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說史論

內(nèi)容概要

本書討論了小說研究的方法、文學與歷史的分際、小說中顯示的天人關(guān)系，以及小說史變遷的因素等，范圍包古涉今，旨趣兼含史論；對中國小說的性質(zhì)、結(jié)構(gòu)原理、小說與史學、哲學的關(guān)聯(lián)尤多闡發(fā)，值得參考。

作者簡介

龔鵬程（1956- ），臺北人，祖籍江西吉安。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著名學者、思想家和教育家。身兼海內(nèi)外多種學術(shù)性和文化性職務，曾任國際佛學研究中心主任、中華道教學院副院長等，現(xiàn)為國際儒聯(lián)理事、中國符號學會理事長、亞洲漢學學會名譽理事長、倫敦終身教育學院董事等，頻繁往來于海峽兩岸及東南亞地區(qū)講學、主辦或參與大型學術(shù)研討會。創(chuàng)辦南華大學、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著有《文學散步》（1985）、《傳統(tǒng)、現(xiàn)代、未來：五四后文化的省思》（1989）、《漢代思潮》（1999）、《中國文人階層史論》（2002）、《經(jīng)典與現(xiàn)代生活》（2003）、《自由的翅膀》（2007）等學術(shù)專著及散文、時論70余種。

書籍目錄

總序【第一卷　窮方法之賾】　中國小說研究的方法問題　小說創(chuàng)作的美學基礎(chǔ)　境界形態(tài)的美學　臺灣的明清小說研究（一九八七～一九八九）　中西情節(jié)論【第二卷　究天人之際】　神話與幻想的世界：人文創(chuàng)造與自然秩序　天命思想在中國小說里的運用　唐傳奇的性情與結(jié)構(gòu)　由哪吒看《封神演義》的天命世界　看《老殘游記》的內(nèi)在精神【第三卷　通文史之郵】　傳記小說新思維：縱橫于歷史、文學、真實、虛構(gòu)、言說、書寫之間　歷史小說的歷史與身份　商戰(zhàn)歷史演義的社會思想史解析　導讀《三國韜略》　海洋家族與海洋的身世　《南宮搏作品集》序【第四卷　探古今之變】　改寫本《西游記》跋　黃俶成《施耐庵與水滸》序　文人的世俗生活：以《聊齋志異》來觀察　《重編笑林廣記》序　鴛鴦蝴蝶派：民初的大眾通俗文學　魯迅對中國小說史的詮釋個案研究

