精心結(jié)撰的大著期許甚高。他說：
  　　
  　　我承認我的治史方法和態(tài)度，很受胡適、梁啟超的影響，我的《魯迅年譜》，假使寫成的話，也就是《章實齋年譜》那一類的史書。（4）
  　　
  　　《章實齋先生年譜》見《胡適全集》第十九卷，在史學著作中可稱杰構(gòu)。曹聚仁的《魯迅年譜》是不是也可以并列在這個檔次，讀者看完本文之后就可以明白了。
  　　　　他不但近比胡適、梁啟超，而且還遠比王船山。他說：“我對魯迅的看法，有如王船山的《讀通鑒論》，不一定茍同前人的評論，也不一定要立異以為高的?！保?14）這樣的書當然是傳世之作，千百年之后還會有讀者。他說：
  　　
  　　百年之后，我相信必有史家承認我所寫的，是把魯迅當作有血有肉的活人來描畫，絕少歪曲事實之處。（280）
  　　
  　　魯迅先生定將在中國文學史上占重要的一頁，我這部《年譜》，或許對千百年后的史家有點用處。（381）
  　　
  　　一方面，對自己的著作作了這樣高的期許，另一方面，就要竭力貶抑別人的同類著作了。在他撰寫《魯迅評傳》的那時，已經(jīng)出版了的魯迅傳記，在大陸只有一本王士菁的《魯迅傳》，在臺灣只有一本鄭學稼的《魯迅正傳》。于是他就極力攻擊這兩本書：
  　　
  　　王士菁的《魯迅傳》，那簡直是一團草，不成東西，而鄭學稼的《魯迅正傳》，更是胡鬧，不僅侮辱了魯迅，也侮辱了讀者。（2）
  　　
  　　王士菁所寫的也就是這么一部傳記，就因為他不懂得史學，不善剪裁，不會組織，所以糟得不成樣子。而許廣平不懂得史學，不獨不會修正，連批評也不中肯。（5）
  　　
  　　王士菁，無論史才、史識，史筆，都是不及格的，只寫了一部亂糟糟的傳記，比日本人的《魯迅傳》都不如呢。鄭學稼的《魯迅正傳》，更是胡說八道。（382）
  　　
  　　就這樣，曹聚仁把別人的書貶得一錢不值，來反襯自己的書是怎樣的了不起?？墒?，終于擺在讀者面前的他自己的這部書究竟怎樣呢？我不得不抱歉地指出：他批評王士菁的那些話大都可以用來批評他自己的書：不懂史學，不善剪裁，不會組織，不成樣子……他這部書，大到總體結(jié)構(gòu)，小到語法修辭，都有可議之處，這些都沒有篇幅去討論，僅僅就史學這一角度談一談書中的問題。作者在書中多次自稱為“史人”（例如第116頁、第260頁），稱他的書為“史書”（第4頁），我想選擇這一評論角度是適當?shù)?。而史學的范圍都太廣了；史才，史識，史德，這些也都暫不討論，只看看書中所寫的史實錯誤之類的硬傷。
  　　　　傳記和年譜，不但要記述傳主的生平事跡，還必須介紹其時代背景。只有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之前，傳主的一些行狀才是可以理解的。曹聚仁注意這樣做了，可是在這樣做的時候，許多歷史事件都被他寫錯了。讀者看了，真覺得他不像一個受過史學訓練的人。下面舉一點例。
  　　　　《魯迅年譜》一九○五年所記歷史大事有“清廷派皇族五大臣視察歐美各國憲政”（293）一條。這里的“皇族”二字就使人覺得奇怪。派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事，見于這年七月十六日的上諭：“茲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保ā豆饩w朝東華錄》第五冊，總第5364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這里，只有鎮(zhèn)國公載澤是宗室，湖南巡撫端方是滿人，而戶部侍郎戴鴻慈和兵部侍郎徐世昌都是漢人。怎么能把這些人都稱為“皇族”呢？
  　　　　《評傳》中說：“而同盟會，乃是合孫中山所領(lǐng)導(dǎo)的興中會和章太炎所領(lǐng)導(dǎo)的光復(fù)會而成的”。（27）這里漏說了黃興所領(lǐng)導(dǎo)的華興會。華興會的張繼、宋教仁等人后來都是同盟會的重要活動家。這一疏漏，作者在十年之后所撰的《年譜》中才得以改正（293）。
  　　　　《年譜》一九○六年記有“是年，清廷宣布實行立憲”（294）。其實清廷宣布的并不是“實行立憲”，而是“預(yù)備立憲”。這年九月一日的上諭：
  　　
  　　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quán)統(tǒng)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guī)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俟數(shù)年之后規(guī)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光緒朝東華錄》第五冊，總第5563-5564頁）
  　　
  　　可見清廷開出的只是一紙遠期兌付的支票，而曹聚仁卻把它說成立即兌付的支票甚至是現(xiàn)鈔了。
