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07-11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陳方競 頁數:404 字數:4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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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記得有一段時間,我在魯迅研究上陷于困境,備感艱難,就在心里對自己說:“我可能更適合研究穆木天?!蔽遗c穆木天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不解之緣,近二十年來未曾中斷,而成為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我與穆木天的相遇完全是偶然的,當初作為課題去研究他,是一種缺乏學術沖動的選擇。那是上世紀80年代初,作為“七七屆”留校生,我還在吉林師范學院工作,當時我們這些早已過“而立”之年的青年教師,不僅最起碼、最切己的生活條件尚不具備,就是在學術研究上也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自主性”或“主動性”的。那時候的起步要靠某種“緣”,即你的老師的研究對你的影響,你能不能抓住并走進這種影響。我遇到了索榮昌老師,他是從東北師范大學調來的長我近二十歲的老教師,他最初開的課是“魯迅研究”,使我感到親切,但我很快發(fā)現他實際上把主要精力放到對穆木天的作品和生平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他是一個上世紀50年代以來造就的那種有些“古板”卻又讓人感到“親近”的“老頭”,我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體味他那一代人的人生經歷,有時又對他那種使我感到有些“苛刻”的嚴格要求不無怨言。他與穆木天“同鄉(xiāng)”,是吉林省伊通縣(市)人,研究穆木天自然寄寓著那份別人不具備的“鄉(xiāng)情”,但我以為他當時在學術研究上受“天時”、“地利”等諸方面因素的限制,所作出的這種選擇是十分明智的,且上世紀80年代初整個學術界關注穆木天的研究者能有幾人?他經過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訓練,對資料極其看重,為搜集資料同時也為了使這一研究更好地展開,他結識了楊占升等老先生,得到了楊占升先生的支持,他與當時在學界埋頭于學科資料的搜集和整理且關注穆木天的蔡清富、李偉江、張大明等我素所佩服的先生們建立了很樸實的友誼,又與穆木天的女兒穆立立始終保持著聯系,在他們的努力下,穆木天研究資料發(fā)掘和整理的豐富和完備,在當時更關注魯、郭、茅、巴、老、曹等顯著作家,且又為郁達夫、沈從文等一個個新的“研究熱點”所影響的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是很難想象的。索老師雖為人謙和,但與《吉林師范學院學報》主編黃湛先生一樣,有著把研究作為“事業(yè)”來做的堅韌品格和氣魄,經申報“穆木天研究”作為省社科重點項目立項,他們在吉林師院學報上開辟了“穆木天研究”專欄,在全國扶持了一批穆木天研究的中青年學者,持續(xù)不斷地發(fā)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既深化了研究又極大地提高了該學報的知名度。1990年秋在條件成熟時,他們發(fā)起召開了“全國首屆穆木天學術研討會”,會后又為《穆木天研究論文集》的編輯和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更主要的是,寫完本書,我更加切實地感受和認識到,在我們看來似乎已經“窮盡”的中國現代文學,實際上仍然蘊涵著相當豐富的學術資源,而有待于我們重新發(fā)掘、認識和闡釋;當然,這些為“五四”所孕育、為1930年代左翼文學所發(fā)展的資源,如本書所示,在近一個世紀幾乎“十年一變”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影響下,現象形態(tài)發(fā)生了我們難以想象的變化,內涵也相應地變得更為豐富與復雜,這無疑極大增強了我們對此重新認識和闡釋的難度。但是,面對時至今日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面對“全球化語境”所濫觴的中西話語對我們無所不至的影響和異化,又使我們不能不立足于“五四”,不能不立足于1930年代左翼文學,這更是在直面現實中向“五四”和左翼文學的自覺返歸,如本書所示,重新發(fā)掘、認識和闡釋“五四”和1930年代孕育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對于我們的學術研究而言是必要和重要的,我甚至感到,我們幾乎只能通過這樣的發(fā)掘、認識和闡釋,才可能獲得抵御有悖于我們生存體驗的外在話語壓迫的力量,才可能獲得學術研究新的“生長點”,而有更是以立足于“五四”的獨立話語方式存在于這個斑駁陸離的世界中并得到成長的可能。