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確評傳

出版時間:2002-5  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王瑞昌  頁數(shù):484  字數(shù):3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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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概要

陳確(1604-1677)是明清之際屈指可數(shù)的重要思想家之一。其著作絕大部分過去未曾刊刻,故其學久晦而不彰。1979年乾初集排印行世。此后。其學始顯于世。今之學者言明清之際思想,鮮有不論及乾初者。《陳確評傳》本“知人論世”之意,對乾初的家世、生平作了較細致的考察、記述,從“辨章學術(shù)”的原則出發(fā),對乾初的思想作了較全面的論列、剖析。    本書發(fā)掘不少新資料,對一些事實作了澄清考辨,同時留意揭示了乾初在其坎柯的人生之旅中的生命體驗,展現(xiàn)他作為一個儒者所特有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風范,關(guān)于乾初的思想,本書力求在客觀、真實了解的基礎上作出實事求是的衡定,審慎地提出一些新看法?!捌孕螒B(tài)的心學”是本書研究乾初思想所得出的基本結(jié)論。

作者簡介

王瑞昌,字乃征,號來灣,1964年生,河南魯陽人。獲西南政法學院法學學士、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F(xiàn)忝列首都經(jīng)濟貿(mào)易大學首都經(jīng)濟研究所講師之席。撰有《論劉蕺山的無善無惡思想》等文若干篇行世,譯有《自由與傳統(tǒng):柏克政治文選》一書。

書籍目錄

《中國思想家評傳》序第一章  家世與家況  一 乾初的家族——海寧陳氏    (一)遷祖樂園公之前    (二)遷祖公園公之后的海寧陳氏  二 乾初之家世    (一)高祖、曾祖、祖父、父母    (二)乾初本人家庭構(gòu)成    (三)近親關(guān)系第二章  自“俗學”走向“道學”  一 文士與氣節(jié)之士:四十歲之前的“陳道永”    (一)世俗舉業(yè)    (二)縱意詩酒  揮發(fā)才情    (三)至性過人  憤世嫉俗  二 一變至道:師事劉蕺山    (一)劉蕺山講道山陰    (二)初拜師    (三)第二次和第三次往山陰問學    (四)生命的轉(zhuǎn)折    (五)師生之情第三章 易代之際乾初的愁苦流離生活  一 “地坼天崩”:國家和家鄉(xiāng)的滄陷  二 地方的不靖  三 乾初的愁苦流離生活    (一)沉痛的乙酉之年    (二)險惡的丙戊之年    (三)丁亥之年:痛定思痛  矢志遺民第四章  戊子以后的生命之旅  一  弘揚學術(shù)    (一)督導后學       (二)改革風俗    (三)同道切磋  二  貧窶中的煎熬  三 糧長“苦役”  四 病里乾坤    (一)鼎革后二十年間兩遇兇賊三罹危病    (二)困于“風疾”的晚年第五章  高介絕倫與素位而行第六章  葬論第七章  性論第八章  《大學》災害辨第九章   “偏霸”形態(tài)的心學:乾初思想透視論贊附錄   乾初家族人物表       乾初宗族人物表       乾初交游人物表       乾初事跡小考參考文獻索引  人名索引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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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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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黃宗羲與陳確
      
      在開創(chuàng)清代實學中殊途同歸的借鑒意義
      
      
      內(nèi)容提要:百年前西學入侵,又數(shù)百年前儒學方融佛而成一自主之實學,兩次文明碰撞,一前一后,前者必可為后者所借鑒。儒佛合流在宋,儒學融佛自成實學則在明清,故明清之際大儒之思想、成就必有可究。黃宗羲、陳確同門為學,其思想、成就多有不同,而終為建立清代實學之關(guān)鍵一輩。乃考其論學活動之學術(shù)背景,師承,哲學思想,具體論學與實學之成就。得出“于此東西文明融合之時,吾輩應抱一以我為主之態(tài)度”此一論斷,以明黃宗羲與陳確在建立清代實學中殊途同歸的現(xiàn)實借鑒意義,以使當前融合東西文明之努力有一指導性的幫助。
      
      關(guān)鍵詞:疏空而至實用;師承;千秋大業(yè);建立實學,文明融合;以我為主
      
      
      
