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濟學方法

用戶評論 (總計13條)

•   　　方法論的學習能使我們更好的掌握事物的一般規(guī)律。這本書就是一本很好的方法論書籍。內容大概有三分之一在不斷論述本體和常無的重要性和原理。我能從中了解到經濟學中的一些假設，原理和理論基礎。在以后學習經濟學理論上更能事半功倍。而更重要的是以批判和實用性的態(tài)度來學習知識。并以學以致用的最終目的來學習才是留學之本。而勤奮的對信息分析方法的練習和嫻熟運用才是最終目標，才能有創(chuàng)新的可能。
  　　嚴謹?shù)膶W習也是非常重要的。
•   　　我是自學經濟學的，工科出身，哥哥學習的時候，發(fā)現(xiàn)以前的專業(yè)思維影響很大，一直學習沒什么太大的感覺，這本書內容其實也沒有多少，主要就是前面的那篇對話，通俗的解釋了下 經濟學方法論。
  　　
  　　對于剛剛接觸經濟學的人，或者像我這樣自學的人，接觸一些基本的方法論方面的知識，對理解模型應該是很有好處的，建議讀一讀
•   　　此書是在書店看到，愛不釋手，300頁的學術書很快就讀完了。我是個對方法感興趣的人，我覺得人類通往智慧之塔頂尖與一個好的方法論是分不開的。林毅夫作為國內中國經濟學研究的頂尖學者，談論經濟學研究的方法，作為一個經濟學愛好者沒有不看的理由。本書開宗明義講了一些基本的道理，即“本體與常無”不看死書，活學活用，站在無的角度獨立思考，這個與我不謀而合，它的意義在于，進一步增加了我研究經濟的自信。最后他談到中國還有三十年增長，有三個有利條件：技術差距、高儲蓄率和結構升級。還有經濟增長的三個必要條件：資本積累、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這些都是非常有價值和正確的觀點。此書的不足是，其一因為是分篇談話錄或碎文集結，有很多地方重復。其二，經濟大觀還不夠全面，比如經濟周期說的很淺。
  　　總體上講，本書講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論，簡潔易懂，邏輯自洽。
•   　　 久違了，如此清新而平易的經濟學方法論！多年以來，學院派經濟學家熟悉的方法論語言，統(tǒng)統(tǒng)是西方社會的，從屬于那里發(fā)生的歷史和思想傳統(tǒng)，為了解決那里的問題而發(fā)生的流變與論爭，以及如此而來的問題意識和基于問題意識的對理論模型的闡釋。中國社會科學傳統(tǒng)的重建，需要在閱讀西方理論、以西方語言闡釋西方理論、以本土語言闡釋西方理論、本土理論與西方理論的對話這樣四個環(huán)節(jié)上同時努力，才可能實現(xiàn)。毅夫與學生們的對話，收錄在這里，對我而言，充分說明中國經濟學家以本土語言闡釋的西方理論和以本土理論與西方理論對話的努力，已經比20世紀末有了更可贊美的進展。
  　　 以上所說的那篇“對話”，大約占全書篇幅的二分之一。另一篇重要的文字，在這本書的結尾處，即2002年發(fā)表于《經濟研究》的論文《自生能力、經濟轉型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2005年刊登于著名的英文刊物Kyklos）。關于“自生能力”概念，我曾在以前對毅夫及其合作者的另一著作的評論中，做了較深入的分析。故而，這篇評論的重點，如它的標題所示，是經濟學方法論，而且是中國經濟學的方法論。
  　　 人類的知識，根據羅素的論證，不外乎三種來源：其一為直接經驗（direct experience）所得，累積而成“個人知識傳統(tǒng)”；其二為間接經驗（indirect experience）所得，累積而成“社會知識傳統(tǒng)”；其三為內省經驗（inspected experience）所得，累積而成“形而上學傳統(tǒng)”。羅素此一分類法，略顯膚淺，卻不妨當做知識理論的起點。這里出現(xiàn)了三個可能的起點，其中，直接經驗是最直接的起點。在中國語境里，它被表述為每一位中國人的直接體驗。
