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要籍導讀

前言

　　中國文學古籍有許多的流傳方式，其中最主要的除了搜羅完備的總集、別集外，最有影響的則當是歷代出現(xiàn)的各種體式的注釋本。因為它們不僅是后代讀者讀懂讀通文學古籍的津梁，而且還是存儲歷代對該作品的具體評價乃至一個時代文學時尚、風氣、思想的載體，我們要研究古代文學，研究文學發(fā)展，就不能不對之給予高度的重視?！　〉谝还?jié)古籍注釋的演進　　我國對古籍的注釋，有著悠久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但古籍注釋有較大規(guī)模的系統(tǒng)的發(fā)展，則是經(jīng)書注釋興起以后的事。經(jīng)，在我國古代文化中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編著整理的書籍。它們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成為了國家法定的經(jīng)典，獲得了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的權威地位。從此，國家政治、經(jīng)濟政策的制定必須以儒家經(jīng)典的內(nèi)容為依據(jù)，人們的思想觀念、道德行為也必須以儒家經(jīng)典為指南。但經(jīng)書的內(nèi)容已固定，它不能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變化，更不能事事處處完全契合后世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具體需要。因此，必須按照統(tǒng)治階級的現(xiàn)時利益和不同需求做出新的解釋，才能使“法定的經(jīng)典”充分發(fā)揮為現(xiàn)實統(tǒng)治服務的作用。另外，由于經(jīng)書畢竟是歷史的產(chǎn)物，它的語言文字、它所記錄的典章名物和史實，已與后世讀者有了距離。不理解的東西，人們是無法奉行的。為了讓人們理解、接受經(jīng)典，也必須對之加以解釋和疏通。于是，隨著經(jīng)書地位的確定，經(jīng)注也就應運而生了。　　在漢代最初被列為經(jīng)典的只有《易》、《詩》、《書》、《禮》、《春秋》五種書籍，而隨著封建意識形態(tài)的擴大和統(tǒng)治階級的需要，經(jīng)的領域不斷擴大?！抖Y經(jīng)》在漢代“五經(jīng)”中指的是《儀禮》，而同時還有兩部講“禮”的書：《周禮》、《禮記》。東漢末年，鄭玄為這三部禮書作注，合稱“三禮”，它們因之也都取得了“經(jīng)”的地位；《春秋經(jīng)》是魯國的國史，有三部注解它的書，在多數(shù)情況下，《春秋》分別與它們合編在一起，稱《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轂梁傳》，合稱“三傳”?！抖Y》有“三禮”，《春秋》有“三傳”，如果分開單算，再加《易》、《書》、《詩》，廣義的“五經(jīng)”實際上包含著九種典籍，所以到了唐代就有了“九經(jīng)”之名。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1)所刻的“開成石經(jīng)”，在“九經(jīng)”之外，又增加了《孝經(jīng)》、《論語》和《爾雅》三部書，于是就有了“十二經(jīng)”之名目。到了宋代，又把《孟子》升格為經(jīng)，儒家經(jīng)典的結集才告結束，“十三經(jīng)”的格局延續(xù)至今。所謂“經(jīng)注”就是圍繞以上十三部儒家經(jīng)典展開的。由于儒家在整個封建時代“獨尊”的地位，明經(jīng)取士，讀經(jīng)做官，成為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這就使儒家經(jīng)典的傳授成為教育的核心，“經(jīng)學”成為中國古代學術的基礎，促進了經(jīng)注的發(fā)展?！稘h書·儒林傳贊》稱：“自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yè)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jīng)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利祿之路然也。”班固這一論述，準確地說明了封建時代經(jīng)注發(fā)達的社會原因。據(jù)《漢書·藝文志》著錄，西漢一代的經(jīng)注有：《易》，施、孟、梁丘《章句》各二篇；《尚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詁》各二十九卷，歐陽《說義》三卷；《詩》，《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二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說》四十一卷，《韓內(nèi)傳》四卷，《韓外傳》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禮》，《明堂陰陽》三十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傳》四篇，《軍禮司馬法》百五十篇，《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轂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各十一卷，《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公羊外傳》五十篇，《觳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轂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論語》、《魯論傳》十九篇，《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說傳》三卷；《孝經(jīng)》，《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從以上的著錄看，西漢時代的經(jīng)書注釋已具有一定的規(guī)模，但與整個封建時代的經(jīng)學著作相比較，實不過九牛之一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共著錄古代的經(jīng)學著作有一千七百多種，但這不包括未曾著錄和已經(jīng)亡佚的著作，以及《四庫全書》之后新出的著作，如果把所有的經(jīng)部書籍都總括起來，其數(shù)量是很可觀的。特別是經(jīng)注的對象只有十三種，它與注釋的數(shù)量的比例同史部、子部、集部古籍與注釋的數(shù)量的比例相比較，無論就總體、或是個體都是很高的。