      文明碰撞中學術(shù)的發(fā)展必有其內(nèi)在與外來之因素,兩千年前佛教傳入,代表著印度文明與中華文明的碰撞。其結(jié)果則使中國之學術(shù)趨向疏空,外來因素之影響歷千年而更甚。至兩宋而儒佛合流,學術(shù)疏空至極,明清而儒學融佛自成實學(此一“融”字可視為去污存精之用,本文之“融”以梨洲存精,乾初去污為論),方復孔孟樸素之學。此一過程中,明清儒者所負之責任甚重。而清代學術(shù)以乾嘉與浙東為盛,二者皆稱實學,又以浙東更近時事,最有“為天地立心”之志。故引余姚梨洲(黃宗羲),海昌乾初(陳確),論其同門,考其學承,意于儒學融佛自成實學之中,究其于學承所得而有不同開拓與共同責任下同一之志向,求一面對東西文明碰撞之應有態(tài)度。
      
      
      
      一、佛學影響以降儒家學術(shù)源流
      
      中國之學術(shù)思想以儒家為大宗,而夫子之言未嘗多聞“理”者,“心”者。其言甚樸,雖有論“仁”、“德”者亦以實用為重,不似后儒空談心性。臆測“仁”之種種,紛繁復雜,層疊于今,恰如西人“后設歷史學”之言一般,人人競為圣人立言。實則夫子論仁,其目的唯“復禮,濟世”而已。夫子之“仁”乃對于士而發(fā),寄其于參政之時有所準依,有所施為。蓋其指向應于施政技巧與個人修為兩端。于此,則可見上古中國學術(shù)思想之質(zhì)樸實用。
      
      及至漢魏,儒學獨尊,其精義亦失其華彩歟。蓋獨尊獨崇者,如山之巔,仰之彌高,而果能和其曲者甚少。然則從之者眾,必有拙于精義而至所謂“大家”者,流傳之后,則流毒不淺,所害非常。更有一般士子皆習儒經(jīng),而至于精神深處奉之為不變真理,甚為崇拜,則其盲目亦使儒學成世外高物,幾為空談之資,而失為政實用之樸。此固儒學發(fā)展之一端,而于此時印度之佛教業(yè)已傳入,修行之法以靜思為準,頗合時人,于是大興,魏晉玄學,蓋其催生。雖有訓詁一端可稱實學之典范,漢儒求解縝密、引據(jù)嚴整,稍改兩漢疏空之學風。然,自整體觀之,漢魏學風已漸疏空。
      
      隋唐以降,儒禪兩派,或有持其一而拒其二,或有聚而合之者,韓退之《諫迎佛骨表》便為據(jù)儒排佛而作。至宋,儒禪合流(北宋時始重《中庸》,可證)。而有宋之“理學”,此即為徹底空談心性之學。朱子格物,象山自省,所格者物而所至者心,所省者心而所至者亦為心,于是諸儒雖有實用之心,而以形而上者論之,則南轅而北轍,而不可至也。況宋儒之訓詁以己意為訓,不似前人之嚴謹,雖則另有建樹,亦為申已言而言。蓋程朱、陸王各異,而欲辯駁是非,必據(jù)于經(jīng)典。經(jīng)典者文本,文本者詮釋之對象,詮釋者雖于字詞之意無大異,于經(jīng)義則不然,蓋所求之不同也。此儒學之大蛻變亦中國學術(shù)思想之大蛻變,自此疏空之學據(jù)鼎中國則教百年。
      
      宋儒之學雖稱疏空而終有實用之潛流,如王荊公厲行變法,欲振興國邦,即不成,外王一系終無聲息,可嘆。明開國之初,儒生之精神不可謂不振。蓋明乃繼漢唐大統(tǒng)之朝,文治武功實不下漢武唐宗。加以前宋之文弱,蒙元異族之統(tǒng)治,漢族儒生于此時方可長出一氣而屏力圖強,實為明儒風氣之先也。明儒以節(jié)氣為重,遇有朝政之過,必抵死力諫。況講學論政之風盛行,居廟堂之高,則思富國強邦,處江湖之遠,則興鄉(xiāng)學教民,如此,則上可達,下可就,儒者可立命于天地。晚明黨爭激烈,東林一派屢遭打擊,儒者由此而殞命者,不甚記。乃其正義凌然,至死不畏之氣節(jié)影響后世,功在不沒。明儒之志,理學之節(jié)固然可嘆,然虛空浮華風氣亦倍加明祀之傾頹。闖王進京,天崩地坼;清軍入關(guān),改朝更代。于是,遺民之節(jié),夷夏之防,陡然為大,為其殉者亦不甚記。
      