  　　 每一位中國人，只要活著，就有直接體驗。注意，羅素原文為“經驗”，不包含漢語“體驗”所意味的悟性?；谏罱涷灒恳晃恢袊硕伎梢赃M行許茨（A.Schutz）所謂的“二次建構”，即從經驗上升為知識的建構，從而形成個人知識傳統(tǒng)。知識不同于經驗，因為它是一套概念，用來把經驗歸納分類，如同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后者被裝入前者。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概念與概念之間是否具有邏輯自洽性，盡管這是任何理論得以被人們接受的前提之一。問題的關鍵也不在于各種經驗之間是否相互沖突，盡管這是任何理論得以拓展其解釋力的前提之一。問題的關鍵，就我的閱讀而言，叔本華最早意識到這一關鍵問題，在于我們的各種經驗（內容）如何恰到好處地被歸納到我們的各種概念（形式）當中。這就是所謂“判斷力”問題，在康德那里，它是所謂“第三批判”的主題。我的理解是，對叔本華而言，它應當是“第一批判”的主題。
  　　 也是在判斷力問題上，漢語所謂“體驗”與英文所謂“經驗”，二者間存在著重大差異。在中國思想傳統(tǒng)里，身體，是作為經驗與領悟的載體而發(fā)揮其中介作用的。這一觀念，在西方思想傳統(tǒng)里，需等到梅洛-龐蒂發(fā)表《知覺現(xiàn)象學》之后，才確立其合法地位。由體驗而領悟，漢語謂之“體悟”。天與人，知與行，理與心，在中國思想傳統(tǒng)里，原本就是合一的，原本就不是截然兩分的。唯其如此，體悟與感通才是可能的。
  　　 經濟學是西學之一種，其方法論與問題意識當然也就始終沉浸在西方思想傳統(tǒng)里，不自知，亦不能自拔。一旦我們需要運用西方的經濟學原理于中國社會實踐時，就遭遇了原本沉浸在東方思想傳統(tǒng)里的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難免產生沖突。這一思想沖突的經濟學表現(xiàn)，就是我們閱讀西方學術期刊發(fā)表的關于中國經濟的論文時常有的“隔靴搔癢”之感。從這一個“隔”字，也就產生了中國社會科學傳統(tǒng)重建的學術沖動。
  　　 毅夫概括的經濟學方法，他以“四能力與一心態(tài)”要之，羅列在這本文集的67頁：（1）行為主體。經濟學能力的第一項訓練是對任一有待解釋的經濟現(xiàn)象迅速辨識其行為主體，即回答“誰做決策？”這一問題。（2）約束條件。經濟學能力的第二項訓練是對任一有待解釋的主體行為，迅速辨識出可供選擇的行動方案及各類方案的機會成本，即回答“成本幾何？”這一問題。（3）理論模型。經濟學能力的第三項訓練是就已經辨識的行為主體及約束條件建構一套邏輯關系，例如，對行為主體而言最重要的目標——長遠的和眼下的，個人的和社會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難之處在于，人類的每一行為，通?？梢杂卸嘀啬繕?。不僅一石二鳥，而且一石多鳥。因此，如貝克爾反復指出的，經濟學家的任務是在每一特定場合，指出人們行為的最主要的目標——回答“哪些變量進入效用函數(shù)？”以及“這些變量怎樣集結為效用函數(shù)？”這類問題。又例如，對行為主體而言最重要的約束條件——長遠的和眼下的，個人的和社會的，功利的和道德的。困難之處在于，人類的每一行為，通常受到多層次的條件的約束——包括深層心理學家探究的“無意識世界”的約束，以致我們往往難以判斷一項行為究竟出于“自愿”還是“非自愿”。故而，毅夫接受了西蒙教授的“有界理性”假設——在給定的認知約束與信息約束下，對給定的目標和情境，建構行為主體的理性選擇模型（參閱38頁以后對盛柳剛同學提問的回答）。關于理性選擇模型的更困難之處在于，當他人的理性選擇行為對我而言重要到不能忽略的程度時，我的行為是否理性就要依賴于我對他人理性選擇的回應是否理性，如此推演，我認為重要的一切他人的行為都應當被視為我的理性行為的約束條件。這導致博弈論框架內的經濟行為分析，其特例，就是一般均衡分析，其當代拓展，就是主觀博弈分析。（4）數(shù)據檢驗。這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極端重視的能力，也是毅夫所論經濟學能力的第四項訓練，其哲學基礎是卡爾·波普的證偽主義科學方法——一方面，對遍歷陳述的否證在于發(fā)現(xiàn)反例；另一方面，理論是否具有科學性端賴于它是否能夠推演出否證自身的檢驗條件。
  　　 以上所論“四能力”之外，在這本書里，毅夫還多次論述了“一心態(tài)”——以“常無”的心態(tài)對待一切理論。我覺得這一心態(tài)十分關鍵，讀者不可掉以輕心，以為不過反映了中國學者的民族自尊心。承接著上面關于理論建模和數(shù)據檢驗兩項能力訓練的探討，讓我首先引述毅夫在67頁的一段闡釋：“……但是，能不能從構建模型中體味出千變萬化的模型背后共同的東西，能不能將這一部分認識轉化為真正存于心里的東西，這也就是所謂‘知道’和‘悟道’的差別所在?！颉恰嵝摹?，也就是說，真的悟了以后，你自然就這樣思維了?！边@段闡釋，恰與我在上面介紹的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體悟”、溝通為同一觀念。