穆木天上個世紀30年代在《法國文學史》這部著作中,不無感慨地引用了他翻譯的法國詩人維尼的《命運集·海上浮瓶》這首詩,這首詩使他與維尼結緣,與法國象征主義結緣,但這首詩恰恰是維尼感受中的人類的、一個民族的和個體的人無法回避的運命的象征。穆木天概莫能外,他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成”也維尼,“敗”也維尼,他與維尼的不解之緣恰如這“海上浮瓶”,“命運”與他開了一個十分殘酷的“玩笑”,這更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近一個世紀的運命“殘酷性”的表現。為了使這樣的運命更少發(fā)生,或者說,為了使已經發(fā)生的歷史不致平白而過,我借《命運集.海上浮瓶》中的詩句來與研究者共勉——……勤勞的思想家們呀!你們永不要怕風浪去航海去罷,去找那由寶貴的封臘封著的一切的寶藏罷,純金是會浮出來的,它的光榮是確定了的。
內容概要
本書將“文學史上的失蹤者:穆木天”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典型現象”提出,它發(fā)生在一個容易為研究者所忽略的作家身上,卻貫穿了現代文學批評、現代詩歌和現代翻譯文學,在整體上與中國現代文學相聯系,其核心內涵是“詩”與“散文”的關系,近一個世紀的中國文學和中國學術更進一步衍生了它的悖論表現。
作者簡介
陳方競,1948年生,浙江海寧人。先后在吉林師范學院、吉林大學擔任教職,1998年晉升為正教授,2002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2004年1月調任汕頭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魯迅與浙東文化》、《多重對話:中國新文學的發(fā)生》、《陳方競自選集》(上、下卷)、《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fā)展中
書籍目錄
自序第一章 穆木天齊的文學批評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 第一節(jié) 穆木天文學批評的提出 第二節(jié) 穆木天文學批評參照體系的建構 第三節(jié) 關于“國民文學”的提倡 第四節(jié) 《譚詩》、《寫實文學論》及其他 第五節(jié) 穆木天批評理論的命運及其反思第二章 穆木天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與中國現代詩歌 第一節(jié) 《旅心》:對象征主義的追尋 第二節(jié) 《流亡者之歌》:“我們要唱新的詩歌” 第三節(jié) 《新的旅途》及其他:抗戰(zhàn)歲月中的吟唱第三章 穆木天的外國文學翻譯與中國現代翻譯文學 第一節(jié) 穆木天外國文學翻譯的提出 第二節(jié) 穆木天外國文學翻譯的四個時期 第三節(jié) 穆木天與魯迅關于“翻譯”問題的論爭 第四節(jié) 穆木天的巴爾扎克小說翻譯 第五節(jié) 穆木天的詩歌翻譯附錄一 穆木天傳略附錄二 歷史的美學的批評觀的一次實踐:全國首屆穆木天學術研討會述要附錄三 中國現代詩人研究的實績:《穆木天研究論文集》評介附錄四 穆木天著譯年表(1916-1957)后記 需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魯迅”
章節(jié)摘錄
1996年,在吉林師范學院召開的一次關于“文學史論”的全國學術討論會上,一位學者提出“文學史無法還原歷史,文學史也無須還原歷史”,這頗引起一番爭論。我在會上作了發(fā)言,認為“文學史確實無法還原歷史,但文學史應最大程度地還原和認識歷史”。于是,我提出了“文學史”上的失蹤者——穆木天。其實,穆木天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有非同一般的表現,我們似乎很難說他在文學史上失蹤了。1918年,他就讀于南開學校時就發(fā)表過提倡新文化的文章。留學日本,他列名于創(chuàng)造社發(fā)起人之一。1925年,他在《語絲》上與“五四”時聲名顯著的錢玄同進行過一番唇槍舌劍的論戰(zhàn)。次年,他學成回國,指名道姓地批評提倡“作詩如作文”的胡適“把中國詩壇害得斷子絕孫”,而后的半年多時間里,他與馮乃超、王獨清在剛創(chuàng)辦的《創(chuàng)造月刊》上,有宣言、有作品地“發(fā)難”于詩壇,為人矚目,引出不少評論,有“創(chuàng)造社三詩人”之稱,并留下了當時頗受好評的第一部詩集《旅心》。1931年1月,他到上海加入“左聯”,擔任《北斗》編委和“創(chuàng)委會”詩歌組負責人。翌年9月,他與楊騷聯系一些左翼青年詩人共同發(fā)起并組織了“中國詩歌會”,后又創(chuàng)辦了會刊《新詩歌》,他寫出著名的發(fā)刊詞《我們要唱新的詩歌》,創(chuàng)作了第二部詩集《流亡者之歌》??