      有明一代,則潛流愈潛而空者愈空,人人竟以空談為志,學風輕浮,有不識丁者而闊談心性,可謂笑矣。理學末流,程朱格物而墮于無我,陸王自省而流于無物,孔子所倡之“禮”亦完全蛻變?yōu)槔韺W之附庸,食人之工具。明末,宗周慎獨之學救宋明放縱之弊于水火。明清之際蕺山一派獨盛,而始呈實學之跡,黃宗羲(梨洲),陳確(乾初)皆為蕺山高徒,皆倡習實學,乃實學潛流轉(zhuǎn)明之中流砥柱。
      
      由此,則中國之學術(shù)思想,終由樸漸虛而復還至樸,終由印度文明之影響走出,此即梨洲、乾初活動之大學術(shù)思想背景,亦為其時學術(shù)發(fā)展之主趨勢。
      
      
      
      二、陳確與黃宗羲之共同師承
      
      “嗚呼!確之登師門最后,得事吾師之日淺,年已逾于強仕,學未及于童蒙,日用之間,舉步滋療,圣賢之道,窅乎未聞。方期與淵結(jié)廬云門,若邪之中,朝夕函丈,訂數(shù)年游,究千秋之業(yè),而時移事遠,天崩地坼,摯友見背,明師云殂,宇宙茫茫,向誰吐語!”(《祭山陰先生文》,第307頁。[1])
      
      乾初早年縱意詩酒,才情特殊,自師事宗周方棄俗學而向道學,由此而及其人生之正途,至若江河如海,其意義甚大。上文乃乾初祭師之作,語甚痛涕,其中至為重要者,乃其所云:“訂數(shù)年游,窮千秋之業(yè)”。
      
      乾初才高性殊,自聞世以來,所聽者皆朱王末流疏空之言,所見者皆貪靡虛偽墮落之風。所謂“少讀書卓瑩,不喜理學家言”[5]所言即此。蕺山授徒,首曉以“圣人可為”之旨,而乾初亦有《圣人可學而至論》信可為師承之作,可知乾初于蕺山之學甚是信篤。其與好友蔡養(yǎng)吾信中云:“若但擇花晨月夕,乘興往游,飲酒賦詩,自夸盛概而已,此則吾先師,先友之罪人,而豈不肖弟之所敢齒哉?”(《與蔡養(yǎng)吾書》,第91頁。[1])亦明歸道之志?!扒锎髽I(yè)真吾事,臨別叮嚀不敢忘。”(《平水東岳廟謝別先生》,第741頁。[1])“江水汩汩,云山屼屼;仲秋而出,學何以不惑!江水?回,云山崔?。呵锉M而歸,學何以不頹!”(《江水汩汩二章》,第626頁。[1])則更明其拜師以后后矢志進學之宏愿。
      
      然則,何為“千秋大業(yè)”?梨洲言曰:“先師之學在慎獨,……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fā)?!瘞熞詾樾闹妗陨碇髟锥灾^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热逶?,‘未發(fā)為性,已發(fā)為情……’師以為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又言性學不明,只為將此理另作一物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zhì)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于氣質(zhì)者,臧三耳之說也?!保ā断葞熮较壬募颉?,第十冊,第50頁。[2])梨洲此說欲以呈宗周之學說,明先師思想之指歸,恰可見乾初所云“千秋大業(yè)”之所在。即救心學于末流,正學風于頹靡,期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梨洲出于東林,自父蒙難,始從學宗周,當為蕺山門下最負盛名亦最有成就之高徒。然其于“千秋大業(yè)”,所發(fā)者似不甚多,心學之理論亦未有較先師明者,此蓋因蕺山之學業(yè)已精圓,無甚可得而至更精純。然梨洲日后所成蔚然為大,雖于義理與史學論而言,當以后者為大,然其理氣之源當屬劉學,若無此源即無史學之用。此即梨洲得于蕺山至緊要而極易疏忽之處。
      
      梨洲言: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于先儒注疏,無不一一抵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始存此疑團,以俟后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余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huán)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徑以牽挽于口耳積羽,淺積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四五,恨交臂而失之也。’”(《陳乾初先生墓志銘》(二稿),第十冊,第352頁。[2])
      
