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

用戶評論 (總計16條)

•   　　在所有軍閥生涯或政治中，個人感覺這本寫的最好，能夠讓我們很快熟悉當時的政治文化生活，融入其中，使每個人感受到了當時社會動蕩時期的不同民生動態(tài)、各色人等的不同心態(tài)！
  　　一個普通的打工仔，來到戰(zhàn)火紛飛的抗戰(zhàn)年代恰好他有了一個很彪悍的金手指
  　　
  　　 于是，小鬼子倒霉了！
  　　
  　　 看普通的打工仔如何成就霸業(yè)，鑄造不朽功勛；
  　　
  　　 看普通的打工仔如何楊兵于海外，如何驅逐倭寇于國內；
  　　
  　　 看普通的打工仔如何建立泱泱華夏大國，如何揚眉吐氣于諸國列強！
  　　
  　　 一切盡在我的軍閥生涯，盡請期待！
  　　
  　　
•   　　 所以當你讀這些書的時候，你很容易就會發(fā)現國內學術研究和人家的差距在哪里，這本書是1976年完成，到今天我們依然在國內人的東西里只能看到一堆感言和傳記類東西，很少能發(fā)現對社會現象進行本質化的精確研究。
  　　 而在那個時候，美國的教授已經能夠對我們自己國家的歷史寫出如此有價值的研究文章，軍閥的歷史背景，派系構成，力量來源，相互關系，一般準則，各階段的發(fā)展，在每個方面，作者都提出了相當值得令人信服的分析，他并沒有忽視人物的個性以及偶然因素的影響，卻依然能從宏觀角度找到那些無人能夠逃脫的規(guī)則。
  　　讀這樣的書對于我們自己學習一些基礎的分析研究能力非常有價值，我們分析問題應該從怎樣的基點出發(fā)，使用何種框架去考慮，作為啟蒙讀物很有用。
  　　
  　　 另外這本書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似乎所有有關中共在這個時期的角色都精心地和諧掉了，唯一能說的只有國共合作破裂的影響和蘇聯對國民黨援助這些外圍事件，中共自身扮演的角色完全不能提及，明明連政委和發(fā)動群眾方面的內容都寫出來了，卻依然只能牛頭不對馬嘴地安到國民黨頭上，讓文章內容出現有趣的錯位感。很顯然不是作者犯了無聊的常識性錯誤，而是那些不符合官方論調的分析絕對不能觸及神像本身。（說白了，俄國中國都是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一起搞革命弄軍隊，區(qū)別在于列寧果斷滴用軍隊回頭搞了孟什維克，而陳獨秀被人搞，哈哈哈。）神話必須按照典籍上面的方式去描述，對于過去犯下的錯誤決不能直接提及。然而就算不提，天窗在那里，讀者還是會聯想的。
  　　 這本書并不僅僅說了1916-1928，因為我們太容易從里面的行為模式，去預料到之后幾十年中國歷史的發(fā)展情況，畢竟，那么多在未來興風作浪的著名人物，都是從這個時期開始學習的，看看軍閥們統治能夠做到的有限改進，國民黨相對軍閥的有限改進，你就不會奇怪，為什么后來那個不能直呼其名的執(zhí)政黨無法一下超越歷史，在成就之后進而犯下那么多的錯誤，實乃必然。時機未到，規(guī)則使然啊。
  　　
•   　　“軍閥混戰(zhàn)”是民國史研究最難啃的骨頭之一，倒不是因為它寓意了多少深刻詭秘的歷史走向，而是人物、派系、事件實在紛繁繚亂，一忽兒府院之爭、一忽兒直奉互掐、一忽兒南北對壘，加之各方都喜歡發(fā)電報，紙上硝煙彌漫，熏得人云里霧里。老實說，即便翻完《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對大帥們的恩怨情仇，我依然不甚了了。不過沒關系，齊錫生這本書的重點，就沒放此處。敘述軍閥源流、大帥軼聞并非他的志向，他是想從政治系統、社會環(huán)境等角度切入，闡明何謂“軍閥政治”。
  　　
  　　在這一大框架下，我以為，題為《軍閥派系的構成》的第三章尤為重要。在這一章，齊錫生剖析了軍閥的軍隊是如何形成、怎樣運作的，接下去的幾章，他又展示了由此而產生的組織動員能力。這，恰好有助于解開民國史上一個長期困擾我的：國民黨的組織動員能力遠強于北洋軍閥，中共的組織動員能力又遠強于國民黨，為什么？
  　　
  　　齊錫生啟示我，答案正要從軍隊的“構成方式”中找。
  　　
  　　至少從蔣廷黻開始，學者們就把軍閥政治的源頭追溯到了湘軍和淮軍。清廷的正規(guī)軍事力量為八旗兵和綠營，但兩者在和太平軍的對抗中被證明已嚴重退化，迅速由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所取代。齊錫生認為，這標志著“中國在軍事指揮方面有才能的人逐漸地掌握了朝廷中的重要地位”。不過，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中興名臣”皆有功名，屬士大夫階層，他們的崛起和“武夫當國”尚不能同日而語。真正的隱患是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里指出的，湘軍充滿宗族觀念和家鄉(xiāng)觀念，上下級間多為人身依附關系，士兵只有對官長的“私忠”，而無對國家的“公忠”，成了“私有軍隊”。此乃日后軍閥混戰(zhàn)的“禍根”。
  　　
  　　諷刺的是，為這“禍根”培土、澆灌、施肥并使之茁壯成長的，是清廷自己。
  　　
  　　1900年清廷貿然向列強開戰(zhàn)，經八國聯軍之役，為拱衛(wèi)京畿而建立的近代化部隊“武衛(wèi)軍”折損大半，唯獨袁世凱的武衛(wèi)右軍得到了擴充，從此基本掌控了清廷北方的新軍力量。袁世凱出自淮軍系統，卻沒有功名，是憑借軍功、保薦一步步升上來的，直到入值軍機處。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亦表明隨著軍功階層的崛起，至袁世凱一輩終能出將入相，大大改變了原先的進身之階。更重要的是，清廷在未準備好替代品的情況下于1905年廢除科舉制，一下子隔斷了基層士紳、青年學子進入政權的渠道，任其游離于中央之外，終匯入反清洪流。反映到軍事層面，就是推動了軍隊構成方式的急劇變化。齊錫生歸納為三點：個人關系的結合、自身利益的考慮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聯系。
  　　