  　　 不要被任何既有理論束縛了視野和思想，這是毅夫闡釋的中國經濟學方法論最要之點：“……‘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任何已經寫出來的理論都是對‘道’在先前一定條件之下的表現(xiàn)形式的認識，如果把這個理論當成真理本身，就會開始變成愚笨的人，……‘常無，欲以觀其妙’，心里不能執(zhí)著于任何現(xiàn)有的理論……”（18頁）從日常經濟分析和許多具體的理論建模及其數(shù)據檢驗出發(fā)，感悟經濟分析之“道”。這一黑格爾式的“殊相—共相”辯證過程，被毅夫和他的學生們稱為“漸修”與“頓悟”，或者，經濟學“直覺”的培養(yǎng)過程（65頁）。
  　　 直覺，西方思想傳統(tǒng)里有笛卡爾的幾何般精確的定義：從前提推演出結論，每一環(huán)節(jié)的論證都了然于心，這一過程反復多次，最終可以從前提未經思考而達到結論，就表現(xiàn)為“直覺”（參閱笛卡爾《探究真理的指導原則》）。笛卡爾的定義，就我所知，實為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思維傳統(tǒng)可以提供的最接近東方智慧的定義。當然，西方思想傳統(tǒng)里還有神秘主義的潛流，與東方智慧不僅相匹，而且根本上就是同源的，所謂“靜以通天下所感”的直覺，所謂“以類合之，天人一也”的直覺。
  　　 但是這一從“漸修”到“頓悟”的過程，若要有所大成，殊非易事。故而，毅夫在140—141頁這樣論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蔀榇髱煟捅仨殢膬刃睦镪P心人、關心社會，‘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從對人、對社會的關心中去思索他所處的時代的諸多現(xiàn)象背后根本的‘因’，如果是一個關在書齋中或是只關心自己的利害得失的自了漢，即使讀破萬卷書，頂多也只能達到‘多學而識’而不會成為大師?！忻献铀f‘當今天下，舍我其誰’的自信心，還要有‘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使命感，?有具有這樣大的使命感的學者，才會有縱的歷史觀和橫的全局觀……”由是，古往今來成就大學問者，誠如靜安先生所言，無不經歷過求學三境界之第一境界——“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不受到這一境界的感召，安能堅守著“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寂寞并且終于獲得“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頓悟呢？
  　　 道之不遠人，尤道心之合一也。中國經濟學的實踐，如毅夫所論，持“常無”之心態(tài)，從“常有”之觀察入微，感悟其通理，終可成就對經濟學整體的貢獻。
  　　
  　　
•   　　經濟問題總是可以通過構建合適的經濟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許多現(xiàn)象不能用現(xiàn)成的經濟學理論來解釋，這正是我國有志于經濟學研究的青年學子作出開創(chuàng)新理論貢獻的大好機會。
  　　
  　　蘇聯(lián)、東歐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紛紛以解體而告終，并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當代經濟學從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而脫離哲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社會科學
  　　