      此言所及蕺山門人之中,尚乾初一人得宗周所傳,可見乾初昔日負志為學之愿已付。然,其于當年所云“千秋大業(yè)”,得之者謂有多少?有史記云:“(確)問學宗周,乃刮磨舊習。宗周卒,確得其遺書盡讀之,憬然而喻。著性解,禪障,大學辯?!盵5]其言性則曰:“人性無不善,于擴充盡才后見之”,反對氣質(zhì)之性與義理之性可分,以氣、情、才即為性,不以“氣質(zhì)之性”為可信。以此觀之,則其說確應盡承蕺山之要義。然乾初性素奮疾,于師承之發(fā)揮中,亦有激進之修正,甚而背離,無怪乎梨洲言其:“理學之別傳”。由此可見梨洲、乾初師承于宗周者有二,謂哲學思想(心學)之基礎,謂“千秋大業(yè)”之志。哲學思想之基礎,恰如人之首腦,謂有指導之功,而蕺山心學,實已由救蔽而起異變,始脫自千年來印度文明虛空之影響。梨洲、乾初承此心學,加以一番開拓,日后所成,竟成另一天地。“千秋大業(yè)”之志素為儒家出世之內(nèi)在要求,梨洲、乾初于師承處頓領此志愿,繼而勉力一生而為之,此即二人融佛入儒建立清代實學之動力所在。
      
      
      
      三、一縱一橫開啟實學
      
      梨洲之哲學思想雖未成系統(tǒng)而大體可識。先儒論道,于程朱必言“格物致知”;于陸王必言“心外無物”,蓋前者識“理本氣末”,后者見“心為一元”,一外物一本心,而過分求之皆流于無束無傍之蔽,故蕺山有“慎獨”“誠意”之說。而梨洲實有開辟之心,欲于朱王上求一完整之哲學思想,以救學術(shù)之弊,以融合儒佛之“千秋大業(yè)”。
      
      “盈天地皆氣也”,(《濂溪學案》。[3])梨洲一反程朱理一元論,而倡“氣本論”。道“夫太虛,綱緼相感,止有一氣,無所謂天氣也,無所謂地氣也”又道:“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比绱?,則將氣置于本體之上,歸于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思想,避免了佛學的疏空。梨洲又在氣理關(guān)系上發(fā)于師門而勝于師門,宗周持氣為本,而未能明氣理之辯,梨洲則曰:
      
      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則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諸儒學案上二》,第1064頁。[4])
      
      又曰:
      
      蓋離氣無所謂理,離心無所謂性,佛者之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寞,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他真臟實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厘之辯,竟亦安在?《蕺山學案》,《明儒學案》。
      
      以上兩言皆欲明“氣為事物之本原,理為事物之根本”之理,而不同于“世儒分理氣為二”之辯。梨洲以為氣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故其論氣理之辨則為“理氣是一”,“理氣無先后”,即以氣為本體而理氣相依,無有輕重。如此,則既非本體二無論,又非朱程 “理本論”與“理本氣末”思想,則融儒佛思想于一,于當時觀之,確有莫大之進步。
      
      又,梨洲師承為陸王一系,心性之見實為重要,其言心性則曰:“盈天氣皆心也”,《明儒學案序》中表達頗為完整: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既是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為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zhí)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后可講學,今講學也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
      
      可見其于心性之上所持應為“心一元論”,而上文所述,梨洲以為“盈天地皆氣也”,則不上下不一矛盾相克乎?其實不然,梨洲以為“心以思為體,思以知為體,知以虛靈為體?!?4承認心以虛靈為體。而蕺山以為“心無體,以意為體,意無體,以知為體,知無體,以物為體?!?5則以物為心之體,已于心、氣之間有一連結(jié)。梨洲更以“心無本體,工夫所至,既其本體”為論,頗能發(fā)揮師說而更具實踐之意義。其言心、氣則曰:“夫在天為氣者,在人為心,在天為理者,在人為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也?!?6又其于《孟子師說》卷二中論此甚詳(見《黃宗羲評傳》187頁):
      
      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即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即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為春,和盛而溫為夏,溫衰而涼則秋,涼盛而寒則為冬,寒衰則重為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間,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見,見之于氣,性不可見,見之于心,心即氣也。
      
      此即打通心、氣,整合朱、王之語。故其語“盈天地皆心也”實未損其“盈天地皆氣也”之本體論唯物性于一分,而其通心、氣,合朱、王之探索實有救先儒于禪障,啟后世于彷徨之功。
      
      梨洲以心、氣相通而理氣是一,故而心性亦如一。其曰:“盈天地皆氣也”“盈天地皆心也”?!坝斓亟缘溃ɡ恚┮病?7,而其所通之處則曰:“功夫”。即探索真理之過程與方式,如此則有其重實踐之舉,則有其經(jīng)世致用思想之產(chǎn)生,則有其“千秋大業(yè)”之立,則可盡去佛之疏空于儒之實用。又“盈天地皆理也”,此理為事物之規(guī)律,梨洲強調(diào)其客觀性,由此,前則削先人儒佛合流后之神秘泛神色彩,后則啟學人科學之精神。梨洲哲學自有其不嚴密之處,而其立心之巨,探索之艱,承前啟后之功,不可不記。
      
