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珠偶拾

前言

幾年前，一位朋友看我談孫犁，說你到底是批評家，言下之意是算不得文學史研究。對此我倒頗有自知之明，平時多為報刊雜志寫應景文章，沒有許多同行那樣專業(yè)的文學史研究意識；美其名日“批評”，既乏堅實的考據(jù)，也談不上什么體系建構(gòu)。最近有了空閑，檢點舊作，發(fā)現(xiàn)某些文章，無論針對“現(xiàn)代”還是“當代”，要說全無文學史意識也不準確，只是不常從學科建設角度考慮，而喜歡著眼于作家作品精神細節(jié)的先后聯(lián)系。操作起來，也不是那種先設立一個題目然后從現(xiàn)代直貫當代的拉網(wǎng)式考察，多半從局部入手，上下伸展，略示其歷史語境，觸到為止。這種點穴式研究仍然是批評性的，頂多為批評文章增加一點歷史感而已，不足以躋身文學史研究之林，但貢獻出來，在專家勢大力沉的研究之側(cè)照隅拾遺，大概也不會完全見棄于賢者吧？這樣一想，就決定裒集上述文章關于現(xiàn)代的部分，又因為上面所談的理由，副題標明“札記”，希望不致莽撞，免于僭越之嫌?！斑z珠”者，并非得著一向被埋沒的新材料，乃是利用舊材料舊題目，刮垢磨光，尋墜發(fā)潛，偶有所得，在人或為棄物，在己仍同拱璧也。

內(nèi)容概要

　　“人心必有所馮依……”——關于現(xiàn)代文學的傳統(tǒng)、吳汝綸序嚴譯《天演論》、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評論、看章太炎如何罵人、吳稚暉的“瞎嚼蛆”、章士釗的邏輯文、梁啟超的腰子陳獨秀的強硬邏輯、重讀《嘗試集》、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的魯迅。

作者簡介

郜元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后涉足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現(xiàn)代漢語觀念研究、魯迅研究、海德格爾研究等領域。著作中《拯救大地》（1994）、《為熱帶人語冰——我們時代的文學教養(yǎng)》（2004）、《說話的精神》（2004）為文學評論集，《魯迅六講》（2000）為專題系列論文集，編著有《魯迅精讀》（2005）和《大學文學》（與人合作），編有《李長之批評文選》（1998）、《尼采在中國》（2001）、《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與人合作）等，譯有《海德爾語要》（1995）、《我們的迷惘》（2002）、《時髦的身體》（2005）、《誠實做學問》（2006）等。此外，有《在語言地圖上》（1998）、《另一種權利》（2002）、《午后兩點的閑談》（2002）、《現(xiàn)在的工作》（2004）、《在失敗中自覺》（2004）、《惘然集》等論文、隨筆雜集。2002年獲“馮牧文學獎”，2003年獲“唐弢青年文學研究一等獎”。

書籍目錄

自序 “人心必有所馮依……”——關于現(xiàn)代文學的傳統(tǒng) 吳汝綸序嚴譯《天演論》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評論 看章太炎如何罵人 吳稚暉的“瞎嚼蛆”章士釗的邏輯文 梁啟超的腰子 陳獨秀的強硬邏輯 重讀《嘗試集》 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的魯迅 魯迅譯作《斯巴達之魂》 魯迅的名、字、號、筆名 “妹子的幾片肉”——略談魯迅著作的整體性 “男女”還是“弟兄”？——《傷逝》的難題 周作人的“附逆”與“抵抗” “美文”原來是“論文” 卸卻“小品散文之王”的徽號——關于周作人的一段公案 “二周”雜文異同論 春風為何沒有沉醉？ “我已經(jīng)不愛你了！”——胡適之、徐志摩同嗜《醒世姻緣傳》原因推測 為什么粗糙？——“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語言觀念與現(xiàn)當代文學之關系”引論 1942年的漢語 影響與偏離——《死水微瀾》與《包法利夫人》 孫犁“抗日小說”的“三不主義”與《蕓齋小說》的心理依歸 魯迅、黑格爾與胡風 都是辯解——《色，戒》和《我在霞村的時候》 “女結(jié)婚員”的悲哀和“中國寵兒”的失敗——張愛玲、錢鍾書的40年代 張愛玲的被腰斬與魯迅文學之失落 汪曾祺的兩個年代及其他 趙樸齋的身段——上海文學的狹邪小徑 離開詩——關于詩篇、詩人、傳統(tǒng)和語言的一次講演 所謂散文 尚未完成的“現(xiàn)代”——也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分期 沒有“文學故事”的文學史——怎樣講述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 從“啟蒙”到“啟蒙后”——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的演變 “價值”的大小與“白心”的有無——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方法論反思