  　　自亞當?斯密開始，現(xiàn)代經濟學的發(fā)展一直是以發(fā)達國家的經濟學家為主力。任何理論都是來自于提出這個理論的學者對他（她）所觀察到的真實社會現(xiàn)象背后因果關系的抽象；任何經濟學的理論都是在說明一個決策者如何在所面臨的約束條件下作出他（她）所認為的最佳選擇，而這個選擇的結果也就是大家所關心的社會現(xiàn)象。由于同一社會在不同的時代，或是同一時代在不同的社會，許多重要的社會、經濟約束條件會變動或是會不同，因此，不會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理論。
  　　
  　　理論是用來解釋現(xiàn)象的一套簡單邏輯體系。
  　　
  　　任何理論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對于一個現(xiàn)象，經常會有好幾個似乎都可以解釋這個現(xiàn)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論存在。
  　　
  　　我個人認為理論的目的是解釋現(xiàn)象，當一個理論不能解釋我們觀察到的現(xiàn)象時，這個理論就應該按一定的原則或標準來被修正或摒棄
  　　
  　　當一個現(xiàn)象不能用現(xiàn)有理論來解釋時，這是對理論工作者得挑戰(zhàn)，也是一個大好機會
  　　
  　　經濟學本該是經世濟民之學，是實用科學。
  　　
  　　重要的社會變革都會受當時的主流思想的影響，可是事后證明這些主流思想經常是錯的。
  　　
  　　“理性”是經濟學的本體，任何經濟學的理論都是建立在這個本體論的基礎上的，不以這個出發(fā)點來解釋社會現(xiàn)象的理論就不是經濟學的理論；反過來，如果以理論為出發(fā)點來觀察、解釋社會經濟現(xiàn)象，即使所觀察、解釋的現(xiàn)象和金錢及物質利益無關，也是經濟學的理論。
  　　
  　　所以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約束條件下的表現(xiàn)方式是不一樣的。
  　　
  　　理性本身是不變的，但是單說人是理性的并不說明任何東西，任何一個經濟理論，必須包含決策者在什么限制條件下，選擇有多少，各種選擇的機會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決策者的最佳選擇。一個理論能否用來解釋某種社會的現(xiàn)象，決定于這個理論成立的限制條件和相關選擇的機會成本和要解釋的現(xiàn)象所在的社會是否一致。
  　　
  　　理論是用來解釋現(xiàn)象的，是對現(xiàn)象的一種抽象，并不是現(xiàn)象本身。所謂解釋現(xiàn)象，指的是理論所揭示的“因”，經過怎樣的機制，產生了“果”，這個“果”就是我們觀察到的現(xiàn)象。
  　　
  　　在數(shù)學的嚴謹性（rigorousness）和有用性（relevance）之間有一定的替代（trade off），為了嚴謹性可能失去一些有用性。
  　　
  　　經濟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運用帶有藝術的成分。
  　　
  　　大部分人把理論當成了真理
  　　
  　　任何一個已經講出來的、寫在紙上的理論都不是真理本身，它只是真理在一定環(huán)境條件下的表現(xiàn)形式
  　　
  　　我接受波普的說法，理論不能被證實，只能不被證偽。
  　　
  　　理論不是真理，在決策者是理性的本體論下，每一個決策都會改變下個決策的條件，所以有可能到下個階段，或是在另外一個環(huán)境下，就不能用它來解釋了
  　　
  　　不能夠從約束條件是不是真實本身來說這個理論是不是對現(xiàn)象有解釋力。
  　　
  　　在理論模型中要包含哪些變量，你必須對要解釋的現(xiàn)象有深入的了解。
  　　
  　　經濟學家使用的這種研究出發(fā)點，同樣可以用來解釋傳統(tǒng)上不同社會科學研究范疇里的許多和人的選擇有關的現(xiàn)象。
  　　
  　　經濟學中的任何理論模型，甚至任何社會科學中的理論模型，都只是人類行為本身的某一側面的一個剪影，而不是人類行為本身。
  　　
  　　任何大的理論體系都是以一個不變的終極行為動機為目標，而其他達成這個終極目標的手段則是可變的。
  　　
