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評傳

前言

《中國現(xiàn)代文化名人評傳叢書》是教育部南京大學新文學研究中心醞釀多年的一個課題計劃，它的主旨就是要為廣大讀者提供一個認識現(xiàn)代社會以來中國文化在極其復雜的語境下是怎樣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從而回到歷史的現(xiàn)場，更真切地從歷史的脈絡和縫隙中識別那個時代的文化真實，體悟那個時代里名人的心路歷程。    近三十年來，海內外陸續(xù)出版了許多文化名人的傳記和評論著作，可謂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可點之佳作。但總起來說，其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傳記特征，凸顯其文學性，而淡化了史料性和學術性；要么就是從純學術性人手，只注重對傳主遺留文字內涵的學術性發(fā)掘與剖析，而忽略了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揣摩，對其工作與生活事件的敘述以及對文本藝術性和文學性的追求。從技術層面上來看，這似乎只是個體例問題，其實它關乎的卻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運用等宏觀統(tǒng)攝的大問題。    我們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關于怎樣在大量的史料基礎上完成評與傳的問題，尤其是傳的部分，如何運用合理的“歷史的想象力”，應該是每一個學者應該持有的基本價值立場。    當“歷史是一個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為許多歷史學家回避歷史真實性的遮羞布時，當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成為史學界治史的箴言時，我們不能不看到歷史一次次被歪曲的悲劇。我們是一個不缺乏歷史教育的國度，但是，我們的歷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滿著過度豐富的“歷史的想象力”之中的，實用政治對歷史學的干預往往建立在夸張、扭曲、變形和虛構的基礎之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對歷史的誤讀——遠離歷史的真實成為一種歷史的常態(tài)，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事情。當然，我們也十分清楚，歷史是永遠不可能“還原”和“復原”的，但是，盡可能接近歷史的真實，卻是每一個史學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學術道德底線。然而，這個底線為什么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實用歷史的觀念把歷史學推向了深淵。曾幾何時，對秦始皇的過分褒揚而掩蓋其非人性的殘酷一面，無非是為彼時的專制制度樹碑；對各朝各代法家的歌頌無非是為維護其專制統(tǒng)治而立傳；對成吉思汗窮兵黷武的膜拜無非是為人類“獸性”張目，因而，當“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不是一個浪漫主義詩人的文學抒情，卻成為史學界的治學指南時，注定會產生歷史學教育的悲劇結局。同樣，對辛亥革命的由貶到褒的過度闡釋，片面地追求“歷史的想象力”，也正是體現(xiàn)了史學界實用主義的治學理念，倘若這種理念不改變，我們的歷史學教育仍然會沿著錯誤的道路滑行。即便是并不遙遠的現(xiàn)代史，涂抹歷史的記憶也同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們以為，“歷史的想象力”應該建立在豐富的史料公開的基礎之上，它應該是照亮歷史幽暗處的一束光線，使其成為更加光明的原動力；它更應該是填補歷史細節(jié)不足的潤滑劑，成為使其更加豐滿起來的驅動力。它不能建立在憑空想象的基礎上，沒有堅實的史料作為基礎，沒有基本史實作為實證的依據(jù)，就不能抵達歷史真實性的彼岸，只有在實證加合乎邏輯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歷史真實的原態(tài)。    如果從文學的角度來談“歷史的想象力”，可能會有許多古往今來的事例可舉，只一部《紅樓夢》就足以證明它在文學藝術中的生命力所在。但是我想舉證的恰恰是二十世紀末以來中國文學在消費文化的影響下濫用“歷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臺港文學中的武俠歷史小說流入大陸以后，效仿戲說歷史的風潮開始蔓延，作為一種消遣休閑文學，這似乎是無可指責的創(chuàng)作方法。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這樣一個悲劇性的事實：許多喝著這樣的文學奶汁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居然將那些虛構出來的人物故事當作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來閱讀，尤其是在這個人文意識日趨淡薄、工具理性日益發(fā)達的時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獲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無視歷史學和消遣文學之間的界限的，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文學教育和歷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已經到了不戲說和不杜撰歷史就不能成書的地步了，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們對于那種需要查閱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實的基礎上有憑有據(jù)地發(fā)揮“歷史的想象力”的功夫已經失去了耐心，那種“十年磨一劍”、“二十年磨一劍”、“一輩子磨一劍”的嚴肅創(chuàng)作態(tài)度已然被消費文化時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誰還愿意窮幾十年的皓首來“磨鐵杵”呢？傳統(tǒng)意義上的歷史題材的嚴謹創(chuàng)作已不復存在，為弄清楚一個歷史細節(jié)花費巨大精力的創(chuàng)作將會成為歷史。不知道這是文學的幸還是不幸呢？！    從沒有“歷史的想象力”到過度的“歷史的想象力”，我們的歷史和文學走過的道路并不曲折，但都不是我們所需要看到的結局。我們需要的是貼近歷史原態(tài)的價值理念，所以，我們希望這套叢書成為一個運用合理的“歷史的想象力”的典范。    本著兼顧學術性與可讀性的原則，我們在準備編纂這套叢書時，就明確要求作者將“傳”與“評”盡可能完美地結合。所謂“傳”，是作者以敘事的方法再現(xiàn)傳主的生活歷程；所謂“評”，是作者直接站出來闡釋、論說傳主的人生意義與文化成就。做到在真實可靠的史料考察基礎之上，既具備敘事的文學魅力，又不失清晰的學術剖析。我們充分注意到了本套叢書的受眾面——既要為少數(shù)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資參考的史料和學術視野，同時也要兼顧廣大文化和文學愛好者拜視文化名人的嗜好，為文化普及做好基礎工作。因為我們深知，無論是專業(yè)研究，還是業(yè)余愛好，一旦失去了其趣味性，是無論如何不可能達到一個“自由王國”境界的。所以，我們倡導在嚴謹?shù)臄⑹鲋?，避開那種繁瑣考證和過多糾纏于枝節(jié)問題的寫法，力圖著眼于大事件和傳主之間的勾連，以及傳主行狀與時代思潮之間的關聯(lián)性，以此來勾勒與構筑傳主在歷史現(xiàn)場的真實存在。    毫無疑問，我們這個時代已經進入了一個文化消費的時代，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是守成主義者，固守拒絕任何想象的傳統(tǒng)“評傳”寫法，擯棄一切文學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論。但是，我們絕不提倡那種以出賣傳主隱私而獲得名利的商業(yè)性炒作，反對那種“演義化”的寫法。因此，本叢書的編撰原則就十分清楚了，廣大讀者也可從中看出某種端倪。    為了豐富本叢書史料的直觀性，我們要求作者盡可能提供一些有關傳主的圖像資料，內容包括生活照、手稿、書影等等。其目的就是在嚴肅的學術性觀照中增加歷史現(xiàn)場感，同時給書籍的裝幀增添一些活潑的色彩，融學術性與藝術性為一體。    叢書將會以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的方式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其中多屬新制原創(chuàng)，少量是舊著修訂新版，我們也將在此過程中不斷改進和不斷完善，將這一套叢書做成一流品位的文化書籍。我們相信，有眾多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有廣大高品位讀者的呵護，有一個高要求的編委會以及出版單位的努力與支持，這套叢書一定會達到預期的目標。    叢書編委會    2012年1月

