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美國

用戶評論 (總計17條)

•   購買此書的目的，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寫一本《奧地利學派經濟思想在中國》。當然，美國主流經濟學家對奧地利學派的接受，這本身也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   作者通過奧地利學派的幾位重量級人物的學術歷程，并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詳細的敘述了奧地利學派在美國的成長歷程（其實就是整個奧地利學派的成長歷程）。故事性和學術性俱佳的一本好書。不過對奧地利學派的臺柱性人物--哈耶克著墨不多。不知道是為什么。
•   介紹奧地利經濟學派，擴充知識面
•   奧地利學派的忠實讀者，看到這本書果斷的買了，還沒有看，應該不錯，希望有更多的相關書出版。
•   對了解奧地利學派很有幫助。
•   研究奧派的入門書籍，好書不解釋！
•   沒有教材的奧派，只能這樣一本一本地去讀，體會思考
•   了解奧派的好書 精華
•   這本書書如其名，講述的是奧地利學派在美國的發(fā)展和其對美國經濟學界的影響。當然若提到這個話題，當然離不開米塞斯、哈耶克、羅斯巴德等奧地利學派先賢。
•   將奧地利學派的，應該了解了解。
•   作者本身就是奧派的自然比較了解，對奧派評價中肯吧，說了奧派一些不足和可取之處
•   　　標題來自此書先前一篇書評里“無端”的回應，這正是最近在看奧地利學派相關書籍時我在思考的，也算在選擇未來的研究方向。
  　　書評好多是在介紹，沒仔細看。
  　　對于書，我覺得翻譯的很好，至少看起來很順暢，憑這個流暢的翻譯，足以得五顆星。
  　　對于內容，我覺得作者的邏輯和學識無可挑剔，有機會還要更多的找找她的文章。
  　　對于奧地利學派，最近剛開始研究，只能說很對我的胃口，我們要經濟學有什么用？這是個規(guī)范性的問題，甚至很難用來對經濟學本身的相關問題進行回答。
  　　而說到規(guī)范性，奧地利學派在方法論上是非常挑剔的，這種近乎純粹的理性出發(fā)點沒問題，矛盾的是實際研究依然需要落足于現實的經驗研究，而這種研究除了直覺式的理性地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之外貌似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這似乎正是一種智者的矛盾。
  　　說到方向，作者似乎也是無奈中只能隱隱給出直覺性的期盼，這種直覺更多的是奧地利學派式的，似乎難以有神馬幫助。然而我想說的是，既然從邏輯上，各個流派似乎都不是有用的經濟學，那么為什么不能相信直覺呢？
  　　
  　　看完就來寫書評了，趕時間，有點亂，還是稍微來點正式的總結吧：
  　　1.經濟學上道路的選擇不是一個純經濟學內部的問題，無關乎經濟學的規(guī)范，卻關乎自身道德規(guī)范。這從奧地利學派成長的曲折中可見一斑。
  　　2.奧地利學派提醒我們關注的，我認為從一個沒有受過經濟學教育的人的直覺中都可以得到肯定；可惜我們要經濟學有什么用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過于宏偉與綜合的問題。
  　　3.從最近對奧地利學派的學習中，我覺得本書還是忽略了一項：對心理因素的重視程度的演變。據說門格爾當年曾去研究心理學，而到了米塞斯那里，從認識論一書中開篇就已經把心理學與經濟學嚴格的進行了劃分。本書沒有談到這個問題，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項重大的疏忽，只是覺得既然奧地利學派出于一種直覺落腳于具體的經濟過程，落腳于知識與時間的過程，人類心理的基礎是免不了的。而從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出發(fā)的這種心理基礎的追尋，可能會與當代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4.關于奧地利學派所謂的“知識”與當代主流的“信息”，一直帶著疑問，不知道看到哪本書才能給我一個充分的辨析，有哪位師兄看到希望給我個指引。
  　　
  　　
•   　　 對于這本書，自己倒是沒抱太大的希望；畢竟手頭還有一本《哈耶克文選》等著看，現在只是想了解一下奧地利學派的發(fā)展歷程。圖書館里有的，只有這一本看起來還可以，于是就拿過來了。正如打分，我覺得這本書“還行”。
  　　
  　　 奧地利學派的關鍵詞：人類行為，文字演繹經濟學，特殊的企業(yè)家理論，拒絕利用數學，限制使用計量經濟學，懷疑宏觀經濟學，資本和交易波動，貨幣
  　　
  　　 在前言里，作者概括了奧地利學派的基本要素：不愿意從時間和無知中進行概括；堅持以市場過程為中心；重新理解市場秩序中的經紀機構；越來越喜歡既把人當作個體又當作社會動物來理解。
  　　 奧地利學派認為簡單的數學符號無法表達經濟運行，這與古典經濟學不同：在古典經濟學中，靜態(tài)分析、比較動態(tài)分析，均衡幾乎足以概括；但是奧地利學派認為經濟過程是一個連續(xù)的動態(tài)模型，因此初等代數和幾何的解法并不合適。雖然在奧地利學派中，有以科茲納為代表的與新古典經濟學相融派，和以拉赫曼為代表的全新經濟范式派，但是他們共同的觀點是：第一，一門社會科學應當對那些涉及個人行為和思想的社會現象作出解釋；第二，由于我們個人只能以自己主觀的智慧作為過濾器去感知世界，經濟學就必須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解釋，以此作為人們對于他們內部和外部環(huán)境的主觀理解的反應。市場過程可以理解為不同個體的行為與相互交流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活動，這些個體具備不同知識，對未來有著不同預期，并通過相互交流來尋求實現各自的項目和計劃。在經濟學的理論發(fā)展過程中，不能剝離時間和無知；經濟學最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人們?yōu)槭裁磿龀稣_的決策。
  　　
  　　 奧地利學派的源頭，在門格爾和他的《國民經濟學原理》。門格爾很有趣，他不像其他經濟學家那樣從物理學中尋找經濟解，而是從進化論中發(fā)展非均衡的研究。雖然在70年代之前，主流經濟學對門格爾的認識還停留在“發(fā)展了邊際效用遞減理論”階段，但是隨著后來奧地利學派的復興，門格爾的理論逐漸成為了奧地利學派的“圣經”——不同的解讀，不同的門派，同一個起源。門格爾的主要觀點，概括起來有五條：
  　　 第一，只有通過知識和行為才能滿足人類固有的需求；
  　　 第二，知識權力以及追求經濟福利與發(fā)展意味結合的重要性；
  　　 第三，知識增長產生經濟進步，促進真實價格趨近經濟價格；
  　　 第四，隨著市場買賣人數的增多，潛在的價格范圍越來越??；