  　　第一點或許最重要。個人關系的結合實為人身依附關系，即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均由集團領袖（可以是家長、主人或頂頭上司等）掌握，而怎樣分配視集團成員與領袖的親疏程度而定。這也決定了集團成員對自身利益的計算——忠誠抑或背叛？至于意識形態(tài)，誠如齊錫生反復指出的，軍閥都是實用主義者，極少考慮。
  　　
  　　那么，個人關系的結合有哪些種類呢？首先是家庭關系。齊錫生指出，傳統官場也講究家庭關系，但能否進官場，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考試，這有效阻止了家族主義的泛濫。廢除科舉使約束消失，“結果，在軍閥派系內部，家族主義廣泛流行，親戚和家族成員能得到遠遠超過他們力所能及的重要職務。”例如，曹錕讓他的兩個弟弟分任直隸省長和26師師長，侄子任警衛(wèi)旅旅長；云南軍閥唐繼堯，給予其兄弟高位；張作霖從小培養(yǎng)兒子張學良；連以廉潔著稱的吳佩孚，也擺脫不了裙帶糾纏。
  　　
  　　軍閥采用“裙帶模式”，不僅為照顧家人。傳統家庭中，“大家長”不容置疑地掌握了家族內部的分配，把這種權威“拷貝”到集團中，軍閥的統治和管理便具備了“正當性”。此外，“家庭內部的團結和個人忠誠”的帶入，“在政治大動蕩的年代里，這是派系內部最有利于政治統一的因素?！?br /> 　　
  　　家庭關系之外，中國人最看重的當屬師生關系（天地君親師）。科舉制度下就分外看重座師（主考官）和門生（錄取者）的關系，所謂“門生故吏遍天下”是對一名官員的最高褒獎，這當然源于他對“門生故吏”的照顧和提攜。
  　　
  　　北洋軍閥的前身為袁世凱“小站練兵”時鍛造的新軍，其軍官多出自北洋武備學堂。據齊錫生統計，包括段祺瑞、馮國璋等至少有25人后來擔任過總統、總理、督軍等要職。保定軍校次之，出了張敬堯、吳佩孚、唐生智等軍閥，并形成了對民國軍政界產生長期影響的“保定系”。改組后的國民黨亦未能免俗，蔣介石即依靠黃埔軍校崛起，也因此誕生了一個耳熟能詳的稱呼：校長。
  　　
  　　老師把學生領進門，照顧之、提拔之、調遣之，學生的地位與財富皆拜老師所賜。這就比普通的上下級關系增添了幾分“恩主”色彩。而老師的學生越多，實力便越強。例如，段祺瑞擔任過好幾個師的師長，是北洋軍訓練計劃的主要創(chuàng)始人，民國時又做過陸軍部部長，在前期北洋系中唯馮國璋稍可匹敵。此后對段祺瑞形成巨大挑戰(zhàn)的曹錕，亦畢業(yè)于北洋武備學堂，參加了小站練兵。繼曹錕為直系首領的吳佩孚則屬保定系，也曾入主中樞。相反，那些無名校可靠的地方軍閥，多偏居一隅，對中央級別的政治斗爭是無從置喙的。
  　　
  　　需進一步說明的是，軍閥集團內部的“師生關系”，依附性遠強于儒家范疇。齊錫生在第八章《軍閥政治的行為準則》里分析，絕大多數軍閥的社會準則是“通過民間傳說和對正統孔子思想的通俗解釋而得到的”（頁152），尤其是《三國演義》《水滸傳》《七俠五義》等小說和戲曲。它們十分強調“忠義”，大哥要對小弟行悌道、小弟要對大哥絕對忠誠；師生關系更要緊，即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無論比喻成“兄弟”還是“父子”，均為對家庭關系的模擬，目的是加強依附性。這和幫會同構，而非正統的儒家思想（“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本為幫會用語）。實際上，軍閥和幫會也從來撇不清干系。
  　　
  　　當然，忠義看上去美好，能否做到、多大程度能做到是另一回事。但這也表明，至少口頭上，它是各軍閥集團認同并標榜的“普世價值”“共同底線”，明顯地違背該準則會招致輿論譴責，如馮玉祥因頻繁倒戈被貶稱為“倒戈將軍”。
  　　
  　　個人關系的結合還包括聯姻、籍貫等，不贅述?？傊揽總€人關系的結合，其牢靠程度有賴于個人關系的牢靠程度，而誠如前述，個人關系的牢靠程度有賴于軍閥首領（即“恩主”）分配權力和利益的能力。
  　　
  　　這能力首先來自地盤。齊錫生分析，地盤對軍閥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三點：有后方便于防御；有人力和資源保證，能補充消耗；能征集民工干些運輸給養(yǎng)、挖掘戰(zhàn)壕等雜活。“所有這些需要，都必須是在占有一塊基地以后才能實現?！保?1）地盤還帶來了一項巨大收益：土地稅。這是當時最穩(wěn)定的收入來源，“土地稅幾乎總是增長最快，在它上面還常常附加新的稅收。”（頁126）對軍閥來說，誰的地盤大，誰的地盤肥沃、有兵工廠，誰的實力就強。段祺瑞正是輸了“直皖戰(zhàn)爭”，竟從北洋軍閥中的佼佼者淪為擺設“段執(zhí)政”；馮玉祥也由于一沒有個統治基地，1927年左右陷入了崩潰邊緣；同理，東北軍在“九一八事變”后逐漸瓦解、消亡，就與其失去老家有莫大關聯。相反，閻錫山對山西的經營貫穿始終，使這個“獨立王國”支撐到了國共內戰(zhàn)后期。
  　　
  　　軍閥首領靠下屬搶地盤、守地盤，下屬依賴首領對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這種共生關系更讓進身之階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軍人大量入主中央和地方的政權核心，士紳日益邊緣化，“紳-軍政權”蛻變?yōu)椤败?紳政權”（陳志讓語，詳見氏著《軍紳政權》）。最明顯的例子，論威望、資歷，進士出身、曾任清廷軍機大臣的徐世昌均在段祺瑞、馮國璋之上，然而他沒有軍權，因此雖能在北洋的派系斗爭中憑元老身份扮演居間調停的角色，卻無力左右時局。
  　　
  　　那么，這種以個人關系為基礎、以權力利益再分配為導向的結合模式，其凝聚力、組織動員力如何呢？先說齊錫生的一個頗為有趣的觀察：由于軍閥集團是個人關系的結合，而軍閥與軍閥之間也有個人關系，由此產生了兩條行為法則：“軍閥在戰(zhàn)爭中并不互相殺害，勝利者并不殺害或監(jiān)禁被打敗的對手?！痹蚴恰按蠖鄶稻浞ㄜ婇y不愿被報復，他們不愿意排斥將來會有合作的可能性”。（頁158）
  　　
  　　這些與刻板印象迥然不同的“軍閥行為準則”，從側面反映了軍閥集團的本質特征與擴展界限——以個人關系的結合恰似費孝通所歸納的“差序格局”（“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為中心，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的大小要依著中心勢力的厚薄而定”），其組織動員能力和現代政權相比有天壤之別。果然，《中國的軍閥政治》第四、五、六章從招募新兵、訓練、武器和戰(zhàn)術等方面進行了細致考察，其局促的狀況印證了上述觀點。
