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編中國文學理論史

前言

本書是在原五卷本《中國文學理論史》的基礎上，吸納近年來的研究成果，重新撰寫的一部中國文學理論史?，F(xiàn)就有關撰寫宗旨的幾個問題，簡要說明如下。本書沿用原五卷本的書名，稱“中國文學理論史”。也就是說，本書堅持以闡發(fā)中國文學理論為主的學術方向。對中國文學論著的系統(tǒng)研究，起步于20世紀20年代，至今已有約80年的歷史。80年間，名稱已歷三變。開始的幾十年，這方面的著作都稱作“中國文學批評史”。這大概是因為中國古代的許多文學論著，比較接近于當時西方傳入的“文學批評”這個概念。但除此之外，似乎也與清人的類似提法有關。清代編修《四庫全書》，即匯聚《文心雕龍》以來的詩文論著，放在集部，稱作“詩文評類”?！霸娢脑u”之稱，自與“文學批評”相合；以中會西，遂有“文學批評史”之名。所以當初這些取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著作，均不涉及戲曲、小說論著，與《四庫全書》之“詩文評類”一致。換言之，它們也是“詩文評”。如果僅僅是受了西方傳入的學科概念的影響，當不會如此。西方的“文學批評”一語絕不可能鄙棄戲曲、小說，而且正是以戲曲、小說批評為主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初采用這一名稱的諸位先賢，即對這一名稱提出了異議。如陳鐘凡先生循名責實，以西論中，謂中國之詩文評論“為例各殊，莫識準的，則以對于‘批評’一詞，未能確認其意義也”。羅根澤先生又名實相較，中西互參，謂“文學批評”之英文原意為“文學裁判”，中國的文學批評“側重文學理論，不側重文學裁判”。郭紹虞先生則在修訂舊著時，已改名為《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了。自此，稱“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者漸多?？梢哉f，“中國文學批評史”誕生之初，即開始了從“批評”向“理論”的過渡。于是有“中國文學理論史”之名出。其后，中國古代文學論著之研究益繁，或辨析理論范疇，或概括理論體系，或尋繹理論宗趣，方向所系均在“理論”，而非“批評”。

內容概要

本書以歷史為序。梳理了自先秦兩漢王五四運動數(shù)千年間的中國文學理論。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博大精深．對文學的本原與宗旨  創(chuàng)作與鑒賞  體制與風格等各方面都有豐富而精辟的論述。而且提出廠一系列具有中國文學特點、含義深微的理論概念，這些概念既有自己的獨特內涵，又有若很強的內在統(tǒng)一性，然而，固中國傳統(tǒng)文論的獨特個性，這些概念缺乏現(xiàn)代的、邏輯的理論形態(tài)，需要今人著重研究和闡發(fā)，以適應當下文學理論界認知、研究。    故本書之旨，重在分析各家各派的理論宗旨，揭示各種文學思潮的精神實質，厘定諸多理論概念的確切含義，尋繹這些概念的來龍去脈用互聯(lián)系，井最終探索中國文學理論的固有體系。    本書內容全面豐富，論述深入淺出，既有縱橫捭闔的宏觀概括．更有精細深刻的論點剖析，是一部難得的中國文學理淪史。

書籍目錄

第一章  中國文學理論的萌芽與奠基——先秦兩漢　第一節(jié)  中國文學理淪的萌芽　第一節(jié)  儒家的文學理論　第一節(jié)  道家學說與文學理論　第四節(jié)  其他先秦諸子與《周易》   　策打節(jié)  承上啟下的漢代文學理淪第二章  中國文學理論的自覺與成長——魏晉南北朝至唐代前期　第  節(jié)  魏晉玄學與“文的自覺”　第二節(jié)  南北朝的文學理論　第二節(jié)  劉勰《義心雕龍》　第四節(jié)  鐘嶸《詩品》　第石節(jié)  初、盛唐的文學理論第三章  中國文學理論的分流與深化——唐代中期至宋元　第一節(jié) 中唐的文學理論　第二節(jié)  司空圖與晚唐五代的文學理論　第三節(jié)  蘇軾與北宋文學淪壇　第四節(jié)  嚴羽《滄浪詩話》與南宋金元的詩文理論　第五節(jié)  宋金元詞曲小說理論第四章  中國文學理論的復古與革新——明代　第一節(jié)  明初的詩文理淪　第二節(jié)  明巾葉的文學復古思潮 　第一節(jié)  李贄與明后期的文學革新思潮　第四節(jié)  戲曲小說理淪的繁榮　第五節(jié)  明末的詩文理論第五章  中國文學理論的回溯與總結——清代(至鴉片戰(zhàn)爭)　第一節(jié)  由明人清文學思潮的轉折　　第二節(jié)  清代的戲曲小說理淪　　第一節(jié)  清代的文論　第四節(jié)  清代的詩論第六章　中國文學理論的蛻變與新生——鴉片戰(zhàn)爭至五四運動后記

