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德國科學與文化

內容概要

愛因斯坦、德國、科學與文化，這是三個宏大而又有聯(lián)系的話題。本書由三部分構成：其一為國內首屆“德國科學、歷史與文化研討會”的論文集，既涉及對德國科學興衰原因的探討，也有對德國著名科學家在“二戰(zhàn)”中表現(xiàn)的評價，還有對跨文化研究的理論探討。作者是活躍在德國、美國和中國的一些研究德國科學史、科學與文化的學者。其二為“科學、歷史與文化”，收有編者多年來在這方面所寫的有關短文、國外著名科學家論述德國大學、德國科學的長文以及一個較為詳細的推薦書目。第三部分為“愛因斯坦及其他”，收有包括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先生在內的著名愛因斯坦研究專家的大作以及編者對此有關的論述。

作者簡介

方在慶，1963年生，湖北天門人。1983年畢業(yè)于吉林大學物理系。1991年在武漢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曾在浙江大學、清華大學、德國慕尼黑大學任教。曾擔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杰出訪問學者。在奧地利、德國、英國、美國的幾所高校做過訪問研究?，F(xiàn)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科學史、科學哲學以及科學文化，尤其關注德國的科學、歷史與文化之間的關系。著有《科技發(fā)展與文化背景》、《德國：科技與教育發(fā)展》等書。譯有《進步及其問題》、《羅伯特密立根的足跡——一個杰出科學家的生活側影》、《上帝難以捉摸——愛因斯坦的科學與生活》(《愛因斯坦傳》)、《愛因斯坦晚年文集》、《愛因斯坦•畢加索——空間、時間和動人心魄之美》以及《愛因斯坦的恩怨史——德國科學的興衰》等書。