內(nèi)容概要

本書是為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要籍導讀”課程編寫的教材?！爸袊糯膶W要籍導讀”作為一門提高課，是在學生已學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國文學史”及若干個中國古代文學專題課的基礎上開設的。按照我們的理解，本課程不著重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評論、分析，而是以文學古籍的舊注作為學習的內(nèi)容。所謂文學古籍舊注，我們指的是民國以前的古代、近代學才為有關文學的古籍所作的傳疏、箋注和說點，它們是我國古代文學文本闡釋的特有方式，也是我國文學傳承的重要載體。通地對它們的具體評述，可以了解我國古代、近代學者是如何閱讀、闡釋作品的，并進而把握他們研究作家、作品所采取的視角和價值體系，這既有利于擴大學生古代文學的知識領域和學術視野，也為有志于專攻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生指出讀書、研究的必要門徑。

書籍目錄

緒論 略論文學要籍注釋的特色及其學術意義第一章  朱熹《詩集傳》第二章  洪興祖《楚辭補注》第三章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第四章  高誘注《戰(zhàn)國策》第五章  朱熹《論語集注》第六章  朱熹《孟子集注》第七章  郭慶藩《莊子集釋》第八章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第九章  王先謙《漢書補注》第十章  郭茂倩《樂府詩集》第十一章  《文選》及其李善注第十二章  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第十三章  丁晏《曹集詮評》第十四章  陶澍《靖節(jié)先生集注》第十五章  倪璠《庚子山集注》第十六章  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第十七章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十八章  仇兆鰲《杜詩詳注》第十九章  蔣之翹輯注《唐柳河東集》第二十章  《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第二十一章  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第二十二章  李壁《王荊公詩注》第二十三章  王文誥注《蘇軾詩集》第二十四章  任淵《山谷詩集注》史容《山谷外集詩注》史季溫《山谷別集詩注》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書摘    流行于西漢時期的這三種《論語》本子，本來是各守家法，互不相關的。當時傳《齊論》者有王吉、宋畸、貢禹、五鹿充宗、庸生、王陽等人，傳《魯論》者有龔奮、夏侯勝、韋賢、魯扶卿、蕭望之等人?！豆耪摗樊敃r并無傳授，何晏《論語集解》云有孔安國注，今已被證明為王肅偽作。但到了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先從夏侯建習《魯論》，又從王吉、庸生等習《齊論》，他以《魯論》為底本，兼采《齊論》之善而成《張侯論語》，亦稱《張侯論》，一時頗行于世。但齊、魯之別因此遂亂。到了東漢末年，大儒鄭玄遍注群經(jīng)，就《張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論語注》，齊、魯、古之別則亦泯滅。由于張禹、鄭玄所據(jù)以校訂篇章次序的本子都是《魯論》，后來人的注釋也都以此為本，所以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本子基本上是《魯論》。    《論語》雖然是“子”書，但自漢代以來，其實際地位就遠較諸子為高，其實一直是依違于經(jīng)、子之間的品目。因此，雖然《論語》在經(jīng)書中的地位在唐代才正式確定下來，但從很早開始就有人對其進行研究。歷代注解疏通《論語》的書可謂汗牛充棟，舉不勝舉。其中公認比較重要的、有價值的有以下幾種：    (1)《論語集解》十卷。三國魏何晏撰。漢魏之際，《論語》的注本甚多，孔安國、包咸、周生烈、馬融、鄭玄、陳群、王肅等均有訓釋，何晏集諸家之注，并下已意為《論語集解》，盛行于世。隋唐以前，此書一直為單行本，但宋以后亡佚，宋邢爵之后遂注疏合并，即今《十三經(jīng)注疏》本。    (2)《論語義疏》十卷。全稱為《論語集解義疏》，即皇侃注疏本。梁代皇侃為之作疏。然此本在北宋邢爵本出現(xiàn)后就不受重視，大約南宋時亡佚，清代乾隆時復由鮑廷博從日本買回，遂又見行于世，然文字或已有竄亂。此本收入商務印書館所出《叢書集成初編》中，又稱《叢書集成》本。    (3)《論語正義》二十卷。宋邢昺疏。亦稱《論語注疏解經(jīng)》二十卷。即今《十三經(jīng)注疏》本。北宋邢昺據(jù)皇《疏》而刪其枝蔓，稍附以義理而成。此本基本囊括了從漢到北宋間《論語》的注釋。    (4)《論語集注》二十卷。朱熹注，此本下文詳論。    (5)《論語正義》二十四卷，清人劉寶楠撰。劉氏認為《皇疏》、《邢疏》都不免蕪陋，因以何晏《集解》為主，博采歷代諸家之長，同時吸收了清人的考釋成果，采集廣博，選擇亦精，義理解釋也較能符合《論語》原旨，是清代《論語》注本中最好的一種。    