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實踐與文化立場

前言

記得2002年我剛從美國杜克大學回返不久，研究生院通知我說又有幾名原專業(yè)是學英文的學生報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因為我在招收外國文學和文化方向的研究生時比較看重學生的語言和言語能力，認為先學英文的可以盡早接觸原文文獻，否則你如何進行研究呢？但英文背景的學生在其他方面總是有一些弱項，可能國內外文系過于強調語言層面的轉換學習，而沒有在課程設置上抵達文化精神的探索樣式和致思的不同傳統(tǒng)。趙淳君入學后，我亦指定了不少文獻供他依據自己原有的積累和興趣選讀?？上驳氖撬谶x課的同時，將這些文獻大體上進行了通讀，做了詳盡的筆記，并偏重于理論的理解和把握，故學業(yè)進展得還比較順利。我至今依稀記得，趙淳君在開題期間與我多次商討，他本人一直想做偏重于思辨的課題，為此反復尋覓良久。一般說來，博士研究生的開題是很重要的，因為選題涉及到一個研究生是否梳理了基本的文獻、對某一學科的結構和問題是否清晰、是否看到了問題所在和潛在的可能性、是否擁有了把握課題的敏銳性以及深入此課題的相關能力。我自90年代起常到美國的一些高校，或作課題，或任教，其間也應邀參加過一些研究生的答辯。我去過的這些學校一般都要求學生進行具體的研究，開口大多比較小，因為過于宏觀的題目在一篇論文中難以深入。其實博士研究生也是職業(yè)前，尤其是研究型職業(yè)前最重要的準備期。研究生論文的規(guī)范其實有兩層意思。其一是外在技術性的規(guī)范，如引用的注釋和參考文獻等，目的無疑是使學生擁有資源共享但近乎苛刻的規(guī)范。

內容概要

　　關注和研究外國文學界在引介西方文論的話語實踐和文化立場中如何將西方文論的知識原料重組和重購為西方文論的知識成品這樣一個更為基礎的理論生成過程。　　選擇話語實踐與文化立場作為《話語實踐與文化立場：西方文論引介研究（1993-2007）》的理論基點研究1990年代以來的西方文論和文化批評理論的引介，是枯燥而智性的。　　這樣的課題要求筆者必須既要對西方文學和文化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把握，同時還要對西方兩千多年來之思想史有一個全景式的認識。這對筆者本身的學識基礎和理論素養(yǎng)提出了挑戰(zhàn)。不過，正因存在挑戰(zhàn)，才使得枯燥的純學術研究變得盎然有趣。當然，此說并非是要將這一課題的研究變成某種智性游戲。這樣的游戲在當下學界并不鮮見，但卻從不為筆者所推崇。這絕非是出于對理論的懼怕，而是出于某種或許與當下語境不甚合拍的、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責任感。這也正是本課題得以展開的原始驅動力之一?！　　对捳Z實踐與文化立場：西方文論引介研究（1993-2007）》是在筆者的博士論文基礎上精改、推進而來?！对捳Z實踐與文化立場：西方文論引介研究（1993-2007）》最初的構思開始于2004年5月，并于2006年6月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2007年4月成功申報重慶市教委社科項目。

書籍目錄

序（王曉路）前言第一章 目的、語境和范式1第一節(jié) 研究的必要性和有效性1第二節(jié) 考察的時間、空間和立場第三節(jié) 范圍、旨趣和范式第二章 再現(xiàn)西方文論的知識構型第一節(jié) 話語實踐與知識構型第二節(jié) 資源型再現(xiàn)第三節(jié) 追問型再現(xiàn)第四節(jié) 整理型再現(xiàn)第五節(jié) 對話型再現(xiàn)第六節(jié) 比較型再現(xiàn)第七節(jié) 論爭型再現(xiàn)第三章 1993-2007：縱向考察第一節(jié) 1993-1997：迷失與質疑第二節(jié) 1998-2001：本土意識的覺醒第三節(jié) 2002-2004：問題意識第四節(jié) 2005-2007：建構與重構1第四章 橫向考察：思潮、運動和流派1第一節(jié) 橫向主題分類方案和原則1第二節(jié) 體制、拆解和求證1第三節(jié) 敘事學引介研究1第四節(jié) 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引介研究1第五節(jié) 女性主義引介研究1第六節(jié) 西方馬克思主義引介研究第五章 橫向考察：西方學者引介研究21第一節(jié) 巴赫金引介研究21第二節(jié) 德里達引介研究第三節(jié) 詹姆遜引介研究第四節(jié) 賽義德引介研究第五節(jié) 理論譯文考察：和語境的互動第六章 問題意識考察第一節(jié) 隱喻置換與能指滑動第二節(jié) 質疑：現(xiàn)象學與闡釋學淵源，第三節(jié) 學術體制結構：形式合理性第四節(jié) 話語實踐與文化立場結束語引用文獻附錄31后記