  　　 第五，自發(fā)秩序理論。
  　　 當然門格爾比較悲劇的是，他陷入了長期的“無意義”的方法論論戰(zhàn)之中，從而耽誤了他更深入的研究，可以說非?？上?。
  　　
  　　 書中的一個歷史很有趣，奧地利學派中內生了三個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也誕生了米塞斯這樣純粹的自由主義捍衛(wèi)者。
  　　 關于書中提到的米塞斯，個人概括如下：
  　　 第一，早期主要作品《貨幣和信用理論》，將貨幣追溯到了從物物交換中脫穎而出的時刻；
  　　 第二，經濟危機是一個試圖調節(jié)由部分準備金銀行引起的不均衡狀態(tài)的市場過程；
  　　 第三，社會主義在沒有私有財產或者自由市場交換幫助下，是無法進行合理的價值計算，無法反映勞動、資本和土地的價值，非常容易產生各種形式的浪費。國有企業(yè)的領導們“官僚化”傾向嚴重，主動性和責任感不強。
  　　 關于書中提到的哈耶克，個人概括如下：
  　　 第一，資本理論方面有專長，因此即便理解者不多，但是思想足以被廣泛傳播——這一點和米塞斯不同；
  　　 第二，他是凱恩斯的主要對手，二人有長達數十年的論戰(zhàn)；
  　　 第三，他認為不切實際的價格信號造成了商業(yè)周期，形成了“李嘉圖效應”，治愈高漲的經濟最好的方法就是蕭條?。?br /> 　　 這第三條，我不知道是翻譯的問題，還是本來就是這樣理解的；只是這樣的想法太激進了。關于這一條，自己在后面還有話要說。
  　　 書中提到了一個社會主義經濟學者——蘭格。蘭格認為可以由中央計劃委員會充當市場交易的“拍賣人”，國企的經理們努力朝著降低平均成本、將邊際成本保持在國家公布的價格水平這兩個目標上邁進即可。在現在看來，這樣的想法無疑很天真，并且是基于靜態(tài)分析之后的結果，因此屬于“看上去很美”的理論，況且還沒有考慮技術知識的增進。所以社會主義的經濟學者妄想經濟運行的降低風險和不確定性，卻增加了制度的不穩(wěn)定性，蘇聯和東歐就是很好的例證。
  　　
  　　 這本書花了一章來介紹米塞斯，看得出來米老在美國的日子屬于“曲高和寡”的那種。過于坦率而且堅持自由主義的觀念，讓他和主流的經濟學學術圈格格不入；米老到美國的時候都60多歲了，愿意和他平等交流的人幾乎沒有，大部分的跟隨者幾乎都是“崇敬”的接受指導，原來在奧地利時期研討班上的對話變成了教授，可以說是一種寂寞的悲哀。這一時期，米塞斯的大作《人類行為》出爐，其目的是想重構一種為人們普遍接受的經濟理論；這本書的缺陷在于，沒有能夠探討研究歷史或者經驗經濟學的恰當方法，以至于奧地利學派之后被長期排斥在主流經濟學之外。在這本書中，米塞斯提出了“行為公理”，即邊際效用遞減、報酬法則、人類勞動作為手段的法則。同時探討了企業(yè)家的功能，認為企業(yè)家是與市場數據變化有關的行為人。并且米塞斯認為，生產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目的是迎合消費者的需求。
  　　 與芝加哥學派不同在于，芝加哥學派的基礎是信仰的穩(wěn)定偏好和“密集優(yōu)先均衡”，認為所有觀察到的數據都處在均衡狀態(tài)；自由放任的結論直接來自有關選擇、均衡和經濟秩序（最新的是理性預期）的假設。
  　　 對于米塞斯而言，偏好總是不斷被重新評估，離開選擇行為我們甚至不能說它是存在的；進一步來看，均衡純粹是一種虛無狀態(tài)。
  　　
  　　 奧地利學派的復興，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是1974年。在這一年，哈耶克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當然在此前后，羅斯巴德（著有《美國大蕭條》）、科茲納以及拉赫曼（在美國之外的奧地利學派人）為奧地利學派的復興都做出了不少貢獻。值得一提的是，羅斯巴德對于“大蕭條”的解釋，和弗里德曼不同，二人的分歧在于：通貨膨脹究竟是貨幣數量增加還是價格水平上升？奧地利人認為是前者，而弗里德曼（幾乎是主流經濟學）認為是后者。科茲納發(fā)展了企業(yè)家理論，這也是奧地利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貢獻，就是解釋了“價格是怎么來的？”這個問題，科茲納認為“企業(yè)家的作用在于均衡市場價格”，企業(yè)家憑借其機敏的素質，注意到了機會并利用這一機會為自己謀利，如此一來企業(yè)家就成為了市場的“鯰魚”，為市場變化增添了活力。
  　　
  　　 新古典經濟學試圖借助物理學和靜態(tài)機械運動分析的架構來捕捉被感知的經濟秩序，并將其理論化；奧地利學派批判了這一路徑，但是至今仍未形成一個論述清楚的替代方法。雖然一直在主流經濟學之外游離，但是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以及對于貨幣發(fā)散過程中相對價格效應的調查都表明了，新古典經濟學吸收了奧地利學派的批判，并削弱了奧地利學派所宣稱的能夠對經濟問題提出不同看法的能力。
  　　 綜合來看，奧地利學派長期倡導自由市場。首先這是由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篤信自由市場所賦予它的參加者眾多利益（米塞斯），其次是因為自由市場預先對自由和產權做出承諾（羅斯巴德）；最后是因為它的運作相對于中央計劃經濟要好得多（哈耶克），有可能是是三者兼而有之。
  　　
  　　 從個人的觀點來看，奧地利學派有一種“只可遠觀”的感覺。正如前文介紹哈耶克時書中所表述的，蕭條是治愈經濟高漲最好的藥方，這樣的觀點雖然很有道理，但是過于激進。在社會成本可以承受的范圍內，經濟進入一個輕微的低谷期尚可接受，如果長期持續(xù)的蕭條，極有可能導致專制、集權制度的崛起，而面對這樣的情形，奧地利學派的處世之道是“置身事外”。
  　　 這就像一個智叟：他已經看透了整個世態(tài)炎涼，每日的講學雖然聽眾寥寥，但是過路的人在或多或少的聽到他的觀點之后，都有些啟發(fā)；只是如果長期的聽下去，免不了會有太強烈的厭世情緒而放棄改變的努力。
  　　 這個年代需要智叟，因為需要警世的人；但是如果人人都是智叟，無疑也是社會的悲哀。
  　　
  　　 寒假要看完《哈耶克文選》，個人認為有一點難度；看多少算多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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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ㄔd《文景》2009年第三期）
  　　
  　　　　
  　　　　一、什么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什么是奧地利學派？這是一個縈繞在我腦海中許久的問題，卻從未真正找到過令自己滿意的答案。依稀記得大約四年前，我曾經有過一項思想史研究計劃。然而在花費了數月時間搜集、翻閱資料之后，這項計劃便宣告夭折，以至于留存在記憶中的這項研究計劃只剩下一個名詞——奧地利學派。