  　　
  　　在“鼎新革故”這種傳統的框架中，眾軍閥或許能通過長期混戰(zhàn)，產生“一天下”的王者?？蓵r代不同了，1924年，國民黨在蘇俄的指導下改組為準列寧型政黨后，獲得了舊軍閥所無法比擬的組織動員能力，最終至少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并且在實質上也確實建成了一個比北洋政府更有力的中央政府。
  　　
  　　可以說，軍閥時代奏響了“槍桿子為王”這一中國現代史的基調，但作為初創(chuàng)者，它很快被取代。而后來者強就強在“組織創(chuàng)新”上——它給槍桿子套上了“駕馭系統”，既使其能充分發(fā)揮，又有力地掌控了它。
  　　
  　　
•   　　這是一項解釋性研究。目標是中國的軍閥主義，其方法是通過對軍閥的角色、能力、活動等方面進行評估，最終得出一個軍閥的行為規(guī)范。本書作者有很強的理論建構意圖，試圖找出混亂背后的邏輯。
  　　一、兩條主線：
  　　本書索然以近代中國的軍閥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在該書中存在兩條非常明顯的主線，一條是北洋軍閥“權力均勢”的形成、結構和運作機制，另一條則是國民黨力量的崛起。前者為明線，后者為暗線，但兩者在該書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1、北洋軍閥的“權力均勢”
  　　關于北洋軍閥的“權力均勢”，首先是軍閥的構成研究，齊錫生認為可以將中國軍閥時期的軍閥概括為“星型結構的派系組織”，這種星型結構是一種恩主與若干個被保護人的關系，被保護人高度忠誠與恩主，但是彼此之間沒有隸屬和服從關系，每一個被保護人又可以作為新的恩主，形成新的恩主與被保護人關系，因此可以將此類星型結構看作是以第一級恩主為中心的放射性個人關系網絡。
  　　影響星型結構中的恩主與被保護人之間關系緊密程度的因素有三個：一是個人關系，一般而言恩主與別保護人之間總是具有某種聯系，例如家庭、師生、同事、同學、同鄉(xiāng)等等；二是利益關系，即不同實力的軍閥能夠為下屬提供不同的利益，根據提供利益的大小，可以將軍閥分為大軍閥、督軍和小軍閥三類，作者認為這一因素一定程度上會產生影響，但強度不如上一個因素大；三是思想上的聯系，具體而言是指軍閥個人是否具有明確的思想指向，例如儒家的忠孝思想和仁愛思想等等，作者認為這種因素的影響也是含蓄和不明確的，往往在前兩個特別是第一個因素相同之后，才能看出后者不同而導致的親和力的強弱。 齊錫生認為，判斷某一軍閥能力大小的標準就看這種恩主與庇護關系的親疏遠近。
  　　其次，所謂的軍閥政治，就是上述星型結構組成的諸多軍閥之間的行為關系，作者假定軍閥的最大目標是保有自己的實力和底盤，不以消滅對方為最終利益訴求（幾個意欲統一全國的軍閥除外，例如段祺瑞），但是這樣的軍閥政治存在著一個悖論：即軍閥們往往被驅使去推行擴張主義政策，因為他們的力量越強大，他們的政治地位就越有保證。但是他們越強大，他們需要滿足下級日漸增長的報酬也越多。因此如果要保有和防守某地區(qū)，就需要該軍閥具有更多財源與更大地區(qū)，而它們反過來又造成更多的防守需要。
  　　最后，雖然存在著上述悖論，但是并未能阻止中國的近代出現軍閥之間的“權力均勢”格局。作者所謂的權力均勢實際上是借用了國際關系的一個理論來理解中國的軍閥政治，權力均勢是指這樣一種體系：“有若干行動者存在……沒有有力的超國家機構。這些行動者是自由和獨立的額角色，他們主要關心自己的力量和其他暫時利益，除了不可預知的變化因素，如技術上驚人的進步或外來的進攻以外，這個體系的均勢是保持還是破壞，只由這些人物決定?！?因此在作者看來，如果沒有新的破壞體系均衡的勢力出現，那么這個權力均勢體系就能夠最終得以維持，顯然在作者看來，國民黨就是一個不同于軍閥勢力的新力量，因為國民黨有堅定的方針和強大的軍事實力，并且國民黨放棄聯盟原則、和超國家組織原則，國民黨決心摧毀這個制度，不僅為了滿足他的權力欲望，更重要的是為了實現其思想上的任務。
  　　2、國民黨力量的崛起。
  　　齊錫生認為，國民黨之所以能夠打破北洋軍閥形成的權力均勢格局，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軍政分離。國民黨實行嚴格的黨管行政和經濟，在制度設計上成立了財政部，在政策上實行了預算制度的中央集中，這就破除了地方獨大這一晚清政治的最大弊端，此外，國民黨還在自己的統治區(qū)內統一了貨幣，這一切都使得國民黨的財政情況好于那些竭澤而漁的對手，用作者的話說“除了國民黨外，大部分派系執(zhí)行的是自取滅亡的政策”。
  　　其次是國民黨具有近代化的政治綱領。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綱領，號召在中國實現民主共和制，并且高舉以反對滿足統治為核心的民族主義以及以反對外國列強裂土分疆、經濟殖民為核心的反帝國主義，具有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這與軍閥們依靠雇傭兵獲取實力的做法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國民黨訴諸于人民群眾的支持。
  　　最后是“以黨統軍”政策。國民黨的軍事政策是在部隊官兵當中灌輸該黨的政治綱領，試圖用思想而不是金錢支撐軍隊的運作，并且為此特別設立了黃埔軍校，在軍校中對學員進行思想、紀律和政治教育，提高軍隊指揮官的政治覺悟，國民黨還仿照蘇俄制度，在軍隊中推行政治委員制度，從制度上實現以黨統軍的政治策略，通過一種新型的連坐制加強軍隊的戰(zhàn)斗力，因此在國民黨的“東征”中顯示出了以黨統軍的政治優(yōu)勢。
  　　二、兩個有爭議的問題
  　　1、國民黨是否屬于軍閥？