      至于乾初,則事與人相辯,曾立系統(tǒng)于思想,其言論多因事而立,為一事之便而前后言他,或有矛盾,不曾一貫。然較梨洲之復雜求索,乾初思想雖為零碎,大體之方向尚可明視,謂,其篤于蕺山異變之心學而有重大修正。
      
      香港中文大學劉述先教授曾作一文《理學殿軍——黃宗羲》(《浙江學刊》1995年第5期),其曰:“……不象陳確、戴震以欲為首出而開了另一思想的典范”,論其“以欲為首出”而歸其東原,稱其革命。乾初之思想是為激進,《大學》之辯驚駭同門,而有梨洲“理學別傳”之言。融佛入儒之語論,是為偏激,然其反禪障而正孔孟之舉誠為方法而已,而指歸其意則不得不謂去佛之污而建立實學。乾初《無欲作圣辯》、《與劉伯繩書》《近言集》中言人欲即天理,亦可視其正人視聽,救流蔽之激進之手段,且此種言論于乾初文集中實為少數(shù),智者尚有一失,況夫乾初救禪障于心切之人哉?故如此之言,盡可笑而略之,所謂小失不干大節(jié),乾初思想尚為蕺山心學之繼承,此言無誤。
      
      雖為心學一系,乾初之學于陸王宗周亦無全盤接受。陸王以心為本體,而乾初似無心之本體超越性,其言:
      
      孟子即言性體,必指切實可據(jù)者,而宋儒輒求之恍惚無何有之鄉(xiāng)。如何云平旦之氣,行道乞人之心,與夫孩少赤子之心,因端之心,是皆切實可據(jù)者,即欲求體,體莫著于斯矣。18
      
      無先天超越之本心,故乾初論學必獨重“工夫”之實踐,此與梨洲相同,應為二人共感時事,而變而通之道,而其收融合儒佛之效。其曰“孟子言性必言功夫,而宋儒必欲先求本體,不知非工夫則本體何由見?”19 又曰:“工夫即本體也,無工夫亦無本體矣?!?0 至而有“未窮之理不可以為理,未盡之性不可以為性?!吨杏埂费灾琳\能盡性,可見誠有未至,即性有未盡。以未盡之性為性,是自誣也。”21 之論。而梨洲以氣為本體,以心氣相通而有實踐,乾初因無先天本體之超越,又不以氣為本體,故其論工夫不免有僭于本體之謙。然此一嫌疑較之去疏空于實用,融佛學于儒學,則盡可視而不見。
      
      梨洲、乾初二人形而上思想比較,則梨洲之探索與所成甚巨,乾初亦有其特色。統(tǒng)而觀之,二人俱承師說,而梨洲有一橫向之整合,故而打通理氣、心性,而開一豁大場面,而乾初則于心學上有一縱向修正,激烈之處蔚為大觀。如此縱橫之發(fā)展,豁然開闊之場面于大學術(shù)史角度觀之,亦可謂二人盡識禪者虛空之蔽而勉力使之漸于樸實,此于明清時代詭異變幻之際,融佛入儒之時,更顯其開辟之瑰麗。
      
      上承師門,下開后世,而通縱橫,,此陳黃二人形而上思想之謂。而其于具體學術(shù)思想觀點之上亦有精彩之激蕩,亦于廣闊層面上彰顯二人融佛學于儒學的思想探索方式的碰撞。
      
      老兄云:“人性無不善,于擴充盡才后見之,如五谷之性,不藝植,不耕耘,何以知其種之美?……夫性之為善,令下如是,到底如是,擴充盡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擴充盡才,而非有所減也?!抢闲种孕陨?,反得半而失半矣。(梨洲《與陳乾初論學書》)
      