  　　臨摹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如何掌握、運用那些繪畫的基本原則，而不是為了學會畫大師畫過的畫。
  　　
  　　要成為一位好的經濟學家，必須關心人、關心社會、關心歷史。
  　　
  　　歷史經驗可以給我們一定啟發(fā)，但我們不能完全被歷史經驗束縛，應該從歷史經驗中得到有用的信息，提出自己的看法。
  　　
  　　儒家的理學里，有“五倫”之說，即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朋友之間要有信。
  　　
  　　單單有對現(xiàn)象的關注，資料的收集、分析、歸納的“漸修”，如果沒有“頓悟”的飛躍，并不一定能夠直指人心。
  　　
  　　在提出了一個理論后，還要有一個“漸修”的過程，也就是需要將這個理論作各種推論，然后看這些推論是否和各種已知的和新收集的經驗事實一致
  　　
  　　其實一位經濟學家提出一個能夠解釋新的經驗現(xiàn)象的新理論時，通常是這位經濟學家先悟到了這個現(xiàn)象背后的決定性外生變量，然后才根據這個變量來構建和其他給定的外生變量以及內生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而不是靠某些模型一步一步推導出來的。
  　　
  　　《中庸》里把“知”分為“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
  　　
  　　要達到豁然貫通，必須在心里有一定的追求，要去了解經濟學到底是什么，經濟學所學為何，這些問題必須時常放在心里。
  　　
  　　如果平常對各種條件、環(huán)境、選擇對象的特性非常注意，在觀察新的現(xiàn)象的時候，就可以從已知之理去推測未知之理，從已知的現(xiàn)象去推測未知的現(xiàn)象
  　　
  　　“知道”就是把經濟學理論作為一種知識，“悟道”則是把經濟學的本體變成思維的方式?！爸笔欠旁诳诶锩娴?，你會說；“悟”是放在心里面的，“悟”是“吾心”，也就是說，真的“悟”了以后，你自然就這樣思維了。
  　　
  　　不僅學習現(xiàn)有的理論要有“常無”的心態(tài)，直接去考察事實時也必須有不受現(xiàn)有理論束縛的“常無”之心。
  　　
  　　王陽明在還是小孩時寫了一首詩：“山高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道山高月更闊。”
  　　
  　　只要有心去學，從任何時間開始都不遲，從“困而知之”變成“學而知之”嘛！等到一旦豁然貫通以后，對現(xiàn)象的骨骼和枝節(jié)就會一覽無余了，就可以掌握全局，變成和“生而知之”一樣了。
  　　
  　　“三十而立，四是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br /> 　　
  　　主張用劫富濟貧的方法去幫助窮人，那會犧牲效率，最后窮人也得不到好處
  　　
  　　我認為，有社會責任感的經濟學家，應該通過對人的理性的掌握和現(xiàn)實問題的實證研究來倡導一個制度環(huán)境，使每一個人的理性選擇也同時達到社會理性的目標。
  　　
  　　窮人可以用來賺錢的只有他自己的勞動力，而富人除了勞動力之外還有資本
  　　
  　　我國有句成語“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對窮人的救濟、扶持是必要的，但是這樣的行動只是揚湯止沸，我認為經濟學家的最大良心在于推動一個讓每個人的能力能夠得到充分發(fā)揮，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福利的增加的時候也同時增加了整個社會的福利的制度環(huán)境。
  　　
  　　《老殘游記》當中有一句話:"天下大事，壞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壞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要有效地改變內生變量，必須從改變決定內生變量的外生變量著手
  　　
  　　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是內生于這個國家的文化傳統(tǒng)、收入分配等
  　　
