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轉型與增長

內容概要

應該說，從1988年（這一年我在復旦大學取得碩士學位）開始，到1994年年初我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AFRAS學院結束博士后階段的學習和研究工作，這段時間我的興趣還主要集中在產權經濟學與制度變遷等一般理論方面。我不僅出版了《現代產權經濟學》（1991）一書，而且還翻譯出版了《公共選擇》（1990）和《法和經濟學》（1991）等著作，在《經濟研究》等雜志上發(fā)表了不少屬于這個領域的研究論文。

作者簡介

張軍，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當代中國經濟”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生于安徽，是國際上十分活躍的中國經濟學家。在中國的經濟轉型、增長和發(fā)展政策的研究方面享有盛譽。曾參與世界銀行、福特基金會、英國文化委員會以及歐盟、南非等研究項目，并擔任中國多個地方政府的政策咨詢顧問?，F為《世界經濟文匯》主編，也是Journal of the.Asia Pacific Economy，East 14sian.Policy，Chinn Economic Journal，《經濟學（季刊）》，《中國社會科學評論》，《經濟學報》等20多種中外學術期刊的編委或學術委員。他用中文和英文在國內外發(fā)表了大量研究論著。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國特色的經濟轉型》（英文版，2008），《中國企業(yè)的轉型道路》（中文版和英文版，2009）和《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2009）等。

書籍目錄

第一篇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變遷　信息費用、有限理性與計劃約簡：關于中國傳統計劃結構的一個理論解說　　一、引言　　二、信息費用與有限理性　　三、計劃的約簡　　四、計劃的區(qū)域約簡和部門約簡　　五、部門約簡的非穩(wěn)定性　　六、計劃權結構與財產權結構的互相作用　　七、結束語　社會主義的政府與企業(yè)：從“退出”角度的分析　　一、引言　　二、理論的回顧　　三、理論的分析　　四、一些理論的擴展　　五、結語　社會主義企業(yè)的貨幣激勵與產權結構：中國經驗　　一、引言　　二、貨幣激勵的理論模型　　三、剩余索取權與經理目標　　四、中國的經驗檢驗　　五、結論　計劃維系的特權：一種產權分析方法　　一、概念問題　　二、關于產權和外部性的一般理論　　三、計劃特權與“科斯定理”　　四、中國的經驗：“買入型”變遷　關系：一個初步的經濟分析　　一、關系的性質　　二、對關系的投資分配：一個簡單的分析模型　　三、一個相關的應用　　四、經濟分析第二篇 轉型經濟學　轉軌經濟中的過度進人：理論框架及其含義——對“重復建設”的經濟學分析　　一、引言　　二、一個簡單的進入模型　　三、福利分析　　四、結論及其含義　轉軌國家的初始條件、改革速度與經濟增長：新的視角　　一、引言　　二、一個啟發(fā)性的模型　　三、經驗模型的說明　　四、結論　改革以來中國工業(yè)產出的增長：雙軌定價與邊界競爭　　一、引言　　二、一個修改的主導部門模型　　三、對模型的擴展：補貼和管制定價能力　　四、邊界競爭的效應　　五、邊界進入的格式　　六、價格的完全自由化與國有部門的壟斷：對工業(yè)產出的不同影響　　七、結論第三篇 工業(yè)改革　中國國有部門的利潤率變動模式：——　　一、導言　　二、一個解釋框架　　三、數據還原　　四、統計檢驗　　五、部門利潤率變動模式的效率含義　　六、結論性評注　附錄 關于中國工業(yè)統計數據來源的一個注釋　需求、規(guī)模經濟與中國工業(yè)企業(yè)的虧損模式：工業(yè)組織的視角　　一、引言　　二、國有工業(yè)的虧損模式：理論分析　　三、進入、集中與中國工業(yè)的虧損模式　　四、結論　技術、規(guī)模分類與工業(yè)組織：為什么中國的“大型企業(yè)”的利潤率較高　　一、導言　　二、文獻的簡單回顧和評論　　三、一個啟迪性的概念框架　　四、對改革以來工業(yè)組織結構的一般回顧　　五、對不同規(guī)模企業(yè)的技術效率差別的解釋　　六、“規(guī)模經濟”假說的再檢討　　七、“大型企業(yè)”更高利潤率的一個可能的解釋　　八、結論性評注　中國的金融改革是否緩解了企業(yè)的融資約束　　一、前言　　二、文獻的回顧與歐拉方程投資模型　　三、中國金融自由化指數的構造　　四、金融自由化緩解了企業(yè)融資約束了嗎　　五、結論附錄：金融改革重大事件列表第四篇 生產率與經濟增長第五篇 新政治經濟學后記

章節(jié)摘錄

　　在中國，我們發(fā)現部門追求自足自給的趨勢也還是存在的。幾乎中央每個工業(yè)部門都或多或少地擁有本系統內的機械制造能力。資料表明，在1962年，中央約有25個部門分別管理全國的機械企業(yè)，到1977年，管理機械企業(yè)的部門達41個。屬于第一機械部系統的企業(yè)僅占1／10左右，產值也只占約1／3?！　×?、計劃權結構與財產權結構的互相作用　我們在本文第四部分的分析表明，一旦計劃的區(qū)域約簡按行政區(qū)劃進行，計劃的約簡結構就和各級政府的權力結構相匹配并導致以下兩個結果：①按區(qū)域和部門進行的計劃約簡界定了各級政府在國有財產（這里主要是指國有企業(yè)）上的產權范圍，相應地形成了地方企業(yè)和直屬企業(yè)；②按行政區(qū)劃進行的區(qū)域約簡不可避免地將計劃分權演變成了行政分權，結果中央計劃的地區(qū)約簡實際上給地方政府賦予了相當程度的“自由處置權”，中央與地方之間單純的行政關系內容也有了變異。雖然中央或高一級政府在行政關系上仍處于領導地位并擁有領導的權力，但是他們現在在做出決策時不能不考慮地方或低一級政府可能做出的反應。所以，計劃的這一約簡使得原有的行政等級從屬關系變成了中央與地方和上級與下級的“博弈”關系。　　在中央計劃經濟下，無論是中央政府，抑或地方政府，其目標都是最大限度地擴大財政收入。而財政的收入又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產權的收入，主要是企業(yè)的利潤；二是來自政權的收入，主要是賦稅。在上述計劃權結構下，中央來自產權的收入主要依靠中央直屬企業(yè)的利潤上繳，而后者又取決于中央直屬企業(yè)的數量以及中央計劃的執(zhí)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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