  　　　　
  　　　　或許當年有許多原因迫使我終止這項思想史研究計劃，但其中一個最為關鍵的原因或許是由于我無法回答一個最“簡單”的問題：究竟什么是奧地利學派？
  　　　　
  　　　　
  　　　　
  　　　　因此，當我翻開沃恩（Karen I. Vaughn）教授所著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美國》，讀到該書的前言時，便油然而生一種特別熟悉的感覺。那些似曾相識的疑問喚起了我對于數年前那些困惑的回憶——“到底什么是奧地利經濟學”，“奧地利經濟學是否就是所有奧地利人寫的相關作品的總和”，“奧地利學派是否是挑戰(zhàn)主流經濟學的一套特殊理論”。正是在這種感覺的驅使下，讓我讀完全書。與某些作為奧地利學派擁躉的讀者失望甚至惱怒的心情相比，當我合上這本書時，竟然些微感到某種欣慰乃至愉悅，盡管這不能代表我同意作者在本書中寫下的每一句話。
  　　　　
  　　　　關于那個困擾本書作者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問題，沃恩教授在前言就給出了回答，“從觀點表達充分、與新古典主義模式相區(qū)分、有著重要不同特征的經濟學理論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承認迄今為止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奧地利經濟學’”（沃恩著，朱全紅等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美國——一個傳統的遷入》，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3頁，以下僅標頁碼）。毫無疑問，從某種程度上而言這是一種相當“激進”的論斷。
  　　　　
  　　　　我們知道，當提及“學派”的時候，很多情況下我們是從一種思想史的角度出發(fā)去審視問題的，例如經濟思想史上著名的“重農學派”、“歷史學派”、“洛桑學派”、“劍橋學派”以及“供給學派”等等。對于這些通常情況是持續(xù)數十年后便消失了的學派，我們是在一種“過去時態(tài)”的情景下討論的。所以“某某學派”的稱呼有時候只不過僅僅是一個分類標簽，其流傳至今的思想往往也只具有知識考古的價值而已。
  　　　　
  　　　　因而從思想史的角度而言，“隨著1974年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的逝世，‘奧地利經濟學派’基本上已成了的一個歷史名稱”。因為畢竟連哈耶克自己也承認，“自立門戶的奧地利學派雖已不存在，但我相信仍然存在著一種獨特的奧地利傳統，我們可以期待這一傳統有朝一日會為經濟學的進一步發(fā)展做出許多貢獻”。
  　　　　
  　　　　然而沃恩的斷言顯然走得更遠，她根本不承認有過這樣一個“學派”的存在。如此的觀點當然會觸怒那些至今仍然視自己為奧地利學派一員的經濟學家們，翻閱當代奧地利學派的官方網站——“米塞斯研究院”——上對該書的評論，即使不是嚴厲指責至少也是頗有微詞。Ekelund的結論代表了許多人的心聲，“即便如此本書也毫無新意可言，她提供的解釋是對虛無主義的召喚”。
  　　　　
  　　　　在當代許多學者眼中，“奧地利學派”絕對沒有淪落為思想史的分類標簽，其不是一種“歷史意義”上的學術傳統，更不是僅供知識考古而用的僵死的“思想化石”。相反，奧地利學派的生命仍然延續(xù)著，她是一個綿延一百三十多年并且仍在發(fā)展中的思想團體，代表著一種生機勃勃、充滿革命精神的思潮，是一場與主流經濟學的錯誤道路不斷抗爭的運動。
  　　　　
  　　　　顯然，認為不存在所謂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是對上述觀點的全然否定。然而，如果我們翻到本書的最后，便會發(fā)現沃恩教授的論斷與其說是一種詆毀，不如說是一種希冀。盡管她“始終不將自己稱作‘奧地利’學派的人”（第2頁），但她仍然是以一個奧地利學派同情者的身份來寫作本書的。所以當她在寫下如此論斷時，她所持有的實際上是拉赫曼（Ludwig Lachmann）一派的觀點，“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未來在于它必須對其經濟理論的結構原則進行徹底的重建”（第11頁）。因為，“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開始逐漸相信在奧地利經濟學派提出的那些問題以及他們對當代經濟學的批判中就孕育著真正科學革命的種子”（第5頁）。對一位誠摯追求真理的奧地利學派學者而言，這恐怕是最真誠的贊譽了。
  　　　　
  　　　　那么，作為局外人的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沃恩教授這種似乎兩相矛盾的觀點呢？或者更為本質的問題是，奧地利學派，這一持續(xù)百年卻又始終游離于主流經濟學邊緣的學術傳統其價值究竟是什么呢？要真正理解奧地利學派，或許最好的方法依然是沃恩在書中提出的方式，回溯奧地利學派思想的源頭。
  　　　　
  　　　　二、無可爭議的奠基者：卡爾·門格爾
  　　　　
  　　　　無論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內外對各類經濟理論存在什么樣的異見，有一點恐怕是無可爭議的，那就是門格爾（Carl Menger）在奧地利學派中的地位和價值。“如果說在過去六十年間，奧地利學派在經濟科學發(fā)展中幾乎占據了獨一無二的位置，那么，這完全要歸功于門格爾所奠定的基礎”，哈耶克當年在門格爾的經典之作《國民經濟學原理》重印本導言中所作的這段評價可以說代表了一種共識。用“奧地利學派”的官方介紹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每一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都將自己視為門格爾的學生”。
  　　　　
  　　　　且不說奧地利學派學者的觀點，即便單從主流的思想史視角來評價，門格爾亦是毋庸置疑的大師級人物。1871年，《國民經濟學原理》出版的那一年，被認為是古典經濟學的終結之年。由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瓦爾拉斯（Léon Walras）和門格爾三人以不同方式獨立解決古典經濟學的“價值悖論”，從而開啟了“邊際革命”的序幕。其中，門格爾的影響在有些學者看來顯得特別重要，例如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盛贊《國民經濟學原理》，“他將因這本著作而流芳百世，因為人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自從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出版以來，還沒有其他書像門格爾的《原理》那樣對經濟學的發(fā)展產生過如此重大的影響，甚至連杰文斯的那本出眾的（更確切地說是語句如格言般雋永的）以及瓦爾拉斯命運不佳、令人費解的著作也不例外”。
