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05-05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作者:陳平原 頁數(shù):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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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了解一個民族,不能不了解其鬼神觀念。說到底,人生事不就是生與死?生前之事歷歷在目,不待多言;死后之事則因其神秘莫測、虛無飄渺,強烈地吸引著每一個民族的先民們?!肮碇疄檠詺w也”(《爾雅》)。問題是活蹦亂跳的“人”,歸去后還有沒有感覺,還能不能活蹦亂跳,這實在讓人放心不下。據(jù)說,當子貢向孔子請教死人有知無知時,孔子的回答頗為幽默:“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保▌⑾颉墩f苑》)可惜世上如孔子般通達的人實在不多,“無事自擾”的常人,偏要在生前爭論這死后才能解開的謎。 在一般民眾心目中,“鬼”與“神”是有很大區(qū)別的。前者禍害人間,故對之畏懼、逃避,驅(qū)趕其出境;后者保佑人間,故對之崇敬、禮拜,祈求其賜福?!拔贰迸c“敬”、“趕”與“求”本是人類創(chuàng)造神秘異物的兩種心理基因,只不過前者坐實為“鬼”,后者外化為“神”。這樣,“鬼”、“神”仿佛有天壤之別,由此引申出來的各種詞匯也都帶有明顯的情感趨向?!肮碛颉迸c“神州”不可同日而語;君子必然“神明”,小人只能“鬼黠”;說你“心懷鬼胎”、“鬼鬼祟祟”,與說你“神機妙算”、“神姿高徹”根本不是一回事。只是在強調(diào)其非人間或非人力所能為這一點上,鬼、神可以通用。比如“鬼工”就是“神工”,“神出鬼沒”與“鬼使神差”中鬼神不分。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使用頻率最高的“牛鬼蛇神”,更是把鬼神一鍋煮了。 也有努力區(qū)分鬼、神的哲人,著眼點和思路自然與一般民眾不同。漢代的王充以陰陽講鬼神,稱“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論衡》)。宋代的朱熹則賦予鬼、神二名以新義,將其作為屈伸、往來的代名詞,全無一點宗教意味:“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后是鬼。初一以后是神;十六以后是鬼。草木方發(fā)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保ā吨熳诱Z類》)如此說神鬼,已失卻神鬼的本來意義:天下萬事萬物都是神鬼,神鬼也就沒有存在價值了。 我之不想?yún)^(qū)分神、鬼,并非鑒于哲人的引申太遠和民眾的界說模糊,而是覺得這樣說起來順些。本來人造鬼神的心理,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根本無法截然分開。說近的,現(xiàn)實生活中多的是“以鬼為神”或者“降神為鬼”,鬼、神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說遠的,先秦典籍中“鬼神”往往并用,并無高低圣俗之分,如《尚書》中的“鬼神無常享”、《左傳》中的“鬼神非人實親”、《禮記》中的“鬼神之祭”,以及《論語》中的“敬鬼神而遠之”等。先秦時代的鬼、神,似乎具有同樣的威力,也享受同樣的敬畏與祭祀。再說,詳細辨析鬼神觀念的發(fā)展變化,并加以準確的界定,那是學者的事。至于文人的說神道鬼,盡可不必過分認真,太拘泥于概念的使用。否則,文章可能既無“神工”也無“鬼斧”,只剩下一堆大白話。也就是說,如果是科學論文,首先要求“立論正確”,按照大多數(shù)經(jīng)過科學洗禮的現(xiàn)代人的思路,自然最好是宣傳無神論,或者大講不怕鬼的故事??勺鳛槲乃囆缘纳⑽模瑒t鬼神不分沒關(guān)系,有鬼無鬼也在其次,關(guān)鍵在“怎么說”,不在“說什么”。只要文章寫得漂亮,說有鬼也行,說無鬼也行,都在可讀之列。有趣的是,大多數(shù)有才氣有情趣的散文,不說有鬼,也不說無鬼,而是“疑鬼神而親之”———在鬼神故事的津津樂道中,不時透出一絲嘲諷的語調(diào)?;蛟S,堅持有神鬼者和一心辟神鬼者,都不免火氣太盛、教誨意識太強,難得雍容自適的心態(tài),寫起散文來自然浮躁了些。