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樂舞新論

內容概要

本書可以說是建立在中國文史和西方民族音樂學的學術訓練之上，但潛藏于字里行間，學術的推敲辯證之后的，仍是作者青少年時“游于藝”的天真，以及對中國音樂的熱愛。相對于傳統(tǒng)文論，文學史研究該向何處，如何洗心革面、奮發(fā)有為、值得認真反省。

書籍目錄

“文學史研究叢書”總序序緒論——唐代音樂的先聲文物千官會，夷音九部陳——“樂部”考引言  樂部的義界與發(fā)展  樂部制度的形成結語  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破陣樂》考引言 《破陣樂》的創(chuàng)作及變遷 《破陣樂》的舞容樂風 《破陣樂》的創(chuàng)作及其變遷的意義小妓攜桃葉，新歌踏柳枝——《楊柳枝》考引言  唐代《楊柳枝》淵源辨誤  唐代《楊柳枝》源于北朝的《折楊柳》蠡測  聽取新翻《楊柳枝》  唐代《楊柳枝》的演變與詞體之興起  結語異音來驃圖，初被奉常人——“驃國樂”考引言  驃國的歷史  驃國獻樂的經過  驃國的樂器結語參考書目舉要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論述至此，以北朝君王對于胡樂的耽玩好尚及胡人樂工的貴盛得意為線索，“繁手淫聲，爭新哀怨”的胡樂，寢寢然已凌駕中國音樂之上，由此蔚成風潮，成為流行音樂的大宗，試觀《舊唐書·音樂志》的記述：    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shù)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颂幩^“雜曲”，應是指北方俗樂。數(shù)百曲俗樂調，非西涼即龜茲，可見其普遍流行，大量“傾銷”之一般；而其曲度皆時俗所知，又可以見其廣受歡迎，浸潤人心之深?！耙院怂住痹诖艘呀浀玫搅俗罴训挠∽C了。    （三）以俗入雅    上文是“以胡人俗”、“以胡人雅”兩種現(xiàn)象的論述，而“以俗入雅”又是音樂發(fā)展的另一脈?！耙运兹胙拧钡那樾卧缭诒蔽阂延兄?，試觀《魏書·樂志》二例：    （太祖初）……正月上日，饗群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典章有闕，……雖經眾議，于時卒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為壯麗于往時矣。北魏拓跋硅時代，一方面創(chuàng)制了“真人代歌”，另一方面，“宮懸正樂”中還要兼奏“燕趙秦吳”、“五方殊俗”之曲，并用于“四時饗會”之中，這正是因為雅樂陵替，所以只好吸收民間俗樂以濫竽充數(shù)。魏孝文帝銳意漢化，試圖正樂，充實雅樂的內容，結果也是一場徒勞無功，更泄露了當時太樂中頗多“方樂”及“四夷歌舞”的事實，可見“以俗人雅”、“以胡入雅”在當時都是不足為奇的了。    江南之地，雖然胡風點染不如北方之甚，對于所有雅樂宮懸的保存使用，也遠較北朝為嚴謹，但是南朝之樂并非始終一成不變，其內在變遷的脈絡仍可一一尋索?！耙运兹搜拧闭悄铣魳钒l(fā)展的主脈?！赌鲜贰肪矶锻跎瘋鳌繁爿d僧虔“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人間競造新聲”，上書請正聲樂一事，《宋書》卷十九《樂志》收有王僧虔這封奏議，其論雅樂曰：    今總章舊佾二八之流，掛服既殊，曲律亦異，推今校古，皎然可知?！竺髦?，即以宮縣合和*、拂，節(jié)數(shù)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圣世。僧虔所論，證明南朝雅樂也代有變異，掛服、曲律均有不同；并且以俗樂的稗舞、拂舞人于宮懸樂舞之中，更說明了南朝亦不能逃于“以俗人雅”的發(fā)展規(guī)律。在俗樂方面，南朝向來以清商最為大宗，更是不能免于南方謠俗的影響，王僧虔于此也有議論，《宋書》載其言曰：    又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shù)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焦危，不顧紀律，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典正，崇長煩淫?！