  　　　　
  　　　　維克塞爾是對的。如今當我們再度翻開那本出版于百年前《國民經濟學原理》，我們仍然會被這位先賢簡潔、明確、堅定的論斷所震撼。該書是門格爾計劃中的一部系統經濟學論著的第一部分，正如沃恩所發(fā)現的，其開篇便迥異于普通的經濟學教科書，“理論經濟學是不應研究經濟行為的實際建議的；理論經濟學所應研究的，只是人類為滿足其欲望而展開預籌活動的條件”。如此一來，這本獻給歷史學派的奠基者羅雪爾（Wilhelm G. F. Roscher）的著作，卻從一開始便拒絕了德國歷史學派最根本的經驗歸納方法：經濟學研究所強調的，是“財貨與人類欲望滿足之間的因果關系”。
  　　　　
  　　　　從個人的主觀欲望出發(fā)，研究外在世界客觀物與個人欲望滿足之間的因果關系，以此為前提門格爾建立起了他獨特的經濟學體系：依據個人的欲望來定義“財貨”（good）的性質，再由此定義主觀價值（效用），從而來對消費品與生產要素領域進行界定，進而確定交換、價格、商品與貨幣起源，最終建立起以個人為中心、內在統一的經濟體。
  　　　　
  　　　　無論門格爾努力創(chuàng)建的這套體系在當時的學術環(huán)境中看起來多么地特立獨行，以當代主流經濟學的標準來看，門格爾的思想中最具價值的部分——例如主觀價值論、“邊際效用遞減”等，經過后人的闡釋，已經完全被新古典理論吸收了。因此在思想史的教科書中，我們常常見到他被擺在新古典經濟學革命者的位置上。
  　　　　
  　　　　這一評價當然不會獲得正統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贊同，在他們看來將門格爾視為一位新古典經濟學家是誤解了門格爾。新古典理論僅僅從門格爾在《國民經濟學原理》中所作的三大貢獻——主觀價值理論、原子式分析方法以及貨幣理論——中繼承了部分不完整的內容，并走上了錯誤的道路。門格爾的貢獻遠非只是發(fā)現了“邊際效用”，而在于發(fā)展出了一套關于人類行為的一般理論，從中提供的種種經濟學洞識為后人開辟了無限的研究可能性。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不同的門格爾：作為新古典經濟學奠基人的門格爾與作為挑戰(zhàn)新古典經濟學的學派創(chuàng)始人的門格爾。就其深邃復雜的思想而言，這并不構成什么矛盾。從門格爾獨樹一幟的理論中，當代學者總能夠解讀出種種不同的觀點。我們甚至可以從門格爾的貨幣產生理論中找到蘇格蘭傳統思想的精確表述——“人類行為的結果，而不是人類設計的產物”，“貨幣的產生過程既不是有意的設計，也不可預測。經過這個過程產生的制度絕非人類刻意追求的結果，而是各個個體有意識的經濟行為所導致的無意圖結果”（第34頁）。然而我們也知道，除了哈耶克的“自發(fā)秩序”外，刻上蘇格蘭傳統標記的制度理論并沒有受到其他奧地利學派學者特別鐘愛。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認為，奧地利學派傳統的延續(xù)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對門格爾思想不斷地重新解讀。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在關于社會主義經濟計算的爭論中重新發(fā)現了門格爾的主題；希克斯爵士（J. R. Hicks）所編輯《卡爾·門格爾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拉赫曼所著短文《門格爾及邊際主義革命》以及其他學者的文獻陸續(xù)發(fā)表，帶來了奧地利學派在美國的復興。
  　　　　
  　　　　“門格爾的方法的本質當然是，始終以個人的理性行為為基礎，以此建立起復雜的市場結構的模式”，這奠定了奧地利學派的核心內容：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分析理路。然而這還不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全部。
  　　　　
  　　　　對于個人主觀能力的強調讓后世的學者注意到了門格爾體系中長久以來被忽視的內容：知識和時間。門格爾不同意斯密（Adam Smith）的觀點——財富的增加來源于分工，“……人類所能支配的享樂資料的不斷增加，并不只是分工的結果”，人類所能支配的享樂資料的數量，受到“人類對于這些物的因果關系的理解能力的限制，以及也受到人類對于這些物所能支配的權力范圍的限制”。所以知識在人類經濟進步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人的欲望滿足表達為“行動”，而行動與時間不可分，“在高級財貨一階段一階段地轉化為低級財貨，以至最后達到人類欲望之滿足狀態(tài)的變形過程中，時間就成為我們進行考察的一個本質要素”。以個人有意圖的行動為中心，通過知識與時間理解市場過程的本質，這構成了二戰(zhàn)以后奧地利學派發(fā)展的顯著特征。
  　　　　
  　　　　三、理想體系的建構：米塞斯
  　　　　
  　　　　門格爾奠定了奧地利學派的基礎，但終其一生卻仍未能完成經濟學體系的構建計劃。他的兩位直系傳人——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與龐巴維克（Eugen von Bhm-Bawerk），各自從價值理論和資本理論擴展了門格爾的思想，但他們并沒有構建宏大完整的獨立經濟學系統的野心。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真正成熟歸功于米塞斯的努力。
  　　　　
  　　　　在米塞斯眾多的學術成就中，最重要的莫過于最終完成了奧地利經濟學體系。他首先在《貨幣與信用理論》一書中完成了門格爾未盡的任務——貨幣理論；然后建構起了完整的“人類行為學”體系。
  　　　　
  　　　　《國民經濟學原理》中門格爾雖然解釋了貨幣的起源，但貨幣價值理論一直是其沒有完成的空白領域。米塞斯承襲了門格爾晚年的思想，將奧地利學派徹底的主觀主義應用到了貨幣理論之中，運用邊際效用理論分析貨幣及其購買力問題。從而，“經濟學終于實現了圓滿，成為基于個體行動的完整的分析體系”。然而米塞斯的貢獻不僅于此，在關于社會主義經濟計算的論戰(zhàn)中，米塞斯開始思考為由門格爾首創(chuàng)的經濟學方法論打造某種堅實的基礎，并在此基礎上發(fā)展一套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一努力的結果便是《人的行動》。這是一部在主流經濟學家看來感到非常困惑的綜合性著作，從方法論到市場、價格與貨幣，再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它囊括了太多的一般經濟學家所熟悉的資料，但又采用人們不熟悉的表述方式”（第77頁）。然而，在米塞斯的崇拜者眼中，《人的行動》是“經濟學的極致”，“這本書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套我們有些人曾經夢寐以求、但卻覺得永遠難以企及的經濟學思想體系”。
