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 裴松之評傳

用戶評論 (總計2條)

•   　　裴松之為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祿大夫，父裴珪曾任正員外郎。裴松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jīng)》諸書。后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
  　　三國志
  　　松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lián)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松之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松之先后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后升調(diào)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zhuǎn)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后，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松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南朝宋代晉以后，裴松之歷任零陵內(nèi)史、國子博士、冗從仆射等職。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遣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歸來，他將所探詢的吏政民情，歸納為二十四項條款。不久，他被升任為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賜爵西鄉(xiāng)侯。晚年，裴松之先后出仕永嘉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瑯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年），裴松之65歲，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領(lǐng)國子博士，最后進位太中大夫。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因病去世，終年80歲。[1]
  　　編輯本段
  　　為《三國志》補注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nèi)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注。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wù)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guān)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蛲f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彼耘嶙⒉粌H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家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評論；對于陳壽議論的不當，裴注也加以批評。裴注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注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數(shù)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jù)沈家本統(tǒng)計，注中引書“經(jīng)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tǒng)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yīng)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w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于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睏钜眢J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注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注《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注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nèi)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jīng)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我們在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當作正文來讀。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松之注《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
  　　陳壽，裴松之評傳
  　　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wǎng)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jīng)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zhuǎn)相引據(jù)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yīng)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麨橹淳?，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边@話毫無證據(jù)，只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裴注為史書注釋開辟了新的廣闊道路。但裴松之的注解也有謬誤之處，凡治三國史學者都熟知，裴松之注雖然可以作為陳壽《三國志》的補充，然其收集的稗官野史，當中的訛謬乖違之處不可盡信。
  　　為其他書籍的補注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于棗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lǐng)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lǐng)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jù)。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fā)明創(chuàng)造，有關(guān)指南車、翻車、連弩、發(fā)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chǎn)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guān)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nèi)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zhì)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備異與懲妄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安⒔猿瓋?nèi)、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jié)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于注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jié)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jié)。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jù)《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并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于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沖《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xiàn)。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guān)系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jié)同期史著優(yōu)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nèi)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裴所較關(guān)注的問題
  　　我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后，編年、紀傳兩體漸趨成熟，盡管仍存在二體優(yōu)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無需多言了。裴氏較關(guān)注的是對現(xiàn)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guī)范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云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余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笨隙怂抉R遷首創(chuàng)“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后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jīng)權(quán)達變”的奇士，應(yīng)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zhì)則異焉”，本質(zhì)的異同，應(yīng)是區(qū)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jù)“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于一種自發(fā)狀
  　　裴松之
  　　態(tài)的話，那么，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注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xiàn)。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diào)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注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xiàn)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一點同樣具有史學意義。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數(shù)：“（裴注）博采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shù)倍?！保ā犊S讀書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李龍官等在?？R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紀70年代初，黃大受據(jù)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tǒng)計，陳壽本書為350，833字，裴注為322，643字（《三國志及裴注字數(shù)統(tǒng)計表》，載《三國志選注》，臺北中正書局，1972年版卷首。轉(zhuǎn)引自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王廷洽根據(jù)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tǒng)計出《三國志》為366，657字，裴注為320，799字（《略談〈三國志〉與裴注的數(shù)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吳金華據(jù)百衲本統(tǒng)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注為322，171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據(jù)金陵活字本統(tǒng)計，《三國志》為367，327宇，裴注為320，805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于裴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統(tǒng)計最少的《三國志》與統(tǒng)計最多的裴注字數(shù)比較，《三國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shù)倍于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jīng)過極為復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現(xiàn)象，因而正文與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jié)論?！保ā丁慈龂尽蹬嶙⒀芯咳}》，《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余”（《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yīng)注而不注，有的不應(yīng)注而注，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余業(yè)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注）。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并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注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jīng)籍志中的已經(jīng)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盡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余”，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裴所引書數(shù)量和數(shù)目
  　　由于裴注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注引書數(shù)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百四十余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shù)內(nèi)”，所列書名144種（《廿二史考異》卷十五）。趙翼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百〕五十余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部類數(shù)目（《廿二史札記》卷六）。趙紹祖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一百八十余種”，另外，引諸經(jīng)及諸子字書“又四十余種”（《讀書偶記》卷六）。錢大昭以時代，地理，人物，官制，類書，文章，別集，家傳，別傳為類，統(tǒng)計裴注引書160余種（《三國志辨疑》）。沈家本將裴注引書“依《隋書　經(jīng)籍志》之例分為四部：計經(jīng)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國志注引書目》）。王鐘翰統(tǒng)計“裴氏注記所引諸書名，凡二百四五十種”，并按錢大昭的分類列書名256種（《三國志裴注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諸家評論與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孫盛，習鑿齒等論注以及引古書為詮釋者不計”外，統(tǒng)計“裴注征引之書凡百五十六種”（《三國志人名錄?裴注引用書目》，商務(wù)印書館，1956年）。馬念祖統(tǒng)計裴注引書“二百零三種”（《水經(jīng)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中華書局，1959年）。楊翼驤統(tǒng)計“以裴氏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一十余種；若除去關(guān)于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一百五十余種”（《裴松之與〈三國志注〉》，《歷史教學》1963年第2期）。高秀英，楊濟安統(tǒng)計裴注引書203種（《三國志人名索引裴注引書索引》，中華書局，1980年）。陳垣統(tǒng)計裴注“所引書在二百三十種以上”（《三國志注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頁）。王樹民對趙翼的“裴松之三國志注”條裴注引書進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2002年修訂版）。周國林統(tǒng)計裴注引用書目為224種，其中“用于箋釋名物訓詁音義的先秦至東漢中期著作及其為之作注的和文字訓詁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種，用于補闕備異懲妄論辯方面的漢末迄晉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種”（《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書考》，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高振鐸統(tǒng)計“裴松之注《三國志》共引書二百三十六種”（《裴注〈三國志〉引書考訂－－兼評〈廿二史札記校證〉》，《漢中師范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虞萬里統(tǒng)計裴注引書“二百三十五種”（《〈三國志〉裴注引書新考》，《溫州師院學報》1994年第4期）。伍野春統(tǒng)計裴注引書凡229種，“另有十則未注明出處”（《裴松之評傳》，第250頁）。張子俠統(tǒng)計“裴氏共引書二百二十七種”。高敏曾與人合作《〈三國志〉裴注引書考》一文，統(tǒng)計引書達二百四五十種（《〈三國志〉說略》，載《經(jīng)史說略?二十五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作注新例的出現(xiàn)（公元429年）
  　　元嘉六年也就是“公元429年”奉宋文帝命為《三國志》作注釋，以補缺、備異、懲妄、論辯等為宗旨，博采群書一百四十馀種，保存大量史料，注文較正文多出三倍，開創(chuàng)了作注的新例。
•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史學家，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人。他小時候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曾任衛(wèi)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當時，宦官黃皓專權(quán)，大臣都曲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后，歷任著作郎、長平太守、治書待御史等職。280年，晉滅東吳，結(jié)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并《三國志》。歷經(jīng)10年艱辛，陳壽完成了流傳千古的歷史巨著《三國志》。《三國志》是一部紀傳體三國史，書中有440名三國歷史人物的傳記，全書共65卷，36.7萬字，完整地記敘了自漢末至晉初近百年間中國由分裂走向統(tǒng)一的歷史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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