二 周作人在《談鬼論》中曾經(jīng)說過,他對于鬼故事有兩種立場不同的愛好,一是文藝的,一是歷史的(民俗學上的)。對于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還應加上第三種立場的愛好:現(xiàn)實政治斗爭的。從藝術(shù)欣賞角度談鬼、從民俗學角度談鬼,與從現(xiàn)實斗爭角度談鬼,當然有很大不同。不應該單純因其角度不同而非此即彼或者揚此抑彼,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可以對其有所褒貶。只是必須記得,這種褒貶仍然有社會學的、民俗學的和文藝學的差別。對于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來說,生活實在太緊張?zhí)珖烂C了,難得有余暇如周作人所吟詠的“街頭終日聽談鬼”。這就難怪周氏《五十自壽詩》一出來,就引起那么多激進青年的憤怒?,F(xiàn)實中的神鬼為害正烈,實在沒有心思把玩鑒賞。于是,作家們拿起筆來,逢神打神,遇鬼趕鬼。雖說鬼神不可能因此斬盡殺絕,畢竟盡到了作家的社會責任。 后人或許不理解這個時代的作家為什么熱衷于把散文寫成“科普讀物”,甚至提出了“了解鬼是為了消滅鬼”這樣煞風景的口號,比起蘇東坡的“姑妄聽之”,比起周作人的“談狐說鬼尋常事”,未免顯得太少雅趣。陳獨秀的話部分解答了這個問題:“吾國鬼神之說素盛,支配全國人心者,當以此種無意識之宗教觀念最為有力?!保ā队泄碚撡|(zhì)疑》)致力于社會進步的現(xiàn)代中國作家,不能不請科學來驅(qū)鬼———即使明知這樣做沒有多少詩意。是的,推遠來看,鬼神之說挺有詩意,“有了鬼,宇宙才神秘而富有意義”(許欽文《美麗的吊死鬼》)。可當鬼神觀念糾纏民心,成為中國發(fā)展的巨大障礙時,打鬼勢在必行,作家也就無權(quán)袖手旁觀,更不要說為之袒護了。清末民初的破除迷信、八十年代的清算現(xiàn)代造神運動,都是為了解放人的靈魂。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從人類發(fā)展史來看,不也挺有詩意嗎———當然,落實到每篇文章又是另一回事。 文人天性愛談鬼,這點毋庸諱言。中國古代文人留下那么多鬼筆記、鬼詩文、鬼小說和鬼戲曲,以至讓人一想就手癢。雖說有以鬼自晦、以鬼為戲、以鬼設教之別(劉青園《常談》),但談鬼可自娛也可娛人,我想,這一點誰也不否認。李金發(fā)慨嘆:“那兒童時代聽起鬼故事來,又驚又愛的心情!已不可復得了,何等可惜啊!”(《鬼話連篇》)之所以“不可復得”,因為接受了現(xiàn)代科學,不再相信神鬼。倘若摒棄鬼神有利于社會進步,那么少點“又驚又愛”的刺激,也不該有多大抱怨。這也是為什么這個世紀的文人盡管不乏喜歡談鬼說神的,可大都有所克制,或者甚至自愿放棄這一愛好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論語》雜志擬出版“鬼故事專號”,從征文啟事發(fā)出到專號正式發(fā)排才十五天時間,來稿居然足夠編兩期,可見文人對鬼的興趣之大。除周作人此前此后均曾著文論鬼外,像老舍、豐子愷、梁實秋、李金發(fā)、施蟄存、曹聚仁、老向、陳銓、林庚、許欽文等,都不是研究鬼的專家,卻也都披掛上陣。好多人此后不再談鬼,很可能不是不再對鬼感興趣,而是因為鬼神問題在二十世紀中國,基本上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文化問題。要不打鬼,要不閉口,難得有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小品心態(tài)”。也就三十年代有過這么一次比較瀟灑而且富有文化意味的關(guān)于鬼的討論,余者多從政治角度立論。不說各種名目的真真假假的“打鬼運動”,即使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或討論一出鬼戲,都可能是一場政治斗爭的訊號或標志。這么一來,談神說鬼成了治國安邦的大事,區(qū)區(qū)散文家也就毋庸置喙了。勉強要說也可以,可板起面孔布道,筆下未免滯澀了些。 三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李商隱的《賈生》詩,曾令多少懷才不遇的文人感慨唏噓。時至二十世紀,再自命“賈生才調(diào)更無倫”者,也不敢奢望“宣室求賢訪逐臣”了。即便如此,不談蒼生談鬼神,還是讓人膽怯乃至本能地反感。古代文人固然甚多喜歡說鬼者,知名的如蘇軾、蒲松齡、紀昀、袁枚等,可據(jù)說或者別有懷抱、或者寄托幽憤。今人呢?今人實際上也不例外,都是兼問蒼生與鬼神。