章節(jié)摘錄

中國小說研究的方法問題一對中國小說的研究，在目前占著重要地位的方法與方法論中，實證主義仍是不可忽視的。所謂實證主義的方法，是指在小說研究中，以尋找材料、確定版本、考證作者、說明流傳沿革、討論寫作年代，兼及其與外部社會的關(guān)聯(lián)等為主要方法與研究旨趣者。這種方法，實際上也就是胡適所開創(chuàng)的那一套中國章回小說考證路數(shù)，遠紹清朝儒者詁經(jīng)治史之術(shù)、近揭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說，波衍不絕，以迄于今。這套方法，在現(xiàn)在還有市場嗎？當然有，而且恐怕仍居主流地位哩！以吾孤陋，所見大陸小說研究界的狀況，固然如此；在臺灣，似乎也仍是如此。我曾詳細統(tǒng)計1987～1989年所有臺灣明清小說研究的會議、學位論文、期刊論文、出版專著、演講等等，發(fā)現(xiàn)小說研究雖然逐漸蓬勃，擺脫了“小道”的地位，成績頗為可觀，但“有關(guān)小說理論及研究方法的探索，發(fā)展較不順暢。因為實證研究蔚為風氣，人人講版本考證。即或分析作品，亦以簡單的結(jié)構(gòu)分析為主，很少真正進入理論層次。在面對‘小說’‘中國小說’時，我們該以什么方法來進行理解？看一部中國小說與看一部西洋小說，能不能依同一方法及標準來看？這些都是非?；A(chǔ)的方法論問題。但很遺憾的是：追問這些問題的人極少?，F(xiàn)在一般只用實證方法，有濃厚的歷史客觀主義傾向”。當時我對于這種現(xiàn)象的解釋，是認為或許與鉆研文學理論的一批年輕學者只集中討論詩論、文論而不太關(guān)切小說研究有關(guān)?，F(xiàn)在想來，原因其實還有許多。例如“文學研究的傳統(tǒng)”，即為一不可忽視的問題。一個研究傳統(tǒng)一旦建立，它就不容易輕易被毀棄，它包含著一些理念的東西，如基本預設(shè)、價值觀、世界觀、歷史觀；也包含一些操作技術(shù)，如論文寫作的格式與語言、證明的手段、題目的選定等；以及其他與此相關(guān)的師承、權(quán)力、位置、知識系統(tǒng)、社會網(wǎng)絡、發(fā)表情境、乃至師友情誼之類，錯綜復雜。要想形成典范的轉(zhuǎn)移，真是談何容易！胡適等人發(fā)展其小說研究方法，至今雖約一甲子，但賢人之澤，五世不斬，流風余沫，不僅尚存，且有新的發(fā)展與生機，殊不足怪。新的發(fā)展與生機是什么呢？主要是東西洋漢學研究傳統(tǒng)與這個“五四”以來老傳統(tǒng)的合流。在澳洲的柳存仁、在夏威夷的馬幼垣、在美國的韓南、在法國的陳慶浩、由英返臺的王秋桂、自俄羅斯來臺的李福清等，都顯示了這個傾向，也都對臺灣產(chǎn)生過巨大的影響，其為主流，非無故也。但實證研究基本上只是實證主義方法論下的實踐活動。也就是說，它大抵均止于運用考據(jù)及實證的方法去談某書的版本、某一作者的生平、某小說的寫作年代、某故事的源流演變，而罕能反省其方法本身究竟系基于何種認識論而建立、此一方法的效能與局限又在何處。故通常此類研究者雖應用方法，實不甚思考方法，對方法論的探索反而無大興趣。小說理論及研究方法的探討較少，就是此種學風發(fā)展下很自然出現(xiàn)的狀況。不只如此，這類學者還可能會出現(xiàn)排斥或鄙視理論及方法論的現(xiàn)象。許多人認為，鉆研理論只是“務虛”，你講一套我講一套，遠不如考據(jù)實在。而且理論變來變?nèi)?，某些理論風行一時，但轉(zhuǎn)瞬便遭遺忘，仿佛流行服飾一樣，更讓人覺得還是老老實實考據(jù)，可以作出些扎實可靠的成績來。這當然是偏見。站在文學理論研究的立場看，理論的推陳出新，本為應有之義，這不代表理論就是空洞的、虛浮的，而恰好顯示了這一門學問的進展。我們能因哲學上流派蠭起便因此覺得這門學問太不可靠而不去做嗎？覺得理論研究過于玄虛，其實只是迷信考證者的偏見。人生既不可能沒有哲學，文學研究中勢必也不能沒有理論研究。而且任何研究，包括考證，恐怕都要受到理論的影響；考證工作，本身就是某一理論的實踐?，F(xiàn)在，我們因懼怕理論的變異而考證，為尋求具體、穩(wěn)定的學術(shù)成果而考證，這樣的考證可能也是一種“迷思”。為什么？第一，我們必須曉得：考證也不是確然穩(wěn)定的。資料的追尋，永無止境。考證者事前既沒有一紙清單，告知你究竟要尋找的資料版本有哪些，搜集到什么地步才能安心地說“夠了”，誰也沒把握。因此，考證所得，也隨時會被新發(fā)現(xiàn)的資料推翻。從前，關(guān)于《孫子兵法》的真?zhèn)?，從姚鼐到錢賓四，都認為在理論和物證各方面，鐵案如山，乃孫臏所造，非孫武之書?？墒桥R沂銀雀山《孫臏兵法》出土，此一鐵案便立刻被推翻了。第二，考證表面上是很客觀的，但實際上根據(jù)同一資料卻可能出現(xiàn)全然不同的論斷。迷信考證為客觀征實的學者，或許無法同意此說，然而《紅樓夢》就是現(xiàn)成的例子。紅學家用的材料沒什么大差別，可是考出來的結(jié)果，幾乎沒有兩個人是一樣的。考證跟客觀、真實、不可變之間，恐怕不能畫上等號。第三，考證的危險在于，它雖不掉入觀念的網(wǎng)套，卻會變成材料的奴仆，以追逐材料為滿足。材料永遠是不能齊備的（請注意歷史知識的不完全性與不確定性），那我們就不要說話了嗎？不幸現(xiàn)在業(yè)已有些朋友是如此了。