另外，敦煌曾出土鄭玄《論語注》、何晏《集解》和《論語》白文三江蘇古籍出版社)，這些本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唐以前鄭玄注及《集解》單行本的情況。此外，近人程樹德的《論語集釋》匯集了多家注解，今人楊伯峻《論語譯注》有白話譯文，后附以《論語詞典》，都頗便使用。    第二節(jié)朱熹及其《論語集注》    在所有《論語》的注釋本中，朱熹的《論語集注》堪稱是一部力作。此書是《四書集注》中的一部分。其最大的優(yōu)點是闡發(fā)義理細致人微，文字洗練，訓詁也基本正確，非常便于閱讀。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后改字仲晦，號有徽翁、晦庵、遁翁、云谷老人、滄州病叟等，別號紫陽。祖籍徽州(今安徽歙縣)婺源(今屬江西)人，出生在福建南劍(今南平)的尤溪縣。是宋代理學集大成的人物，他所建的學派被稱為“閩學”或“考亭之學”。朱熹十九歲中進士，曾做過五任地方官，但時間都很短。他的大半生都從事于學術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修復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建立武夷精舍、滄州精舍等，廣收弟子門徒，傳播理學。卒后九年，即嘉定二年，賜謚日文，稱朱文公。一生著述甚豐，重要的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語類》、《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資治通鑒綱目》、《詩集傳》、《楚辭集注》等。    《四書集注》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四書》即《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本來《大學》、《中庸》只是《禮記》中的兩篇，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朱熹將之獨立出來。與《論語》、《孟子》合并起來作為一套書同時刊行，稱為《四子》?！洞髮W》、《中庸》的注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的注釋因引川二程、程門弟子及其他人的說法較多，稱“集注”。所以后人合稱為《四書章句集注》，簡稱《四書集注》：    朱熹認為，《l四書》是研習理學思想的入門書，“《四子》，《六經(jīng)》之階梯”(2629頁)，要想求得古圣人那“微妙而難見”的道心，就必須先領會《四書》的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甚至認為《四書》比《六經(jīng)》更重要：“《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jīng)》工夫多，得效少。”(428頁)因此，他幾乎用了畢生的精力來編著《四書集注》。朱熹從三十余歲開始收集資料，編寫成《四書》的《精義》、《要義》，四十八歲完成《四書章句集注》初稿。此后不斷修改，直到臨死前一天還在修改《中庸章句》。如此嘔心瀝血，其主要目的就是將《四書》納人他的理學思想軌道中來。這也的確構成了《集注》的一個鮮明特征。對于《四書集注》的價值，朱熹自詡“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437頁)，其弟子李性傳也說“是《四書》者，覃思最久，訓釋最精，明道傳世，無復余蘊。”(《朱子語類大全·饒州所刊朱子語錄后序》)這種標榜并不是言過其實的。    《四書》經(jīng)過朱熹的注解和提倡，在元、明、清三代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成為士子必讀之書，逐漸代替了過去考試經(jīng)義時《五經(jīng)》的地位，對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四書集注》最早是朱熹在知漳州任上用官帑在紹熙元年刊刻的。此本已不可見，而且刊出后朱熹自己又多次修改，并非最后定本。據(jù)朱熹的嫡孫說，定本在朱熹死后曾刊于興國(今江西興國縣)，但此本現(xiàn)在也不可見。朱熹死后，此書逐漸風行，翻刻者不計其數(shù)，為之作疏者也日益增多。明初官修《四書大全》，全錄朱熹的注，為此后坊間各本所依，其實并非善本。清嘉慶間吳縣吳英、吳志忠父子用多種古本和宋、元人所作疏釋本相校，力求恢復朱熹定本的原貌，糾正流傳中的錯誤，于嘉慶十六年(1811)刊出，是現(xiàn)存各本中較好的。中華書局以此本為底本，用該局圖書館所藏清康熙內(nèi)府仿刻的宋淳二年(1142)大字本(簡稱清仿宋大字本)進行?？保恼巳舾慑e誤并寫了校記?！?/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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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中國文學古籍有許多的流傳方式，其中最主要的除了搜羅完備的總集、別集外，最有影響的則當是歷代出現(xiàn)的各種體式的注釋本。因為它們不僅是后代讀者讀懂讀通文學古籍的津梁，而且還是存儲歷代對該作品的具體評價乃至一個時代文學時尚、風氣、思想的載體，我們要研究古代文學，研究文學發(fā)展，就不能不對之給予高度的重視。     第一節(jié)古籍注釋的演進    我國對古籍的注釋，有著悠久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但古籍注釋有較大規(guī)模的系統(tǒng)的發(fā)展，則是經(jīng)書注釋興起以后的事。經(jīng)，在我國古代文化中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編著整理的書籍。