正當“鬼故事專號”出版之際,就有人著文捅破這層窗戶紙,訴說不談國事談鬼事的悲哀,結(jié)論是“客中無賴姑談鬼,不覺陰森天地昏”(陳子展《談鬼者的悲哀》)。 茶棚里高懸“莫談國事”的告示,可并不禁止“白日說鬼”;報刊中要求輿論一律,可也不妨偶爾來個“鬼話連篇”。無權(quán)問蒼生,只好有閑談鬼神,這是一種解釋;無權(quán)直接問蒼生,只好有閑假裝談鬼神,這又是一種解釋。中國現(xiàn)代作家中無意于蒼生者實在太少,故不免常常借鬼神談蒼生。魯迅筆下“發(fā)一聲反獄的絕叫”的地獄里的鬼魂(《失掉的好地獄》),老舍筆下無處無時不令人討厭的“不知死的鬼”(《鬼與狐》),周作人筆下“附在許多活人身上的野獸與死鬼”(《我們的敵人》),還有李伯元筆下的色鬼、賭鬼、酒鬼、鴉片煙鬼(《說鬼》),何嘗不是都指向這“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清人吳照《題〈鬼趣圖〉》早就說過:“請君試說閻浮界,到底人多是鬼多?” 不管作家意向如何,讀者本來就趨向于把鬼話當人話聽,把鬼故事當人故事讀,故不難品味出文中隱含的影射、諷喻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暗示與引申。即使把一篇純屬娛樂的鬼故事誤讀成意味深長的政治寓言也不奇怪,因為“鬼世界”本就是“人世間”的摹寫與諷喻。正如曹聚仁說的:“為鬼幻設計殿閻羅,幻設天堂地獄,幻設鬼市鬼城,也是很可哀的;因為這又是以人間作底稿的蜃樓”(《鬼的箭垛》)。一般地說,“牽涉到‘人’的事情總不大好談,說‘鬼’還比較穩(wěn)當”(黃苗子《鬼趣圖和它的題跋》)。但也有例外,說鬼可能最安全也可能最危險,因為鬼故事天生語意含糊而且隱含諷刺意味。當社會盛行政治索隱和大眾裁決,而作者又沒有任何詮釋權(quán)時,鬼故事便可能絕跡。誰能證明你的創(chuàng)作不是“影射現(xiàn)實發(fā)泄不滿”?“鬼”能證明嗎? 還有另外一種說鬼,不能說無關(guān)蒼生,但確實離現(xiàn)實政治遠些,那就是從文化人類學角度出發(fā),借助鬼神的考察來窺探一個民族的心靈。不同于借鬼神談蒼生,而是談鬼神中的蒼生,或者說研究鬼中的“人”。這就要求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同情,多一點文化意味和學識修養(yǎng),而不只是意氣用事。周作人說得好:“我不信人死為鬼,卻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氣之良能,但鬼為生人喜懼愿望之投影則當不謬也?!保ā豆淼纳L》)雖說早在公元一世紀,哲學家王充就說過鬼由人心所生之類的話:“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論衡》)。但是,王充著眼于破有鬼論,周作人則注重鬼產(chǎn)生的文化心理背景,兩者仍有很大差別。在理論上,周作人談不上什么建樹,他所再三引述的西方人類學家來則等對此有更為精細的辨析。不過,作為一個學識頗為淵博的散文家,認準“鬼后有人”,“聽人說鬼實即等于聽其談心”(《鬼的生長》),在中國古代典籍中鉤稽出許多有關(guān)鬼的描述,由此也就從一個特定角度了解了“中國民族的真心實意”。經(jīng)過周氏整理、分析的諸多鬼故事,以及這些談論鬼故事的散文小品,確實如其自稱的,是“極有趣味也極有意義的東西”。至于這項工作的目的與途徑,周作人有過明確的表述:“我們喜歡知道鬼的情狀與生活,從文獻從風俗上各方面去搜求,為的可以了解一點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換句話說就是為了鬼里邊的人?!保ā墩f鬼》)代代相傳的輝煌經(jīng)典,固然蘊藏著一個民族的靈魂;可活躍于民間、不登大雅之堂的鬼神觀念及其相關(guān)儀式,何嘗不也代表一個民族心靈深處的隱秘世界?前者歷來為學者所重視,后者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意義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認。當然,不能指望散文家作出多大的學術(shù)貢獻,可此類談神說鬼的散文確實引起人們對鬼神的文化興趣。借用汪曾祺的話,“我們要了解我們這個民族”(《水母》),因此,我們不能撇下鬼神不管。在這方面,散文家似乎仍然大有可為。 四 本世紀初,正當新學之士力主驅(qū)神斬鬼之時,林紓翻譯了“立義遣詞,往往托象于神怪”的莎士比亞的戲劇和哈葛德的小說。為了說明專言鬼神的文學作品仍有其存在價值,林紓列出兩條理由,一為鬼神之說雖野蠻,可“野蠻之反面,即為文明。