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fā)生

用戶評論 (總計2條)

•   　　仔細讀了它的上編。下編是跳讀的。很不錯的一本書，資料特別豐富，從中了解了新詩發(fā)軔期一些有趣的筆墨官司及其它。北大學者做學問最大特點就是在資料上“竭澤而漁”，每一章的注釋都多到令人汗顏，書末列的參考文獻也多得驚人！總之很扎實，所以能從中獲得的新發(fā)現(xiàn)和新思路、新線索特別多。收獲不小??！
•   　　似乎在目前的文學史教材敘述中，自胡適的《嘗試集》開始的現(xiàn)代“新詩”，差不多在“第一個十年”中就是一整塊的，雖則有著風格的不同，但仍然可以通過“三階段論”的提法依次編排胡適、郭沫若、徐志摩等人。姜濤在這本論述新詩的書里，把基于整體印象的這種劃分稱為“殺豬式”處理。那么，《“新世紀”與中國新詩的發(fā)生》是如何處理“新詩”這個棘手的問題的？
  　　如本書題目所示，這并不是一本探討新詩或現(xiàn)代詩具有什么“本質”的書；恰恰相反，作者希望通過對“新詩”發(fā)生時的外部物質環(huán)境以及圍繞新詩的爭論和實踐所形成的文學場域來為“新詩”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剛開始的歷史時期進行定位。因此，與其說本書探討的是“新詩”，不如說是“新詩話語”。雖然“上編”關注整個社會機制方面的條件，而“下編”相對來說較為重視關于“新詩”本身的探討，但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斷裂感并不如作者自己所稱的那樣大，整部論述都與“就詩論詩”的方式有很大區(qū)別。在這個意義上，是否有必要劃分兩編，在我看來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上編伊始，作者就指出了“新詩”話語的形成，在發(fā)表制度上具有怎樣的土壤：“無論是報紙發(fā)表，還是詩集刊刻，舊體詩文的既有傳播空間，構成了新詩發(fā)生的基本背景?！保?1）然而，發(fā)表和傳播不僅僅是一個“閱讀空間”的生產(chǎn)，更重要的是，“新詩”借助印刷媒體得以廣泛傳播之后，讀者的閱讀行為就為一種新式的現(xiàn)代人格和內在情感體驗的創(chuàng)生提供了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將郭沫若的《女神》與胡適的《嘗試集》看作一個線性的敘事，可以說順其自然：甚至《嘗試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成為《女神》的導引。這就是作者所說的：“讀者通過閱讀《女神》獲得了一種被普遍分享的‘代際經(jīng)驗’?！保?2）這種“內在性的主體”的確立，貫穿了新詩的各個層面，不論是寫景還是寫情、論理，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心事”發(fā)萌期都強烈地在主體感建立的意義上區(qū)別于古典詩歌。（頁117）針對“新詩”的鼻祖《嘗試集》，作者指出：
  　　胡適新詩構想的三個層面呈露出來：“實驗”的態(tài)度，表達的是一種先鋒可能性立場；“作文如作詩”的方案，涉及的是詩歌與“現(xiàn)時”歷史的關聯(lián)；而白話詩的提倡，則主要表現(xiàn)為語言、形式的變革。（頁132）