  　　　　
  　　　　也許如沃恩所言，米塞斯并沒有打算將《人的行為》撰寫為奧地利學派的標準教科書，也許他本人“從未認為存在著一種與其他經濟學不同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第77頁）。但是顯然米塞斯也并沒有意圖通過本書與主流經濟學融合，從而將門格爾的分析方法與新古典價格理論相一致。米塞斯比任何人都更熱衷于奧地利學派方法論基礎的構建，并且最終他完成了奧地利學派特有的經濟學體系，這使得米塞斯當之無愧地成為了當代奧地利學派的領袖。
  　　　　
  　　　　就像Gordon所指出的，沃恩在本書中嚴重誤解了米塞斯的思想，她和許多經濟學家一樣把米塞斯當作了極端先驗論者。恰恰相反，依照羅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闡述，米塞斯的方法論不僅不是先驗主義的，而且是極端經驗的，“遠比現代哲學中占統治地位的后休謨經驗主義更經驗主義”。
  　　　　
  　　　　米塞斯的體系之基礎是一個異常簡單的公理：作為個人的人的行動。這里，所謂米塞斯的“先驗論”僅在于關于“行動”的概念上，米塞斯是以康德（Immanuel Kant）的認識論來解釋行動概念的，即對于“行動”本身的認識是先驗的，是“人的大腦的邏輯結構的基本和必然性質”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所有由基本公理出發(fā)的演繹推導和輔助公理均來自現實世界的經驗。人從事有目的的行為；選擇特定的手段，去達成目標；手段是稀缺的；選擇受到知識的約束；行動需要時間；未來是不確定的；等等。通過文字演繹的方式，米塞斯僅憑借極少的基本公理推導出了從個人選擇到商業(yè)周期的整個微觀、宏觀經濟學體系。
  　　　　
  　　　　“人類行為學”的體系是完美的，完美得以至于其至今仍然和主流經濟學如此地格格不入。米塞斯在美國的經歷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他當時所遭遇的孤立。當其他奧地利同行，諸如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以及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等人已迅速地融入美國學術圈，并在重點大學擁有顯赫地位的時候。作為將奧地利學派思想引入美國的領軍人物，米塞斯卻被排除在了主流學術界之外，成為經濟學邊緣人物。沃恩教授解釋了造成這種狀況的諸多現實原因，然而一個重要的理論上的原因也許是：米塞斯的體系拒絕任何修改或者擴展的可能性。既然作為出發(fā)點的公理是如此簡單且不證自明，那么如果演繹邏輯推導不存在任何問題，所有的結論就是自然而然成立并應當為人們普遍接受。不需要再做任何過多的解釋和證明，不存在證實或者證偽的問題，更不需要任何實證的檢驗。所以數學語言被排斥了，經濟計量更是一種錯誤的實證方法。米塞斯構建了一個理想的體系，并且將其演繹邏輯閉合了。這樣，在拒絕其他經濟學理論的同時，無論是米塞斯個人還是他的理論均被排斥于主流經濟理論之外。
  　　　　
  　　　　四、新奧地利學派：理想體系的分裂
  　　　　
  　　　　但是也許正是因為人類行為學對主流經濟學的全然拒絕，才使人們認識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存在。終于，在幾十年的堅持之后，這支圍繞在米塞斯周圍、以紐約曼哈頓下區(qū)一個地下室中的研討班為活動中心的小團體，開始贏得越來越多人的注意。
  　　　　
  　　　　布坎南（James Buchanan）宣布了奧地利學派最終贏得關于社會主義計算爭論的勝利；沙克爾（G. L. S. Shackle）對奧地利學派的主觀主義充滿敬意；希克斯認識到奧地利學派資本理論中被遺忘的時間維度。當哈耶克于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復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時機已經成熟”（第115頁）。
  　　　　
  　　　　沃恩把奧地利學派在美國的復興時間定在了1974年，定在了那次長達一周時間的南羅約敦會議。然而，從沃恩充滿感情色彩的敘述中，從那次會議文章結集而成的《現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基礎》一書中，重生的新奧地利學派卻不復再有當年米塞斯殫精竭慮所構建的統一體系。
  　　　　
  　　　　事實上無需沃恩的敘述，只消翻開《現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基礎》，我們便可知道誰代表著新奧地利學派。全書十四篇文章中十二篇都是由三人所著，他們是南羅約敦會議的主導者，他們的聲音代表了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發(fā)展方向。
  　　　　
  　　　　首當其沖的當然是羅斯巴德，米塞斯思想最堅定的繼承者，美國奧地利學派的中流砥柱。他的豐富而高產的成果在很大程度是對“人類行為學”體系的補充與再闡釋。他運用米塞斯的“商業(yè)周期”理論來解釋1929年的“大蕭條”，他把“人的行動”運用到政治、歷史乃至哲學等現象的分析，他通過親自對歷史經驗的再分析來論證在拒絕了經濟學實證檢驗之后如何證明人類行為學體系的正確性。毫無疑問，羅斯巴德用其犀利的語言更清楚地解釋了米塞斯的思想，但是他從來沒有跳出過“人類行為學”的框架。因此，盡管在一些學者看來羅斯巴德或許代表著最正統的奧地利學派，但是“他那個品牌的經濟學仍然被學術界認為是落伍時代的錯誤”（第105頁）。
  　　　　
  　　　　與羅斯巴德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科茲納（Israel Kirzner），米塞斯在紐約大學的研討班中另一位杰出弟子。他也許沒有前者那種寬泛的研究思路，他更注重那些主流經濟學所關注的細節(jié)性命題，從而“嘗試在主流學術圈語境內繼續(xù)米塞斯的學術研究工作”（第111頁）。從科茲納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fā)現他并沒有對主流經濟學那么強烈的抵制情緒，相反他的所有研究都可以視為是將奧地利學派的某些洞見融入到主流經濟學中去的努力。就如同他本人所言，經濟學解釋有兩個任務——探索行動的無意后果和用人的行動來解釋我們周圍的世界，而奧地利學派的洞見就是“人的行動有目的”，“人的偏好、預期和知識是固有地不確定和不可預測”。如何以奧地利學派的洞見來完成經濟學解釋的任務，這是經濟學家應當關心的內容。由此可見，科茲納并不過分強調奧地利學派體系的獨特性，而是專注于經濟研究的共通性。因此在他的著作中不存在對于完美的人類行為學體系的堅持，他更為關心真實世界中的經濟活動，以及如何運用奧地利學派的觀點來更好地解釋這些經濟現象。用沃恩的話來說，科茲納所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不是試圖對抗新古典經濟學，而是用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視角來對傳統經濟學作出貢獻。無論他的努力是否成功，或者是否為他那些奧地利學派同行所接受。