箲?zhàn)爆發(fā)后,他在武漢當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常務理事和會刊《抗戰(zhàn)文藝》的編委,創(chuàng)辦了詩歌刊物《時調》和《五月》。到大西南他仍然堅持抗戰(zhàn)詩歌活動,并出版了最后一部詩集《新的旅途》。此外,穆木天自1935年始直至抗戰(zhàn)時期,更是以一個外國文學翻譯家身份產生影響的,他是中國巴爾扎克小說翻譯的開拓者。穆木天如上這些文學活動,在當今各類文學史著作中有或多或少的介紹,塑造了一個在中國詩歌發(fā)展中緊隨時代前進的作家形象。這里涉及的主要問題是,1936年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和迄今為止的中國現代文學,關注的主要是穆木天的詩歌,在我們的研究中更為重視的是前期穆木天的象征派創(chuàng)作,這帶來我們認識中的穆木天詩歌創(chuàng)作對于他文學批評的“遮蔽”。在我看來,穆木天的文學批評較之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更值得我們關注,這是因為:第一,穆木天作為詩人的三部詩集,即使被稱為“象征詩”的前期詩作對中國新詩發(fā)展的意義,也是在他的以“詩”為核心的文學批評中呈現出來的;他1931年后轉向左翼詩歌創(chuàng)作更是一個復雜的現象,我把他的“轉向”稱為“理論自贖”的悲劇,就是說他詩歌變化的原因以及變化后的矛盾狀態(tài),只有通過考察他的文學批評觀的變化才能得到更好的認識。第二,穆木天文學批評更能體現“五四”新文學開拓者創(chuàng)作、翻譯和批評集于一身的特點,而且,他給我們留下了在篇幅和內涵的豐富和深刻上超過他的詩歌的文學批評,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一座需要開發(fā)的“礦藏”,僅從近些年來引起研究者關注的他的詩論來看,他的文學批評就有著進一步發(fā)掘和闡釋的必要。第三,我所著眼的主要是穆木天1926年文學批評的獨特性和獨立性,即一方面,他的文學批評是作為置身日本文化環(huán)境中的創(chuàng)造社作家發(fā)展起來的,與創(chuàng)造社作家相一致,直接受到日本文學的影響,另一方面,與創(chuàng)造社作家整體狀況不同,他留日期間形成了與法國文學更深的聯系,這種聯系的獨特性是在“五四”后的新文學域外文學取向的整體狀況中比照出來的,而且,他1926年就直接以他對法國文學的獨到感受和認識為參照展開文學批評,這使他在“無意”中走進了中國新文學形成與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區(qū)間,形成某種獨立價值和意義,引發(fā)了我們對文學史中一系列問題的重新感受和認識,一一其中更為核心的問題是,他在《譚詩》、《寫實文學論》等文章中對“詩”和“寫實文學”的闡釋,對“五四”后的新文學向審美形態(tài)的轉化與發(fā)展是十分及時而且必要的,觸及到中國文學的一些根本性癥結,這些癥結始終存在于新文學發(fā)展中,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第四,在我們既有的文學史描述中,穆木天1926年文學批評的價值和意義的被“遮蔽”,無疑與我們所占有的全部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相關,我們很難從中發(fā)現有關《譚詩》、《寫實文學論》等文章的直接反響,甚至連穆木天自己在1930年后都對這些文章以及相應的詩歌創(chuàng)作一再作過沉痛的“反省”和“懺悔”,因此,似乎沒有必要把他的這些在我們看來對新文學發(fā)展“進程”沒有產生實際影響的文章拿出來重新掂掂分量;但是,如果我們認識到時至今日的中國新文學的發(fā)展是極不充分的,認識到“史料”在還原我們所能看到的新文學歷史真相的同時,也還原了這一歷史真相的局限,那么,《譚詩》、《寫實文學論》等文章被“遮蔽”的價值和意義,就是一個可以提出來討論的問題,是一個值得我們在對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實際狀況的認識不斷深入過程中重新闡釋的問題,而穆木天1931年后對此的自覺否定,更使問題具有了文學史意義上的現象形態(tài)的“典型性”。我對穆木天文學批評的思考,首先是從中國現代文學在整體上之不同于中國古代文學和西方文學的認識出發(fā)的,同時又是從對法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和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特殊關系的思考出發(fā)的。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是在相對隔絕的背景和環(huán)境中,依據中西社會發(fā)展要求和人的精神發(fā)展要求自然產生的,在各自的社會生活中有深厚的基礎,并在各自的歷時性發(fā)展中顯示其自身的價值和意義,二者之間在整體上不具有共時性的橫向聯系。