書籍目錄

前言“德國科學、歷史與文化研討會”論文　開幕致辭　歡迎辭　會議代表簡介　納粹統(tǒng)治下的德國物理學會　危險的合作　海森伯與納粹　教研結合、同行評議與大科學規(guī)劃　機動化和社會轉型　德國1500—1969年科學發(fā)展計量研究　試論海森伯的哥本哈根之行　德意志精神與德國現(xiàn)代化　不可拯救的帝國　愛因斯坦為什么會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與帕格沃什運動　論跨文化研究的要旨　科學革命的本領　科學和社會中的緊張狀況與信任　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德國的遠東醫(yī)學科學、歷史與文化　進退失據(jù)的海森伯　《哥本哈根》的幽靈　德國的大學和科學　閣樓上的研究所　尋覓德國的牛津　洛倫茨的另一面　薛定諤對希臘科學精神的迷戀　唯一的薛定諤　說不盡的玻爾茨曼　韋伯是如何成為經(jīng)典作家的？　從韋伯的《作為職業(yè)的學術》演講談起　奧本海默的沉默　德國科學的幸與不幸　一位坦率、固執(zhí)的中歐紳士的回憶　觀念史、教輔與科普作品　我為我自己寫作　科學、技術的分分合合　奇特的個性獨到的觀點　利瑪竇、羅素與中國迷思的演進　德國的科學院　科學中的人生　模糊了色彩的肖像　李約瑟文本的當下意義　科學中的宿怨與深仇　文化，站在科學的背后　科學史不是“無用的”學問　蒙娜麗莎背后的解剖學　知定靜安慮而后能得　宏大敘事的生命力　誰來取消巴爾的摩的諾貝爾獎資格？　德國的“戈爾德哈根辯論”　德國科學、技術與醫(yī)學史研究目錄愛因斯坦及其他　愛因斯坦：機遇與眼光　愛因斯坦、物理學和人生　放肆無禮萬歲！　愛因斯坦的第三樂園　2050年愛因斯坦還會是物理學的英雄嗎？　論科學家的科學良心：愛因斯坦的啟示　愛因斯坦與德國　上海、愛因斯坦及其諾貝爾獎　愛因斯坦：“真”偉人還是“偽”偉人？　　附：偉人還是“偽”人？——告訴你一個真實的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與柏林　愛因斯坦的傳與奇　也談愛因斯坦和玻爾之爭　歷史語境中的愛因斯坦　非凡的洞察力是如何產(chǎn)生的？　青年愛因斯坦的創(chuàng)造力從何而來？　走下“神壇”的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女性與其他激情　平民視野下的愛因斯坦　舐犢情深的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文稿計劃”簡介　愛因斯坦的恩怨史　“愛因斯坦年”留給了我們什么？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書摘海森伯是20世紀最重要的科學家之一。他幫助創(chuàng)立了量子力學，尤其是提出了測不準原理，從根本上改變了物理學的面貌。作為一個物理學家，海森伯無可非議，然而，海森伯仍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這主要是指他與納粹之間的關系。    1933年1月，海森伯已經(jīng)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和萊比錫大學理論物理學正教授。同年春天，當?shù)聡{粹分子清洗公務員隊伍時，海森伯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那些“非雅利安人”離去。這些人曾是他的同事、老師和學生。起初，海森伯和他的許多同事一樣，錯誤地判斷了納粹分子的意圖，甚至還企圖幫助像玻恩這樣的猶太裔科學家留在德國。直到真正意識到“猶太人必須離開”這一殘酷現(xiàn)實時，海森伯開始追隨他的年長的同事普朗克的領導，物色一些滿足納粹當局血統(tǒng)和政治要求，同時又是十分優(yōu)秀的科學家，以填補空缺的職位。一方面，普朗克和海森伯極力避免斯塔克和“德意志物理學”的其他鼓吹者染指這些職位，另一方面，他們也心照不宣地默認了這樣一條血統(tǒng)規(guī)則：在德國只有雅利安人才能在大學任教，在研究機構任職。    即使幾乎所有的猶太裔科學家被驅逐出德國之后，斯塔克和其他“德意志物理學”鼓吹者仍舊抨擊那些他們(隨意)稱之為的所謂“猶太物理學”——現(xiàn)代物理學中的量子力學和相對論。海森伯首先是在1936年納粹黨的《人民觀察家》(Volkischer Beobachter。)報上被間接地批評，繼而在1937年的黨衛(wèi)軍的《黑色軍團》周刊上被指名道姓地稱之為“白色猶太人”、“骨子里的猶太人’以及“物理學中的奧西厄茨基”，等等。    海森伯開始為公開恢復榮譽而戰(zhàn)。最終的勝利多少與著名空氣動力學和應用數(shù)學家普蘭特爾(Ludwig Prandtl)的幫助有關。普蘭特爾的言論引起了德國實業(yè)家、納粹黨重要頭目戈林以及秘密警察頭子希姆萊的注意。普蘭特爾是這樣勸說希姆萊的，應該在愛因斯坦和愛因斯坦科學這兩個概念之間做出區(qū)分?，F(xiàn)代物理學對德國國家利益來說很重要，而海森伯能培養(yǎng)德國工業(yè)所需的新一代科學家。希姆萊讓黨衛(wèi)軍成為海森伯的背后支持者，停止了在政治上對海森伯的攻擊。同時希姆萊清楚地告誡海森伯，在他的演講、談話和出版物中，他必須讓他的受眾區(qū)分出愛因斯坦和愛因斯坦科學這兩個概念。1943年，海森伯得到機會在內部期刊《德意志物理學》上發(fā)表他對現(xiàn)代物理學的觀點：雅利安人對發(fā)現(xiàn)相對論也做出了同樣重要的貢獻，歸根到底，重要的不是問題是誰發(fā)現(xiàn)的，而是這個發(fā)現(xiàn)是否正確。    弗賴恩(Michael Frayn)的劇作《哥本哈根》(Copenhagen)，重新引起人們對1941年9月海森伯哥本哈根之行的關注。實際上，這不過是海森伯在第三帝國時期許多次的國外演講旅行之一。他在瑞士、荷蘭、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蘭也作過演講。海森伯因此成為了德國、德國科學和納粹主義(不管他是否喜歡，或是否承認)的“親善大使”。這位物理學家并沒有直接參與這類宣傳活動，這應該是“德意志文化學會”——海森伯常常在這類機構發(fā)表演講——一于專員們的職責。海森伯更多地情況下是做適于一般大眾的通俗科學演講和在外國物理學家面前講自己的研究。德國官方需要海森伯，因為他可以吸引當?shù)匾话忝癖姾涂茖W家對德意志文化學會的注意，促使文化合作，或至少看起來是這樣。    也不能排除，海森伯出訪國外的部分原因是想幫助外國同行。有很多證據(jù)表明他的確做到了這一點，他的同行對此也表達出感激之情。然而，海森伯口頭上一再表達出的對德國的戰(zhàn)爭行為和德國本身的支持(不是對納粹黨政策的支持)，卻使他的同行們疏遠他。1941年，當?shù)聡瓷先ニ坪跻A得戰(zhàn)爭時，海森伯對玻爾研究所的丹麥同行表示：“戰(zhàn)爭是生物學的必要。”1943年，他又向一個荷蘭同事表示，現(xiàn)在該是“要么選擇德國，要么選擇俄國”的時候了，顯然選擇的余地不大。    海森伯在第三帝國時期最引起爭議的地方在于他參與了“鈾計劃”。起初，海森伯只是被征用來研究核裂變的基礎理論和潛在應用。但是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他論證了純鈾235是一種可能的核爆炸材料，而且在反應堆中鏈式反應可以得到控制。幾個月后，海森伯的年輕同事卡爾·魏茨澤克(Carl Friedrich yon Weizsacker。)則進一步擴展了他的研究成果。    德國潰敗后，海森伯等人被拘留在英國“農莊”(Farm Hall)。在得知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后，海森伯的第一反應是給出了一個不準確的原子彈的臨界質量，幾天之后，得到了一個好得多的結果。海森伯在“農莊”的失誤原因不得而知。有一點是清楚的：早在戰(zhàn)爭期間，他就已經(jīng)知道純鈾235和钚可以用來制造核炸藥。事實上，早在1942年2月，海森伯已經(jīng)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向德國工業(yè)界、納粹黨和軍方清楚地指明了這點。我們也從一份臨時的德國軍需報告中得知，當年德國鈾計劃所估算的臨界質量約10公斤到100公斤，與同期的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所使用的值相當。也許最重要的是海森伯向他的受眾傳達了兩個信息：擁有“不可思議”效果的核武器是可能被造出來的，但這項工作非常困難，并且需要大量的資金。P27-29