  　　在齊錫生的著作中，作者從沒有稱國民黨為軍閥，而且從對國民黨的分析來看，作者認為國民黨代表著一種新的政治力量，與星型結構的軍閥組織毫無共同之處，這也是國民黨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同樣在軍紳政權方面有深入研究的陳志讓并不這樣認為，他指出蔣介石本身不合法，而且蔣所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并沒有擺脫派系的控制，蔣本身就是一個最大派系的頭頭，此外，國民黨的指揮管理不統一、政權操縱在軍人和新興資產階級和紳士的聯合政權手里，因此仍然是軍閥。
  　　應該說兩位學者的觀察角度不同，所用概念不同，是導致對國民黨判斷迥異的一個重要原因，齊錫生從結構視角出發(fā)，揭示了軍閥的星型結構，而國民黨在很多地方都與此不同，因而作者并未將國民黨作為軍閥看待。而陳志讓則是從合法性的視角，以及結構背后的實質運作機制入手，因而能夠發(fā)現國民黨的很多軍閥特征。應該認識到，只要雙方的研究有利于我們增進對中國軍閥政治的理解，都是一項好的研究，而不同的方法論對我們的研究工作也有一定的啟發(fā)，因此雙方的研究在我看來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
  　　2、農民紛紛當兵的真正原因。
  　　齊錫生與陳志讓的研究都發(fā)現，中國的20世紀20年代，也就是軍紳時期，中國的一大特點是大量的農民紛紛投入到軍隊之中。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大批的農民您投入軍隊呢？齊錫生的解釋是因為貧困，齊在研究中指出，“人口土地比率失調、貧乏的市場和極不健全的信用系統，以及運輸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的人口居住在中國嚴重貧困的農業(yè)地區(qū)，大量的失業(yè)和半失業(yè)狀況，遍及農村”。 投入軍隊不但能夠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還能夠有余錢寄回家里，貼補家用，此外由于軍閥之間的戰(zhàn)爭傷亡不大，人們發(fā)現投資回報率較高，因而紛紛投入軍隊。
  　　陳志讓也認為貧困是農民選擇當兵的直接原因，但陳進一步發(fā)問：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貧困？陳指出，恰恰是由于軍閥之間的戰(zhàn)爭所導致的兵荒馬亂、農業(yè)蕭條，以及軍閥對農民的無情壓榨才使得大量的農民淪為無業(yè)游民。 因此，應該說正是由于軍閥政治所產生的軍紳政權，才導致了中國農民的大量參軍熱潮。
  　　我以為，與其說是中國的軍閥導致了中國的貧困，還不如說是軍閥政治加劇了中國的貧困，但是中國的軍閥政治確實通過它的破壞性作用加劇了中國社會結構的解體以及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進程，短期來看是災難的事情，從長期來看或者也有其有利的一面。
  　　
  　　
•   　　基于軍閥個人魅力的歷史話語在這幾年甚囂塵上，只要談到北洋時期的軍人，大部分的書都會盡量描述為赳赳武夫、粗中有細、對外國人頑強抗爭的義和團式民族英雄一樣的人物。人們試圖為北洋派的存在尋找某些合理性或者說可接受性。但是這種話語的背后隱藏著另一個難于理解的問題，即：對傳統意義上軍閥概念的反動，是否可以解釋為什么1912-1928年之間中國社會遭受如此之大的破壞？是否可以解釋為什么這些懷著樸素農民感情的軍人既無法統一中國恢復政治權威，也無力在省區(qū)之內推動現代化、建立省區(qū)之內的權威？這些都是帶有鄉(xiāng)土氣息的軍閥話語所無法解決的問題。
  　　
  　　齊錫生的此書從幾個方面對軍閥的概念進行了討論。軍閥派系被進行了解構——派系本身的形成，被視為是一種基于人與人的關系而建立的小集團。其他的軍人是依附于集團，而不是構成集團。這就導致派系實際上是松散而難以依靠的。
  　　最關鍵的是，齊錫生證明了軍閥的財政和武器來源幾乎都是外國。這一點的成立，意味著那些義和團式的民族英雄形象，徹底是無意義的——只有取得外國支持的軍閥，才能取得相對于對手的優(yōu)勢。否則就只能防守。如果是在北方，甚至連防守都很困難。
  　　
  　　但是齊錫生的研究與革命史觀的概念又有不同。革命史觀確實將北洋軍閥看作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代言人。但是革命史觀所無法解決的是，為何這些軍閥會在一些場合表現出一些民族主義的氣質，為什么帝國主義必須靠他們來進行侵略，為什么軍閥戰(zhàn)爭有帝國主義侵略的背景后仍然不能結束。這些在讀畢齊錫生的研究之后想必都能獲得些解答。
  　　
  　　PS，翻譯好差@@
•   　　效忠的是首領，而非制度
  　　
  　　
  　　稿源:南方都市報 2010-07-04
  　　作者:傅臨
  　　
  　　摘要：到底北洋軍閥各派系的組織力量與強弱對比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為何“皖系”、“直系”等派系名稱與其成員省籍存在差異，但依然能保有政治效忠與地區(qū)觀念？大多數人是自愿還是被迫加入軍閥部隊？武器水平、軍事技術、后勤保障的發(fā)展如何改變軍閥爭霸的態(tài)勢？
  　　
  　　
  　　 《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美）齊錫生著，楊云若、蕭延中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版，32.00元。 ● 延伸閱讀 《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陳志讓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版，24.00元。
  　　 傅臨
  　　
  　　 □研究員，廣州
  　　
  　　 到底北洋軍閥各派系的組織力量與強弱對比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為何“皖系”、“直系”等派系名稱與其成員省籍存在差異，但依然能保有政治效忠與地區(qū)觀念？大多數人是自愿還是被迫加入軍閥部隊？武器水平、軍事技術、后勤保障的發(fā)展如何改變軍閥爭霸的態(tài)勢？
  　　