第四，搞考證的朋友，相信沒有翔實可靠的資料做基礎(chǔ)，很難展開什么研究。而他們努力搜集的各種材料，確實也為小說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令人感動。但是，考證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作為一個恰當?shù)摹盎A(chǔ)”，而展開文學的研究？例如，考證學家會說“沒有一個完善的本子，怎么研究？”或“必須有個完善的本子、確實可知的作者，研究才不會訛誤”，卻沒注意考證本身就是一門學問，而不只是基礎(chǔ)?？甲C的問題既可無限發(fā)展推進，怎么能等考得完備了再來做文學探究？《紅樓夢》考到今天，依考證為“基礎(chǔ)”的文學研究迄未展開，反倒是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大家承認它確有價值?？梢?，考證與文學的研究不必是必然相關(guān)聯(lián)的。全然不管考證，依舊可以做很好的小說研究。“不考證清楚怎么能討論”、“訓詁明而后義理明”的簡單邏輯，并不符合學術(shù)研究的真相！第五，小說研究中，考證所能著力的，只有作者、作時、版本、故事源流與傳播之類問題。這樣，則小說研究基本上僅為一小說史的研究而已；不，這小說史又只是小說編撰史而已。其他問題，殊難處理。此為考證方法的局限。即使突破這種局限，把小說跟民間傳說、社會史結(jié)合起來研究，現(xiàn)在似乎也不免將小說作為一種史料來運用，視為研究民俗與社會文化的材料，而不是文學的研究。和文學的歷史論批評、社會文化論批評，距離實在非常遙遠。作品美感性質(zhì)的闡釋、小說之所以為小說者，居然在小說研究中消失了。第六，版本與作者問題重要嗎？在我看，實在沒有那么重要。已經(jīng)有不少學者指出：小說與士大夫文學不同，不必如研究士大夫文學那樣討論作者問題。其說雖未引起考證學家廣泛的注意，實則從小說的傳播而言，不同的版本自有不同的閱讀功能和瀆者群。讀者接受小說，亦并不以追尋作者創(chuàng)作時的原貌為閱讀預期。這是小說跟知識性讀物、抒情作品不同處?，F(xiàn)在的許多研究者，似乎并沒有考慮到傳播情境和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把小說視為一封閉的、自足的語言世界，斤斤于考辨其中一字一句，期復作者創(chuàng)作或刊印時的面目，這或許有比“追求原意”更大的謬誤吧！第七，考證原作、原本及故事源流，在顧頡剛的運用中，其實含有“歷史是層累增飾”的預設(shè)。他相信有一個“歷史的真相”是客觀而穩(wěn)定不變的，只要揭開后人傳說層層增飾的面紗、排除后人“偽造”的成分，即能顯現(xiàn)出來。此說本身便是充滿科學想象的浪漫歷史觀。需知所謂歷史的真相，并不是客觀穩(wěn)定而唯一的，也不是一個超然的存在。它不斷流動于每個時代的詮釋者和敘述者之間，是不斷被“改寫”與“重組”的人文成就。其中充滿了“對話”的過程，舍離了這些詮釋與敘述，即尢所謂歷史的真相。而這些詮釋與傳述，并不僅僅是“層累”而已，語言在傳播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擴散、斷裂、衍異、流失。故基本上，它不是層累地“造成”，反而是解構(gòu)（deconstruct），飽含分裂、變化、矛盾以及難以掌握的播散。傳說的語意內(nèi)涵，遂因此而隨時變衍，永遠受制于閱讀或傳述者的閱讀經(jīng)驗，不僅無法產(chǎn)生定點的指涉，“傳說”和“閱讀”根本就是互為指涉或互補的。我們既不可能掌握并了解傳說所有的流傳狀況，則任何傳說或故事的母體或本源，就都是不定的、或不可能的存在。企圖以文件資料的堆積，外加堆積者心機上的附會，以建立或溯求傳說的原始形態(tài)，殊屬緣木求魚。再依哈貝馬斯所說來看，任何一個解釋，質(zhì)實都是尋求被解釋者的“有效聲稱”（validityclaim）；但這些有效聲稱之間，是可以互相批判的。這種批判，并不是說在客觀世界中有一個固定不變的實體，我們只要看看哪些有效聲稱“符應”（correspondence）了它就行了。真理不在符應，而是需要通過各種不同論證形式（如理論的辯論、實踐的辯論、心理分析的判斷、語言辯論等）來獲得。小說考證的出現(xiàn)，正是為了要替各種有效聲稱尋求一批判依據(jù)。但因它相信有一客觀固定的事實，且只能依某一有效聲稱是否符合該“事實證據(jù)”來論斷。因此雖耗盡力氣，卻可能依然是考而不能證?！都t樓夢》的考證即為其中一例。凡此等等，考證之道，可批評之處顯然不少。此等批評與質(zhì)疑，小說考證家未必首肯心服，但若仍以正宗自居，夷然不屑于理論之途，不能與質(zhì)疑者在方法論上交鋒，恐怕也非守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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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說史論》：龔鵬程文學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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