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的發(fā)現(xiàn)

出版時間：2011-4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作者：徐蘭君,(美)安德魯?瓊斯主編頁數(shù)：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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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概要

　　《兒童的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話語之間的聯(lián)系通常是學者切入兒童問題時關(guān)注的一個重點。當我們用現(xiàn)代國家民族的觀念來討論社會群體的重組時，國家的概念與每一個個體建立起一種抽象性的關(guān)聯(lián)，在這一關(guān)聯(lián)中，兒童概念的產(chǎn)生就是一系列從具體到抽象、從經(jīng)驗到理性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xiàn)代的兒童話語是那些為數(shù)不多的國家話語成功地自然化、合理化的概念之一。

作者簡介

編者：徐蘭君 （美國）安德魯·瓊斯（Andrew F.Jones）徐蘭君,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F(xiàn)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lǐng)域包括現(xiàn)代中國兒童文化史、毛澤東時期戲曲電影及城市文學和文化。目前正在完成一部有關(guān)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兒童書寫的專著Original Subjects:Producing the Chil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 tureand Culture。安德魯·瓊斯（Andrew E.Jones），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教授、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專著有《留聲中國》（Yellow Music：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2004年出版），以及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等，并有眾多譯作，包括張愛玲的《流言》、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等。

書籍目錄

序言: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的發(fā)現(xiàn)”《蒙學課本》中的舊學新知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jié)構(gòu)與表達方式——以《蒙學報》與《啟蒙畫報》為中心轉(zhuǎn)型期中國的“兒童相”——以《啟蒙畫報》為中心兒童游戲:中華民國早期的娛樂觀念發(fā)展的童話:魯迅、愛羅先珂和現(xiàn)代中國兒童文學五四的童話觀念與讀者對象——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文心》:1920年代教師作家筆下作為教育對象的兒童“風景的發(fā)現(xiàn)”與“疾病的隱喻?——冰心的《寄小讀者》(1923—1926)與1920年代中國文學中的抒情現(xiàn)代性演繹殖民兒童:性別,自然,和東亞殖民現(xiàn)代性香港《華僑日報·兒童周刊》兒童形象研究(1947—1949)“卓婭”的中國游記——論建國初期蘇聯(lián)青少年文字的翻譯與傳播

章節(jié)摘錄

版權(quán)頁：20世紀20年代不少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作家都當過小學和中學教師，尤其在浙江。羅福林的論文《（文心）：二十年代教師作家筆下作為教育對象的兒童》關(guān)注到了1920年代中國文壇非常特殊的一組教師作家群體，也即“白馬湖作家群”，包括散文家夏丐尊、豐子愷、朱自清和葉圣陶等。因為他們是教師，同時也身為激進的知識分子參與了教育界的政治斗爭，從而形成一種團體意識；另一方面，他們的工作是把兒童培養(yǎng)成為現(xiàn)代化、思想自由的良好國民，這些又成為他們的創(chuàng)作和教學的焦點。這篇論文以這一作家群的散文、小說和教材為中心，討論了他們對童年的想象、教育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以及在其中交叉表達的某種以兒童形象為理想的道德自然主義。尤其是文章第二部分對《文心》一書的探討尤其值得關(guān)注。《文心》是葉紹鈞和夏丐尊為當時中學生（13-16歲）編寫的課外教材，以講故事的方式通過記敘幾位同學之間的友誼與他們和老師（尤其是國文老師）的交往來闡釋各種科目的學習方法及其相應的寫作方式。羅福林非常詳細地介紹和分析了書中一些重要主題如用現(xiàn)代教育方法教授古典文學、對現(xiàn)代中國教育進行反思與批評及寫作的道德觀等，以考察此教材如何詮釋了教育、寫作、白話文等現(xiàn)代概念。作者在論文的最后提醒我們《文心》提出了一種描寫教育的新手法，也即是寫“文章”。徐蘭君的論文《“風景的發(fā)現(xiàn)”與“疾病的隱喻”：冰心的（寄小讀者）（1923-1926）與1920年代中國文學中的抒情現(xiàn)代性》從“風景的發(fā)現(xiàn)”、“疾病的隱喻”及“童心的發(fā)現(xiàn)”等角度來分析冰心如何把各種不同的話語包括基督教教義、西方浪漫主義詩歌及中國傳統(tǒng)詩詞融合在一起創(chuàng)造出一種在她看來可以被孩子理解的情感話語。同時，作者指出，這組名義上寫給兒童的書信在當時卻多為青年成人讀者所閱讀，這個事實也提醒我們冰心所建構(gòu)出來的“小讀者”概念不僅僅指稱生理意義上的兒童群體，更重要的是代表了1920年代中國還未充分發(fā)展起來的非精英的普通讀者群。這個概念本身隱含著在當時非常難得的跨越社會等級差別的平等概念，而這也解釋了冰心的作品在當時那么受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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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博雅文學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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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評論 (總計7條)