  　　在外生變量中還要分可變動的外生變量和不可變的外生變量，要有效地改變內生變量，只能從可變的外生變量中著手。
  　　
  　　一個變量到底是內生的還是外生的，并非一直不變，必須根據要分析的問題以及所在的環(huán)境、條件等而定。
  　　
  　　把別人的理論學得再好，頂多也只能成為一位好教授，無法成為一位領導世界理論思潮的經濟學家。
  　　
  　　我國大學里的經濟學系在教學時，經常側重觀點的整理而忽視邏輯分析和推導。研究者在寫論文時，經常也只講個人對某個問題的觀點、想法和主觀愿望，常以個人的判斷或其他經濟學家的觀點、理論替代邏輯理論，或是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難以形成邏輯體系。
  　　
  　　當研究者發(fā)現(xiàn)了所謂“不可理喻”的行為時，通常不是行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對行為者的限制條件不了解。
  　　
  　　理論構建近乎藝術，好的經濟學家和一般的經濟學家的差別就在于好的經濟學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簡化的，但又不偏離現(xiàn)實太遠的條件于他的理論中。
  　　
  　　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研究者，在讀經典文獻時，如果只關心觀點而不從方法論上去揣摩，則只能說是看熱鬧。
  　　
  　　歷史縱向歸納法即《大學》上說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大學本科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培養(yǎng)學生不斷學習的能力，而不是某一具體工作崗位上的專業(yè)技能。
  　　
  　　經濟是基礎，經濟基礎變化了，上層建筑會跟著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合起來叫文化。
  　　
  　　所謂“自生能力”（viability），我的定義是“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只要有著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預期這個企業(yè)可以在沒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護的情況下，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br /> 　　
  　　公司治理問題的產生是因為所有者和經營者分離，導致激勵不相容和信息不對稱，而出現(xiàn)道德風險的問題。如果所有者和經營者是同一人，就不會有激勵不相容、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的問題，也就沒有公司治理的問題。
  　　
  　　一個企業(yè)是盈利還是虧損，很大程度上不取決于經營的好壞，而取決于這個企業(yè)在整個產業(yè)鏈當中處于什么地位。
  　　
  　　企業(yè)預算軟約束的根本原因在于企業(yè)自生能力的問題，而不在于社會主義政府的父愛主義，因此，即使在非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動而建立起來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yè)，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同樣會存在
  　　
  　　沒有比較優(yōu)勢、靠政府的保護和補貼建立起來的企業(yè)難以創(chuàng)造真正的剩余，而有比較優(yōu)勢、能夠創(chuàng)造剩余的企業(yè)在政府的歧視政策下難以發(fā)展，因此，整個經濟可以動員的資金將逐漸枯竭，如果像印度、巴基斯坦和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那樣不對外舉債，則經濟發(fā)展的速度將陷入停滯的困境，如果像拉丁美洲國家或東亞金融危機前的韓國、泰國、印尼等那樣允許政府或企業(yè)對外舉債，則最終將出現(xiàn)債務危機。