  　　　　
  　　　　第三股思潮則來自于拉赫曼，新奧地利學派中一位非直接師承自米塞斯，也不屬于奧地利學派美國圈的人物。與羅斯巴德和科茲納相比，拉赫曼的思想或許更天馬行空。羅斯巴德關注的始終是“米塞斯說了些什么”；科茲納則在相信米塞斯理論的正確性同時，更強調如何去解釋真實世界。而拉赫曼一方面相信存在一個挑戰(zhàn)主流傳統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另一方面他并不認為人類行為學體系就足以代表他心目中那獨一無二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拉赫曼把奧地利學派理論定位于“市場過程理論”。拉赫曼的“市場過程”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概念，或者用沙克爾的比喻來說，“萬花筒般的世界”。這是對“均衡”概念的反諷，是對“知識”和“時間”的無限強調，“市場過程是永不停息的知識流的表現。……在社會中，知識的模式總是不停地變化著，是一個難以描述的過程。知識很難被當作‘資料’，或在時間和空間上可確認的東西”。于是乎，拉赫曼繼承了米塞斯體系的一部分內容——支配市場過程的人的因素之重要性，但是他又完全打破了米塞斯的體系，轉而嘗試用經濟學以外的理論來分析市場過程的本質。所以在拉赫曼看來，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建構遠遠沒有完成，還有大量工作可以展開。
  　　　　
  　　　　很明顯，奧地利學派的復興帶來的是由米塞斯構建的奧地利學派理想體系的分裂。羅斯巴德、科茲納和拉赫曼，他們至少代表著奧地利學派三種截然不同的方向。在新奧地利學派中，“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成為了一個更讓人困惑的概念。
  　　　　
  　　　　五、回歸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馬克盧普曾經嘗試以一些共同的信念結構來界定二戰(zhàn)以前的奧地利學派，他提出包括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主觀主義、邊際主義、偏好理論、機會成本以及生產的迂回性在內的六項原則，然而，正如包括馬克盧普自己在內的許多學者所認識到的那樣，這些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原則早已非奧地利學派所獨有，而是成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組成內容。所以馬克盧普又加上了兩條“極易引起爭議”的原則——消費者主權和政治個人主義，作為區(qū)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關鍵（第224頁）。但這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滿意。因此科茲納在為《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詞條的時候，在馬克盧普的前六條原則基礎上，加上了新奧地利學派所特別強調的另兩大原則——市場過程與不確定性。然而即便如此，以現今的經濟學標準來看，這后兩項原則也早已成為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以及博弈論制度分析等經濟學前沿領域的研究主題，不再是奧地利學派的專利。
  　　　　
  　　　　因此另一些奧地利學派學者更偏好從方法論的角度來定義“奧地利學派范式”。就像多蘭（Edwin G. Dolan）所作的那樣，把奧地利學派歸結為一門“非常規(guī)科學范式”，其包含三項方法論原則：經濟理論的基礎是人有目的的行動；拒絕把確定經濟量之間的數量關系包括在合理的經濟問題范圍之內；通過文字演繹推理少數幾個基本公理的邏輯含義。
  　　　　
  　　　　但是如果說所謂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指的僅僅是一種方法論，那么其就永遠不可能成為一些學者所希望的那種與主流經濟學分庭抗禮的思想傳統。通過回顧奧地利學派的發(fā)展歷程我們可以發(fā)現，從奧地利學派誕生至今，也許只有米塞斯的“人類行為學”能夠作為奧地利學派最完滿的經濟學系統，但是其遭到排斥的結果也是有目共睹。新奧地利學派的復興打破了人類行為學的理想體系，回歸到了真實世界的經濟分析之中。
  　　　　
  　　　　毫無疑問，這種努力的方向是不明確的。沃恩教授最終將敘述的重點放在了“時間與無知的經濟學”，這是奧得利斯庫（Gerald P. O’Driscoll）和里佐（Mario J. Rizzo）那本著作的書名。也許如一些學者所稱這只是對奧地利學派當今發(fā)展的膚淺認識；也許科茲納最終未能解決不確定性問題，拉赫曼始終沒有重建奧地利學派理論的結構，意味著他們的失??；也許加里森（Roger W. Garrison）和懷特（Lawrence White）等人在主流經濟學領域取得的成功是對奧地利學派傳統的一種背棄。但是在一位局外人眼中看來，這種“對虛無主義的召喚”可能才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未來。
  　　　　
  　　　　無論羅斯巴德的贊譽是否有夸大之嫌，我們必須承認人類行為學體系所具有的思想價值。舉例來說，米塞斯-羅斯巴德有關商業(yè)周期的解釋——由于政府和中央銀行推動的信貸擴張引起的投資過剩與需求相對不足所造成的繁榮與蕭條交替出現，對于認識我們當前的金融危機依然有著深刻的借鑒意義；以邊際效用為基礎的貨幣理論更為貼近當前貨幣與金融資產界限日益模糊的現實。然而過分執(zhí)著于體系的完美只能意味一種孤立的姿態(tài)。姑且不論是否僅憑理論邏輯自身的無瑕疵就能夠徹底排除經驗數據的檢驗，單就政策建議層面而言，無論是米塞斯的金本位觀點還是羅斯巴德更為激進的廢除中央銀行建議，在當前的經濟現實下都沒有任何可行性。
  　　　　
  　　　　在撇除了恪守體系的窠臼之后，人類行為學或許才體現了奧地利學派最為關鍵的意義：她始終如一地將注意力集中于人本身，堅持徹底的主觀主義立場?，F實中我們每個人都是在一系列約束條件下行為的，但是我們的意圖并不是預算約束下“最大化”我們的效用，而是追求在約束條件下盡可能地滿足我們的欲求。滿足欲望的過程才是經濟學家應當關注的中心。如果行為人能夠以某種方式突破當前限制條件而在更大程度上滿足欲求，每一個人都有如此行動的激勵。市場擴展過程中無數的制度發(fā)明、金融衍生產品創(chuàng)造，正是個人有意圖地突破約束條件而盡可能滿足欲望的行為。這種非設計的行為后果會造就市場繁榮，也會促使經濟災難。無論如何，這正是我們現實經濟世界運行機制。