  　　　　《年譜》一九二四年所記大事，有“九月，孫中山發(fā)表《北上宣言》。十一月，曹錕退位。十二月，孫中山北上入京?！保?16）這里，“曹錕退位”四字，完全沒有反映出當年的歷史。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發(fā)動政變，推翻了曹錕政權(quán)，隨即電請孫中山北上入京。孫中山的《北上宣言》發(fā)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見《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4頁。這跟他在九月十八日發(fā)表的《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見前引書第75頁）不是一回事。曹聚仁把這兩篇宣言弄混淆了。
  　　　　《年譜》一九二六年記有“三月，創(chuàng)造社出版《創(chuàng)造》月刊，郁達夫主編，提出‘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的新論題。”（322）這里“《創(chuàng)造》月刊”應(yīng)作“《創(chuàng)造月刊》”，也許是編校之誤，不去說它。只是創(chuàng)刊的當時并沒有提出“革命文學”的口號來。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發(fā)表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創(chuàng)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上，是已經(jīng)要開始“革命文學”論爭的時候了。把這口號前移到一九二六年，也可說是昧于史實?！赌曜V》一九二七年又重復(fù)記有“創(chuàng)造社提倡無產(chǎn)階級文學，成仿吾發(fā)表《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保ǎ常?）時間依然沒有說準，還是早了一年，而且《年譜》將同一件事在兩年中重復(fù)記載，也就不宜再指責別人不善剪裁組織了。
  　　　　關(guān)于“八一”南昌起義，書中說：“中國共產(chǎn)黨，以賀龍、葉挺的四軍為骨干，八月在南昌舉義，是為紅軍之始?！保?32）賀龍不屬四軍，當時他是國民黨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
  　　　　《年譜》一九二七年記有：“三月，胡適、徐志摩、梁實秋、沈從文、聞一多組織‘新月社’，《新月》月刊創(chuàng)刊?！保?32）從行文看來，是說先成立了一個新月社，再由這個社創(chuàng)刊了一份雜志。這里首先要指出一個時間上的錯亂：新月社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的，后來成員星散，無形解體，到了這《年譜》中說的一九二七年三月，早已不復(fù)存在。至于《新月》月刊，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才創(chuàng)刊，顯然不可能是新月社辦的刊物了?？芍略律绲慕Y(jié)成和散伙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前，而《新月》月刊的創(chuàng)刊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后，不知道為什么曹聚仁要把這兩件事都記到一九二七年。
  　　　　《年譜》一九三一年記有：“一月，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上海舉行四中全會，批判李立三路線，承認毛澤東的領(lǐng)導(dǎo)方向?！保?48）這幾句話表明作者對中共黨史的無知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批判立三路線，是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周恩來主持的六屆三中全會的主題。而四中全會雖然繼續(xù)提出批判立三路線，但主要鋒芒卻是針對所謂犯“調(diào)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了。會議在共產(chǎn)國際代表的操縱之下，主要目的就是提王明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袖。這次全會所有文件，包括向忠發(fā)的中央政治局報告、決議案、國際代表在會上作的結(jié)論等等，都收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其中任何一個文件都沒有“承認毛澤東的領(lǐng)導(dǎo)方向”的內(nèi)容。這是要到四年之后的遵義會議上才解決的問題。
  　　　　上面所說的這許多大大小小的歷史事件，對于魯迅的傳記來說，只是一種背景材料。對于這一些，看來曹聚仁頗有點不甚了了信口開河的習慣。在處理傳主生平事跡的時候，作者總應(yīng)該慎重一點吧。不幸得很，錯得還更離奇些。下面也舉一點例。