  　　 作為一本英文版完成于1976年、簡體中文版初版于1991年的“舊”書，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歷史學教授齊錫生所著的《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對上述問題的探討與解釋，如今看來依然思維嚴密、文筆活潑、毫不過時。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因為齊教授期望能以宏觀的觀點而不是微觀的方法，來研究對1916-1928年時期的中國政治全貌，“把研究的視野從個別的軍閥政權內部與周圍無聯系的政治現象轉移到研究他們之間的關系”。
  　　
  　　 因此，本書既不像如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等作品由于過分注重通俗生動的細節(jié)而有可能陷入“雜亂且支離破碎”的野史、軼聞、掌故、趣話，也不至于盲從傳統的史學描述范式而將軍閥政治想當然地理解為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禍國殃民的武夫集團。作者由軍閥個體的特殊行為慣習出發(fā)，從關系、兵源、訓練、武器、經濟等諸多側面加以角色分類和系統分析，以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甚至社會心理等視角展開全方位的社會透視，力圖把握政治生態(tài)演變背后的北洋式邏輯。
  　　
  　　 最能反映本書風貌的當是“軍閥派系的構成”一章。作者將軍閥之間的相互關系劃分為個人關系的結合、自身利益的考慮與意識形態(tài)上的聯系三類。作者注意到“家庭單位”與“血親原則”等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特征對軍閥政治深有影響，但又指出軍閥派系行為的實際運作要更為復雜。例如，某時某地的權力分配與人事安排在表面上有可能違背了“任人唯親”的慣習與傳統，但深究之下，這樣的行為恰恰是出于利益整合的需要，或者讓軍閥首領的家屬能在被保證“良好的榮譽和經濟待遇”的同時，可以不冒政治風險、不負實際責任。而軍閥派系中“大元老”們榮譽與權力的分離，更可以說明簡單化的“家庭類推法”難以全面概括軍閥之間的政治關系。
  　　
  　　 作者還通過翻查北洋軍閥三大派系中曾任師長、督軍、鎮(zhèn)守使等主要職位的人員檔案，梳理出各派系的政治關系模型。從關系的復雜程度上說，直系最為復雜，皖系居次，奉系最為簡單。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內部關系簡單、類別單純、專制程度高的奉系，在戰(zhàn)爭的實踐中擁有最強的軍事效率與組織力量。但擁有強化連接的多元關系與有利動員的多元地域直系和皖系，以及擁有新的組織原則和意識形態(tài)因素的國民黨集團，也因其各自的特點而能與奉系對峙相持。
  　　
  　　 與我們主觀感受不盡相同的是，在“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的變動年代，不穩(wěn)定的直接上下級關系對加強政治結合的作用是極小的，更為重要也更具解釋力的應當是包含在職位聯系中的師生關系、恩人關系、同鄉(xiāng)關系與同學關系等。袁世凱集團的武備學堂和保定軍校、蔣介石集團的黃埔軍校便是極佳的例子。在政治理念、道德甚至宗教方面的意識形態(tài)觀念灌輸，更是有可能提供某種“超傳統”的凝聚力，閻錫山的晉軍、馮玉祥的國民軍、國民黨的北伐部隊，也為這一觀點提供了明顯的例證。
  　　
  　　 值得注意的是，對權力結構的分析，很容易走入循環(huán)論證的邏輯陷阱。因為任何小集團的權力授予與加強，顯然都具有路徑依賴和自我授權的傾向。軍閥政治中表現出來的權力的小圈子化，隱隱包含著潛規(guī)則、血酬定律、隱權力等種種對中國傳統政治的概括，其實質依然是關系網絡按由里及外的親疏差序分布鑲嵌和滲透進正式權力系統和等級結構并謀利。軍閥政治本來就是舊的封建政治瓦解、新的民主政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時一種過渡形式，它既承繼了中國傳統政治的核心機制與基本精神，也無疑是分析與理解中國近代政治的關鍵———無論是對北洋軍閥、國民黨“新軍閥”還是更為靠后的“新‘新軍閥’”?！罢涡е业慕裹c是首領，而不是政治觀念或政治制度”，在對軍閥政治的這一分析中，我們何嘗不能讀出傳統中國政治一以貫之的人治特征與權力邏輯？
  　　
  　　 當然，作為一本已有二十多年歲數的舊作，本書也存在不少有待進一步商榷之處。例如：書中套用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國際政治理論與隱含對稱性前提的比較歷史學理論的方法，就像許田波教授用近現代歐洲的戰(zhàn)爭及國家形成來類比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一樣，似有不妥。本書對中國軍閥政治時期中“紳”與“民”這兩個重要因素沒有特別地展開，因此《軍紳政權》的作者、加籍華裔歷史學家陳志讓教授也批評本書的分期方法“不能說明中國近代軍—紳政權的形成，也不能解釋它的衰落”。但在分析框架、研究格局、史料處理等方面，國內似乎至今仍未能出現堪與這一被收入“海外中國研究文庫”的舊年作品相提并論的新著。因此，張鳴教授的新作《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為何能得到相當關注與期望，也就不難解釋了。
  　　
  　　 本書譯者蕭延中認為，作者既主張“軍閥……具有政治運動員風格”故而不敢過于背信棄義，又認為軍閥一般“具有理性和講求實際的政策……最缺乏思想傾向性”，兩種判斷顯然是自相矛盾的。但歷史并非簡潔明晰的模型樣板，并非通順無悖的邏輯結構。軍閥政治中的關系定位、集體行動、聯盟組織、個體行為，既可能是出于有所傳承的身份認同、被共享的影響政治法統性的價值觀，同時也有可能是識時務的功利之舉；當中的種種不自知、不自發(fā)、非自覺、非自洽，恰恰是矛盾的時代、扭曲的環(huán)境、變形的歷史取態(tài)的最佳映射。悲哀的是，這些反復無常、數姓家奴、朝梁暮晉、寡廉鮮恥，卻無聲無息地融入了近現代中國政治和中國革命的社會基因與整體邏輯。軍閥政治離我們雖然久遠，卻未必遙遠。