內容概要

　　《中國現(xiàn)代文化名人評傳叢書：何其芳評傳》是教育部南京大學新文學研究中心醞釀多年的一個課題計劃，它的主旨就是要為廣大讀者提供一個認識現(xiàn)代社會以來中國文化在極其復雜的語境下是怎樣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從而回到歷史的現(xiàn)場，更真切地從歷史的脈絡和縫隙中識別那個時代的文化真實，體悟那個時代里名人的心路歷程。近三十年來，海內外陸續(xù)出版了許多文化名人的傳記和評論著作，可謂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可點之佳作。但總起來說，其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傳記特征，凸顯其文學性，而淡化了史料性和學術性；要么就是從純學術性人手，只注重對傳主遺留文字內涵的學術性發(fā)掘與剖析，而忽略了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揣摩，對其工作與生活事件的敘述以及對文本藝術性和文學性的追求。從技術層面上來看，這似乎只是個體例問題，其實它關乎的卻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運用等宏觀統(tǒng)攝的大問題。

書籍目錄

緒論 我是誰？--何其芳的悲劇意義
第一章 鄉(xiāng)村童年
第二章 少年求學
第三章 愛與詩的幻想
第四章 “搖醒成都”的日子
第五章 “我歌唱延安”
第六章 “你的名字是一個問號”
第七章 批評者的《回答》
第八章 “文革”十年
第九章 最后的歲月
附錄：何其芳年譜簡編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成都，讓我把你搖醒    在成都，何其芳擔任的是成屬聯(lián)立中學的國文教師。雖然成都的文化氛圍也并不開放，但和萬縣相比還是進步不少。尤其是學生，對新文學的接受比萬縣學生要好不少。何其芳這樣一個頗有名氣的青年詩人來到學校，自然引起學生們的關注，他的講課也給校園里吹進了一股清風，受到學生歡迎。本來，聯(lián)立中學所用的國文教材也是用文言文編寫的，內容也只有傳統(tǒng)文學。何其芳給他們講新文學，采用自己編寫的新文學教材，引起了學生們較普遍的興趣，與何其芳的關系也很融洽。不少學生經常到何其芳的住處閑聊，聽他談新文學。    在何其芳的影響下，學生們還創(chuàng)辦了《學生文藝》和《雷雨》等新文學刊物。何其芳對學生們非常支持，不但擔任兩個刊物的顧問，還分別為它們寫下《給學生文藝社的一封信》和《給雷雨周刊社的一封信》，談了自己在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的一些經驗和想法。與成都學生的和諧，多少緩解了何其芳在萬縣帶來的壓抑心態(tài)。    除了學生，何其芳在成都還找到了更多的朋友。由于抗戰(zhàn)，許多內地的知識分子都聚集到了成都，其中有不少是何其芳在北平時的老朋友。如他在北京大學時的老師朱光潛正擔任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好友卞之琳和羅念生也都在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書，老朋友曹葆華與何其芳任教于同一所學校。此外，還見到了陳翔鶴等朋友。老朋友方敬和妹妹也正在成都。朋友多了，相互之間可以聊聊天，還可以在生活上互相照顧。    在這里，何其芳還結識了一個新朋友——沙汀。當時，沙汀正在成都一所中學作教員，與何其芳所在的學校相隔不遠，兩個人早就相互聞名。與何其芳一直從學校到學校的生活道路不同，沙汀的社會經驗相當豐富，而且早已是一名共產黨員，加上年齡又比較大，看問題比何其芳遠為成熟，也有更高的政治覺悟。在與何其芳見面之前，沙汀曾經讀過何其芳的《畫夢錄》，對于作品濃烈的婉約和感傷，沙汀并不喜歡，對何其芳也就產生了不好的印象。不過見面之后，沙汀對何其芳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變。他感到現(xiàn)在的何其芳與《畫夢錄》時的何其芳相比，沒有了那種纏綿和感傷，而是表現(xiàn)得很熱情坦率。印象一改變，兩人的交往也融洽和密切起來。    