      可見梨洲與乾初于人性之善惡,天理人欲之關(guān)系,宋儒所發(fā)是否禪障之上頗有異見。而此俱為中國學術(shù)爭論之議點,二人以之論說,欲倡儒學融佛自成實學,當有非常之效。以人性之善惡觀之,梨洲與乾初皆以為人性為善,而梨洲持人生而即善論,強調(diào)善為人之天性,而乾初持人成性全論,強調(diào)后天之擴充盡才。此問題自源頭而論,則首始于人性考察之基準,先儒以孩提之童論人性,則盡生人性善惡諸說。宋儒為求一解,故而以為人之所生理氣而已,人未生而理已在,人即生,其善惡則以其氣稟論,氣清則善,氣濁則不善。使先前各家之爭盡歸于此。而乾初之所論當屬突破,其以五谷喻人,謂“不藝植,不耕耘,何以知種之美?”實驚人之問,啟不知者于茫茫矣。至于梨洲據(jù)宋儒之說而以性善為人之本質(zhì),亦有其理。梨洲言:“是老兄之言性善,僅得半而失半矣。”此語即從分析邏輯而來,若以“擴充”為論,假使一人怙惡不悛,是其孟子之性善也哉?一語即中乾初擴充盡才而有性善之蔽。而二人于此論,各言其理,亦自有其據(jù),梨洲之性善為超然之本質(zhì),乾初之性善為倡后天努力之需要,前者以明“善”的重要,意于使儒者皆有“善”性,行儒家之“千秋大業(yè)”,而此時之 “千秋大業(yè)”恰為儒學融佛自成實學之努力。此點初看頗為牽強,置之于當時而論,卻有其用意所在。至于后者,一目即明其欲以后天之努力盡去佛學之疏空。
      
      老兄云: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耳。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無天理之可言矣?!灰灾詺赓|(zhì)言人心則可,以之言人欲則不可。……必從人欲恰好處求天理,則終身憂憂,不出世情,所見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頭換面耳。(梨洲《與陳乾初論學書》)
      
      “人欲好處即天理”此即乾初之論天理人欲之辨,也即劉述先教授論乾初以“欲為道出”之據(jù)。而梨洲則直論其為“人欲之改頭換面”,天下滔滔,皆為利來,皆為利往,其以為“必從人欲恰好處求天理,則終身憂憂,不出世情。”提出一個深刻問題:“使‘人欲恰好處即天理’,則何為‘恰好處’,則如何行之?”。料來乾初無法回答此一問題,因由便自梨洲而來。乾初作天理人欲之辨,而其竟有人欲何為之問,顯為偷梁換柱,轉(zhuǎn)換概念之計。然其問或有所蔽,其于天理人俗之理解則無所害。梨洲博學大氣,自知宋儒之“存天理滅人欲”之天理乃一人性化之標準,其初立之時當無所害,于此融佛入儒之努力亦有柔性的借鑒,故其信之而非乾初之論。而乾初則以“存天理滅人欲”之末流為準,不以其先為則所視者皆疏空之舉,所作此論亦為應該。
      
      大抵老兄不喜言未發(fā),故于宋儒所言近于未發(fā)者,一切抹去,以為禪障,獨于居敬存義,不黜為非。夫即離卻未發(fā),而為居敬存義,則所以本事者當在發(fā)用處矣,于本源全體不加涵養(yǎng)之功也?!闲种磺幸允聻榱⒛_者,反是佛家作用見性之旨也。(梨洲《與陳乾初論學書》)
      
      至于“宋儒本體說為禪”之論,乾初之意為反對宋儒空懸“本體”之性,只求體認,而無視踐習,故有“以為禪障”之說。其于《瞽言》中論:
      
      至相傳要訣,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為為學之法,然乎否與?孟子之‘必有事’,《中庸》之‘須臾勿離’,讀書耶?靜坐耶?禪和子受施主供養(yǎng),終日無一事,嘗半日打坐參禪,半日誦經(jīng)看語錄,便了卻一生,使吾儒效之,則不成樣矣。22
      
      梨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僅論乾初只講作用,不講本體,反而為禪,為禪家“作用見性”之說?!袄闲种磺幸允聻榱⒛_者,反是佛家作用見性之旨也。”其實,乾初重“為善”而輕本體,意為實踐儒家之論理規(guī)范,救正疏空之學風。乾初似有以今事論前事之理,而梨洲氣度博大,于融合中善求禪者精華,其融合的方法以漸進宏大為主。二者相較,概而括之,則可謂乃其志向與責任同一而其探索有一縱一橫,其為學有廣博與精進所致。
      
      
      
      四、破立之上的實學業(yè)績
      
      梨洲于其獨特哲學之上衍生出其經(jīng)世致用的實學思想,而乾初亦由不重心之本體,獨重工夫而有崇實尚志的實學思想。二人于實踐上融儒佛,開風氣,其實學思想又有不同,若以“破”“立”相較(即前文所述之“去污存精”),則梨洲之“立”遠勝於乾初,而乾初亦占有一“破”字之功。
      