  　　
  　　
•   　　某日在逛書店的時候不小心發(fā)現這本書，里面詳細的介紹了北洋時期軍閥作風，以及詳細的劃分了各軍閥的遠近關系。　　在軍事力量對比的說明更是悲劇因為這書說了北洋內部斗爭強弱。里面詳細的說明北洋那低端軍事水平，大概能看出和KMT相比，北洋就更為得弱，不得不說這是一本北洋時期的黑材料。
•   　　 齊先生是粱宗岱先生的女婿，書中提到的大歷史學家是姓何的老先生，齊先生行情中人，很堅持自己的主張，縱橫于史學與教育之間，背后有不少故事
•   　　 西方學者治軍閥史，有兩書印象最深，一本是陳志讓先生的《軍紳政權》，另一本就是齊錫生先生的這本《中國的軍閥政治》。齊先生歷史書寫得很有社會科學的味道，但文字卻相當平易，一點都不晦澀，其中對軍閥派系網絡的分析，絲絲入扣，讀來如醍醐灌頂，每每恨不得“呀”的一聲叫出來。近代軍閥的背景，是中國人第一次嘗試的西方民主制度，軍閥本身，也是國人現代化的產物，為何桔越淮北而變枳，絕非痛罵幾句封建軍閥所能明了。齊錫生先生是國學底子很厚實的海外華人學者，站在外面往里看，事情看得很清楚。一本小冊子，不厚，相信只要翻開，肯定應了那句老話，開卷有益。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張鳴
  　　
•   　　譯 后
  　　　　
  　　　　說起這部譯稿的故事，那起碼要把歷史往前追溯30多年。
  　　　　我的導師林茂生教授和師母楊云若教授上個世紀50年代初都是著名中國現代史學家李新先生的學生，后來李新先生與林茂生老師又成為同事兼學友，相熟相知。我的師母楊云若老師自1957年的那場政治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以后就被長期下放。“文革”剛剛結束后，為解決林茂生老師一家長期兩地分居的問題，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的李新先生就把楊云若老師借調到新組建的中國現代史研究室參與研究工作。楊云若老師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中學就讀于上海和蘇州的教會學校，英語要求甚高，并于1949年考入清華大學，以后又到人民大學深造，其學養(yǎng)基礎可想而知。鑒于她的專長，當時研究室分配給她的任務是譯介西方關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狀況和前沿進展。楊老師對工作不僅傾心盡責，而且其純熟的英—漢語言的駕馭能力，也足以高質量地擔當此任。我讀研究生時與導師一家走得很近，經常到家里請教學問，還不時蹭吃蹭喝。師母偶爾也審讀我的稿子。記得一次，她在不經意間指出我文中的某處英文拼寫錯誤，但糾正的方式卻是從發(fā)音規(guī)則入手。這些師母或許早已記不起來的小事，可在我這個學生晚輩的心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開篇就敘述這些師生之間的私人交往，其用意只在于說明，由楊云若教授主持翻譯的著作，其質量是可以讓讀者放心的。
  　　　　讀者手頭拿到的這部譯著，就是楊云若老師當年在一個簡陋的筆記本上留下的翻譯痕跡。由于翻譯的目的是為研究人員提供宏觀知識背景的參考，所以，這部譯筆流暢，字跡清秀的“筆記本譯稿”，除了留下少許選詞斟酌的墨痕外，沒有精雕細琢的修飾和較大幅度的調整，可謂一氣呵成。就是當年的這本“筆記本譯稿”，構成了眼下這部譯著之最為核心的基礎內容。
  　　　　讀碩士時我們的專業(yè)是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林茂生老師把這部譯稿推薦給我們作為研究參考。當這個“筆記本譯稿”在學生中傳來傳去大約有兩年多以后，同學們普遍認為該書具有較高的學術參考價值，應當向更多的讀者推薦，于是就有了整理出版該譯稿的念頭。在征得楊云若老師同意之后，我就根據原著，補譯了原譯稿中省略的內容及其部分注釋，復制了插圖、地圖、圖表和附錄等，在責任編輯費小琳女士的大力支持下，于1991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那時，中國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一切都按當時國內流行的方式處理。該書上市時，我不在國內，近一年以后返校，在雜亂的信箱中發(fā)現了該書作者齊錫生教授從香港科技大學寄給我的信。大致內容是感謝譯者翻譯他的著作，并介紹了他的基本學術理路和其它研究成果。上個世紀80年代最后一年以后，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個人境遇頗為困頓，不便跟其他學人聯系，怕連累別人，所以沒有回信。就這樣，在該書初版的20多年間，我始終沒有與作者齊錫生教授取得聯系。在這期間，前前后后有不少學者，其中包括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曾跟我索要過此書。但遺憾的是，該書初版早已銷罄，甚至連我自己手頭留下的也只是復印件。于是就去復印“復印件”，送給這些需要該書的師長和朋友們。至于這些學者們?yōu)槭裁葱枰摃?，我則不得而知，只是遵命奉寄就是了。
  　　　　前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學術出版中心策劃編輯譚徐鋒先生找到我，表示希望把該書收入“海外中國研究文庫”，并囑我與著作者齊錫生教授和主譯者楊云若教授聯系，爭取他/她們的首肯。楊云若教授是我的師母，自然獲得了支持，但我卻無法與齊錫生教授取得聯系，雖然一直在不停地四處打探，但始終未能“得逞”。去年譚徐鋒先生居然弄到了齊教授在大陸的電話，但這個電話卻永遠是“無人接聽”。2009年4月，徐鋒再次撥通了這個電話，真是鬼使神差，接電話的竟然就是齊教授本人，而齊教授當時正準備趕往機場，離開中國返美！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談及齊教授大作之中文版再版一事，作者與出版社一拍即合。2009年6月上旬齊教授來北京辦事，我們終得會面并詳細交換了關于再版該書的意見，一晚所談甚歡。交談中，我們還有幸聆聽齊教授談及關于此書寫作過程中的許多具體細節(jié)和珍貴軼事。