市笾疲帐⒂阝芾?，風味之韻，獨盡于衣冠。由此可見，所謂“新哇”、“謠俗”是清商變遷的主因?！杜f唐書·音樂志》曾追述清商的淵源發(fā)展曰：    清樂者，南朝舊樂也。永嘉之亂，五都淪覆，遺聲舊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間，南朝文物，號為最盛；人謠國俗，亦世有新聲。清商雖是漢末以來的“遺聲舊制”，但“散落江左”之后，亦是“世有新聲”，此處說明了清商也由新環(huán)境中汲取了新的滋養(yǎng)。此外，南朝君主之中，耽好音樂者亦不乏其人，如陳后主，《隋書·音樂志》稱其“尤重聲樂”，多制新曲，“又于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后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再如篤信佛法的梁武帝，也曾制《善哉》、《大樂》等佛曲。因此，南朝俗樂的變化也是相當可觀的。    “以俗入雅”的著例出現(xiàn)在隋代。隋文帝繼承了北周的基礎，一統(tǒng)中國，對于江南風土，無比向慕，以為南朝所傳，均是“華夏正聲”?！杜f唐書·音樂志》曰：    開皇九年平陳，始獲江左舊工及四懸樂器，帝令廷奏之，嘆曰：“此華夏正聲也，非吾此舉，世何得聞?！蹦苏{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隋世始有雅樂，因置清商署以掌之?！迨姥乓?，惟清樂十四調而已。隋末大亂，其音猶存。開皇九年，隋平陳，詔于太常寺之下，于原有的太樂署之外另立一“清商署”，負責處理保存南朝舊樂?！锻ǖ洹肪硪凰囊辉唬?   隋平陳，獲宋齊舊樂，詔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蓋采此為名。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所謂“蓋采此為名”，意即雖采用了清商之名，而實際內容包括了宋齊舊樂”，不止于清商俗樂，可知隋代“清商署”的內容兼含了雅樂宮懸的“四懸樂器”。    隋文帝嘆美“華夏正聲”并設立“清商署”的舉措，可謂“以俗人雅”的典范。顧名思義，“清商署”本應掌理清商俗樂，但隋代以清商署作為“雅音”的代表，并說是自茲而后“隋世始有雅妻”，在名義上已將“清商”視為“雅樂”了。由內涵上看，隋代的“清商署”雅俗兼收，所收的是代有變異的雅樂和屢傳新聲的清商。這些雅樂早已經歷世變，恐怕較王僧虔所大肆抨擊的宋代雅樂更“有乖雅體”。至于清商俗樂，不僅包括了“新哇謠俗”的江南新聲，也有陳后主新造的《玉樹后庭花》之類“極于輕薄”的清樂，因而祖孝孫評曰：“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并非無的放矢之論。此一雅俗淆雜的“清商署”，非但為隋人備極推崇，并且被文帝許為“華夏正聲”，列在太樂，目為隋世雅音，“以俗人雅”，莫此為甚。    本章檢視了永嘉以下，迄于隋唐之間二百八十余年間的音樂大勢，此一時期內，雅、胡、俗三樂急遽交化，雅樂淪喪既已是無可挽回的趨勢，因而出現(xiàn)了三條發(fā)展脈絡：其一是以胡入俗，其二是以胡人雅，其三是以俗人雅。證諸史籍，北朝以熏習胡風，“以胡入俗”、“以胡入雅”的情形均較南朝為烈；南朝則雜用南聲，常有“以俗入雅”之事例。胡樂在此時大舉進人中國，其聲勢令人矚目。但經由以上的考論，可以見出北朝對于胡樂的吸收，除了政治的考量安排之外，也是“樂操土風”的自然需求。經過這三百年音樂資源的匯聚，此后所急需的，是整理融會的工夫，是反省深思的熔練，而要成就此一大工程，還有賴于氣勢恢宏，心胸開闊的大環(huán)境。《新唐書·禮樂志》評論唐以前的音樂發(fā)展，謂“稍欲有作，而時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的確是一針見血，切中肯綮之論；唯務爭伐，割據一方，而又氣局褊狹的君主，是無法成就文化藝術上的豐功偉業(yè)的。唐代社會既有開放的外在氛圍，又繼承了三百年的音樂資源，因而唐代音樂如鵬搏九霄，一發(fā)不可遏止，終于成就了姿彩繽紛，光彩爛然的音樂盛世；回溯其背景，有賴于音樂史內部的自然發(fā)展和外在社會環(huán)境的同時促成，豈是偶然哉！……

