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之際的余姚虞氏及其宗族文化

內(nèi)容概要

本書采用貌似章節(jié)體實則專題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討，并將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首先在著述態(tài)度上，絕不預設理論框架或投誠于任何教條，也不以切合時宜為旨歸，但以辨明事實真相、考究因果聯(lián)系為懷抱；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則見賢思齊于乾嘉諸子的實證主義，既重視對相關傳世史料的廣搜精考，同時又盡可能博覽內(nèi)地及港臺學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期在較好地融文本分析、史料考訂于一爐的基礎上，多角度、全方位地究明余姚虞氏的興亡盛衰之軌跡及其宗族文化的主要內(nèi)涵和顯著特征。

作者簡介

唐燮軍，浙江鄞縣人，歷史學博士，寧波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史及中國史學史之研究，迄今已在《文學遺產(chǎn)》、《史學史研究》等刊物發(fā)表論文三十余篇，并撰《六朝吳興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等論著三部。翁公羽，1971年生，浙江臨海人，畢業(yè)于寧波大學，現(xiàn)任職于寧波市財政局。從政之余，雅好文史，尤其致趣于寧波區(qū)域文化之研討和鄉(xiāng)邦文獻之整理。

書籍目錄

引言  一、學術史回顧  二、寫作的緣起和思路第一章 河姆渡文化：余姚虞氏宗族文化的前導  第一節(jié) 姚江平原的河姆渡遺址群  第二節(jié) 河姆渡人的生存環(huán)境和經(jīng)濟構(gòu)成  第三節(jié) 河姆渡人的生活、藝術、信仰與科技智慧  第四節(jié) 河姆渡文化衰微的原因及可能的去向第二章 余姚虞氏的姓源辨析及其譜系考釋  第一節(jié) 姓源辨析  第二節(jié) 譜系考釋第三章 地方政經(jīng)與區(qū)域文化——余姚虞氏的生存環(huán)境及其作為取舍  第一節(jié) 六朝政局中的寧波地方政情  第二節(jié) 六朝寧波地方經(jīng)濟的成長和區(qū)域文化的進步第四章 漢唐之際虞氏宗人行跡編年  第一節(jié) 從東漢桓帝延熹八年到吳末帝天紀四年(165—280)  第二節(jié) 從晉武帝太康元年到晉恭帝元熙二年(280—420)  第三節(jié) 從宋武帝永初元年到陳后主禎明三年(420—589)  第四節(jié) 從隋文帝開皇九年到唐太宗貞觀十七年(589—643)第五章 余姚虞氏在漢唐之際的盛衰沉浮  第一節(jié) 東漢中葉至孫吳中后期虞氏族勢的成長  第二節(jié) 余姚虞氏的士族化  第三節(jié) 虞氏族勢在南朝的起伏  第四節(jié) 隋唐政局中的虞氏宗人  第五節(jié) 對虞氏盛衰榮枯之檢討第六章 虞預《晉書》發(fā)微——對余姚虞氏宗族文化的個案研究  第一節(jié) 族勢升降與虞預的立身行事  第二節(jié) 虞預治學重心轉(zhuǎn)移的社會基礎  第三節(jié) 虞預《晉書》若干疑義的辨析第七章 漢唐之際的余姚虞氏與吳興沈氏——中古時代兩浙區(qū)域文化之異同的縮影  第一節(jié) 族勢消長  第二節(jié) 門風變遷  第三節(jié) 家學傳承  第四節(jié) 從虞沈二族之比較看中古兩浙區(qū)域文化之異同第八章 結(jié)語：余姚虞氏宗族文化的傳承與變異  第一節(jié) 宗族結(jié)構(gòu)、宗族觀念的趨向及其動因  第二節(jié) 虞氏宗人從政風格的異化  第三節(jié) 家學變易、門風變遷所隱含的文化意義  第四節(jié) 余論附錄  1．漢唐之際余姚虞氏宗人有爵位者一覽表  2．漢唐之際余姚虞氏通婚考  3．六朝期內(nèi)虞姓中正考  4．虞預《晉書》輯校引用書目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插圖：作為一種與北方仰韶文化半地穴式居室迥然相異的建筑物，河姆渡的干欄式房屋不僅有效地避免了因居住地的低洼潮濕所導致的危害，而且具有防止蛇、蟲、野獸侵害的作用。與其說它是被動適應沼澤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不如謂為旨在改善居住條件的主動創(chuàng)造。它既展示了河姆渡先民的建筑風格和水平，同時也糾正了那種認為只有金屬工具產(chǎn)生之后才能出現(xiàn)榫卯技術的傳統(tǒng)觀念。正是它促成了穿斗式建筑結(jié)構(gòu)的產(chǎn)生，并直接啟示了樓閣的發(fā)明，最終導致閣樓和二層樓房的形成。被視為中國服裝發(fā)源地的河姆渡遺址，其第三、四文化層出土了保存完好的成套紡紗、紡織及縫紉工具。其中，紡紗工具以陶、木、石紡輪為主；紡織工具大多由硬木所制，少數(shù)為骨、鹿角磨制品，分為梭形器、機刀、布軸、定經(jīng)桿、絞紗棒、分經(jīng)木、骨匕刀、綜桿及齒狀器等，均屬原始織機上的部件；縫紉工具主要是骨針和一些細小的骨錐，數(shù)量不少的骨針長短在7～10毫米之間，一般磨制得精巧細小，后端穿有小針眼，部分孔徑僅1毫米，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當時紡織技術的發(fā)展程度。同時出土的還有2股麻線和上百件葦席殘片，表明河姆渡先民不僅會搓繩，而且會用蘆葦編織葦席。從出土實物看，“這些席子是以本地蘆葦為原料，……垂直交叉相互錯開成‘人’字紋，經(jīng)緯分明，條紋清楚，樸實無華。……主要用于鋪蓋房頂和分隔居住面，也是很好的臥具”②。

后記

“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吾既戚戚于曹公之自悲，復又無奈于職場之怪象，遂傾力湘素，始則亂彈中華姓氏譜之韓姓于麗娃河畔，繼而細說曹操于sARs病毒肆虐之秋，本欲在探究吳興沈氏宗族文化之后潛心研考六朝史學，不意重操舊業(yè)而再敘中古江南大族盛衰之跡，是為《漢唐之際的余姚虞氏及其宗族文化》。這部不很成熟的書稿，早產(chǎn)于陣陣的催促聲中；她原本還將細察當下學界迄今未曾措意的若干疑難問題，譬如虞喜《志林》的內(nèi)容和性質(zhì)，又如虞世南的治學歷程與其仕途進退之間的內(nèi)在關聯(lián)。然則捫心自問，該書稿盡管頗多缺憾。卻也不乏可取之處。例如，她雖然未能論定余姚虞氏的祖世所出，卻不但有力地否定了《元和姓纂》、雍正《慈溪縣志》有關余姚虞氏族源的錯誤記載，而且準確指出了雍正《慈溪縣志》所持“自上陽徙家來越”之說實乃取材于柳宗元《虞鳴鶴誄》；此外，她對虞預《晉書》的考辨，對余姚虞氏與吳興沈氏的比較，對漢唐間兩浙區(qū)域文化差異的抉發(fā)，誠然不無可商，卻莫不有助于對此類問題的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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