章節(jié)摘錄

三、學理依據和哲學背景王曉路在《事實·學理·洞察力——對外國文學傳記式研究模式的質疑》一文中，對國內外國文學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傳記式研究模式”提出了尖銳的批判。王曉路所謂之“傳記式研究模式”，系指那種對西方現(xiàn)存材料進行中文轉述和闡釋的模式。王曉路認為，這種模式雖然能夠為讀者提供一種“事實性知識”，然而“事實”本身卻不能決定理論的意義，因此這種模式不利于為外國文學研究領域提供一種中國視角。在該文中，王曉路將國內對西方文學作家和作品的接受者劃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從事該西方作家或作品研究的專業(yè)人士；一是對該作家或作品不甚了解的初入門者。①對前者而言，傳記式研究模式的那種對西方現(xiàn)成資料進行簡單地“翻譯一解釋一歸納”的程式不但毫無必要，而且顯得多余和淺薄，因為“有研究能力的學人會直接查閱、研讀第一手原文材料，即作家本身的著述，以及第二手原文材料，即學界對該作家的研究成果，其結果往往比中文轉述的材料要準確、全面、精要得多”。學界對西方文學的研究，其針對的潛在的讀者對象顯然并非初學者，而是學界內的研究同行。這就意味著，我們的西方文學研究不是簡單地撰寫普及性讀物，而應是在匯通學理的基礎上，從中國視角出發(fā)的一種深度闡發(fā)。王曉路此文乃是針對中國學界對西方文學文本闡釋的模式。文章認為，這種研究模式會“導致原創(chuàng)性的麻木和缺失”，從而無法建構起中國學界關于某一特定西方作家和作品的理論想象和學術話語。然而我們看到，對西方文學文本的闡釋，是一個具體應用文學理論的問題。闡釋的原創(chuàng)性，某種程度上需要理論的原創(chuàng)性。但也必須看到，在今天的全球化語境中，在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力圖與西方接軌的情勢下，要求中國學界創(chuàng)造出某種全然不同于西方理論的學術話語，顯然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苛刻。如此，中國學界之理論想象和創(chuàng)新便必然會是在引進和借鑒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文化語境的一種重新整合和重新語境化。這也正是近年來許多學者（包括此處的王曉路）所倡導的西方理論的本土化、現(xiàn)實化和中國化。然而，不管出于何種良好的愿望，倡導本身并不能真正解決理論的本土化、現(xiàn)實化和中國化問題。楊增憲對那種善于倡導、樂于倡導、精于倡導的“宏論情結”提出過猛烈的批判①。楊增憲顯然是洞悉了學界在自身理論建構中所面臨的尷尬，并試圖為此尋找原因，以期改觀局面。但是，在筆者看來，楊增憲的批判，僅僅針對了“宏論情結”的功利主義這一人所共知的表象，而對其學理上的深層原因似乎還缺乏追根溯源的有力論證和考察。中國文論之現(xiàn)代轉換，毫無疑問是必須借助于西學理論的。此處所謂“現(xiàn)代”云云，很大意義上即是指稱的西方理論的背景和框架。這就必然有一個對西學理論的譯介、闡釋、移植和改寫的再現(xiàn)過程。這個過程對我們的西學引介有著極大的制約和影響。它決定了學界以何種理論視角、何種文化立場、何種方法策略、何種經驗契合來理解和把握西方文學和文化理論。在大衛(wèi)？哈維的論述中，當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發(fā)展，造成了連續(xù)性的斷裂和易變性與短暫性的盛行：“易變性（volatility）和短暫性（e—phemerality）使得持有任何一種關于連續(xù)性的堅實感覺都十分困難。過去的經驗被壓縮進了某種壓倒性的現(xiàn)在之中?！雹谌绱硕鴣淼暮蠊?，便是對加快產出時間的追求和對傳統(tǒng)價值的勾銷。此說或可從一個側面解釋當今功利主義得以流行的淵源。但若純粹地以功利主義應對學界之“宏論情結”，似乎有些過分簡單化。在這頂大帽子之下，也許會掩蓋許多細微的和差異的特質。譬如，學界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是否也與我們的學術評估體制相關呢？設若此，那么將批判的矛頭直接對準在這種學術體制之下的學界人士，似乎就有點本末倒置、不得要領了。因此，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建議不妨拋開頗為錯綜復雜的功利主義和其他已有的或可能有的種種主義的指控，從最基本的建構處思考之。首先，我們引介西學的目的并非是要取消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存在，并非是要充當西方文化在中國的代言人或傳聲筒，并將其命運系于西方，這一認識應為所有致力于中國文化的復興和建構的同仁所共有；其次，無論是此前倡導的中國文學和文化理論的現(xiàn)代轉換也罷，抑或是近年來學界試圖在全球化與本土化氛圍中為中國文化定位的努力，在其審視的視野中和考慮的全盤局面上，不可或缺的一點就是西方文學和文化理論的引介；第三，既然西方理論乃是我們文化建構中不可或缺的一極——另一極自然是中國文化語境下的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立場，那么西學理論以何種樣態(tài)呈現(xiàn)在中國學界面前便具有了舉足輕重的意義。此處所謂樣態(tài)即為本章試圖闡述的再現(xiàn)西方文論的知識構型，這些構型表征了學界對西方文論和文化研究理論的審視角度、認識深度和觀照態(tài)度。如果對以上三點作逆向思考，也可以反過來說再現(xiàn)構型制約和影響著中國學界對西方理論的認識和態(tài)度。雖然筆者并不接受結構主義者的那種認為形式能夠絕對地決定內容的觀念，但不可否認的是，再現(xiàn)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確實對內容的再現(xiàn)有著某種規(guī)定性的制約。鑒于理論知識的虛構性，理論的再現(xiàn)過程在特定條件下往往會具有相對于理論內容的優(yōu)先性。眾所周知，在語言學轉向之后的今天，西方哲學的重心已經逐漸從追問意義本身移向了意義的生成機制，強調首先要在語言層面上檢驗命題的真?zhèn)?。本雅明（walterBenjamin）在《論語言本身和人的語言》中這樣闡述道：“語言傳達符合它的思想存在。這個思想存在基本上是在語言之中（in1anguage）而非通過語言（throughlanguage）傳達自身。”①這里，他表達了意義與語言一體化的觀點。而在海德格爾（MartinHeidegger）那里，語言更成為了存在的家園。此前的解構主義者們通過反復演示語言的蒼白和文本的自我摧毀能力是如何達到令人發(fā)指的地步，從而對人的認知做出了獨具一格的哲學概括：真實是不可能得到的，因為人們言說真實的策略和手段本身就不可靠。所以后來的新實用主義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Rotty）在其《偶然、反諷與團結》一書中，第一章開篇第一句話就是：“真理是被制造出來的，而不是被發(fā)現(xiàn)到的。”②這一后果乃是曾經被認為能統(tǒng)轄世界本質并從中識別自身的理性的萎縮所賜。而理性的萎縮，是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之后，形而上學先驗同一性被消解——德里達對形而上學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顛覆在這方面居功至偉——的必然后果。由此，哈貝馬斯在《后形而上學思想》中說道：“在世界上，自覺的或由主體建立起來的，以及在精神教化過程中生發(fā)出來的事物秩序再也不是合理的，只有我們按照正確方法接觸現(xiàn)實時對問題的解決才是合理的?！庇捎诶硇晕s而引發(fā)了對形式合理性的訴求，因此，內容合理性變成了結果有效性。而這種有效性又取決于人們解決問題所遵守的操作程序的合理性。