  　　
  　　按弗里德曼（1953）的觀點，一個理論是否可以被接受不在于假設是否和實際條件一致，而在于理論的推論是否和現(xiàn)象一致。
  　　
  　　企業(yè)關心的是產品的價格和生產的成本，而不是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本身。只有產品的價格反映國際市場的價格，投入要素的價格反映要素稟賦結構中各種投入要素的相對稀缺性，企業(yè)才會自動地按一個國家的比較優(yōu)勢來選擇其產業(yè)、產品和技術。
  　　
•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823493/
  　　
  　　ISBN: 9787213042645
  　　頁數(shù): 184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叢書: 影響中國·經濟學人系列
  　　裝幀: 平裝
  　　出版年: 2010
  　　
  　　簡介如下：
  　　
  　　當你翻開兩岸三地媒體時，會發(fā)現(xiàn)林毅夫這個名字無比的熟悉。
  　　　　美國《商業(yè)周刊》雜志推出了“2009中國最具影響力40人”榜單，林毅夫赫然在列。
  　　　　在中國大陸，他是媒體的寵兒，“中國高級智囊”、“北京大學教授”、“全國政協(xié)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如此多的響亮的頭銜和榮譽，讓他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
  　　　　然而在在面積只有3.6萬平方公里的臺灣，他卻有兩極化的評價，積極的評價認為他是“臺灣之光”，負面評價稱他為“叛徒”、“逃兵”，以至于在兩岸關系已經進入歷史最好時期的今天，他返回臺灣祭祖的愿望仍然無法實現(xiàn)。
  　　　　在人生的每個階段，林毅夫做出的選擇總是令人匪夷所思，無論是從臺灣大學投筆從戎，還是放棄“明星軍官”身份“叛逃”大陸，亦是選擇北京大學讀書，或者是留學美國歸來后選擇當學者而不是從政……但是事實又每一次證明其選擇之明確。
  　　　　在兩岸三地媒體眼中，他的經歷或許是兩岸關系中最傳奇的旅程?！?/li>
•   　　 應該是2004年的仲秋前，林毅夫到濟南，晚上五六好友有共進晚餐的機會。當時《論經濟學方法論》還沒有出版。
  　　 晚餐開始，大家雖有些拘謹，但因為林毅夫的謙遜平和，對他人表達時的專注傾聽，很快氣氛便輕松起來。
  　　 讀過林毅夫的許多書和文章，對他頗深的傳統(tǒng)文化功底很意外，后來知道是我們斷了，臺灣一直接續(xù)得很好。也許應該意外的是林毅夫：大陸怎么這么沒文化。我認為，對傳統(tǒng)文化諳熟，對林毅夫的治學幫助是很大的。他表示認同。
  　　 他向我詢問了山東經濟發(fā)展狀況。我報了些總量、結構方面的數(shù)字，與江浙做了對比，談了些自己的看法。特別講了文化對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制約。他均表示贊同。
  　　 第二年看到了《論經濟學方法論》，很受啟發(fā)。
  　　 我們的許多經濟學家，不講方法、不講規(guī)范，天馬行空、自言自語，自以為是、膚淺勢利?？尚?、可悲到了極點。
  　　 也是被烏和之眾寵壞了。票友水平不高，演員也就可以放肆了。應該反省的不只是演員。
•   　　林老師的《論經濟學方法》說做人和做學問的共同點就在于“學與思”。這一本書在教給我了一些經濟學方法的同時，再次給我上了一堂做人的課。他強調自己“授人以漁”，那么我就不能只得到“魚”而已。
  　　
  　　
  　　
  　　關于經濟學理論
  　　
  　　
  　　
  　　讀一本經濟學的教材，并不是就能學到經濟學。什么是“經濟學”？教材中講得大多是理論，而理論是用來解釋現(xiàn)象的一套簡單邏輯體系，且都不是真理本身。對于一個現(xiàn)象，經常會有好幾個似乎都可以解釋這個現(xiàn)象卻又相互矛盾的理論存在。學經濟學，要面對的除了現(xiàn)有理論外，還要面對現(xiàn)有理論無法解釋的的情況。取舍和創(chuàng)新才能讓理論更好的服務于人們的生活和社會的進步。
  　　
  　　
  　　
  　　關于經濟學的本體
  　　
  　　
  　　