  　　　　祖父的事情，書中是照抄周作人《魯迅的故家》里兩節(jié)“介孚公”的材料。這當然是很有用、很權(quán)威的史料。可是決不能說只要把它照搬過來即盡了“史人”的能事。這時就得用一點鑒別史料的眼光了。認真鑒別一下，就可以發(fā)現(xiàn)周作人這里說的有三點應(yīng)予訂正。一點，他為什么不做金溪縣的知縣了呢？周作人的書中所說的原因是“被參劾”，后來“便往北京考取內(nèi)閣中書”。至于“被參劾”的原因，則是“同撫臺鬧了別扭”。曹聚仁在引用這一史料的時候，把周作人的原文簡化為這樣兩句：“又同撫臺鬧了別扭，又往北京考取內(nèi)閣中書”。（12）省掉了“被參劾”三字。這是不能省去的。不寫明被參劾這一點，是不是鬧了別扭就負氣辭職呢？再說，參劾他的撫臺是哪一位，應(yīng)該也可以落實到人。像一省巡撫這樣的封疆大吏，《清史稿》有表有傳，一查便得。我已經(jīng)查明魯迅祖父周福清并不是被任何一位巡撫參劾的。參劾他的是兩江總督沈葆楨。參劾的原因也不是和他“鬧了別扭”，后來在北京做的內(nèi)閣中書也不是考取，而是循例捐來的。我的考證過程，詳見《周福清科場案述略》，收在我的《魯迅回憶錄正誤》（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一書中，這里就不細說了。
  　　　　接著就是祖父的科場行賄案。周作人所述也與事實頗有出入，曹聚仁都照抄過來了。因為這是清末一個大案，有關(guān)的奏折和上諭都可以在《光緒朝東華錄》里查到，足可資鑒別之用。例如說，不會辦事因而引發(fā)了這一場大案的“那跟班是一個鄉(xiāng)下人名叫徐?！保?2），據(jù)浙江巡撫崧駿報告案情的奏折，此人不叫徐福，而叫陶阿順。這算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錯誤，至于書中所說“將出錢人所開一萬兩銀子的期票封在信里”（12），就是一個不能容許的大錯誤了。假如真如此書中所說，陶阿順送去的信封中有一張可以立即兌付現(xiàn)銀一萬兩的銀票，介孚公也就不能保全首領(lǐng)了。幸好信封里并沒有一張這樣的有價證券，有的只是一張寫著“憑票發(fā)洋銀一萬元等語”的紙條，只是一個許諾，表明行賄的意向。崧駿的第二封奏折更明確說這是“寫洋銀一萬元空票一紙”。這一情節(jié)對于最后量刑極為重要。崧駿的奏折中說：“其所開洋票，系屬自寫虛贓，與議單文券不同，且財未與人，未便計贓科罪?！币粋€有史學訓練的人，在這關(guān)系極大之處，怎么能對所引史料不加鑒別，據(jù)官文書訂正呢？《光緒朝東華錄》并非僻書，可就是沒有去查考一下，也許是沒有想到要去查閱吧。
  　　　　魯迅父親的病死，《評傳》說：“他父親病了一年，死時只有三十七歲”。（22）此說就沒有任何史料根據(jù)了。據(jù)《朝花夕拾·父親的病》說，前一位醫(yī)生醫(yī)治了“兩整年”，換了個醫(yī)生（“陳蓮河”）又看了一段時間，總計有兩年多一點。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病》里說，大概沒有這樣久。他的記憶里，“甲午八月黃海戰(zhàn)敗”之時（1894年9月17日）他還沒有發(fā)病，“他的病如在那一年發(fā)生，可能是在冬季吧?！钡揭话司帕晔率杖ナ溃×舜蠹s是兩年左右。
  　　　　《評傳》說：“他在仙臺醫(yī)學專門的學習成績，非常之好，好到藤野先生把傳他一家之學的希望存在魯迅身上，好到仙臺醫(yī)專的同學對他妒忌，以為他獨得藤野先生的照顧。”（22）這個“非常之好”一說，又是沒有任何史料根據(jù)的。《朝花夕拾·藤野先生》中說：
  　　
  　　學年試驗完畢之后，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fā)表了，同學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
  　　
  　　應(yīng)該說，他自己的這一段回憶是很準確的。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一書中轉(zhuǎn)錄了一張魯迅一九○五年春季升級考試的分數(shù)單：解剖59.3，組織72.7，生理63.3，倫理83，德文60，物理60，化學60。平均65.5，142人中間列第68名。（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0頁）這豈不正好和他自己說的“同學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間”相符嗎?？戳诉@個分數(shù)單，也可以知道書中說“他在醫(yī)學校中，倫理學也得了最優(yōu)等的成績”（292）一說不準確，83分是不能算作最優(yōu)等的。
  　　　　魯迅在一九○六年到仙臺醫(yī)專求學，在那里看了一張對他刺激極大的幻燈片?！对u傳》說：“其時，正當日俄戰(zhàn)爭的時候，關(guān)于戰(zhàn)爭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了?！保?3）一望而知，這是從《吶喊·自序》中照抄來的。一個人回憶往事，不妨作一點粗線條的記述，而一個“史人”修史，就不能不對這史料有所鑒別了。一九○五年九月五日，在美國的調(diào)停下，日俄兩國簽訂《樸茨茅斯條約》，結(jié)束戰(zhàn)爭。說“其時，日俄戰(zhàn)爭剛過去不久”，才是史家的筆墨。