媒體關注與評論

書評中國學界之選擇“文學史”而不是“文苑傳”或“詩文評”，作為文學研究的主要體式，明顯得益于西學東漸大潮。從文學觀念的轉變、文類位置的偏穢，到教育體制的改革與課程設置的更新，“文學史”逐漸成為中國入耳熟能詳?shù)闹R體系。作為一種兼及教育與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學史”在20世紀的中國。產量之高，傳播之廣，蔚為奇觀。    從晚清學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提倡新知與整理國故終于齊頭并進，文學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發(fā)展。在此過程中，北大課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1904)還只是首開記錄，接踵而來者更見精彩，如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和《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吳梅的《詞余講義》(后改為《曲學通論》)、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和《白話文學史》、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和《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游國恩的《楚辭概論》等。這些著作，思路不一，體式各異，卻共同支撐起創(chuàng)立期的文學史大廈。    強調早年北大學人的貢獻，并無“惟我獨尊”的妄想，更不會將眼下這套叢書的作者局限在區(qū)區(qū)燕園；作為一種開放且持久的學術探求，本叢書希望容納國內外學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學者有責任繼續(xù)先賢遺志，不斷沖擊新的學術高度一樣，北大出版社也有義務在文學史研究等諸領域，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吶喊助陣。    在很長時間里，人們習慣于將“文學史研究”理解為配合課堂講授而編撰教材(或教材武的“文學通史”)，其實，“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此乃學者揮灑學識與才情的大好舞臺，盡可不必畫地為牢。上述草創(chuàng)期的文學史著，雖多與課堂講授有關，也都各具面目，并無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個“開天辟地”的時代，固然也有其盲點與失誤，但生氣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魯迅撰《(中國小說史略)序言》，劈頭就是：“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后世學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魯迅先生始?！碑敵醯奶幣兀缃褚选叭藵M為患”，可是否真的沒有繼續(xù)拓展的可能性?胡適撰《(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以歷史眼光、系統(tǒng)整理、比較研究作為整理國故的方法論，希望兼及材料的發(fā)現(xiàn)與理論的更新。今日中國學界，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適的“三原則”，又焉知不能開辟出新天地?    當初魯迅、胡適等新文化人“整理國故”時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識到新的學術時代來臨。今日中國，能否有此跡象，不敢過于自信，但“新世紀”的誘惑依然存在。單看近年學界之熱心于總結百年學術興衰，不難明白其抱負與期待。    在20世紀的最后一年推出這套叢書，與其說是為了總結過去，不如說是為了面向未來。在20世紀中國，相對于傳統(tǒng)文論，“文學史”曾經代表著新的學術范式。面對即將來臨的新世紀，文學史研究究竟該向何處去，如何洗心革面、奮發(fā)有為，值得認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當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們期待著學界同仁的積極參與。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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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學界之選擇“文學史”而不是“文苑傳”或“詩文評”，作為文學研究的主要體式，明顯得益于西學東東漸大潮。從文學觀念的轉變、文類位置的偏移，到教育體制的改革與課程設置的更新，“文學史”逐漸成為中國人 耳熟能詳?shù)闹R體系。作為一種兼及教育與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學史”在20世紀的中國，產量之高，傳播之廣，蔚為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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