知野蠻流弊之所及,即知文明程度之所及”(《〈埃及金塔剖尸記〉譯余剩語》);一為政教與文章分開,富國強兵之余,“始以余閑用文章家娛悅其心目,雖哈氏、莎氏,思想之舊,神怪之托,而文明之士,坦然不以為病也”(《〈吟邊燕語〉序》)。用老話說,前者是認識意義,后者為文學價值。 三十年后,梁實秋再說莎士比亞作品里的鬼,可就只肯定鬼是莎氏戲劇中很有用的技巧,而且稱“莎士比亞若生于現(xiàn)代,他就許不寫這些鬼事了”(《略談莎士比亞作品里的鬼》)?;蛟S一般讀者還沒有真正擺脫鬼神觀念的束縛,還很難從文化人類學角度客觀考察鬼神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故文學作品不宜有太多鬼神。說起古代的鬼詩、鬼畫、鬼戲、鬼小說來,作家們大致持贊賞的態(tài)度,可一涉及當代創(chuàng)作,則都謹慎得多,不敢隨便表態(tài)?!叭绻莻€好鬼,能鼓舞人們的斗志,在戲臺上多出現(xiàn)幾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這話說得很通達??蓜e忘了,那是有前提的:“前人的戲曲有鬼神,這也是一種客觀存在,沒有辦法可想?!保ā队泄頍o害論》)也就是說,廖沫沙肯定的也只是改編的舊戲里的鬼神,至于描寫現(xiàn)代生活的戲里能否出現(xiàn)鬼神,仍然不敢正面回答。 這里確實不能不考慮中國讀者的接受水平。理論上現(xiàn)代戲也不妨出現(xiàn)神鬼,因那只是一種可供選擇的藝術(shù)技巧,并不代表作家的思想認識水平,更無所謂“宣傳迷信”??蓪嶋H上作家很少這么做,因尺度實在不好把握。周作人在談到中外文學中的“僵尸”時稱,此類精靈信仰,“在事實上于文化發(fā)展頗有障害,但從藝術(shù)上平心靜氣的看去,我們能夠于怪異的傳說的里面瞥見人類共通的悲哀或恐怖,不是無意義的事情”(《文藝上的異物》)。反過來說,倘若不是用藝術(shù)的眼光,不是“平心靜氣”地欣賞,鬼神傳說仍然可能“于文化發(fā)展頗有障害”。了解二十世紀中國讀者的整體文化水平以及中國作家普遍具有的啟蒙意識,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作家們對當代創(chuàng)作中的鬼神問題舉棋不定、態(tài)度曖昧。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 至于為什么鬼神并稱,而在這個世紀的散文中,卻明顯地重鬼輕神,想來起碼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原因:一是鬼的人情味,一是散文要求的瀟灑心態(tài)。不再是“敬鬼神而遠之”,民間實際上早就是敬神而驅(qū)鬼。現(xiàn)代人對于神,可能崇拜,也可能批判,共同點是走極端,或?qū)⑵浣^對美化,或?qū)⑵浣^對丑化,故神的形象甚少人情味,作家落筆也不免過于嚴肅。對鬼則不然,可能畏懼,也可能嘲諷,不過因其較多非俗非圣亦俗亦圣的人間味道,故不妨對其調(diào)笑戲謔。據(jù)說,人死即為鬼,是“自然轉(zhuǎn)正”,不用申請評選;而死后為神者,則百年未必一遇??梢姽肀壬窀咏彩?,更多人味。傳說里鬼中有人,人中有鬼,有時甚至人鬼不分;作家講起此類鬼而人、理而情的鬼故事來,雖也有一點超人間的神秘色彩,可畢竟輕松多了。而這種無拘無束的寬松心境,無疑更適合于散文小品的制作。 對于鬼神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的作用,作家們雖一再提及,其實并沒有認真的研究。老舍也不過說說鬼神可以“造成一種恐怖,故意的供給一種人為的哆嗦,好使心中空洞的人有些一想就顫抖的東西——神經(jīng)的冷水浴”(《鬼與狐》);而邵洵美分析文學作品中使用鬼故事的“五易”,則明顯帶有嘲諷的意味(《鬼故事》)。如果說這個世紀的散文家在研究文藝中的鬼方面有什么值得注意之處的話,一是諸多作家對羅兩峰《鬼趣圖》的評論,一是魯迅對目連戲中無常、女吊形象的描述?!斑@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愛的無?!保ā稛o?!罚?,這“大紅衫子,黑色長背心,長發(fā)蓬松,頸掛兩條紙錠”,“準備作厲鬼以復仇”的女吊(《女吊》),借助于魯迅獨特的感受和傳神的文筆,強烈地撼動了千百萬現(xiàn)代讀者的心。這種鬼戲中的人情,很容易為“下等人”領(lǐng)悟;而羅兩峰的《鬼趣圖》和諸家題跋,則更多為文人所賞識。現(xiàn)代作家未能在理論上說清鬼詩、鬼畫、鬼戲的藝術(shù)特色,可對若干以鬼為表現(xiàn)對象的文藝作品的介紹評析,仍值得人們玩味———這里有一代文人對鬼神及“鬼神文藝”潛在而濃厚的興趣。