  　　　　《朝花夕拾·范愛農(nóng)》一文中談到魯迅參與《越鐸日報》創(chuàng)刊的事。說是“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提議創(chuàng)刊報紙來監(jiān)督“王金發(fā)他們”，顯然是紹興光復(fù)之后的事情了。報紙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創(chuàng)刊，魯迅寫的《〈越鐸〉出世辭》見《魯迅全集》第八卷。而曹著《年譜》卻置此事于辛亥革命之前：
  　　
  　　〔1911年〕是年……暑假后……也孫德欽同辦報……十月間，武昌革命軍起義，……后來，王金發(fā)從杭州帶隊來到了紹興，組織了軍政府。……《越鐸日報》對都督有了微詞，更觸王氏之怒。（298）
  　　
  　　對于魯迅傳記的作者來說，《朝花夕拾》是最常見也最重要的一種史料，它關(guān)于《越鐸日報》一事的記述也是完全清楚明白的。真不知道有這書在手邊的作者為什么會把報紙創(chuàng)刊時間弄錯的：錯了一個朝代，把民國時的事寫成清朝的事了。再說，即使沒有去查閱《越鐸日報》上刊登的那些毫不留情的攻擊文章，只看《朝花夕拾》里說的“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員；此后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xiāng)，姨太太……”，也就決不是只用“有了微詞”這四個字可以交代過去的。
  　　　　說到紹興光復(fù)，《評傳》說：
  　　
  　　辛亥革命到來那一時期，魯迅十分興奮，在紹興尚未光復(fù)之頃，城中人心浮動，他曾經(jīng)召集了全校學生們，整隊出發(fā)，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鎮(zhèn)靜人心，結(jié)果大家當作革命軍已經(jīng)來了，成為唾手而得的紹興光復(fù)。（29）
  　　
  　　一隊學生在街上游行一通，紹興就光復(fù)了。這真是海外奇談。事實上，是杭州光復(fù)之后派王金發(fā)率隊進駐，紹興才光復(fù)的。曹聚仁在這里，又是不加鑒別照搬史料了。孫伏園的《魯迅先生二三事》中的《惜別》一文，轉(zhuǎn)述了許廣平對他說的這件“武裝演說隊”的事，曹聚仁就照抄不誤了。同樣記了這事的周建人，說的就有分寸得多，他在《略講關(guān)于魯迅的事情·魯迅任紹興師范學校校長的一年》中，只說在那人心浮動的紹興城里，“學生們走到之處，人心立刻安定下來，店鋪關(guān)的也仍然開了?！眳s沒有說“成為唾手而得的紹興光復(fù)”這樣的荒唐話，可惜作者沒有采用他的這一說。在多種史料中，比較、選取、鑒別的工夫，是一個有志于史學的作者所必不可少的。
  　　　　魯迅應(yīng)廈門大學之聘，前往任教，有一些事情不很愉快。這在他寫給許廣平和未名社友人的信件中都有清楚的反映，傳記作者憑著這些最直接的史料，對他生平中的這一段是很好處理的，不容易寫錯的?？墒窃凇对u傳》中卻出現(xiàn)了這樣一段文字：
  　　
  　　魯迅是從北京到廈門去的；北京的學術(shù)空氣和上海已經(jīng)不相同，海派的學術(shù)研究，在京派已覺得過于浮淺，若拿這一尺度來衡量其他城市的學術(shù)空氣，那當然更差一截了。海外（引者案：疑是海派之誤）人士心目中的國學，尚未脫離“四書五經(jīng)”階段，那時的中山大學教授，力主讀經(jīng)，提倡《古文觀止》和陳濟棠一鼻孔出氣，要驅(qū)逐胡適出境，對于魯迅的輯佚書工作更不能賞識了。那時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對國學也是外行，所期待于國學研究所的，也和魯迅的預(yù)想差得很遠。一開頭便格格不相入，也是勢所必至的。（66）
  　　
  　　讀者很可以把這一段引文當作曹著《評傳》全書的標本，看他是怎樣東拉西扯，時間錯亂，故弄玄虛，文不對題的。講傳主在廈門大學的事，忽然插入一段講中山大學的事，講胡適的事，這與魯迅的事跡有什么關(guān)系呢？再說，魯迅在廈門，是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曹聚仁在這里寫的“那時”，只能是指這一段時間。那時在中山大學主持教學業(yè)務(wù)的傅斯年，力主讀經(jīng)了嗎？提倡《古文觀止》了嗎？原來曹聚仁在這里插說的幾句，并不是“那時”的事，而是一九三五年發(fā)生在廣州的事。胡適的《南游雜憶》（見《胡適全集》第十卷）記下了他為接受香港大學名譽學位而作的南游，記下了他在廣州兩天半的經(jīng)歷。從胡適這篇文章中可以知道，力主讀經(jīng)，并且要求法辦（而不是驅(qū)逐）胡適的，是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直，文章里還記有他和陳濟棠交談的情形。讀者無法理解的是，一九三五年胡適在廣州的這些遭遇，與魯迅一九二六年在廈門的遭遇有什么相干，也不能懂得在《魯迅評傳》插說此事是什么意思。