媒體關注與評論

書評在1905年至1924年之間，愛因斯坦的研究興趣主要在廣義相對論。作為科學革命，廣義相對論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其設想宏偉、美妙、廣邃，催生了令人敬畏的宇宙學，而且它是一個人獨自孕育并完成的，這一切讓我想起《舊約》里的創(chuàng)世篇(不知愛因斯坦本人是否曾想起這個比較)。    關于廣義相對論，愛因斯坦沒有抓住什么機遇：他創(chuàng)造了這個機遇。他獨自一人通過深邃的眼光，宏偉的設想，經(jīng)過七八年孤獨的奮斗，建立起一個難以想象的美妙體系。這是一次純粹的創(chuàng)造。    ——楊振寧(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北京清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的黃濟北一陸開群講座教授)    現(xiàn)今學界已經(jīng)公認，德國和德國科學的興衰，遠非德國學者自己關心的議題，而是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產(chǎn)。在過去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德國的科學與文化如火山爆發(fā)一般地進發(fā)出巨大的能量。相信在今后的歲月中，它們還會發(fā)揮持續(xù)的影響。其間的經(jīng)驗也好，教訓也罷，都非常值得我們深思。    ——劉鈍(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國際科學史學會第一副主席)    我們今天紀念愛因斯坦，除了紀念他的偉大的、天才般的科學洞見給人類帶來的影響外，更重要的還是紀念他為人類正義事業(yè)奮斗的精神。他直言不諱抨擊時政，這與他那些膽顫心驚、小心翼翼地盡量不與政治沾邊的同事的謹慎(或懦弱)態(tài)度形成了鮮明對比。他與生俱來的對社會公義的關注，或許在潛意識里與猶太人對平等的渴望連在一起；他對世界和平的大聲疾呼，是對德國知識階層里麻木不仁的、愚忠的“愛國主義”的大力鞭喝。無論對人對事，在他看來，都不存在所謂的永遠的權威。除了理性的權威外，任何其他的、具體的和抽象的權威在他看來都是可笑的。這與當時德國社會里普遍彌散的非理性情緒有如云泥之別。    ——方在慶(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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