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檢察制度史研究

前言

初民社會，各族群獨處一隅，幾與外界隔絕，孤立中遂滋生某種自信，或稱詡“上帝選民”、“天之驕子”，或自謂“吾道獨真”、“唯我德馨”。后偶與夕卜族接觸，亦對“非我族類”，多投以白眼，甚至極盡嘲諷之能事，必欲殲滅而后快。各族群習俗、法律各異。史存多妻多夫之族，前者對“男人奢侈”之放縱，令后者匪夷所思，后者對“女人放蕩”之縱容，使前者難以理解。同樣，禁忌食人之族對“自餐骨肉”之風深惡痛絕，而奉守食人之俗者，對前者浪費“美味佳肴”之舉卻大惑不解。族群間烏眼雞般互視野蠻，互斥異端，互為排斥，互相攻訐。史卷中人類血淋淋之格斗廝殺慘景，實多出于文化封閉，心理排外。法，作為習俗結晶、文化符號之一種，其演進標志人類族群進化之軌跡：由隔離而接觸，由孤立而群合，由獨行而協(xié)作，由排斥而共存。然文化因族群而殊，習俗因族群而別，法律因族群而異。古希臘貝殼放逐與古羅馬陪審制，中世紀神明裁判、共誓滌罪與近代罪刑法定、無罪推定，伊斯蘭法一夫多妻制、三休制與天主教教會法一夫一妻制、禁止離婚制；印度寡婦殉葬與西方領主初夜權，英美對抗制與歐陸糾問制，中國古代德主刑輔與伊斯蘭教政教合一，美國三權分立與英國議會主權……凡此種種，或帶有文化類型之印記，或標示族群生活之差異，或反映社會演進之揚棄。

內(nèi)容概要

本書運用馬克斯·韋伯法律社會學與政治社會學原理，展現(xiàn)了影響西方檢察官制建構的歷史情境與政治條件，分析了兩大法系檢察官制存在的類型性差異，同時解讀了造成這種差異的政治、思想與文化根源。本書認為，西方檢察官制的起源與中古后期西歐刑事問題解決方式向“國家化”檢控機制的變遷具有內(nèi)在關聯(lián)，以作為新生事物的民族“國家”合法地取得對刑事問題的支配權為政治前提。正是在各自不同的政治理性化進程中。西方逐漸形成了以法德為代表的官僚制形態(tài)的職業(yè)型檢察官制和以英美為代表的反官僚化的檢察官制。    本書適合法律大專院校學生、教師、從事檢察制度研究的人員及對西方檢察制度感興趣的人士。

書籍目錄

第一編  前檢察公訴時代第一章  西方古典時期的刑事檢控  一、古希臘大眾司法中的刑事檢控  二、控告制與糾問制雙重元素在羅馬的發(fā)育  三、對古希臘與古羅馬刑事檢控模式的一點評價第二章  民俗法時期與封建全盛時期的刑事檢控  一、民俗法時期和封建全勝時期的概念界定  二、民俗法時期刑事問題的私訴化模式  三、封建全盛時期刑事私訴程序的蔓延和加劇第三章  普通法誕生后英國刑事檢控權力新體制的形成  一、諾曼王權建立中央集權的努力與普通法的誕生  二、普通法誕生后英格蘭刑事檢控權力的新體制  三、為什么普通法從一開始就沒有建立一體化的刑事檢控機構？第二編  公訴之母——檢察官制在法蘭西的歷史緣起第一章  政治集權的深化與檢察官制正式建制  一、刑事司法中國家化因素的萌芽與國王代理人制度  二、高等法院在巴黎的初設與國王代理人權限的擴大  三、國王代理人的專職化即王室檢察官的建制第二章  檢察官初攬司法大權與巴黎高等法院檢察官的壯大  一、國王檢察官初攬地方刑事司法大權  二、檢察官成為建制化的刑事檢控權主體  三、法國舊制度中糾問法制之“刑訊”在政治與文化上的正當性第三章  檢察官制的近代普及與《普羅亞條例》對檢察官制的推進  一、地方高等法院檢察機構的發(fā)展  二、巴黎高等法院最高檢察機構的崇高地位與司法世家現(xiàn)象第四章  舊制度末期到大革命時代檢察官制的情況  一、絕對主義政治對刑事檢控國家化機制及檢察官地位的加固  二、作為一個司法官階層的法國檢察官群體  三、大革命以后檢察官制的變遷：本土檢察官制與英國檢控模式的角逐第三編  西方檢察制度史上的“英國問題”第一章  英格蘭普通法刑事檢控權力格局的獨特局面  一、英格蘭對私訴體制的徹底貫徹與檢控分權格局的歷史延續(xù)  二、普通人與國王刑事檢控之無差別待遇：羸弱的國王  ……第二章  莫格蘭刑事檢控傳統(tǒng)分權體制在近代的勝利第三章  英格蘭近代無緣建構集權型檢察官僚系統(tǒng)及內(nèi)部體制性原因——刑事私訴與傳統(tǒng)分權型檢控體制在近代的強化第四章  18世紀以降英格蘭刑事司法律師化進程對檢控體制的影響第五章  傳統(tǒng)分權型檢控體制中孕育的英國式檢察官的特殊性第四編  德美兩國在不同政治情況下對英法檢察體制的選擇性繼受第一章  糾問制程序在德國興起與德意志刑事檢控的早期轉型第二章  各邦國專制政體的加強與邦君財務官(fiscal)起訴機制第三章  19世紀德意志自由主義運動與德國檢察制度的建構第四章  美國檢察體制的歷史考察第五編  西方檢察制度的類型化差異——權力結構視角的比較研究引言：西方檢察制度權力結構的兩種類型第一章  科層官僚制的檢察制度：歐陸制度的典型模式第二章  法國職業(yè)型檢察官僚體制的政治文化原因第三章  德國檢察制度官僚體制化的政治文化原因第四章  非科層官僚制的檢察制度：英美制度的特質第五章  英美反官僚化檢察體制的政制根源與思想基礎結語  “有選擇的親和”：作為政治文化史的西方檢察制度史參考文獻后記