  　　　　《評傳》中還這樣述評了魯迅應(yīng)蔡元培之聘任大學院特約著作員一事：
  　　
  　　他對于蔣介石政權(quán)，也是十分頭痛的；但他也在國民政府教育部屬下的中央研究院供職；直到一·二八的炮火震破了南京為止。為了“生存”，抱關(guān)擊柝，我們都可以做到的，因為魯迅也和我們一樣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沒有別的生存技能的人（一定要把魯迅想象得高不可攀的人，也是可笑的）。（386）
  　　
  　　他這“評語”說得很清楚：魯迅為了“生存”，他所敵視的蔣介石政權(quán)的錢也可以用，什么卑微的職業(yè)（下至守門打更）都可以做，因為他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沒有別的生存技能嘛。這樣一個人，當然就不足以言操守了。這就是《評傳》作者對傳主的評價?？上У氖撬谧鞒龃朔N評價所根據(jù)的事實都沒有弄清楚。蔡元培就任大學院（即教育部）院長，設(shè)“特約著作員”，“延聘國內(nèi)在學術(shù)有貢獻而不兼有給職者充之，聽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補助費?！币簿褪墙o社會上沒有固定收入的著作家送一點補助費，是一項有利于發(fā)展學術(shù)事業(yè)的措施。這補助是無條件的，完全無損于接受者的操守。就說魯迅吧，他在接受補助的這四年間的著作，那些收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里的文章，有一篇迎合、趨附權(quán)力者的嗎？再說，這筆補助費，也并不是他為了“生存”所斷不可缺少的。補助費只拿了四年又一個月，在這以前和以后，魯迅靠著稿費和版稅，不也是“生存”下來，并且不斷有著作問世嗎。再說，曹聚仁把這事寫成是在“中央研究院供職”，表明他對這事原委所知有限，其實是與中央研究院毫無關(guān)系的。還有，南京并不在“一·二八”戰(zhàn)爭的戰(zhàn)區(qū)之內(nèi)，說“‘一·二八’的炮火震破了南京”，也許只是一種修辭、象征的說法，似乎不宜出現(xiàn)在史籍之中。
  　　　　革命文學論爭的中止，“左聯(lián)”的成立，是魯迅生平中的一個重大關(guān)節(jié)?！对u傳》是這樣記述這件事的：
  　　
  　　他初住上海時，提倡革命文學的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的文人，對他的不斷攻擊，不獨見解很淺薄，動機也很無聊，有的正是借攻擊魯迅以自重。不過，這一種斗爭，并非中共的決策。到了一九三○年，左翼作家聯(lián)盟在上海成立，中共的文藝政策，有了一定的路向，而推行這一路向的瞿秋白，也是文學研究會會員，他和上海文壇人士交誼頗廣，他是要爭取魯迅來做有力的支援。（82）
  　　
  　　一九二八年，成仿吾、錢杏邨、馮乃超、李初梨這一些共產(chǎn)黨員作家圍攻魯迅。為什么后來忽然停止了攻擊，而和魯迅一起組織“左聯(lián)”呢？現(xiàn)在人們已經(jīng)知道，這是當時中共中央決策人李立三的決定，他命令這些黨員作家不再攻擊魯迅，爭取他到共產(chǎn)黨的旗幟下來活動，擁戴他為左翼作家的領(lǐng)袖。為了得到魯迅更多的合作，他在那危機四伏的環(huán)境下還同魯迅直接交談過一次。當年向黨員作家傳達李立三指示的吳黎平，魯迅與李立三會見時在場的馮雪峰，后來都發(fā)表了文章回憶這段史事，足為明證。我也看到過陽翰笙提供的一項資料，說是李富春向他提出不再攻擊魯迅的。我認為這個資料也是可信的。只是李富春當時是中共江蘇省委的負責人，他是在貫徹執(zhí)行中央的意圖。曹聚仁撰寫《魯迅評傳》的時候，吳黎平、馮雪峰、陽翰笙提供的證詞都還沒有發(fā)表，他當然無從知道有關(guān)的詳情細節(jié)。但是從“左聯(lián)”成立于“立三路線”開始抬頭之時，應(yīng)該可以推想到是出于李立三的決策。即使說想不到這一點，也決不應(yīng)該說是出于瞿秋白的推動。理由很簡單，在“左聯(lián)”的醞釀和成立之時，他都不在國內(nèi)。是一九三○年八月間，他和周恩來同受共產(chǎn)國際派遣回國主持六屆三中全會，反對立三路線?；貒趺τ谡味窢帲]有過問“左聯(lián)”的事。到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四中全會上他受到打擊，脫離了領(lǐng)導(dǎo)崗位之后，才過問“左聯(lián)”的事的。馮雪峰在《回憶魯迅》中說：“秋白同志來參加領(lǐng)導(dǎo)‘左聯(lián)’的工作，并非黨所決定，只由于他個人的熱情”。這也就可知《評傳》所說與事實相去甚遠了。
  　　　　還有一件類似的錯誤?！赌曜V》一九三○年記有“二月，魯迅、田漢、郁達夫、瞿秋白等五十二人發(fā)起‘中國自由大同盟’?！保?43）前面已經(jīng)說過，瞿秋白這時不在國內(nèi)。