作者簡介
陳平原,1954年生于廣東潮州。文革中輟學,在粵東山村插隊八年?;謴透呖贾贫群?,重返校園。1982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84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研究生院,獲文學碩士學位;1987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研究生院,獲文學博士學位。此后歷任北大中文系講師(1987年起)、副教授(1990年起)、教授(1992年起)?,F(xiàn)為北大中文系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華東師范大學"紫江學者"講座教授、浙江大學等校兼職教授。曾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1993年9月-1994年7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97年3月-7月)、德國海德堡大學(2000年10月-12月)、英國倫敦大學(2001年7月-8月)、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2004年2月-6月)以及臺灣大學(2002年9月-2003年1月)任客座教授或研究教授。
先后出版《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1987)、《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zhuǎn)變》(1988)、《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與黃子平、錢理群合作,1988)、《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989)、《千古文人俠客夢》(1992)、《小說史:理論與實踐》(1993)、《陳平原小說史論集》(1997)、《陳平原自選集》(1997)、《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之建立》(1998)、《老北大的故事》(1998)、《中華文化通志·散文小說志》(1998)、《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gòu)》(1999)、《圖像晚清》(與夏曉虹合作,2001)、《中國大學十講》(2002)、《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2003)、《當年游俠人》(2003)、《看圖說書--中國小說繡像閱讀札記》(2003)、《當代中國人文觀察》(2004)、《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2004)、《文學的周邊》(2004)等,以及論文兩百余篇、編注二十余種。
1991至2000年與友人合作主編人文集刊《學人》、2001年起主編學術(shù)集刊《現(xiàn)代中國》。另外,主編"學術(shù)史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文學史研究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十世紀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叢書(貴州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紀中國學術(shù)文存"叢書(湖北教育出版社)、臺灣學術(shù)叢書(河北教育出版社)等。
治學之余,撰寫隨筆,借以關(guān)注現(xiàn)實人生,并保持心境的灑脫與性情的溫潤。結(jié)集有《書里書外》、《大書小書》、《學者的人間情懷》、《書生意氣》、《閱讀日本》、《漫卷詩書》、《游心與游目》、《北大精神及其他》、《掬水集》、《茱萸集》、《陳平原序跋》、《大英博物館日記》、《人在北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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