諸如荷馬史詩和古希臘悲劇在歐洲文學發(fā)展中的價值和意義,與濫觴了中國文學之根的先秦《詩經》和《楚辭》一樣,是在西方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各自幾千年的獨立發(fā)展中呈現出來的,即使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期汲取并融會了西域宗教文化的唐代詩歌創(chuàng)作,也難以對幾乎發(fā)生在同時期的歐洲中世紀宗教文學產生任何影響。各自具有獨立的生成和發(fā)展特征的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是在“五四”一代新文化倡導者的視野中真正發(fā)生了聯系,或者說,在這些從國外留學回來、更關心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整體發(fā)展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中,真正建立起了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各自迥然有別的整體面貌,建立起了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學整體比較觀,這是他們能夠發(fā)動“五四”新文化、新文學倡導運動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現代文學能夠產生并發(fā)展的根本原因。中西文化是由不同的文化觀念、文化概念構成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統(tǒng),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學交流需要找到更有助于兩者之間交流的通道,發(fā)現中西思想文化之間發(fā)生聯系的更為接近的點;陳獨秀面向歐洲倡導新文化更多地借鑒的是法國思想啟蒙運動,這源于他對18世紀法國思想啟蒙運動在歐洲思想文化發(fā)展中具有的整體性和“劃時代”影響的認識,正是陳獨秀及其《新青年》對法國啟蒙思想和啟蒙文學的選擇,打開了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學聯系和交流的通道,賦予了百年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發(fā)展中的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學聯系的特殊意義。這就是說,陳獨秀開啟的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學之緣,在其后的百年中國的思想文化和文學發(fā)展中,成為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學關系的一條主線,百年中國對中法思想和文化關系的想象和研究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具體到中國現代文學,留學歐美的中國現代作家中留學法國的為多,直接受到法國文學影響的中國現代作家更是不勝枚舉,中國現代翻譯文學中的法國文學翻譯始終居于主導位置。
后記
寫完本書,最后想說的是,本書實際上不僅僅是穆木天研究,同時也是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魯迅”研究,力求最大程度使兩方面在研究中融會和統(tǒng)一。這是近十年來我一直思考的,在研究上也是這樣追求的,即在對其他中國現代作家研究中結合魯迅并帶來對魯迅認識的深化,在對魯迅認識深化的同時,帶動其他現代作家以至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發(fā)展。我所以在這里提出這個問題,是覺得,近些年來,魯迅研究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主要指魯迅之外的中國現代作家研究)之間漸漸有了某種有形或無形的隔閡、壁障以致對立。我是研究魯迅的,就很少結合其他作家以及與魯迅沒有直接關系的文學現象進行思考和認識,不去讀那些作品和文章;我是研究沈從文、張愛玲、林語堂、梁實秋或者學衡派、現代評論派、新月派、新感覺派作家的,也自覺或不自覺地畫地為牢,閱讀和思考限定在各自的圈子里,常常為了提高自己研究的價值,有意回避研究對象與魯迅相對照具有的缺陷或局限,這在曾經與魯迅的選擇明顯不同甚至發(fā)生過尖銳沖突的作家研究中表現得更為突出。這種現象在魯迅研究中也有表現,這帶來我們研究中的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之間愈來愈有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趨勢,甚至滋生了一種彼此之間相對立的傾向。