  　　問題來了：在“主體感”建立背后，隱藏著一種詩歌固有的張力，這戲劇性地體現(xiàn)在“新”和“詩”兩個詞之中。作者指出，在胡適這里，由于新/舊的二元對立是如此強烈，以至于讀者對《嘗試集》的接受往往與胡適對白話文的強調聯(lián)系起來，而由此壓抑了“詩/文”之間可能產(chǎn)生的沖突。當時有人指出，對“新詩”的討論“都偏重于詩的作用價值，及詩人的修養(yǎng)……卻于詩的形式，大概存而不論”（參頁117），就顯示了一個無法排遣的矛盾心態(tài)——通俗點講，就是沒有章法。甚至是文藝多在多年后衛(wèi)現(xiàn)代詩定下的三條創(chuàng)作原則（也就是他所說的“戴著鐐銬跳舞”），也并不受到廣泛認同——記得有不少人指出，聞一多自己根據(jù)三條標準創(chuàng)作的詩歌也不見得好——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直到今天，人們還會為“現(xiàn)代詩”到底是什么樣子爭論不休，最典型的體現(xiàn)莫過于不久前出現(xiàn)的“梨花體”算不算詩歌問題。作者指出：
  　　胡適等人是依靠“新/舊”的對立，來追尋一種“正統(tǒng)”，建立一個新詩壇的，而在新一代那里，“詩/非詩”的邏輯，開始成為重整詩壇格局、重新確立“正統(tǒng)”的新的區(qū)分工具。（頁204）
  　　可以想見，如果把對“詩歌”的審美規(guī)范意義上的話語建構納入進來，一種同樣線性發(fā)展的從《嘗試集》到《女神》的敘事就有可能抹煞了“新詩”初創(chuàng)時別樣的可能性。早期新詩突出說理、寫實等等因素，雖然受到種種挑戰(zhàn)，但無可否認的是，其中的積極可能恐怕也隨著后來的詩歌“審美機制”的建立而消失了：
  　　“血與淚”表面上是對文學經(jīng)驗的單一性強調，但在功能上卻能打破固有的詩美空間，擴大詩歌的經(jīng)驗范圍，葉圣陶等人對作為詩歌泉源的“充實的生活”的重視，其實就是將新詩的前途，寄托在對現(xiàn)代復雜經(jīng)驗的介入上。（頁199）
  　　然而，更為復雜的是，作者指出胡適《嘗試集》本身也經(jīng)歷了一個“純化”的過程，對于“打油詩”和“律詩”的排斥顯現(xiàn)出這本詩歌集的某種內在的眼光，而正是這個先在的眼光導致了“新詩”話語的確立無可避免地陷入一種“我思故我在”的悖論之中：
  　　擯除“打油氣”恰恰使“白話詩”符合了一般的詩美規(guī)范，使白話新詩更能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可，其“詩體解放”的總體敘事也有了合法性基礎，而新詩發(fā)生時其粗糙的美學活力對一般“詩美”規(guī)范的沖擊，便不得不被犧牲了?！?br /> 　　無論是律詩的排斥，還是“打油氣”的擯除，《去國集》與《嘗試集》“第一編”中的編選過程中，某種自我“純化”的機制被悄然啟動，在“純化”中，“詩體解放”的總體敘事或是被正面呼應，或是得到了曲折的助益。（頁141）
  　　在“嘗試”的態(tài)度過去之后，讀者不得不詢問“詩歌”的審美標準到底在哪里；然而，問題毋寧說在于，甚至在“嘗試”之前，一個挑選的眼光已經(jīng)存在，如果說“律詩”的排斥相對來說理直氣壯，那么，“打油詩”的擯除就頗為曖昧，甚至打油詩的缺席使《嘗試集》本身注定成為另一種意義上的“打油詩集”。作者指出：“新詩作為歷史的創(chuàng)生物，是對另一種美學可能的追尋，但既有的詩歌‘期待’仍是其閱讀的前提，這就形成了某種‘標準’的錯位?！保?12）或許，“心事”在初創(chuàng)時期的內在困境致使他至今未能走出纏繞的“審美規(guī)范”的界定，但需要看到的是，在“什么是詩”這個問題下，如果看不到其背后的內部場域形成過程以及外部機制的塑形作用，當其發(fā)生的歷史時刻被遺忘，人們就難免重新用一種新型的對古典詩歌的肯定來否認“心事”的合法性：這背后恰恰忘記了，對“古典詩歌”的閱讀機制已經(jīng)無形中由“新詩”話語規(guī)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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