  　　不管在什么社會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謂理性指的是一個決策者在做決策時，在他可作的選擇中，總會選擇他認為是最好的選擇。林老師認為“理性”是經濟學的本體。這個定義有非常嚴密的限定，首先是“做決策時”這一特定的時點上，然后“可作的選擇中”這一客觀局限中，更重要的是“他認為”這一主觀局限。理性是相同的，但每個決策者面對的約束條件，選擇范圍以及機會成本都是不同的?；蛟S這就決定了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性。
  　　
  　　
  　　
  　　關于數(shù)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
  　　
  　　
  　　
  　　數(shù)學是工具，不是目的。雖然林老師有這樣的言語，可是他是在對經濟學的掌握到了一定高度以后作出的對數(shù)學這個工具的評價。作為還沒有跨進經濟學大門的人來說，數(shù)學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只有掌握好數(shù)學工具，才會比較容易被一流的經濟學刊物所接受。另外，計量經濟學是經濟學中經驗實證的一個主要方法，也必須掌握。構建一個數(shù)學模型或者計量模型或許有一些難度，但是，講現(xiàn)象背后的邏輯理清楚卻很簡單。所以在掌握數(shù)學和計量工具的同時，也不能忽略了對理論邏輯的清除認識。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與思的不斷交替轉換，才能真正的把經濟學理論從“知道”，變?yōu)椤拔虻馈?，才有可能有實際意義上的理論創(chuàng)新。正如林老師所言，理論的提出時一個從“漸修”到“頓悟”，從“頓悟”再到“漸修”的過程。也正如林老師所言，做人的過程也不過如此。我正在漸修中。
  　　
  　　
•   　　林老師是個相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生于臺灣，卻為未來能全力與經濟學的發(fā)展特特以臺灣軍官的身份偷渡大陸，最后得以成為一代北大名師。（哈哈，不管真的假得，國人在搞真人崇拜的時候，給加上點神秘的色彩是慣用手法，不過名師倒確實是名師。）
  　　
  　　第一次在21世紀經濟報上讀到林毅夫關于“中國漸進式改革觀點”的訪談，立即被他縝密的邏輯推論吸引，盡管只是一篇訪問，但不管是什么問題，林老師總能最終歸到中心上，像個太級高手。（這個不是說他像政客般說話啊，是贊美起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偶然得了這本小冊子，更是從中獲得了不少林式思維法，受益非淺，想想還是要整理成筆記，以強化記憶。
  　　
  　　孔子說“忠恕”，老子說“無為”，釋迦牟尼說“空”，那么林老師就說“一分析，三歸納”，他們的共同點都是用一個觀點貫穿思維方式的全部方面。所謂一分析就是，按照現(xiàn)實情況，分析經濟現(xiàn)象中的決策者是誰，決策者的特點，決策者目前面臨的約束，假設在其實現(xiàn)理性選擇的條件下，決策方案有哪些，各個方案的具體機會成本是多少。三歸納則是將經濟現(xiàn)象放在歷史中，放在同類事件中，以及放在與其共生的各種現(xiàn)象中去分析歸納。而由此出發(fā)再衍生到一個重要的治學精神就是“常無”，從前識中了解治學的方法，在現(xiàn)實中使用理論研究方法再得出“可道之道”，再用觀察現(xiàn)實以求理論不被“證偽”，暫時接受不被證偽的理論，但依舊保持其“道可道，非常道”的心態(tài)，而在實際變化的社會中不斷觀察各種經濟現(xiàn)象，保持從“漸悟到頓悟”再從“頓悟到漸悟”的生生循環(huán)的研究過程中去。
  　　
  　　以上是我從林老師的方法論中吸取出來的精髓。
  　　
  　　至于，具體的各個閃光點，就用摘錄的形式摘在下面了……
  　　
•   治學就應該是“謹勤緩和、古今中外、博大精深”，我認為林毅夫在這方面值得學習。
•   給了三星。并且看似 懷疑 的眼光？為何呢？
•   下面在哪？
•   下面沒了，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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