它們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成為了國家法定的經(jīng)典，獲得了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的權威地位。從此，國家政治、經(jīng)濟政策的制定必須以儒家經(jīng)典的內(nèi)容為依據(jù)，人們的思想觀念、道德行為也必須以儒家經(jīng)典為指南。但經(jīng)書的內(nèi)容已固定，它不能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變化，更不能事事處處完全契合后世封建統(tǒng)治集團的具體需要。因此，必須按照統(tǒng)治階級的現(xiàn)時利益和不同需求做出新的解釋，才能使“法定的經(jīng)典”充分發(fā)揮為現(xiàn)實統(tǒng)治服務的作用。另外，由于經(jīng)書畢竟是歷史的產(chǎn)物，它的語言文字、它所記錄的典章名物和史實，已與后世讀者有了距離。不理解的東西，人們是無法奉行的。為了讓人們理解、接受經(jīng)典，也必須對之加以解釋和疏通。于是，隨著經(jīng)書地位的確定，經(jīng)注也就應運而生了。    在漢代最初被列為經(jīng)典的只有《易》、《詩》、《書》、《禮》、《春秋》五種書籍，而隨著封建意識形態(tài)的擴大和統(tǒng)治階級的需要，經(jīng)的領域不斷擴大?！抖Y經(jīng)》在漢代“五經(jīng)”中指的是《儀禮》，而同時還有兩部講“禮”的書：《周禮》、《禮記》。東漢末年，鄭玄為這三部禮書作注，合稱“三禮”，它們因之也都取得了“經(jīng)”的地位；《春秋經(jīng)》是魯國的國史，有三部注解它的書，在多數(shù)情況下，《春秋》分別與它們合編在一起，稱《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轂梁傳》，合稱“三傳”?！抖Y》有“三禮”，《春秋》有“三傳”，如果分開單算，再加《易》、《書》、《詩》，廣義的“五經(jīng)”實際上包含著九種典籍，所以到了唐代就有了“九經(jīng)”之名。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1)所刻的“開成石經(jīng)”，在“九經(jīng)”之外，又增加了《孝經(jīng)》、《論語》和《爾雅》三部書，于是就有了“十二經(jīng)”之名目。到了宋代，又把《孟子》升格為經(jīng)，儒家經(jīng)典的結集才告結束，“十三經(jīng)”的格局延續(xù)至今。所謂“經(jīng)注”就是圍繞以上十三部儒家經(jīng)典展開的。由于儒家在整個封建時代“獨尊”的地位，明經(jīng)取士，讀經(jīng)做官，成為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這就使儒家經(jīng)典的傳授成為教育的核心，“經(jīng)學”成為中國古代學術的基礎，促進了經(jīng)注的發(fā)展?！稘h書·儒林傳贊》稱：“自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yè)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jīng)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利祿之路然也。”班固這一論述，準確地說明了封建時代經(jīng)注發(fā)達的社會原因。據(jù)《漢書·藝文志》著錄，西漢一代的經(jīng)注有：《易》，施、孟、梁丘《章句》各二篇；《尚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詁》各二十九卷，歐陽《說義》三卷；《詩》，《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二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說》四十一卷，《韓內(nèi)傳》四卷，《韓外傳》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禮》，《明堂陰陽》三十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周官傳》四篇，《軍禮司馬法》百五十篇，《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封禪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轂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各十一卷，《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公羊外傳》五十篇，《觳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轂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論語》、《魯論傳》十九篇，《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說傳》三卷；《孝經(jīng)》，《長孫氏說》二篇，《江氏說》一篇，《翼氏說》一篇，《后氏說》一篇，《雜傳》四篇，《安昌侯說》一篇。從以上的著錄看，西漢時代的經(jīng)書注釋已具有一定的規(guī)模，但與整個封建時代的經(jīng)學著作相比較，實不過九牛之一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共著錄古代的經(jīng)學著作有一千七百多種，但這不包括未曾著錄和已經(jīng)亡佚的著作，以及《四庫全書》之后新出的著作，如果把所有的經(jīng)部書籍都總括起來，其數(shù)量是很可觀的。特別是經(jīng)注的對象只有十三種，它與注釋的數(shù)量的比例同史部、子部、集部古籍與注釋的數(shù)量的比例相比較，無論就總體、或是個體都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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