一方面，它加深了我們對該書內涵的理解，另一方面，它也使我們對那一代美國華裔學者圈中的求學狀況有了真實的感受。其中感受最深的有兩點，其一是學術大家的寬厚，其二是青年學子的自信。齊教授特別談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兩位著名學者，一位是著名政治學家鄒讜教授，另一位是他的導師、著名國際關系理論家卡普蘭教授。齊教授說，他剛到芝加哥大學求學時，鄒讜教授雖然不是他的直接導師，但卻從學問到生活對他給與了格外的關照。齊教授特別強調，鄒讜教授是他所接觸過的最為謙遜和藹的學人，雖然貴為名門之后，又學富五車，在美國政治學界享有很高聲望，但他無論對同行還是對學生，總是尊重有加，全心傾聽，從骨子里滲透出翩翩君子的道德風貌。而作為導師的卡普蘭教授也是一樣，他曾期望齊教授這樣一位東方弟子能發(fā)揚和發(fā)展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但當齊教授卻憑興趣選擇了研究中國的軍閥政治。面對學生這樣的選擇，卡普蘭教授不僅表現出了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寬容，而且對齊教授“自選題目”的博士論文撰寫計劃提出了多方面的精辟建議和知識支持。談及自己當年的這個研究選題，齊教授坦率地承認，作為年青人，他更喜歡獨立思考，不會在沒想清楚問題之前隨便地附和任何權威。齊教授說，他自己對學術權威當然十分敬仰和真正尊重，但一旦自己經過深思熟慮決定了研究方向，他就會自信地往前走下去。目前的這部著作在寫作之前，某位他所一向敬佩的學術界的大權威就曾建議改換論題，認為這樣的研究會陷入死胡同。但齊教授經反復考慮，最后并沒有采納這位權威學者的建議。在最終答辯時，這篇論文則使這位學術權威對他刮目相待，給與了相當高的評價。在這里我之所以要斷斷續(xù)續(xù)地復述齊教授閑聊時談到的這些往事，其實腦際中浮現的卻是當下中國校園風氣的種種情景，難免感嘆斯文凋零，以至于更加深切地再次體味到了清末時節(jié)知識人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的幻滅感。……
  　　　　這里對校譯中的一些情況也做一簡單交代。根據出版社的要求，本書的此次再版，我與責任編輯分別根據英文原文，逐段對原中文稿進行了核對和通校，然后再共同商議，解決疑難問題。如初版中曾將參考書Ch`en His-chang. Pei-yang ts`ang shuang shih hua.錯譯為“陳志讓：《北洋》”，現更正為：“陳錫璋：《北洋滄桑史話》”。原來將《現代中國軍事史：1924—1949》的作者“劉馥”譯為“F.F.劉”，我們都進行了更改。對原著pp.219-220等幾處漏譯的段落，我們也逐一做了補譯。還有些中文不宜直接表達的英文短語，如“Values affecting political legitimacy”，我們則根據具體語境，把它意譯為“基于政治合法性價值的行為考量”等等。尤其是第七章“經濟能力”，涉及當時大量的貨幣單位，有元、銀元、美元、中國兩、海關兩等，以及各種地方紙幣。這不僅給研究軍閥的財政經濟帶來很大的困難，也使翻譯上完全實現其準確性幾乎成為不可能。雖然我們盡可能地核對有關資料，但仍然有若干幣種不能確認。遇到這種情況，我們一般采取較模糊的處理方式，然后用括號直接標出英文原文。如，“Thousand dollars”，這里“dollars”顯然指的不是“美元”，我們暫時譯為“千元”；涉及“Ch.$ 6 million”，我們則譯為“600萬元（Ch.$ 6 million）”，以避免讀者誤解?？傊?，我們這樣的處理只是權宜之計，以求知者的批評再做完善。
  　　　　重復“翻譯無盡事”的老話永遠不是贅語。由于我們的外語水平和專業(yè)知識有限，錯誤之處當由我個人負責，懇請方家和讀者批評指教。
  　　　　最后，對齊錫生教授同意我們重新校譯他的著者表示衷心敬意！對提出重譯本書的譚徐鋒先生和一絲不茍的責任編輯吳冰華女士表示誠摯的感謝！
  　　　　
  　　　　譯 者
  　　　　
  　　　　2009年8月5日于北京
  　　　　
  　　　　
  　　
•   　　目錄
  　　　　中文版序
  　　　　譯序
  　　　　致謝
  　　　　第一章　導言
  　　　　第二章　軍閥派系的出現
  　　　　歷史背景
  　　　　1911—1917年軍隊的作用
  　　　　1917—1920年軍人派系的產生
  　　　　結論
  　　　　第三章　軍閥派系的構成
  　　　　個人關系的結合
  　　　　自身利益的考慮
  　　　　意識形態(tài)上的聯系
  　　　　這些因素在派系結合中的作用
  　　　　第四章　軍事能力：招募新兵
  　　　　第五章　軍事能力：訓練
  　　　　紀律性方面的訓練
  　　　　技術訓練
  　　　　結論
  　　　　第六章　軍事能力：武器和戰(zhàn)術
  　　　　武器
  　　　　戰(zhàn)術和戰(zhàn)略
  　　　　結論
  　　　　關于地理的重要性
  　　　　第七章　經濟能力
  　　　　固定的收入來源
  　　　　特殊的收入來源
  　　　　軍閥財經政策的評價
  　　　　第八章　軍閥政治的行為準則
  　　　　個人行為準則的特點
  　　　　對待其他軍閥的行為準則
  　　　　基于政治合法性價值的行為考量
  　　　　第九章　中國的政治系統
  　　　　靜態(tài)分析的局限性
  　　　　軍閥政治的系統分析
  　　　　中國軍閥政治的發(fā)展階段
  　　　　結論
  　　　　附錄一　1916—1928年間政治軍事領導人年表
  　　　　附錄二　1916—1927年間各省最高軍事長官年表
  　　　　附錄三　1916—1928年大事年表
  　　　　附錄四　參考書目
  　　　　索　引
  　　　　譯后
  　　
•   　　中文版自序
  　　
  　　
  　　作為《中國的軍閥政治》一書的作者，得知該書能夠以中文出版，當然是一件特別感到欣慰的事。這還要感謝中國人民大學的幾位老師的厚愛，仔細求實的翻譯工作，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們在編排校對等工作上的幫助，才使本書得以問世。謹此也要向他們再三致謝。