  　　　　《年譜》一九三○年還記有這樣一事：“那時，當局對文人的迫害，變本加厲；那時，魯迅曾避居黃渡路的花園莊?！保?40）事實上，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后，魯迅才舉家避難花園莊的?！赌曜V》將這事誤系于一九三○年，而且把這次避難的原因，只一般地說是“當局對文人的迫害變本加厲”，只字不提柔石被捕事。而在《年譜》一九三一年里，才記下：“一月十七日，趙柔石等在上海被捕，二十日，魯迅和許廣平、海嬰、許媽避難于日本人所經(jīng)營的花園莊?！保?43）也不知道這里寫的同上一年寫的避居花園莊是同一次還是共有兩次。對于柔石等人究竟是因為什么事情被捕被殺，書中更無一字說明，大約也是以為“當局對文人的迫害，變本加厲”吧。殊不知道他們是在一次反對四中全會的黨內(nèi)會議上被捕的，完全是黨內(nèi)斗爭中的犧牲者，以致《年譜》中竟寫出了這樣的話：“二月，‘左聯(lián)’發(fā)表宣言，抗議國民黨政權(quán)對革命作家柔石、胡也頻、李偉森、殷夫、馮鏗等二十四個青年作家的殺戮。”（348）他把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林育南、中共江蘇省委委員何孟雄都說成是“青年作家”了。他不知道遇難的二十四人中只有五人是作家（“左聯(lián)”五烈士），另外的都是職業(yè)革命家。可見他是還沒有弄清楚自己要寫的事情就急急忙忙來動筆了。
  　　　　書中小的差錯更是觸目皆是。這里隨便舉幾個給大家看看。例如馬玨是馬裕藻（幼漁）的女兒，書中卻說是馬衡（叔平）的女兒（114），馬衡是她的叔父。教育總長傅增湘是四川江安人，書中卻說是湖南人（157）。只要看過《兩地書》的人都知道，魯迅和許廣平是一九二五年才相識的，書中卻說是一九二三年。（317）魯迅定居上海之后，曾經(jīng)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兩次到北京省母，而書中說只有一九二九年的那一次。（75）《萌芽》月刊，是魯迅、馮雪峰合編的，書中卻說是“郁達夫、馮雪峰共編”（338）。如果用“錯誤百出”這句成語來評這本書，那么，對這句評語不但可以從文學的角度來理解，更可以從數(shù)學的角度來理解。
  　　　　最后，還可以來一點余興，看看書中一段有趣的文章：
  　　
  　　有一個有趣的題目，擺在我們的面前，便是：魯迅假使活到現(xiàn)在，中共對他會如何？他對中共將如何？照胡適的說法，他是看了胡風被清算了，認為魯迅也不免于被清算被斗爭的。我呢，覺得胡適到了紐約，畢竟坐井觀天，他是不懂得中共的政策的。我敢斷言胡適留在北京的話，決不會被清算的，他還是做他的歷史研究；他的紅學的考證，一定更有收獲；生活也許清苦一些，但他的生平志愿，一定可以完全達到了。中共對于“人盡其才”這一點是做得很不錯的。魯迅先生在現(xiàn)在的話，他的創(chuàng)作，將有什么成就，我不敢說。他的學術(shù)研究，一定有驚人的收獲，那是可以斷言的。至少，他那部中國文學史，一定可以寫成的了。至于思想上的自我批評，一向是很勤奮的，他那回受了創(chuàng)造社的攻擊，便努力研究社會主義的文藝理論，一下子，就搞得比他的敵手們還通些。他如若活在現(xiàn)在，他可以替中共政權(quán)建立新的文藝理論的（我們要明白：中共的政治路向，也是建立了自己的北京路線，并不依存于莫斯科路線的）。（386）
  　　
  　　“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么樣？”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羅稷南直接向毛澤東提出了這個問題。毛答：“要么被關(guān)在牢房里繼續(xù)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曹聚仁在寫這一段文章的時候，并不知道有這一段毛羅對話，沒有猜中。關(guān)于這事，我寫了一篇長文章，收在《魯迅的一世紀》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這里就不重說了?？梢灾赋龅氖牵芫廴实倪@一段文字主要是寫給胡適看的，是想做點統(tǒng)戰(zhàn)工作。對胡適作出了種種許諾，動員胡適棄暗投明。我看出了這一點，并不是因為我具有過人的史識，而是因為我掌握了一件過硬的史料。胡適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日記：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
  　　　　此信大意是說他去年秋間曾到北京上海去了“兩次”，“看到了朝氣蓬勃的新中國”！“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國，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斷語何如？”
  　　　　他說他“愿意陪著先生同行”?。ā逗m全集》第34卷，第466頁）
  　　
  　　這里胡適稱他為“妄人”。不說別的，只看他這部《魯迅評傳》，水準如此之低，自視如此之高，“妄人”這一稱號足可當之無愧了。
