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語社區(qū)和語言變化研究

內(nèi)容概要

　　本書以安徽傅村為個案，從社會語言學的視角對其進行了深入的調(diào)查與分析。與中國許多地方一樣，傅村在改革開放后也經(jīng)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遷，如社會流動的更加活躍與自由、生產(chǎn)領域的非農(nóng)化、生活領域的商品化以及科技條件的改善等等，都影響到了傅村入所用的語言和語言的使用。此外，《言語社區(qū)和語言變化研究:基于安徽傅村的社會語言學調(diào)查》還對社會語言學界較為關心的問題進行了理論探討，如言語社區(qū)的界定問題、語言的同質(zhì)性與異質(zhì)性問題、社會語言學與方言學的關系問題，語言與文化問題等。雖然這只是一項小范圍的實證研究，但無論是對于我們了解當代中國語言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還是對于當前的語言學理論研究，都是一次有益而必要的補充。

作者簡介

　　付義榮(1972－)，安徽無為人。1995年畢業(yè)于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1998年獲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2005年獲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現(xiàn)為集美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社會語言學，主要成果發(fā)表于《中國語文》、《語言文字應用》、《華文教學與研究》等。

書籍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jié) 緣起
　第二節(jié) 農(nóng)村：中國社會語言學的特色所在
　第三節(jié) 傅村：研究個案的選擇
第二章 言語社區(qū)理論
　第一節(jié) 言語社區(qū)：一個充滿爭議的概念
　第二節(jié) 言語社區(qū)：單語的社區(qū)
　第三節(jié) 傅村的言語社區(qū)界定
第三章 方言學與社會語言學
　第一節(jié) 被試的選擇與語料的收集
　第二節(jié) 方言學語料的自然性
　第三節(jié) 方言學語料的代表性
　第四節(jié) 兩類調(diào)查方法存在的問題
第四章 普通話與漢語方言
　第一節(jié) 傅村人在傅村的語言使用
　第二節(jié) 傅村農(nóng)民工在城市的語言使用
　第三節(jié) 普通話的普及與漢語方言的萎縮
第五章 語言變異與變化
　第一節(jié) 語言變異：進行中的語言變化
　第二節(jié) 傅村父親稱謂的變異與變化研究
　第三節(jié) 語言變化的機制
第六章 語言與文化
　第一節(jié) 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第二節(jié) 從傅村方言詞匯的變化看傅村文化的變遷
第七章 結(jié)語：傅村研究給予我們的啟發(fā)
附錄Ⅰ
附錄Ⅱ
參考文獻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這種“語言反映文化”的觀點在中國內(nèi)地地區(qū)尤其流行，無論是我國土生土長的文化語言學，還是其他涉及“語言與文化”的領域基本上都是基于這一觀點而展開研究的。例如，游汝杰（1993：16-17）在其《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中提到，“語言和文化的關系很密切”，“語言是高一層次的文化現(xiàn)象”，“語言是文化現(xiàn)象流傳廣遠和長久的工具”，“語言是文化的代碼”。邢福義（2000：9）在其主編的《文化語言學》中將語言與文化的關系總結(jié)為：“語言是一種制度文化，語言是記錄文化的符號系統(tǒng)，語言與文化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蘇新春（2006：50）在其《文化語言學教程》中認為，語言與文化之間起碼具有這樣兩種關系：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是一種文化形式。戴慶廈（2004：126）在其主編的《社會語言學概論》中說到：“語言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記錄文化的符號系統(tǒng)，而文化特征必然會對語言特征及其使用方式造成影響。”張岱年、方克立（2004：107）在他們主編的《中國文化概論》中則說：“語言文字既是人類文化的載體，同時又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薄　‘斎?，亦有人認為語言與文化之間沒什么關系。如鮑阿斯（Boas1911）早就提出.語言與文化或語言與種族之間并無必然聯(lián)系。即便文化不同的人也可以說結(jié)構(gòu)特征非常相似的語言，如匈牙利人、芬蘭人和北西伯利亞的薩莫耶德人；即便說結(jié)構(gòu)特征不同的語言也可以共享同樣的文化，如德國人和匈牙利人，或泛伊斯蘭文化圈的那些人。但與前兩類觀點相比，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并不多。而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們并不打算以傅村為個案來證明這些觀點的優(yōu)劣是非，因為這不是本人所能解決的問題?！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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