后來，沙汀這樣描述過他與何其芳的這一次見面：“長袍、眼鏡、身材不高，油黑的臉顯得胖胖的，書生氣質相當重?！边€比較了他讀《畫夢錄》時對何其芳的想像和現(xiàn)實見面時的差異：“開展多了。爽直熱情，沒有絲毫客套、拘泥的痕跡?！?   雖然有了這么多的朋友和熟人，但何其芳的心境卻依然沒有充分地舒展。跟學生們在一起，畢竟有些“小兒氣”，難以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朋友之間，真正親切的不多，相距又比較遠，難得有暢快地談心的機會。最主要的是沒有實事可做。這不由地使何其芳懷念起在北京讀書時的熱鬧和在濟南教書時的散淡悠閑，懷念起和卞之琳、畢奐午等人在黃昏時節(jié)的散步和談心。    生活的單調和苦悶，使何其芳順帶著對成都這座城市也產生了很多的不滿意：“那是一個古老的城，寂寞的城，有著矮小的居屋，不潔的街道，灰色的天空的城?！币灾劣谒坏貌辉谖恼轮薪o自己鼓勁：“我一定要堅決地、勇敢地活下去?！保ā段液蜕⑽摹罚?   好在不久，何其芳終于找到了自己滿意的事情做。一次和好友卞之琳等人一起聊天，都有辦一些實事的愿望。這一想法先后得到了方敬和四川大學外文系教授謝文炳等人的支持。幾個人一商量，最后決定辦一個文化類的批評刊物。刊物的目標定得很明確，就是為了宣傳抗戰(zhàn)，支持社會正義。考慮到刊物內容的需要，他們將刊物定名為《工作》，何其芳書寫了刊名。卞之琳擔任刊物的主編，何其芳和方敬負責具體的編輯和發(fā)行事務。    刊物的出版是相當艱難的。沒有資金，幾個發(fā)起人決定每人輪流出4元錢，作為刊物的紙張和印刷費用。從批準到編輯到印刷到發(fā)行，何其芳他們付出了很多心力。但何其芳感覺到，這種忙碌生活遠比以前的空閑有意義。1938年3月，《工作》的創(chuàng)刊號出版了。刊物發(fā)表的主要是紀實性的散文，記述人們從淪陷區(qū)逃亡到大后方的經歷，宣傳了抗戰(zhàn)，對現(xiàn)實中的陰暗面也有所揭露和批判。    何其芳也撰寫了一些散文和雜文發(fā)表在《工作》上，如《論救救孩子》、《論本位文化》、《坐人力車有感》等。這些作品都針砭現(xiàn)實，文風尖銳潑辣，比較前兩年的充滿著感傷和晦澀的《畫夢錄》，這時候的作品風格明朗清晰，表現(xiàn)出全新的思想藝術特征。這是何其芳在《論工作》中的言論：“同時這苦難，我們知識分子應該和那些勇敢的士兵一同背負起來。就是說應該極力的做著直接或間接對于抗戰(zhàn)有利的工作，無論在前方，在后方。”對此，何其芳的好朋友卞之琳深有感觸：“文風從他的《還鄉(xiāng)雜記》開始的漸變來了一個初步的突變。與思想內容相符，他的筆頭顯得開朗、尖銳、雄辯。”    當時的成都還是屬于比較封閉的地區(qū)，很少有思想性強的文學和文化批評刊物。所以，《工作》的出版，很快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好的影響，市場銷路也不錯。沙汀、陳翔鶴、周文、朱光潛、陳敬容等名家都在上面發(fā)表過文章。對于急切地尋求工作，希望在工作中找到安慰和信心的何其芳來說，是頗為欣慰和高興的。    有了自己喜愛的工作，何其芳的性格也有了明顯的改變。他不再沉默憂郁，而是變得“開朗、尖銳、雄辯”，與外界也有了更多的聯(lián)系。而且，何其芳還變得喜歡縱談國事，關注抗戰(zhàn)前線的局勢，言談中表示出強烈的憂時傷國精神，更喜歡談他在萊陽等地的社會見聞，談他看到的學生的貧困，農民的艱辛。每次交談起來，何其芳的情緒都會顯得很激動。    比較萬縣中學時對“萬縣慘案”的淡漠，比較北京大學時期在大炮聲中寫作《畫夢錄》散文的超然，現(xiàn)在的何其芳似乎是完全換了一個人。戰(zhàn)爭，在改變人和國家的命運的同時，也在改變人的性格，改變著文學的面貌。    對于何其芳的改變，他的許多老師和朋友卻并不以為然。他們看重何其芳的才華，覺得何其芳放棄自己大有前途的純文學創(chuàng)作，來寫那些不需要多少文采的雜文，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對此，何其芳沒有做多少解釋。其實，正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其他人不明白何其芳放棄狹小的個人生活、投身到社會活動當中的快樂，也不明白在現(xiàn)在的情況下，何其芳已經完全不再具有寫《畫夢錄》時的心境，還怎么能創(chuàng)作得出那種文學呢。    P149-152