  　　
•   　　我在文風上受魯迅的影響，可謂深矣，至今還洗不掉。早就想找一本他的傳記看看，但又不敢看，因為他一度像孔子一樣，是圣人。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娼妓，人盡可夫。對找樂子的人要求愛情觀，除了在今天的大陸嫖客身上——所謂穿起褲子講道德——能僅見，一般大約是不可能的。但曹先生的這部書，印象中一直是以“著于香港”為標示，我心想或許是例外吧，便忍不住找來讀了。
  　　要說讀后有什么感受？便是不想再讀他的任何書了。作者在此書里所宣傳的賣點有二，一是與魯迅及周作人都有直接交往，是魯迅的后生，曾親炙風范；二是“與其把你寫成一個神，不如寫成一個人好。”
  　　但不寫成神，其實不過是替掉中-共給魯迅的王冠，換成他自己所造的紙冠，以示樸素與真實——然而帽子是不能不戴的，哪怕魯迅早已作古。作者在書中，動輒表明，自己“不能贊同馬克思學派的看法”，“與馮雪峰的看法不同”，都是這個意思：魯迅不需要你們的封賜，本身已是偉大，你們的阿諛反而淺化了他。一句話，你們不懂魯迅。
  　　為了維持魯迅在曹先生心目中的偉大，于是我們看到：魯迅受青年暗算，也是先忍，后避，不得已而絕交；魯迅對于楊蔭榆的攻擊，也是因為楊蔭榆惡劣殘忍；魯迅與內(nèi)山完造的交往是深切的友誼，不值得懷疑；魯迅與施蟄存的筆戰(zhàn)，是因為魯迅為了不想青年“開倒車“，總之，魯迅的出發(fā)點永遠不會錯，雖然手段上不免過激，性格上不免意氣用事，思想上不免悲觀——這些正是的中共所美化處。
  　　這樣的論調(diào)，還說不是把人寫成神？中共的神是泥巴捏的，唬不了人，曹先生不過是想讓這“神“活過來而已。但遺憾的很，我讀了以后，非但不更尊敬魯迅，反而覺得很需要重新認識他，因其刀筆常常引人入彀；而且對于曹聚仁先生，及他的書，產(chǎn)生了不小的疑惑。落實了曹先生自己的話，“并非十全十美”的。
  　　而曹先生所“懂”的魯迅究竟是怎樣的呢？思想上來說，是虛無的，這我贊同；但又是前進的，有熱量的云云，我真不知道了。而且作者還說，“魯迅的思想，受老莊自然哲學的影響很深，他是可以接受進化論的觀點的，所以，他對于尼采的人生哲學，也能相契無間?！睘槭裁础翱梢浴?？如何“所以”？簡直是東北亂燉，呵呵。作者多次提及尼采的“超人哲學”，以配合魯迅的進化論思想；何以一次不提尼采的“永恒回歸”的思想呢？這不僅更合老莊，我以為也可能更接近魯迅。
  　　若說思想可以見仁見智，那也罷了；但為了維持魯迅的偉大，卻說魯迅寫的《太炎先生二三事》，可以看出“師生間契合”。這文章明顯是宣揚斗爭精神的，不過是借了太炎這個名目而已。曹先生這樣的見識能讀懂魯迅的文章？我很懷疑。
  　　正因為曹先生是這么讀文章的，所以，竟說周作人，周建人晚年的回憶魯迅的文字，是“可信的一手材料?！边@還能說什么呢！周氏兄弟失合后，據(jù)學者說“見到就打”，以兩人的見識，修養(yǎng)而至于此，此恨必定永難磨滅，是非必定復(fù)雜。曹先生卻評為“這是作人一生的損失?！边€不算，，還要把周作人晚年的追憶當“心里話”看，直接來證明魯迅的思想與性格。試問曹先生，當時的環(huán)境，身為“漢奸”的周作人，不這樣追憶身為“旗手”的魯迅，還能怎樣追憶？而以知堂的修養(yǎng),閱歷，及“見面就打”的關(guān)系，那些評價難道是發(fā)自肺腑？竊以為，實是皮里陽秋，字縫里寫字，要細細看的。
  　　而作者最讓我反感的是，對于魯迅與朱安的婚姻的評價，單說“舊式婚姻對魯迅的心靈創(chuàng)傷”，卻一句不提，魯迅把母親及朱安接到北京之前的十三年，朱安對周老夫人的侍奉。十三年間，魯迅做了什么？
  　　魯迅后來和許廣平結(jié)合，曹聚仁又認為他們是合適的，比較協(xié)調(diào)。卻全不提魯迅和蕭紅的事；對魯迅常一個人臥在冰冷的地上，不去探究其內(nèi)心的想法。這到底是為尊者諱，還是作者見識就如此，亦或者兩者都有？我們就無從揣測了。
  　　讀完全書，我還產(chǎn)生了一個想法：以周氏兄弟眼力之深，對曹聚仁的真實看法究竟如何？他與魯迅的關(guān)系是否真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和睦?都是可以探究的。總之，如果要了解魯迅，這書并非如作者所念叨的“客觀”，也十分浮于表面，在我看來是可以不必看的。因為在這個“誰信神州尚有神”的年代，它已經(jīng)過時了。
  　　
  　　PS：我是讀完全書才讀的陳漱渝的序言。序的開頭他對曹備致譏諷，如說“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曹聚仁是一個以多方面業(yè)績顯示自己才華的人物；在中國當代政治史上，曹聚仁又以‘海外哨兵’的姿態(tài)為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做了很多至今仍然鮮為人知的工作?！睒O少有這么寫序的，于是我誤以為找到了同調(diào)。沒想到越往后看，越發(fā)現(xiàn)我錯了：我以為他是在笑曹裹足不前，沒想到他是在笑曹“出位”。陳以為應(yīng)該退回來，于是他退到了紅旗底下。這越發(fā)讓我失望了。近年陳丹青的談魯迅，我也看過幾篇，仍覺得附會時代觀念及為親者諱的框框，沒能跳出，也不太喜歡。