章節(jié)摘錄

因此，《國內(nèi)和平條例》與帝國最高法院的最大價值不在于具體的制度建構，而是在于，它顯示出解決當時德意志境內(nèi)社會治安與刑事問題的一種制度趨勢，即建立在法律與制度的基礎上的統(tǒng)一帝國的思想——首先體現(xiàn)在“運用和平與法律”上——長時間內(nèi)會保持著強大的影響，因為新的治理制度符合各等級諸侯與邦國的共同利益與需求。在地方邦國層面，15世紀以降德意志刑事司法程序制度的重大變革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刑訊拷問的濫用廣受詬病。德意志舊的地方領主法庭的司法人員的職業(yè)化水準和專業(yè)水平遠遠比不上同一時期英法的王室司法人員，對于大量成長在古老的習慣法司法模式下的德意志地方司法人員來說，一下子熟練地運用和完全地領會全新的意大利式的訴訟程序與精細復雜的證據(jù)規(guī)則，有一定的難度。德意志各地的普通司法人員大都只熟悉傳統(tǒng)的日耳曼習慣法程序。加上，這個歷史時期包括德意志在內(nèi)的西歐民眾大部分還是文盲，受教育的階層主要集中在貴族和僧侶階層。所以，這些人一時難有有效的途徑吸收消化這些新的法學知識。而新的司法程序又對文化水平及專業(yè)知識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在糾問式司法的調(diào)查證據(jù)程序中，最重要的證據(jù)是受害人自述、被告人陳述以及證人的證言，等等。這些證據(jù)與其他形式的證據(jù)一起構成進行推理的基礎，由此形成的推理可能會有很多種。對最大限度地回歸案件真實的各種可能進行權衡與比較需要一定的專業(yè)化知識與能力。而在德意志，外行司法人員對基于新的證據(jù)形式而構成的各種推定與可能進行邏輯推理往往無所適從，這種情況被視為是進一步導致司法人員最大限度地利用刑訊措施獲取證據(jù)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到15世紀末期，德意志刑訊拷問濫用現(xiàn)象已經(jīng)比較嚴重，引起社會各界的很大不滿和尖銳批評。

后記

本書的主體是我2005年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引導我走進西方法律史研究的人是我的導師——北京大學法學院賀衛(wèi)方教授。在2001年的一次師生讀書會上，老師帶來了他擬寫的中國司法改革學者方案，希望學生們選擇其中一個主題，在研讀西方著作的基礎上，從學理和法律史的角度，去積累評判中國司法體制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檢察機關的問題與出路”是方案第二編“憲政層面上的制度安排”中的一個，我選擇了這個主題。在學習過程中，我產(chǎn)生了更多疑惑與好奇，很想知道在現(xiàn)代法治的發(fā)源地西歐，檢察制度是怎么形成的，檢察官群體又有哪些特點，他們與國家是一種什么關系。帶著這些問題，我進入博士生階段，并將從國家史角度考察西方檢察制度的歷史緣起確定為博士論文的主題。這個思路得到老師的肯定，很多重要的資料正是來自他的推薦。我將文獻目錄整理出來，他看后提出了許多補充意見，并提醒我注意依靠二手文獻寫論文會面臨的問題。十年來跟隨老師學到的知識成為我完成論文寫作與修改的智識基礎。老師廣博的閱讀、開闊的學術視野和對知識本身發(fā)自內(nèi)心的尊重與熱愛，使我從他那里受到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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