這種狀況對于一個剛剛進入學科領或的青年學者,是難以避免的;但對于已經有了很大發(fā)展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整體而言,這種狀況是有潛在危機的,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魯迅與其他現代作家研究的發(fā)展,制約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發(fā)展,這種傾向發(fā)展下去,是會把中國現代文學在我們的研究中人為地割裂開來,斷裂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當然,我提出這個問題,主要針對的是目前的魯迅研究?!袊F代文學是在西方文化影響下通過不斷的內部分裂乃至對立發(fā)展起來的,在我們的研究中常常把分裂和對立絕對化,難以認識到分裂乃至對立的雙方是可以統(tǒng)一起來的,這制約了我們的研究?!爸袊F代文學中的魯迅”更是針對于此提出的。如本書所闡釋的,文學研究會與創(chuàng)造社產生之初的文學主張就取截然對立的外觀形式,創(chuàng)作上更是通過“小說”與“詩歌”的不同表現出來的,彼此攻難,喋喋不休,這與他們所受19世紀法國以至整個歐洲文學的影響直接相關。法國文學“散文”與“詩”分裂后的獨立發(fā)展,無疑有助于中國新文學作家對更具有獨立特征的小說和詩歌的認識,但是,這種小說與詩歌體現的文學觀念在法國文學中是“歷史形式”上的差異而不是“根本內容”上的對立,在法國文學整體發(fā)展中是可以統(tǒng)一起來的,但在受其影響的文學研究會與創(chuàng)造社作家的認識中卻表現出難以統(tǒng)一而截然對立的特征,在我們對此的認識和研究中,也難以找到彼此雙方在中國文學發(fā)展中可以相統(tǒng)一的基點。假若我們結合魯迅來認識,情況則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更多譯介俄羅斯和日本小說的魯迅的文學觀念無疑更是“散文”的,但同時又融會了“詩”的因素,他更致力于中國新文學發(fā)展中的“散文”與“詩”的統(tǒng)一,如本書所分析的,這在他對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征》的譯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還可以結合文學研究會與創(chuàng)造社之間圍繞“寫實主義”的分歧來認識,沈雁冰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無疑是最能夠體現“寫實主義”特征的作家和批評家,這在“五四”后更是通過與創(chuàng)造社的對立表現出來的;穆木天1926年文學批評有《寫實文學論》一文,他對“寫實”的闡釋表現出對左拉的自然主義的排斥,這更是從對沈雁冰的“寫實”觀的絕對排斥出發(fā)的,體現的是一種象征主義“寫實文學”觀。顯然,沈雁冰與穆木天各執(zhí)一端的“寫實主義”,在中國文學中具有難以相融合的特征,僅僅局限于兩位作家對“寫實”的認識,勢必帶來我們認識中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分裂性。我們無法在對中國現代寫實文學的梳理和闡釋中將它們統(tǒng)一起來。但若我們結合魯迅的小說和小說觀來認識,兩種“寫實”觀不再以截然對立的方式呈現,各自具有的中國新文學觀念的建構意義的相對合理性表現出來了:一方面,魯迅的小說與沈雁冰即茅盾的小說雖然都是“為人生而藝術”的,都可以稱為“寫實”的,但魯迅的“寫實”觀與茅盾的社會小說觀念又明顯不同,這表現在魯迅的小說更是“象征”的,他也更重視小說的象征意義,在小說觀念上是更接近穆木天對“寫實”的闡釋的;但魯迅更重視象征的小說觀與穆木天的《寫實文學論》同樣是根本不同的,較之穆木天象征主義的小說觀,魯迅的小說和小說觀無疑更是“寫實”的,更接近茅盾對社會小說的認識。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正是通過“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魯迅”,沈雁冰與穆木天各自代表的文學研究會與創(chuàng)造社截然有別的文學觀得到了統(tǒng)一,統(tǒng)一在中國現代文學整體發(fā)展之中。如上所述,是貫穿本書的基本思路,也是作者所努力追尋的目標。最后,我要向接受本書的北京大學出版社,特別是責任編輯艾英女士,表示誠摯的感謝。感謝汕頭大學出版基金和汕頭大學“211工程”新國學研究項目的資助,使本書能如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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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上的失蹤者:穆木天》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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