章節(jié)摘錄

“批評”在現(xiàn)代中國是引進概念。徐志摩譯英文critic為“評衡家”，20年代末“創(chuàng)造社”的“文化批判”、30年代李長之《魯迅批判》，則是對譯德文kritiker?！霸u衡”、“批判”，分析、評價、商量之謂也，強調(diào)近代啟蒙理性在文學研究中的滲透。現(xiàn)代批評依托新聞媒體、高等院校和其他文化機構(gòu)而進入大眾社會，不限于傳統(tǒng)社會少數(shù)文人的碰撞。往往一文既出，滿城風雨，引發(fā)及時反饋與互動。90年代后“網(wǎng)絡批評”的參與面之廣、反饋之迅捷，更是對現(xiàn)代批評空間的再拓展。但空間拓展并非現(xiàn)代批評與傳統(tǒng)批評的主要區(qū)別。現(xiàn)代中國，批評先于文學、高于文學、大于文學。先有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nóng)“文學改良”、“文學革命”，有他們對文學觀念和文學史的重新厘定，才有魯迅的小說、雜文。批評不再必然是作家分內(nèi)事，也不再必然是整體“文”的一部分，而成為駕乎作家之上、出乎文學之外的一個神圣家族。數(shù)千年文學批評傳統(tǒng)由此發(fā)生一大變局，究其根源，乃在于批評所依托的“啟蒙”之力。現(xiàn)代是“啟蒙時代”，啟蒙總是居高臨下。過去只看到少數(shù)先知先覺教訓多數(shù)后知后覺、精英教訓大眾，但“啟蒙”還有另一面，即群體性觀念思潮永遠比個人獨立思考強大。少數(shù)精英敢教訓大眾，就因他們率先委身于強有力的觀念思潮。“太陽社”、“創(chuàng)造社”幾個乳臭未干的青年大言不慚教訓魯迅，就因為他們自信掌握了先進社會理論?，F(xiàn)代批評家和作家平等對話的機會不多。這是學說、思潮、觀念優(yōu)越性造成的批評膨脹。一旦優(yōu)越性轉(zhuǎn)化為政治權威，批評對文學更覺高人一等，最后出現(xiàn)拉大旗做虎皮包了自己攻擊別人甚至動輒置人死地的棍子批評，勢所必然。當然啟蒙時代的批評并不總是高高在上、挾啟蒙以自重。在思想高于一切、話語高于一切的批評風氣中，也有人在啟大眾之蒙的同時自我啟蒙、在學習西方的同時質(zhì)疑西方，如魯迅所謂從別國盜得火來本意卻是煮自己的肉的“抉心自食”的真正的啟蒙與批評。兩種啟蒙并存，造成現(xiàn)代啟蒙批評的復雜結(jié)構(gòu)。但毋庸置疑，高高在上的簡單的啟蒙批評在整個啟蒙時代還是占了上風，所以不妨將這種狹義的簡單啟蒙（以世界啟蒙中國、以自己啟蒙他人、以精英啟蒙大眾、以理論啟蒙創(chuàng)作）的批評風氣，命名為“啟蒙批評”。周作人早就指出“中國現(xiàn)代之缺乏文藝批評，是一件無可諱言的事實”。他認為現(xiàn)代批評缺點有二，“其一，批評的人以為批評這一個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著負的意思，所以文章里必要說些非難輕蔑的話，仿佛是不如此便不成其為批評似的”，“其二，批評的人以為批評是下法律的判決，正如法官一般；這個判決一下，作品的運命便注定了”?！斑@兩種批評的缺點，在于相信世間有一種超絕的客觀的真理，足以為萬世之準則，而他們自己恰正了解遵守著這個真理，因此就被賦裁判的權威，為他們的批評的根據(jù)?！雹偎治龊兔枋龅木褪悄欠N占主流的高高在上、真理在握式的“啟蒙批評”?！皢⒚膳u”在現(xiàn)代中國的異化，并非國人對西方“批評”、“批判”（如康德三大“批判”）的故意“誤用”，乃是現(xiàn)代中國特殊文化結(jié)構(gòu)有以致之。直抒胸臆的文學忠實于土地，依托外來先進思想觀念的批評忠實于天空。一個在天，一個在地，批評就必然失去和文學整體的有機聯(lián)系，變成高于、先于、大于文學的特殊存在，一個具有權威性與殺傷力的思想話語的怪物。胡風認為，“在落后的東方，特別是這落后的中國，啟蒙的思想斗爭總是在一種‘趕路’的過程上面”，如此“趕路”的“啟蒙的思想斗爭”必然變質(zhì)為“坐著概念的飛機去搶奪思想錦標的頭獎”。胡風的描述，可謂刻畫入骨。后發(fā)型現(xiàn)代化依賴不平衡的學習，這種學習方法先驗地貶低自己而肯定域外新文化，并一味從流行和先鋒思想切入，認定只有這樣才能趕超學習對象，而“概念的飛機”當然是最好的工具。一旦坐上“概念的飛機”，必然會導致以世界啟蒙中國、以自己啟蒙他人、以精英啟蒙大眾并且思想高于一切、話語高于一切、名詞概念高于一切的批評風氣。這種不平衡的學習與批評影響深遠。80年代中國文壇熱衷觀念與方法創(chuàng)新，概念學說聒噪甚烈，踏實質(zhì)樸的批評甚少，導致胡適所謂“方法熱而目的盲”。有人說80年代鼓勵的“創(chuàng)新”像條瘋狗，追得人沒命前奔，無法停下來小便。短短一二十年，理論批評界“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從人道主義到后現(xiàn)代主義，從亞里士多德到德里達，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到后殖民理論，一口氣跑完了西方數(shù)世紀自然演化的道路。但好像跑得太快了，似乎真的“超越”了西方，面對一片空地，再無學習對象，狂奔似乎不得不暫告結(jié)束。

編輯推薦

《遺珠偶拾: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札記》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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