  　　　　
  　　　　由此可見，奧地利學派的優(yōu)勢不在于挑戰(zhàn)主流經濟學，不在于構造完美的理論體系，而在于其提供的理論洞見始終面向對于真實世界的理解。因此，奧地利學派未來的發(fā)展方向不應是執(zhí)著于一套完美的理論體系的構建，而是回歸真實世界的經濟分析。
  　　　　
  　　　　認識主觀經驗下的客觀世界，這正是當今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趨勢所向。拉赫曼當年力圖描述的純經濟理論——“主觀意義-合成體的客觀意義-合成體”，如今已成為經濟研究前沿所努力的方向。這樣回歸真實世界就意味著奧地利學派應當僅僅以一種獨特的經濟學視角形式參與到共同的經濟分析領域中去。所以沃恩教授最后的結論又回到了當年在南羅約敦會議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句惹惱眾人的論斷上，“沒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只有優(yōu)秀的經濟學和糟糕的經濟學”（第199頁）。
  　　　　
  　　　　消失了的奧地利學派也許才是最好的奧地利學派。就如當年哈耶克所言，“一個學派，當其消失而不再單獨存在時，就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為它的主要觀念已經成為主流一般學說的組成部分了。維也納學派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得了這樣的成功”（第223頁）。所以我們說奧地利學派的未來應當是一套開放而非封閉的系統。
  　　　　
  　　　　對于那些堅持奧地利學派“正統”而批評主流的經濟學家們，或許主流經濟學確實總是做得不夠好，但是讓我們再度回憶當年瓦爾拉斯在《政治經濟學與正義》中的那段話：“……從她的誕生到榮耀的頂峰，一點一點地成長，遵循著她的道路，堅持著她的傳統。政治經濟學并不存在于最新的冠之以‘指導’或‘手冊’的工作之中，而是存在于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真理集合之中，存在于從其誕生直至今日仍忠實地遵從的傳統之中。正是在那里她存在著，因曾經的失敗和最終的凱旋而驕傲”?！皞ゴ蟮膫鹘y”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正是由于批評、自省與包容，主流經濟學才成為“主流”。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亦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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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1930年以后奧地利學派歷史上這些多變的發(fā)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含義。其中一些含義至少是部分重選的，另一些則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為了理清楚這些不同的理解，列舉80年代賦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一些不同含義，不無裨益。因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目前的地位，不論是好是壞，完全是由時下這些理解體現的。
  　　　　（1）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嚴格地講，只是個歷史名稱。按此理解，奧地利學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觀經濟學主流所吸收，部分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當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完全了解早期奧地利學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奧地利舉行的幾次紀念大會和一些論著（?？怂购晚f伯（Weber），1973年；萊塞（Leser），1986年）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整個專業(yè)經濟學家群體的一份子。曾由門格爾、維塞爾和邁耶擔任過的教授職位，現由埃里克?施特賴斯勒繼承，他著作等身，學識淵博，深受奧地利學派傳統的影響，其論著涉及了奧地利學派的眾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賴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對有些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是個定語，用來表達再度出現的對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學說的興趣。這種復興特別強調生產的時間尺度和生產率的迂回性。曾為此著書立說的學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爾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奧洛塞爾（Orosel，1981年）。這一派觀點認為，“奧地利學派”一詞與一般的門格爾主觀主義傳統不相干（如前述，該傳統對龐巴維克的理論有所保留）。
  　　　?。?）對于其他經濟學家（和非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論或特殊的經濟學，倒不如說是政治和社會學說中的自由思想。這類觀察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意味著崇尚自由市場。馬克盧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贊同）對“奧地利學派”作如是觀。他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論著的影響。密塞斯以鼓吹市場起因說而出名，同時他是無可爭辯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強硬政策主張，很自然地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國的主要追隨者默里?N?羅思巴德（Murray