　　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東西其實都只有很短的歷史?，F(xiàn)代人普遍認為兒童與成人有別，并認定童年是一個特殊的成長階段，但這種觀念在西方只不過是近四五百年才有。在中國，傳統(tǒng)上兒童被視為一個尚未成熟和合格的人，向來“尊老”更甚于“愛幼”，直到一百多年前才重新“發(fā)現(xiàn)”了兒童，轉(zhuǎn)而將他們視為民族國家的希望，寄托著對未來國民的設(shè)想，“赤子之心”和“天真純潔”未失的兒童，還促成了對成人世界的反省和再造。
　　
　　在當時，這確實是一個劃時代的新理念。細究起來，這本身就源于一種深刻的危機意識：古老而沉重的傳統(tǒng)已變成前行的負擔，唯有“新人”才能開創(chuàng)出新的未來，人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已經(jīng)不再是遠古的堯舜時代，而是一個全新的未來。1900年梁啟超寫下著名的《少年中國說》，熱烈召喚一個進取的“少年中國”來取代那個沒落守舊的“老大帝國”。在這之后，一代代的中國人都將革新、進步的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人身上。
　　
　　這里的“兒童”或“少年”實際上無關(guān)乎實際的生理年齡，更多的倒不如說是一種全新的現(xiàn)代意識，即重視和相信新人將成為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并引領(lǐng)國家、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皟和痹谀莻€時代成為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隱喻，象征著國家由弱小而蓬勃發(fā)展的抽象進程，民族的發(fā)展被認為有賴于兒童的發(fā)展。
　　
　　本書所論述的主要就是1900到1950年代這半個多世紀中，“兒童”在中國民族國家歷史中的特殊形象，它事實上直到今天仍強烈地影響著中國人對待孩子的態(tài)度。從各篇論文中可以看出這種種觀念是怎樣被建構(gòu)和落實的：從晚清童蒙教育中向兒童灌輸現(xiàn)代觀念，到五四新文化人喊出“救救孩子”（魯迅這句著名的口號某種意義上可說是指“救救中國的未來”），再到致力于創(chuàng)建現(xiàn)代兒童文學，進而用全新的兒童形象來引領(lǐng)和教育兒童。毛主席的那句名言“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早半個世紀很難想像會有政治人物這么強調(diào)。
　　
　　兒童在此前的中國史上從未被如此認真看待過。從晚清到五四時期，“童心崇拜”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幼稚”和“天真”這些概念也被賦予了正面價值及嶄新的意義。包括魯迅在內(nèi)的一批重要作家都致力于發(fā)展現(xiàn)代兒童文學（“專為兒童用的文學”是前所未有的），而擁有“童心”的成年讀者也作為一個嶄新的讀者群同時出現(xiàn)了。
　　
　　正因為在當時的氛圍下，兒童文學并非一個簡單的美學問題，所以并不奇怪的是，魯迅雖然一向鼓吹改革兒童教育，但他自己翻譯的兒童文學，卻從未將現(xiàn)實中的兒童視為這些作品的讀者對象。兒童在魯迅作品中幾乎都是啞默無聲的。他其實是將自己的希望投射到一個抽象的“兒童”身上，希望他來擺脫傳統(tǒng)文化的陰影，負載成人已失落的童心，并通過他來落實對未來中國的想像。
　　
　　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兒童”與其說是現(xiàn)實中的一個個孩子，倒不如說是成人所希望他們成為的樣子。這個時代急切地想要用兒童來展示一個“新人”的形象，一個符合成人價值觀和希望的的全新公民。從19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開始，國家力量開始大規(guī)模介入這種對新人進行再教育的進程，而其中最重要的課題，就是通過一系列具備公民美德的典型“理想兒童”的形象來讓下一代成為符合未來需要的新國民，因為兒童關(guān)乎“國民素質(zhì)”。在1949年后，這些“理想兒童”已衍化為一個龐大的系譜，從草原英雄小姐妹、小兵張嘎到賴寧。常說“自古英雄出少年”，但其實少年英雄其實直到20世紀才大量涌現(xiàn)。
