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害與公共管理

內容概要

2006年，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臺灣“中央大學”共同發(fā)起“兩岸三地人文社會科學論壇”，由三校輪流主辦，每年一次。2009年，第四屆論壇又輪到南京大學主辦。經(jīng)三方共同商定，第四屆論壇的主題定為“災害與公共管理”，南京大學將承辦本次論壇的重任交給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政府管理學院、社會風險與公共危機研究中心共同承擔。 災害是一個古老的話?。千百年來，人類面臨各種災害的侵襲，對災害的抗爭和思考也從未停止過。在西方，早在基督教《舊約全書》中就有“諾亞方舟”的傳說；在中國，華夏的文明史幾乎從“大禹治水”開始。在同災害抗爭的過程中，人類對災害的認識愈來愈全，災害不僅包括自然的，也包括人為的，甚至還有社會正常運行的受阻；關注災害研究的學科愈來愈多，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管理學科、人文和社會科學界的學者們紛紛加入其中；防災減災的能力也愈來愈強，由救災、防災減災、綜合減災等幾個階段，正邁向應急管理階段，各國政府(國家)、企業(yè)(市場)、民間組織(社會)各界都高度關注救災、減災、防災，并在救災、減災、防災的過程中愈來愈形成合力，相互援助，眾志成城。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三校決定利用各自多學科交叉的優(yōu)勢，圍繞大家共同關心的話題，探討“災害與公共管理”。 在三校領導、相關院系與部門以及參與論壇的各位教授學人的精心組織和共同努力下，本屆論壇于2009年11月7—9日在南京舉行。論壇特邀嘉賓、國際著名災害研究專家、美國匹茲堡大學災害研究中心主任路易斯·康福特教授和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高小平研究員?別為論壇提供了題為《災害恢復的動力機制——地震應急系統(tǒng)的恢復力與“熵”》和《有效應對災害，創(chuàng)新公共管理》的主題學術演講。論壇分為七個分論壇，與會者分別交流研討了“政府災害管理制度研究”“災害應對的社會支持與社會動員…‘災后重建與恢復”“災害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變遷”“災害的文化、社會與網(wǎng)絡傳播”“建筑與空間技術在災害管理中的應用”以及“災害風險的預警與管理”。

書籍目錄

序言　突發(fā)事件的新特點與應急管理創(chuàng)新　The Dynamics of Disaster Recovery：Resilience and Entropy in Earthquake Response Systems災害管理的制度與政策　治水決策與淮北的社會性災害(1580一1949)　應急能力評估的理論框架　嘉道年間經(jīng)世思想下的災害管理 ——以陶澍為主要研究對象　康熙四十七年江南饑荒與政治博弈　基于“三位一體”的應急資源保障體系研究風險分析與管理　高風險社會中的公共政策　從“5·12”汶川地震看我國地震災害風險防范和管理　公共危機預警過程中的信息管理研究　環(huán)境風險全過程評估與管理模式研究及應用　獨生子女政策風險研究災后重建與恢復　災后重建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研究 ——基于都江堰的實證分析　……災害應對的社會支持與社會動員災害的文學表現(xiàn)與社會傳播災害管理中的技術應用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插圖：第二，增強政策的民眾參與，尤其要尊重網(wǎng)絡民意在公共政策議程設置中的合法地位。目前民眾參與政策議程設置的渠道相對較少，因而網(wǎng)絡民意在政策議程設置中的作用才凸顯重要。如果說“孫志剛事件”所推動的收容遣送制度改革是網(wǎng)絡力量在政策制定中的初步體現(xiàn)，那么時至今日，網(wǎng)絡的力量已經(jīng)十分強大。2008年6月20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網(wǎng)”強國論壇上和在線網(wǎng)友進行交流，成為互聯(lián)網(wǎng)進入我國政治決策領域的標志性事件，標志著網(wǎng)民作為公共政策議程設置參與群體的地位得到肯定。截至2007年底，我國網(wǎng)民總數(shù)已達2.1 億，超過美國居全球首位，網(wǎng)民平均每周上網(wǎng)時長已是16.2 小時，認為“互聯(lián)網(wǎng)對工作／學習有很大幫助”的網(wǎng)民占93.1 ％，認為“互聯(lián)網(wǎng)豐富了網(wǎng)民的娛樂生活”的比例高達94.2 ％，網(wǎng)民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正面作用評價很高，互聯(lián)網(wǎng)已在網(wǎng)民生活中占據(jù)了重要地位。吉登斯在談到風險社會的出路時，提出了與“解放政治”相對應的“生活政治”概念，認為“解放政治”是一種生活機會的政治，只關注正式的政治制度和體制，沒有把與生活相關的各種決策包括進去，因此失去了對選民的吸引力，而“生活政治”是認同的政治、選擇的政治，它要解決的是集體人面臨的挑戰(zhàn)。第三，重新看待公共政策的評價標準，以最多的利益相關群體可接受的政策為好政策。近些年，我們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仍然十分依賴于專家話語和科技理性，不顧民眾對風險的可接受性而強制推行，引發(fā)社會不滿，其中典型的表現(xiàn)便是各地屢禁不止的“強制拆遷”。對于推行“強制拆遷”的地方政府而言，他們衡量政策好壞的標準仍然停留在“成本一收益”的比較，而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強制拆遷”政策所帶來的風險——政府的合法性危機。由于專家話語不合時宜的泛濫，也導致專家的信用貶值，專家被戲謔為“磚家”。就風險的可接受性而言，在我國當前的眾多社會風險中，“社會不公”是最不可接受的。有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有91％的人關注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分配不公問題，比例居所有供選問題之首；多數(shù)人認為和認同我國的貧富差距已經(jīng)過大，認為當前收入差距拉大“勉強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人只占18.7 ％，而其余809／6的人則是“完全不能接受”；相當多的人認為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不合理、不公平，約709／6的人將其歸咎于權力腐敗；相當多的人對富人的看法比較消極或否定；大多數(shù)人認為政府有責任減少貧富差距，75％的民眾希望政府采取行動降低收入差距。因此，對于現(xiàn)階段的任何公共政策而言，最大的風險就是社會不公，它足以抵消實行該政策的任何收益。

編輯推薦

《災害與公共管理·第四屆兩岸三地人文社科論壇論文集》是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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