  　　　　N.Rothbard）的論著加強了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張和鼓吹自由主義。但是，另一些觀察者會對如此定性奧地利學派提出疑問。雖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奧地利學派的早期論著被認為是與馬克思學派思想尖銳對立的，但總的來說該學派保持一種超政治的姿態(tài)。在該學派的奠基人中，維塞爾事實上明確贊同德國歷史學派提出的干預主義的結論（維塞爾，1914年，第490頁）。雖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懷疑，他們也強調他們經濟學的無價值（Wertfrei）特點。他們都認為，他們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場主張與信奉奧地利學派有聯系，但并不是該學派的核心思想。
  　　　　（4）對于經濟學界的許多人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對卡爾?門格爾以及早期奧地利學派思想，尤其是經米塞斯和哈耶克發(fā)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現的興趣。這種興趣主要出現在美國，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發(fā)表了數量可觀的論著，主要包括默里?N?羅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爾?何茲納（Israel
  　　　　Kirzner，1973年）、杰拉爾德?P?奧德里斯科爾（Gerald
  　　　　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馬里奧?J?里佐（Mario
  　　　　J．Rizzo，1985年）以及羅杰?W?加里森（Roger
  　　　　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這一派的目標是突出奧地利學派關于市場是一種過程的解釋與主導現代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常常被理解為只有部分是準確的（見懷特（White），1979年，第
  　　　　9頁），拒不采用現代數學和經濟計量技術。而規(guī)范經濟學則主要因均衡為方向而廣泛采用這些技術?，F代奧地利學派中的這批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新奧地利學派），確自認為早期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一樣贊賞市場有秩序的結果，但在理解這種結果實際是怎樣取得時，又與新古典主義有分歧。正是由于這批學者的努力，早期奧地利學派的許多著作的原文和譯文得到再版，在經濟學界內外吸引了大批讀者。
  　　　?。?）另外，還有一種與上述看法稍有關系的含義也被人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聯系起來了。這一觀點強調經濟決策的環(huán)境是極不確定的，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實際拒絕了許多已被接受的微觀經濟學理論。路德維格?拉赫曼，（1976年）指出，G?L?沙克爾（G．L．S．Shackle）的論著在這方面是奧地利學派（尤其是密塞斯的）主觀主義最為忠實的發(fā)展。拉赫曼本人的論著（1973年、1977年、1986年）也順著這條思想強調了個人選擇和市場結果的不確定性。
  　　　　這種思路意味著，對系統理論研究結論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普遍意義持嚴重的懷疑。因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這一涵義便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和贊同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研究方法的立場聯系了起來。鑒于早期奧地利學派以反對這兩種研究方法而聞名，可以想象，這種聯系被許多觀察家（尤其是主張繼承奧地利經濟學派主要傳統的學者）認為是一種諷刺，甚或是荒謬的。
  　　
•   　　　　奧地利經濟學派是近代資產階級經濟學邊際效用學派中最主要的一個學派。它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流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因其創(chuàng)始人門格爾和繼承者維塞爾、柏姆·巴維克都是奧地利人，都是維也納大學教授，都用邊際效用的個人消費心理來建立其理論體系，所以也被稱為維也納學派或心理學派。
  　　　　一般認為，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形成始于1871年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經濟學原理》的發(fā)表。當時還是個公務員的門格爾也因此書而成為維也納大學的一名青年教師。經擔任數年魯道夫（Rudolph）王儲的私人教師和旅伴后，他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學的教授。兩位更年輕的經濟學家，歐根?馮?龐巴維克（Eugen on Bǒhm-Bawerk）和弗里德里克?馮?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雖非門格爾的學生，卻成為門格爾這本成名之作新觀點的熱情支持者。在19世紀80年代，由于這兩位追隨者和門格爾一些學生不遺余力寫作，特別是由于門格爾本人發(fā)表了一本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及其追隨者的觀點引起了國際經濟學界的重視。至此，奧地利學派已成為一個公認的實體。
•   寫得真好。不過，關于什么是好的經濟學（當然，主流學派和奧地利學派都說自己才是好的），這個問題應該回溯到另外一個更加基本的問題：我們要經濟學有什么用？
  如果沒有對后一問題的探討，我們永遠也無法說清什么是好的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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