　　
　　回顧這段歷史，最令人感慨的，正如作者之一的徐蘭君所言，雖然許多人一再贊美兒童的力量，但兒童的解放卻似乎有賴于成人的行動——他們并不是實現(xiàn)自我的主體，而是寄托著成人理想的客體。人們注意的焦點與其說是兒童本身，倒不如說是別的問題。實際上，近代的婦女和勞工大眾也是如此：他們和兒童一樣，都是原先的邊緣群體，都是在近代被“發(fā)現(xiàn)”，并被賦予美德和力量，認為是民族解放的基石，都是別人而很少是他們自己發(fā)出聲音。
　　
　　更有甚者，正如熊秉真在《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中說的，一旦“發(fā)現(xiàn)兒童”，整個社會反倒在態(tài)度上對孩子生出許多要不得的關(guān)注與約束，這種特殊的重視可能還比原先的漠視或誤解更糟糕。由于太過關(guān)懷孩子，因此就不免加意想把孩子塑造成某種理想模型——以前不過是為了“列祖列宗”而教養(yǎng)小孩，現(xiàn)在還加上“社會福祉”、“國家富強”、“中華之崛起”等種種理由，總之人生的意義被設(shè)想為是做一個“有用”（常常是“對國家有用”）的人。
　　
　　當下有孩子的家長幾乎無不重視子女教育，有關(guān)兒童教育的爭論幾乎從未平息。如今中國已經(jīng)沒有那種迫切的危亡感，但父母仍然常常不由自主地將自己未實現(xiàn)的希望轉(zhuǎn)移到下一代身上——孩子從“民族的希望”漸漸變成“家庭的希望”，從而加劇了那種“從娃娃抓起”、“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全民焦慮。如果把孩子視為一個有潛質(zhì)的、值得尊重的人，那么就不應把他們僅僅看作是一種被塑造、被引導的被動角色。尼爾?波特曼曾說，在現(xiàn)在這個媒體環(huán)境復雜的現(xiàn)代社會，童年已經(jīng)消逝，因為孩子和成人之間難以再有區(qū)隔；同樣，如果我們把孩子只看作是一個“小大人”，寄托了太多沉重的希望，那么恐怕孩子也將失去自己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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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譯：
　　p.56：《蒙學學》：當作《蒙學報》
　　p.105：《中國末代王朝》（Late Imperial China）：從上下文看，這是一本名為《帝制晚期的中國》的學術(shù)期刊
　　p.112：奧布霍科夫（Obukhovka）：似當譯作“奧布霍夫卡”
　　p.223：滿洲里：當作“滿洲”
人生原本就是一個連貫的過程，“童年”、“少年”這樣的詞語其實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除了給予時間上大致的參考作用，其他也無太多意義吧。
相對于教育手段的變革和更新，保持人生和人性的完整性才是當下教育需要深刻思考的方向，當對小孩兒的教育變得太過功利，便會失去這段時間應有的天真，人生也就會相對的變得不完整了。
人是屬于自然的一部分，對教育的重視，應當來自于對自然性、人性的基本尊重。
我對弗洛伊德學說很無興趣。但我認為，要想真正理解兒童，尊重兒童，保護兒童，應該從兒童心理學入手。
我就是小孩，做大哥，做大姐
唔，很贊同這句話：“如果把孩子視為一個有潛質(zhì)的、值得尊重的人，那么就不應把他們僅僅看作是一種被塑造、被引導的被動角色?！?/li>
尼爾·波茲曼的《童年的消逝》好像也是這種觀點，兒童是近代才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
今天才發(fā)現(xiàn)徐老師竟然在這里有研究。

兒童的發(fā)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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