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評傳

前言

偉大的中華民族在長達五千年連綿不斷的曲折發(fā)展過程中，像滾滾東流的長江那樣，以磅礴之勢，沖破了重重險阻，奔騰向前，現(xiàn)在更以嶄新面貌，雄姿英發(f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跡。產(chǎn)生這一奇跡有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勤勞、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chǎn)活動、社會活動、思維活動和對外交往以及抗擊外來侵略過程中，逐漸創(chuàng)造、積累、發(fā)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內(nèi)在思想活力為核心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思想文化。這是一種偉大、堅強的精神支柱，是我們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歷史留給我們所有海內(nèi)外炎黃子孫引以自豪的無價之寶。

內(nèi)容概要

阮籍是魏晉之際著名的玄學家，早年有濟世之志，后遭典午之變而隱身不與世事。本書通過對阮籍主要哲學著作的不同思想傾向的詳密考察，揭示了阮籍思想由儒而玄的演變軌跡，指明了阮籍早期以儒學思想為主，崇尚禮樂刑政一體之治，后來有感于名教的墮落，遂轉(zhuǎn)入莊學思想軌道，崇尚自然和追求個體的精神自由。但由于儒家思想仍然發(fā)生作用，再加上他對現(xiàn)實的失望，因而在他那里形成了一個焦慮苦悶的精神世界，構(gòu)成了一個雙重結(jié)構(gòu)的人格。本書從多角度，采用動態(tài)方法，并與有關(guān)士人相比較，對阮籍的思想、人格及生活情趣加以深入探討，從一個側(cè)面展現(xiàn)了當時士人的思想風貌以及時代精神的基本特征。

作者簡介

高晨陽，男，河北臨漳人，生于1944年12月。1969年畢業(yè)于吉林大學哲學系。后于1979年考入山東大學哲學系，攻讀中國哲學史專業(yè)。1982年畢業(yè)，獲哲學碩士學位?，F(xiàn)為山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中國哲學史教研主任。參與《春秋哲學》的撰稿工作。為《中外哲學家辭典》編委和主要撰稿

書籍目錄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序序言第一章  阮籍的家世與生平  一 世儒的士族家庭  二 青少年時期的阮籍  三 正始時期的阮籍  四 竹林時期的阮籍    （一）關(guān)于竹林幾個問題    （二）政治上的搒徨與矛盾第二章  阮籍思想的矛盾與分期  一 玄學思想的基本特征  二 阮籍著作的不同思想傾向    （一）《樂論》和《通易論》    （二）《通老論》    （三）《達莊論》和《大人先生傳》  三 阮籍思想之分期    （一）從魏晉之際的政治形勢看阮籍思想之分期    （二）從阮籍自述看其思想之分期    （三）從阮籍著作的撰作時間看其思想之分期第三章  早期哲學：一個理想的客觀世界  一 曹魏名法之治與阮籍的儒學思想  二 《樂論》——大樂與天地同和的整體觀    （一）樂與 地同象的和諧本質(zhì)    （二）樂之社會功能與自然功能    （三）至樂無欲的玄學傾向  三 《通易論》——易與天地同道的整體觀    （一）整體性：萬物莫不一的整體結(jié)構(gòu)    （二）自發(fā)性：變易不息的整體過程    （三）協(xié)調(diào)與協(xié)和：天人同和的整體本質(zhì)及目標  四 《樂論》、《通易論》的理論意義及其矛盾第四章  后期哲學：一個理想的精神世界  一 阮籍由儒而莊的思想演變  二 阮籍天人之學新義  三 《達莊論》——以齊物為旨的萬物一體觀念  ……第五章  《詠懷詩》：一個矛盾的情感世界第六章  阮籍的雙重人格第七章  阮籍與竹林七賢：思想和人格的比較第八章  阮籍的歷史影響與評價附錄索引參考書目

章節(jié)摘錄

第一章　阮籍的家世與生平一、世儒的士族家庭魏晉六朝時期的地主階級內(nèi)部有士族與庶族之分。阮籍的出身大概屬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但這在當前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因此，似乎有必要澄清什么是士族，與庶族相比它有什么樣的特點。當今不少學者早已指出，士族不僅是地主階級內(nèi)部在經(jīng)濟方面享有特權(quán)的階層，而且也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享有特權(quán)的階層。秦滅六國，同時也消滅了西周以來的世卿世祿的貴族特權(quán)制度，選拔一部分自由平民和低級貴族參加政權(quán)機構(gòu)以統(tǒng)治整個國家。漢承秦制，在選拔人才方面的主要渠道是征辟。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和地方政府的各級長官都有權(quán)選擇自己認為有德才的做本部門的官吏，中央政府也可以讓地方推薦人才以備選用。皇帝有時也特別下詔征辟人才。當時征辟的標準主要是依據(jù)于“鄉(xiāng)評”或“清議”，即根據(jù)鄉(xiāng)黨對某人的評論或社會輿論，也就是某個人在社會上的聲名。一個人的聲名越大越響亮，他被選拔的概率就越大，他所擔當?shù)穆殑?wù)就可能越高。這種征辟的辦法似乎很平等和公開，但實際上對于每個人來說，機會并不是完全均等的。在封建社會的“士農(nóng)工商”四民之中，士居首位，他們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占有明顯的優(yōu)勢，因此，他們被征辟的機會也最大。征辟制度剛開始的時候，對人才的選拔可能是比較客觀的，所謂“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系閥閱”。（《后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到后來就逐漸滲入主觀的成分。被征辟之人被征辟選用之后反過來成為有征辟權(quán)之人，他們援引自己的同類和同族，世代相傳下去，就可能形成一批把持仕途、世代做官的士族貴族。與士族相對，在政治上沒有這種特權(quán)的，歷史上稱之為庶族。這種情況到東漢末年日趨嚴重，以至于選拔人才只看門庭閥閱，不管是否真有才德。這正如王符的《潛夫論》所批評的，“貢薦則必閥閱為前”（《交際》），“以族舉德，以位為賢”（《論榮》）。仲長統(tǒng)作《昌言》，亦尖銳地指出：“天下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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