      乾初之學向稱素位,其近于生活而嚴于自律,況其激于時事,多為驚世駭俗之言,多作徹底非常之舉,而其學問眼界非廣博于梨洲,故唯占一“破”字。乾初之“實”乃“真實”之實,非“事功”之實,固于前儒之流弊,盡可破之;乾初之“質(zhì)”乃其素位之學,不重理論之思辨,特重日用之體道,身體力行是也。
      
      曰其崇實,則有《大學》之辯,乾初不入時風,不喜理學家言,唯惡一假字,曰“學者通病,大率一‘假’字,其馳騖不知止者,三分是名,七分是利;近乎此者,則七分是名,三分是利?!?3進而乾初推其源流,批判之眼光直指《大學》一書,意于推翻各家之所據(jù),作一徹底之舉,以復孔孟之實?!案`欲還《學》、《庸》于戴《記》,刪性理之支言,琢磨程朱,光復孔孟,出學人于重圍之內(nèi),收良心于久錮之余?!?4《大學辯》書成,同門皆駭責其“不能發(fā)明師說,而又忽為新論,以駕出其上?!?5惟梨洲之言甚寬,謂其“決無依傍,決無瞻顧,可謂理學中之別傳矣。”26乾初于此,亦未嘗動搖,其言曰“君子之行止,論是非不論利害;論是非之關(guān)于世教者孰大孰小,而不論利害之切于身計者誰淺誰深?!?7“雖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千秋萬歲共非之不顧也。”28乾初去禪障求崇實之心可謂堅矣。
      
      曰其尚志,則有《葬書》之力行。乾初痛陳喪葬之陋俗,立族葬之法,倡深埋之理,作《葬經(jīng)》以廣之,為《六字葬法》以明之。如此,則于禮和,于情通,而于民易行。乾初倡深埋之理,以防蟻蟲之害,以免坍塌之虞。又民家境各有不同,故其作《富葬圖》、《貧葬圖》以供民用。而最可稱力行者,當為韻文《葬經(jīng)》,其言:
      
      土必擇高,葬必穴深。
      
      必狹而實,而平,而墳。
      
      必近而合,毋遠而分。
      
      必求諸己,毋求諸人。
      
      勿停,勿遷,勿越,勿禁。
      
      穴城蓄水,雜木橫根。
      
      戒之戒之,奚取虛文!
      
      量力而舉,而何傷于貧乎!29
      
      乾初此救疏空、正風俗之舉,苦心孤詣,高風大德,其尚質(zhì)之行,非彌堅可為。
      
      有乾初之破,更有犁洲之立,其經(jīng)世致用之學,專事開創(chuàng),而以史學為著,另有政治、經(jīng)濟、教育、科技之類亦有相當建樹。犁洲之實學,可視為其融佛入儒自成實學之最大努力,亦為最大成果,開辟之學,流傳甚廣,如此,則后學者皆以實學為學,不復有疏空之蔽。論其史學成就,則著書立作,創(chuàng)學案體,開浙東學術(shù),真乃大家也。梨洲著述豐盈,書分三類。一為制度史,以《留書》、《明夷待訪錄》、《破邪論》為最?!读魰匪茷椤睹饕拇L錄》之前身,二者所論頗近,而后者獨以其“天下之大害,君而已矣”聞名,盛名之下已掩《留書》之功?!镀菩罢摗贩财咂獌H一《罵先賢》便可知梨洲作此書之用意乃針砭封建之弊,倡其崇實尚志思想。三部著作皆以批判為旨,而力求發(fā)教訓與其上,盡彰梨洲經(jīng)世致用思想之華彩。
      
      其二為學術(shù)史,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30二部著作,其中學案體制之立,最可見梨洲用力精深。學案凡三部,一序,二評傳,三文摘。序用語精當,專以概括學派源流,為學宗旨;評傳則與后世所作相當,而獨重以精言述要旨;至于文摘,梨洲則以“分別宗旨,如燈取影”為旨盡取傳主文集中言,此一事者,誠如精衛(wèi)填海非精誠而不能至也。蓋明儒浩浩,而先生竟能竟之,其用力之堅,當為吾輩效之。
      