后記

選擇話語實踐與文化立場作為本書的理論基點研究1990年代以來的西方文論和文化批評理論的引介，是枯燥而智性的。這樣的課題要求筆者必須既要對西方文學和文化理論的歷史和現(xiàn)狀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把握，同時還要對西方兩千多年來之思想史有一個全景式的認識。這對筆者本身的學識基礎和理論素養(yǎng)提出了挑戰(zhàn)。不過，正因存在挑戰(zhàn)，才使得枯燥的純學術研究變得盎然有趣。當然，此說并非是要將這一課題的研究變成某種智性游戲。這樣的游戲在當下學界并不鮮見，但卻從不為筆者所推崇。這絕非是出于對理論的懼怕，而是出于某種或許與當下語境不甚合拍的、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責任感。這也正是本課題得以展開的原始驅動力之一。本書是在筆者的博士論文基礎上精改、推進而來。本書最初的構思開始于2004年5月，并于2006年6月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2007年4月成功申報重慶市教委社科項目。在此，要向我的導師王曉路教授在百忙之中抽空為本書作序致以誠摯的謝意。能在王曉路教授的指導下完成這部學位論文，實為個人學術生涯中非常值得紀念的事。感謝曹順慶教授、馮憲光教授、劉亞丁教授、閻嘉教授和朱徽教授，從他們那里我受益匪淺。還要在此對楊武能教授和賈順先教授在我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于學業(yè)和生活上給予我的關心表示真誠的謝意。感謝重慶市教委、四川外語學院以及四川外語學院出國培訓部對本書出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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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實踐與文化立場》可供各大專院校作為教材使用，也可供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作為參考用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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