•   　　現(xiàn)在越來越覺著環(huán)境對人或者思想的重要性。
  　　
  　　以前聽那些講剛進公司的人得如何努力的事，因為每年都有一茬新人過來，如果你在屬于你的這一年沒有出人頭地，那你就會被后來者淹沒，時間不等人。
  　　
  　　這段話放在這里，也合適。
  　　
  　　一個人，得放在屬于他的時代和背景中才能成為最真實的他，否則他就只能是一個內(nèi)里虛無的殼，掛著這個人的名字而已。思想更是，古往今來，這世上有多少天才，有幾個能在歷史上留名。他們的思想和觀念也只有在當時的那個時代激蕩碰撞，過個十幾年，大多都會落伍。只有少數(shù)真正認識到人類本質(zhì)的人的某些思想才會留下。但他的大部分的思想還是和他的當下聯(lián)系在一起，放在現(xiàn)在，就顯得不倫不類了。此外，更要命的是，文字的轉(zhuǎn)變，我不知道這種轉(zhuǎn)變是只有中國有，還是是所有有文字的民族的煩惱。70年前的文字，放在現(xiàn)在來看，真的很別扭。
  　　
  　　說了這么多，還是沒說到重點。
  　　
  　　曹聚仁的這部作品很好，因為他是那個時代的人，他熟悉魯迅所處的環(huán)境，所以能更好的把魯迅以及他那個時代描述出來，真實的表達，讓讀者自己通過這個復(fù)現(xiàn)的場景來理解魯迅。這比憑空想出一個時代，把魯迅放進去，然后告訴你魯迅就是這樣，好得多。
  　　
  　　這個就是我喜歡這本書的原因。
•   　　在魯迅博物館的小書店里看到這本書，大小輕重都很適合閱讀，紙張顏色也柔和。于是卓越上買了來，開始補課。
  　　新中國長大的孩子，都知道很多關(guān)于魯迅先生的事。通讀全書，不過是把印象中的記憶串聯(lián)起來罷了。但是，魯迅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仿佛越辨越不清了。
  　　小時候從課本上學習先生的文章，歸納出中心思想來，我們眼中的魯迅是站在共產(chǎn)黨的隊伍里的。他是拿筆當作投槍，與敵人戰(zhàn)斗。而他的筆是永遠那么有力。后來慢慢知道這人竟不是共產(chǎn)黨！暗暗為他惋惜，隨后找各種理由。還有人說，他是地下黨……
  　　我當然不同意。我想先生是被利用了。他在我眼中是一個自由主義戰(zhàn)士，他絕不會想加入任何政黨，不會讓任何人束縛他的思想。他單槍匹馬地去戰(zhàn)斗，贏得滿堂喝彩。直到我走進魯博的那天，我還堅持著這種想法，和同伴辯論著。
  　　然而，一個英雄的形象終于倒下了。也許世界上本來就沒有真的英雄。當我了解他越多，我甚至越失望。他的思想不僅離共產(chǎn)黨的信仰相去甚遠，甚至他都不知道革命是對是錯。他的一生經(jīng)歷了那么多的社會變革，卻沒有見得這社會怎樣變好的。他怒斥眼前的種種惡行，卻無能為力。他的言辭激烈，然而投槍刺中的未必是真的敵人，一個敵人倒下了也改變不了什么。他曾經(jīng)吶喊過，后來又彷徨。晚年犀利的雜文背后仍然滿是疑問。
  　　據(jù)說，清醒的人都是痛苦的。魯迅總是清醒的，他的確也很痛苦。他沒有信仰，滿心懷疑。他堅持民族主義，傷害他的又都是本民族的同胞。
  　　有人把他稱為民族思想的導(dǎo)師，然而有幾人又愿意跟隨這樣的導(dǎo)師痛苦？那些痛苦的思索被拋在一邊或被一些人利用著，我們都喜歡糊涂一點過日子。
•   倒想看看樓主如何評魯迅的
•   2013-07-08 23:43:46 海闊天空_北漂
  倒想看看樓主如何評魯迅的
  魯迅字可以說是從他以來作家中最好的，至少也可說最好的兩三個之一。性格方面，只是覺得特別深，不好遽下斷語。
•   為什么不能用放松些的心態(tài)來讀這本書呢？作者自己都說了不敢給魯迅做傳，所以只是出了一本評傳。相對來說，他是以一種不遠不近的角度來觀察魯迅及其周圍的人，試圖還原一個真實的人而已。相對其他人寫的傳記，他這一本還是可讀的吧？出此書的三聯(lián)等出版社真會看走眼么？
•   我覺得英雄的倒下不影響他是英雄，因為真正的英雄是注定了悲劇命運的。魯迅可以說是一個英雄，因為他勇猛的戰(zhàn)斗精神；也可以說不是一個英雄，因為他的命運不夠悲壯。
•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dǎo)師呢？不如尋朋友，聯(lián)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dǎo)師！”（魯迅）
•   長大你就明白了，世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所以探索和疑問才偉大，魯迅才偉大。
•   ls的同學：魯迅是偉大的，但有多少人愿意作魯迅呢？
  這篇評論竟然寫了快5年了。5年里，魯迅被從語文課本里光榮地刪除了。將來的孩子是不是不再會關(guān)注到魯迅？如果魯迅和林語堂、梁實秋一樣，在大多數(shù)人模糊的印象中只是一個民國大文豪，那是不是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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