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重寫

前言

在東亞漢字文化圈內，中國唐代文學家白居易及其作品作為中華文化的典范對日本文化多元性的發(fā)展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十世紀時代，日本著名的學者慶茲保胤在他的《池亭記》（982年）中曾經這樣描述過自己的生活情趣。他說：“飯餐之后，人東閣，開書卷，逢古賢。夫漢文帝為異代之主，以好儉約、安人民也；白樂天為異代之師，以長詩句、歸佛法也；晉朝七賢為異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隱也。余遇賢主、賢師、賢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樂?！边@是日本平安時代貴族知識分子把中華文明作為生存典范而進行自身修養(yǎng)的經典性表述，而其中又以白居易的人格風范與詩文作品在日本古代文化史中具有最為持久廣泛和深刻的影響。作為東亞地區(qū)燦爛文化形成的內在的理路脈絡的一個層面，“白居易文學”作為一個豐厚的“文化文本”，它與日本文化（包括文學）的諸種復雜生動的內在關聯(lián)，留給后世的“文學研究”乃至“文化研究”許多重大的亟需研究者思索探討的課題①。雋雪艷博士長期致力于日本古代文學研究，日前有機會拜讀了她的大著《文化的重寫：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深受教益，并由此而引發(fā)了自己一些長期縈繞心頭的思考。我國學者關注白居易文學在東亞文化圈中的歷史地位并進而考量它與日本古代文學相互關聯(lián)的運行機制，大約開始于上個世紀的70年代末期與80年代。如果與這一文化事實發(fā)生與存在的實際年代相比較。

內容概要

我國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既深且廣，遠遠超過李白、杜甫、王維等人。其影響不僅限于日本文學，我們在日本宗教思想史、民俗文化史上也能夠看到白居易文學的痕跡。并且，在不同的日本歷史階段，白居易被詮釋為不同的形氟或為優(yōu)雅、瀟灑、感情豐富細膩、洋溢著王朝風流氣息的詩人或為一個智慧的隱者；或為文殊菩薩的化身?！　”緯鴮㈥U述這是為什么、以及日本人是怎樣吸收白居易的，也深刻地揭示了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重寫。

作者簡介

雋雪艷 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1982年1月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yè)，1999年9月獲得東京大學學術博士學位(Ph．D．)。主要研究方向：中日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主要研究成果：《藤原定家(文集百首)の比較文學的研究》(日本汲古書院，2002年)、合譯《道家思想與佛教》(蜂屋邦夫著，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合譯《日本詩歌的傳統(tǒng)——七與五的詩學》(川本皓嗣著，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另有論文20余篇。

書籍目錄

第一章 文化的重寫：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 　第一節(jié) 貴族文人的榜樣——風流才子白居易 　第二節(jié) 亂世人生的楷?！[士白居易 　第三節(jié) 道的悟者——文殊菩薩的化身白居易 第二章 句題和歌與白居易 　第一節(jié) 句題和歌：翻譯·改寫·創(chuàng)作 　第二節(jié) 從多元系統(tǒng)理論的視角看句題和歌 　第三節(jié) 《文集百首》句題與白居易的“閑適詩” 第三章 日本中世的文藝理論與白居易(一) 　第一節(jié) “數(shù)奇”的價值 　第二節(jié) 日本平安時代的“狂言綺語觀” 　第三節(jié) 日本中世的“狂言綺語觀” 第四章 日本中世的文藝理論與白居易(二) 　第一節(jié) 藤原定家的歌論與白居易 　第二節(jié) “心を澄ます”的意義 　第三節(jié) “白氏文集之第一、第二帙”所指卷第 　第四節(jié) 定家的歌論與《文集百首》 第五章 日本思想散論 　第一節(jié) 《三教指歸》的儒教和道教 　第二節(jié) 論《草堂記》、《池亭記》、《方丈記》的思想特征 　第三節(jié) 道元思想的現(xiàn)實性 　第四節(jié) 吉田兼好生命美學的構造———以《徒然草》為中心 　第五節(jié) 日本人的美意識與無常思想 　第六節(jié) 日本人的自然觀 第六章 翻譯研究心得 　第一節(jié) 關于譯文“本土化”問題之思考 　第二節(jié) 從翻譯的視角看“漢字文化圈”的文化傳播 　第三節(jié) 鑒賞標準的多樣化與詩歌翻譯策略的選擇 附錄一 關于日本現(xiàn)存《白氏文集》舊鈔本 附錄二 藤原定家《文集百首》 參考文獻 后記 索引 和歌初句索引

章節(jié)摘錄

插圖：還需要指出，在“龜毛先生論”的言論里，儒教的核心內容如以“仁”為代表的人格理想、以“禮”為代表的社會理想等僅見于上文引用的“握道為床，挈德為褥。席仁而坐，枕義而臥。被禮以寢，衣信以行”一段話，此外別無表述?？蘸囊粋€儒者轉變?yōu)榉鸾绦叛稣咚龅降淖畲蟮臎_突即是如何解決忠孝觀的問題，他在《三教指歸》的“假名乞兒論”部分也曾論及佛教“為忠為孝”的本質，指出與儒教的“小孝”相對，佛教才是“大孝”。關于儒教與佛教在“孝”這一問題上的沖突，日本學者蜂屋邦夫先生曾這樣論述：“在佛教傳到中國，其教理最初為眾多的中國人所理解的東晉時期，首先提到的問題就是孝的問題。按照印度佛教本來的思想，是不可能承認孝這種世俗道德的。但是，在中國，佛僧們必須首先向人們證明佛教與孝是不矛盾的。”①空海面臨的問題與中國東晉時期思想界所面臨的問題十分相似，并且，空海在論爭佛教為大孝時所使用的事例如“泰伯得至德之號，薩陲稱大覺之尊”與我國東晉孫綽《喻道論》論證佛教為最高的孝道時使用的事例也有相同的內容。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儒家思想以及儒佛論爭或融合的歷史對日本古代文化人的深刻影響?？偟膩砜?，《三教指歸》的“龜毛先生論”所提示的儒教是一個充滿世俗欲望、追求現(xiàn)世利益的存在，這一點給人留下了鮮明的印象。作為中國人，面對儒教在古代日本所得到的這種闡釋我們不必急于批評空海的理解是否正確或膚淺，重要的是我們首先需要了解空海的宗教價值觀和他對儒、道、佛三教批判理論的整體構造以及宗教在不同文化中的存在方式，在此基礎上從更廣闊的視野認識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產生的儒教文化。

后記

1987年4月至1988年3月，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到日本的創(chuàng)價大學亞細亞研究所進修，幸運的是，恰逢日本研究白居易的第一人太田次男先生那一年從慶英大學退休也來到該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員。因而，從那時起我開始拜師于太田先生門下，在太田先生、神鷹德治先生的指導下開始丁關于《文選》版本的調查，之后又開始涉足白居易與日本文學的課題。1988年4月至1989年3月我作為中華書局的委托研修生在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部中國文學專業(yè)進修.日本的李白研究第一人松浦友久教授雖然那一年不在日本，但是，聽說我來自中華書局，還是熱心地接受了我。那一年我一直參加稻田耕一郎教授擔任的大學院的課程，第一次了解到日本大學院的授課方法，他們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閱讀的精細程度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來，因為希望多學習一些日本的知識，便于1989年考入東京學藝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的國語教育專業(yè)學習日本的漢文學，本書的第一章 第一節(jié) 主要是那一段時間進行調查、分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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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重寫: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東亞·思文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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