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與文化研究

內容概要

本書從傳播史論與文化研究、媒體與社會研究、媒介環(huán)境學派研究、跨文化傳播及亞太傳播研究、廣告與品牌傳播研究五個大的方面，匯編了近兩年國內傳播文化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既有理論前沿研究，也有實踐調研成果，既有前輩新論，又有新銳創(chuàng)見。

作者簡介

吳予敏，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博士，現(xiàn)任深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傳媒與文化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傳播理論、美學理論、文化研究、中國傳播思想史。

書籍目錄

一 傳播史論與文化研究　傳播學知識論三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傳播史研究回顧　試論《莊子》的傳播觀念　從出土簡牘看漢帝國中央的信息發(fā)布——兼評張濤先生的“府報”說　藝術自律性與大眾文化時代的烏托邦　文化：作為傳播的雙向過程——威廉斯的文化傳播觀念評述　網(wǎng)絡讀寫的主體重構　網(wǎng)絡空間的三重內涵　時尚的面孔：時裝影像中的性、性別與權力　海濱旅游空間的符號學與文化研究　信息時代的“數(shù)字媒介設計”　符號消費社會的包裝設計語義學探析　深圳精神文明建設與文化發(fā)展史綱（1980－2006）二 媒體與社會研究　從博客傳播看中國話語權的再分配——以新浪博客排行榜為個案　媒體·家園·和諧社會——報紙接受對深圳移民城市歸屬認知的影響　網(wǎng)絡不良信息管理研究——第三者效果分析之運用　權衡需求理論與網(wǎng)絡受眾實證研究　規(guī)制與競爭——中國傳媒產業(yè)政府規(guī)制改革的主題　報業(yè)跨地區(qū)經營六大難題解析——以《南方都市報》為例　關于國產大片和電影市場博弈的思考　超越“西學東漸”——中國受眾研究的本土化模式三 媒介環(huán)境學派研究　異軍突起的第三學派——媒介環(huán)境學派　媒介環(huán)境學派的理念辨析　邂逅伊尼斯　媒介環(huán)境學的思想譜系：從芝加哥學派到波斯曼　媒介環(huán)境理論的研究框架和范式屬性四 跨文化傳播及亞太傳播研究　日本對華輿情變動的深層分析　日本受眾社會心理構造成因的切片分析——兼論德弗勒“媒介效果研究”操作模式的缺陷　沖突中的面子和面子功夫——中國、德國、 日本和美國的跨文化　比較研究　紀錄片中的“文化折扣”現(xiàn)象研究　香港免費報紙的經營策略　澳門居民的信息處理機制及傳媒影響——2003年非典期間之調查報告五 廣告與品牌傳播研究　廣告存在的理論假設　媒體集團化與廣告業(yè)的困境　軟文廣告的形式、危害和治理——對《廣告法》第13條的研究　中國公益廣告的運作機制　品牌個性對消費者心理認知的影響研究　簡論區(qū)域品牌創(chuàng)新體系及其政策策略　企業(yè)贊助的市場效益　本集作者簡介編后記

章節(jié)摘錄

　　四、走向傳播理性　　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從根本上宣布了包括真理、事實、主體等在內的一系列范疇的死亡。后現(xiàn)代主義拒絕深度，淡化歷史，認為一切文化產品都是“擬像”（Simulacra），是對從不存在的本源的復制。[32]鮑德里亞（Jean Bardrillard）認為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已經結束，應該轉向象征符號的批判。因為符號本身成為商品，一切的文化生產都融人總體的商品生產，商品被以符號的形式生產，符號被以商品的形式生產，表象與事實、虛構與真實、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界限徹底消失了。[33]威廉斯的“復制”（Facsimile）概念提出了反模仿的可能性。他認為對新興文化的迅速的歸并在早期現(xiàn)代主義時期已經十分明顯，然而“突顯的因素也許真的會被歸并，但同樣經常的情況是：被歸并的形式只是真正突現(xiàn)的文化實踐的模擬。任何超越或反對主導形式的重要的新興文化在這種情況下總是十分困難的；難在它自身與復制的或新的歸并階段的不斷的混淆。然而，在我們的時期，正如在其他的時期，新興的文化實踐的事實是無可否認的”。[34]威廉斯提供了一個關于新興文化形式的烏托邦概念，可以通過欺騙主導的文化接受一個自身的復制，使主導的文化滿足，從而逃脫歸并。對威廉斯來說，超越后現(xiàn)代主義的希望在于想象，在于包括更多集體形式的民主的傳播模式?！　≈黧w的死亡是一個純粹消極的命題，如果不是以一個社會的主體或“交往社區(qū)”（communical of commumnity）來代替?zhèn)€人化的主體。麥克盧漢認為新的歷史主體是大眾媒介。鮑德里亞認為大眾只是媒介生產的商品，沒有祛魅和解放的可能性，也就沒有關于大眾的政治。費斯克認為大眾文化基本上是意識形態(tài)化的，但流行文化包括著多種抵抗的因素，可以構建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文化研究總的來說認為大眾并沒有完全處于資本主義體制的控制之下。詹姆遜對后現(xiàn)代的評估有效地拓展了威廉斯的理論，認為大眾文化作為新的主體，借助于一種微觀政治學可以在晚期資本主義的限制中尋找指向烏托邦救贖的“真理的瞬間”。對于巴赫金來說，意義和主體性既不是超驗的絕對的產物也不是個人的產物，而是產生于“交往實踐”（communicativc praxis）——最簡單的如交談行為，是不可消解的社會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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