  　　回憶撰寫本書的初意，是個人在學生時代對中國近代史的愛好的延伸。最早的構思和初步成品，萌芽于做研究生的時期。成書則是在學校教書的時期。但是對我個人而言，雖然時隔多年，最值得懷念的，還是自己在做學生的時代，因為攻讀這個課題而得到的一些啟發(fā)。
  　　在學生時代，最初找題目當然也經過了一些思考，主要的考慮有兩方面：一是可以找到足夠的材料去進行研讀，二是在當時學術界的成果中還留有空間，允許后學者去做一個有原創(chuàng)性的嘗試。剩下來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了。
  　　對于本書所探討的問題的本質，該說的都已經在書中說了。因此不擬在這個篇幅中繼續(xù)發(fā)揮。倒是當年寫此書的過程中，有兩三件小事，或許值得向讀者們略為報告。
  　　一是師生的關系?？催^本書的讀者們，一定會熟悉卡普蘭（Morton A.Kaplan）教授的名字。他是我做研究生時，在芝加哥大學的國際關系教授。他在當時剛剛提出了一套新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傳統學派非常不一樣，甚受學術界重視。我作為一個初進研究院的學生，當然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精通國際關系，歐美外交史，博弈論，心理學，音樂和文學，等等等，但是偏偏并不十分了解中國。然而經過了幾番討論之后，他表示愿意做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而我也認為可以在他的指導下，學到許多課內和課外的知識。因此，雙方就把關系定下來了。
  　　這種情形或許和今日中國國內高教界的情形頗不相同。國內的博導，需要在課題范圍內學有專精，才有資格指導學生。而在國外（特別是美國）的一般情形下，博導和學生的關系，更接近于互相切磋。導師的所謂指導，通常不是課題的實質內容，更不是由導師牽著學生的手去走路。從選題開始，到找材料，證明這個課題值得做，和做出的成品有原創(chuàng)性，這一切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學生自己的責任，不應該依賴老師。導師的功用更可能的是宏觀的：就理論架構，研究方法，證據的精準，和推理的嚴謹等方面，提出他的建議和批判。因此，一般的假設是，當博士論文完成后，他應該是這方面的專家，而他的導師，則未必是。
  　　在當時芝加哥大學的這個學術體制下，卡普蘭教授給了我最大的關心，和眾多的建議與提示，但是從來沒有規(guī)定我應該如何去寫。還有一點讓我感激不已的是，當時鄒讜教授也是本系的年青教授，又對中國事務非常熟悉。因此我也不時向他請教，而他也對我也盡心地指點。對于我和鄒教授的這份親切的關系，卡普蘭教授不但沒有任何不快，反而再三鼓勵我應該多向鄒教授請益。而鄒教授也對我這位并不是他指導的學生，盡心盡意的指導。他們兩位這么做，唯一的出發(fā)點，就是為了幫助學生，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門戶之見，讓我享受了有兩位博導的幸運。
  　　二是理論的架構。理論之為物，有時可以是一張詳細的地圖，或是一個操作的手冊。但是對當時的我而言，更恰當的形容應該是有如霧中的燈塔。它并沒有向我提供如何從甲點走到乙點的軌跡，但是給我一個大致的方向感，不致走太多的彎路。這在當時對我非常有啟發(fā)性。
  　　因為凡是涉獵過有關軍閥時代書籍的讀者都熟知，坊間許多作品的性質，都是掌故談的形式。我個人也不例外。在看了若干書之后，覺得自己對大大小小的奇聞趣事也能如數家珍，人云亦云，可以增加茶余飯后不少的情趣。但是到頭來，一個逃不掉的問題是：知道了這么多的掌故又能怎樣？它們只不過能夠讓我重新堆砌前人的成果而已。
  　　就在這種情況下，理論架構指點了另外的一種研究方式，讓我能夠摸索出一個新的方向，重新認識自己已經看過的素材的重要性，更迫使我去看許多新的材料，從而借此希望能夠提出些微新的觀點和分析。
  　　三是卡普蘭教授對學問的大度。以一般常理而言，人總是對自己學說既有信心又有偏愛，正常的心情大概會是希望自己的學說被發(fā)揚光大，特別是自己的學生更應如此。更有甚者，或許還想成立一個學派，以學生來光大門戶。
  　　但是在我們交往的過程中，我多次向他提出，他的學說不能完全套用到中國的實際情況上，尤其是我所嘗試的，是把國際關系理論用來解釋國內政治。因此我能得益最多的他在理論上的給我的靈感，而對于理論的具體細節(jié)，恐怕必須加以修正或是補充。他不但沒有任何被忤逆的不快之感，反而非常鼓勵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往前走。他讓我很年輕時就受到一個啟示，那就是學術作品一旦發(fā)表之后，就變成是一個公器。無論他人的推崇、問難、質疑、批評或是反對，都是為了把這一門學科向前推展。他的這種雅量既屬難得，也是一位好學者應有的風范。他的這份胸懷也影響了我自己的學術態(tài)度。
  　　以上這一些事情，雖然都發(fā)生在我自己年青的時代，但是回想起來依然感到幸運和感激。雖然個人的研究興趣以后又進入到其它的領域，但是卡普蘭教授和鄒讜教授對我的“身教”或許比他們對我的“言教”，要來得更重要，其影響也更長遠。
  　　面對本書出版在即，作者的唯一期望是，它能夠向喜歡歷史的讀者們提供一點借鏡的作用。尤其是對當前對研究有興趣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們而言，在他們身邊，既有趣，又有價值，并且又能發(fā)揮創(chuàng)意的科研題目，可說是俯拾皆是。因此愿意趁本書和讀者們見面的機會，略述自己的經驗，謹供參考。
  　　齊錫生
  　　2009年8月11日于美國
  　　
•   說了半天也沒明白為什么中共動員能力強于國民黨
•   很簡單 就是組織動員能力啊 招兵買馬厲害唄
•   組織動員能力=洗腦厲害，能夠調動自我犧牲精神，突破傳統道德束縛
•   中共是宗教性的，共產主義是猶太人搞起來的，猶太一神教+中國文化不患寡患不均的傳統。
  國民黨是民族性的，民族主義在反帝，對日外戰(zhàn)時管用，對內就不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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