章節(jié)摘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保ā独献印ざ逭隆罚┐笠饩褪钦f，人應當效法天地，以自然為道。莊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圣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莊子·知北游》）也是提倡遵循天地萬物的自然規(guī)律。所以道家學說稱作“自然之道”。（一）道家的文化批判道家為什么提倡“自然之道”？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文化并不能給人帶來真正的幸福，并不能為人創(chuàng)造一個美好的世界。道家學說就是對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反思與批判。儒家以為，他們那套倫理文化可以拯救世道人心。老子卻針鋒相對地指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在道家看來，真正美好的社會，不需要自上而下的指導，人們隨意而行，自合道德：“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無意而為）而相使（相助），不以為賜?！保ā肚f子·天地》）待到有人出來，攘臂翹足地標榜仁義道德的時候，恰恰表明世道已經(jīng)衰敗、道德已經(jīng)淪喪了。而且，正是那套“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茍子·富國》）的倫理文化，破壞了人間的平等，造成了社會的對立：“天之道，損有余以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保ā独献印て呤哒隆罚懊裰?，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保ā独献印な逭隆罚┣f子更有力地揭示了仁義道德在現(xiàn)實社會中的虛偽性：為之仁義而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莊子·膳篋》）今世殊死者（被處死者）相枕也，桁楊（枷鎖）者相推也，刑戮（服刑）者相望也。吾未知圣智之不為桁楊接褶（固定枷鎖之橫木）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固定鐐銬之孔柄）也，焉知曾、史（曾參、史魚，古之賢者）之不為桀、跖（夏桀、盜跖，古之惡人）嚆矢（響箭，指先聲）也！（《莊子·在宥》）標榜仁義就意味著懲處“不仁不義”，又不免于培養(yǎng)假仁假義。“殊死者相枕”、“桁楊者相推”、“刑戮者相望”的悲慘世道，未嘗不是“圣智”以“仁義”治理天下的結果。這是社會的人道化還是社會的罪惡化？但莊子更為關注的，還不是世道，而是人心。他批評儒家“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莊子·田子方》），就表明了他同儒家之間的根本區(qū)別。儒家所關注的是社會的倫理秩序，即所謂“禮義”；而他所關注的是人的自然性情，即所謂“人心”。倫理秩序要求統(tǒng)一，而人心是有個性的。所以莊子提出“仁義非人情”：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跋；長者不為有余，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xù)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xù)，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后記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今文學院）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理論的有組織的研究，始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起步之初，由吳文治先生主持。后因人事變動，改由蔡鐘翔、黃保真兩先生和我另起爐灶，共同承擔。我們經(jīng)過近八年的努力，于1987年出齊了五卷本《中國文學理論史》。之后一起商定，重點轉入中國文學理論范疇體系的研究。但因黃保真先生遠調海南，這個計劃未能完全實現(xiàn)。唯蔡鐘翔先生主編的《中國美學范疇叢書》已陸續(xù)出版十余種，可謂成績斐然；我則只編了一部《中國美學范疇辭典》。再到近年著手籌劃這部《新編中國文學理論史》的時候，蔡鐘翔先生年事已高，就只得由我一人勉為其難了。而此書之撰，又主要是在我退休之后，應聘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期間完成的。雖聚散離合本屬常事，然往日之文友歡會，亦不能不時在念中也。當初人大中文系開展中國文學理論研究，曾得到當時主持工作的副系主任俞圣祺先生的大力支持。五卷本《中國文學理論史》的出版，又得到原北京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陸元熾先生的熱情幫助，他說做了幾十年出版工作，還沒有親自編過一本書，現(xiàn)在就編這一本。而日前五卷本《中國文學理論史》的再版和這部《新編中國文學理論史》的出版，則應歸功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歸功于它對學術著作的關心和它的編輯們的辛勤勞動。而提出和促成這部《新編中國文學理論史》的撰寫與出書的，則是人大中文系原系主任章安祺先生。這部《新編中國文學理論史》的完成，上距五卷本《中國文學理論史》的起步，整整三十年。三十年既是歷史的一瞬，也是個人的半生。半生之勞，不過如此，粗疏謬誤，均所難免，敬請讀者諸君慷慨教正。就我個人而言，則此書之出也，一是對上述各位襄助者的答謝，二是對往日文友歡會的重溫，三是對自己三十年中國文論研究的一個交代。

編輯推薦

《新編中國文學理論史》：21世紀中國語言文學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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