后記

《何其芳評傳》能夠得到機會修訂再版，確實深感高興。一則由于某些原因，原書當初所屬的叢書未能完整出版，致使出版社無法按原計劃做宣傳，圖書的發(fā)行和影響上都受到很大限制。許多外地的讀者知道了書名，卻無法買到書。我在讀者與出版社之間還做了好幾次“二傳手”；二則由于自己的學識限制和態(tài)度的欠嚴謹，原書中存在一些不足甚至小的訛誤。雖然不能說現(xiàn)在自己的水平有多少提高，但能夠有機會對以前的缺憾做出改正和彌補，確實有一種輕快感。所以，非常感謝南京大學出版社，更感謝丁帆師的大力推薦。    另外，還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卓如老師，重慶萬州區(qū)政府的黃濂清先生。他們在閱讀過初版書后，專門寫信給我進行鼓勵和交流，也對某些看法進行了商討和指正。其嚴謹細心，很是令我感動。    原書出版時，我尚在南京，現(xiàn)在卻已是來到了北方的濟南生活。不過我相信，老師之情、朋友之情，是任何時間和空間的距離都不能阻隔和削弱的。雖然我也知道，時間肯定會沖淡、消弭和使人遺忘某些東西。而且我始終相信，不管在任何地方，人總是以群分、以類聚的，這些群和類才是人們交往和存在的最主要基礎——就像何其芳，他的本質是一個詩人，他真正的朋友、他生存的快樂，只能在文學、在詩歌當中，政治和權力對他始終是一個異化，只能對他構成永遠的傷害和扭曲。    最后還要感謝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的理解和大度，以及同門丁亞芳女士的熱情。他們的支持，是本書得以修訂再版的重要基礎。    2011年2月8日

編輯推薦

何其芳是中國新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文人，寫過詩、散文，從事過學術研究，參加過政治革命。作為一位文化名人，他受到研究界較為廣泛的關注。    賀仲明編著的《何其芳評傳》從何其芳的生活道路、思想軌跡和深層性格心理，去尋找他的內在精神機制，發(fā)掘出何其芳道路變化發(fā)生的深層原因,反映其芳作為一個詩人、作家、學者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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