      其三為歷史記錄與文獻整理之類,當與后世方志學相當,其著有《行朝錄》、《弘光實錄鈔》、《思舊錄》、《海外痛哭記》、《姚江逸詩》、《四明山志》等。31
      
      梨洲授徒,經(jīng)史科學并重,其門生往往博學多見,況師徒治學嚴謹,立論大氣而耐精深故其史學成就終有浙東一系。元隱逸大儒劉因已言詩書春秋皆史,陽明先師更謂五經(jīng)亦經(jīng)亦史,而后乃有章實齋。其學派之彰應自修《明史》起,蓋明史館中,梨洲門徒之盛,所負之重,為天下共睹,況梨洲之建議每被采納,梨洲所集之史料悉與貢獻,巍巍一部《明史》,幾如浙東之作。“四方聲價歸明水,一代賢奸托布衣”32梨洲此言,滿負經(jīng)緯之志。事功之學,千秋大業(yè),儒者風范,一目盡覽。
      
      一破一立、一縱一橫之間,二人形而上思想之探索盡歸實用之學。思想上棄禪者虛空之流弊,實踐上恢復孔孟實用之學,如此則盡儒者“千秋大業(yè)”之志,則融儒佛而復中華清朗之學。
      
      
      
      五、結(jié)語
      
      梨洲、乾初之輩,勉力開拓,終有清代學術(shù),而僅以百年,西學洶涌,竟以暴力而入,文明之碰撞又起波瀾。蓋印度文明之傳入,歷千年而始融合,況此西學兇猛,融合之舉,更為艱難。歷史之功績,當為后世借鑒,此文論梨洲、乾初學術(shù)之開拓、所負之志向,意于分析儒佛融合之方式與結(jié)果,而啟此時融合東西之指導思想。蓋梨洲、乾初以儒者“千秋大業(yè)”之志,承蕺山心學之異變,行孔孟樸素實用之學,而以去污、存精之殊途,終有融佛入儒自成實學之成功。故吾輩當鑒前人之功,而于此東西文明碰撞之時,抱一“以我為主”之態(tài)度,勉力中學而吸收西學,萬不可本末倒置,以有南轅北轍之憾,此即本文立論所在。
      
      
      
      注釋
      
      1《祭山陰先生文》,《陳確集》,第307頁。
      
      2《清史列傳》卷六十六,第5252頁。
      
      3《與蔡養(yǎng)吾書》,《陳確集》,第91頁。
      
      4《平水東岳廟謝別先生》,《陳確集》,第741頁。
      
      5《江水汩汩二章》,《陳確集》,第626頁。
      
      6《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黃宗羲全集》第十冊,第50頁。
      
      7《陳乾初先生墓志銘》(二稿),《黃宗羲全集》第十冊,第352頁。
      
      8同2,《清史列傳》卷六十六,第5252頁。
      
      9《濂溪學案》,《宋元學案》。
      
      10《圖書四》,《易學象數(shù)論》,黃宗羲。
      
      11同10。
      
      12《諸儒學案上二》,《明儒學案》,第1064頁。
      
      13《蕺山學案》,《明儒學案》。
      
      14《孟子師說》。
      
      15同上。
      
      16《諸儒學案中一》,《明儒學案》。
      
      17《子劉子學言》。
      
      18《原教》,《瞽言四》,《陳確集》,第456頁。
      
      19同上。
      
      20《與劉伯繩書》,《瞽言四》,《陳確集》,第467頁。
      
      21《又〈答張考夫書〉》,《大學辯三》,《陳確集》,第592頁。
      
      22《瞽言四》,《陳確集》,第463頁。
      
      23《與吳仲木書》,《陳確集》。
      
      24《書大學辯后》,《陳確集》。
      
      25《大學辯》,《陳確集》。
      
      26同9,《與陳乾初論學書》,《黃宗羲全集》第十冊,第152頁。
      
      27《大學辯二》,《陳確集》。
      
      28《大學辯三》,《陳確集》。
      
      29《葬書下》,《陳確集》,第499頁。
      
      30未盡,后全祖望終其書。
      
      31《黃宗羲評傳》,第200頁。
      
      32《送萬季野北上》。
      
      
      
      參考文獻
      
      [1]陳確《陳確集》[M] 北京 中華書局 197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黃宗羲《黃宗羲全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月第1版第1次印刷
      
      [3]黃宗羲《宋元學案》[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4]黃宗羲《明儒學案》[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年第1版第1次印刷
      
      [5]《清史列傳》北京 中華書局 1987年第1版第1次印刷,卷六十六,第5252頁。
      
      [6]徐定寶《黃宗羲評傳》[M] 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發(fā)奮以執(zhí)牛耳之心,昭然若揭。
  •   “實學”是什么?可以給一個明確清楚的定義嗎?
    “由印度文明之影響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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