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12-6 出版社:寧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余振貴 頁數(shù):394 字數(shù):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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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中國歷代政權與伊斯蘭教》首次從中國歷史發(fā)展整體上,對歷代政權的伊斯蘭教政策進行了大跨度的系統(tǒng)研究,依時間順序闡述了唐、宋、元、明、清、民國等各個歷史時期伊斯蘭教與政治的關系,尤其是明末清初以來伊斯蘭教與西北地區(qū)社會安定的密切關系。
作者簡介
余振貴,回族,研究員,原籍南京。1946年生于上海,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歷史系。先后任寧夏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院長。曾任第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伊斯蘭教協(xié)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現(xiàn)任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伊斯蘭教協(xié)會顧問。著有《中國少數(shù)民族哲學史(回族部分)》《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回族部分)》《當代中國宗教(伊斯蘭教部分)》,編纂有《中國伊斯蘭文獻著譯提要》《大西北對外開放的新思路》《中國回族金石錄》《中國伊斯蘭教簡志》,合著有《伊斯蘭與中國文化》、《中國西北地區(qū)開發(fā)與向西開放》(入選1992年度中宣部“五個一工程”一本好書獎)。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4月獲“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
書籍目錄
原序
緒論
第一編 唐宋時代以推動海外貿易為出發(fā)點的伊斯蘭教政策與地區(qū)性伊斯蘭教政權在西北出現(xiàn)(7世紀中葉~12世紀中葉)
第一章 唐朝時期“恩惠撫和”的伊斯蘭教政策
第一節(jié) 伊斯蘭教傳人中國的社會背景
一、唐代開放的經濟社會環(huán)境與文化氛圍
二、大食遣使朝貢的意義
第二節(jié) 伊斯蘭教在唐代的傳播與發(fā)展
一、怛邏斯戰(zhàn)役推動了伊斯蘭教的東漸
二、參加平定“安史之亂”和“渡瀘之役”的大食軍士在華留居
三、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使穆斯林商賈“住唐”人數(shù)大增
第三節(jié) 唐朝政權對待伊斯蘭教事務的基本態(tài)度
一、唐朝伊斯蘭教政策產生的社會依據
二、唐朝伊斯蘭教政策的主要內容
第四節(jié) 唐朝后期穆斯林的經濟社會狀況
一、在中國西部地區(qū)活動的穆斯林
二、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qū)活動的穆斯林
三、關于唐代穆斯林宗教活動缺乏記載的推測
第二章 五代時期護佑“蠻裔商賈”的伊斯蘭教政策及喀喇汗王朝改奉伊斯蘭教
第一節(jié) 從“蕃商胡賈”到“蠻裔商賈”
一、南方政權對“蠻裔商賈”的護佑扶持
二、五代時期定居蜀中的穆斯林
第二節(jié) 喀喇汗王朝的伊斯蘭化及其特點
一、喀喇汗王朝的興起
二、喀喇汗王朝改奉伊斯蘭教
三、喀喇汗王朝和西遼政權伊斯蘭教政策的特點
第三章 宋朝時期“懷柔羈縻”的伊斯蘭教政策
第一節(jié) 伊斯蘭教在宋代傳播的社會背景
一、海外貿易成為宋朝經濟的重要命脈
二、穆斯林大批來華貿易與朝貢
三、宋朝時期佛道兩教的發(fā)展和猶太教傳華
第二節(jié) 宋朝政權對待伊斯蘭教的基本政策——“懷柔羈縻”
一、宋朝制定伊斯蘭教政策的依據
二、宋朝伊斯蘭教政策的主要內容
第三節(jié) 宋代穆斯林生活的特點
一、在中國廣闊領土上留下活動足跡
二、涌現(xiàn)出一批有影響的穆斯林
三、奉行伊斯蘭教習俗而引起社會關注
第四節(jié) 遼金夏政權與伊斯蘭教的關系
一、遼朝政權與伊斯蘭教
二、金朝政權與伊斯蘭教
三、西夏政權與伊斯蘭教
第二編 元明兩代建立在民族融匯基礎上的伊斯蘭教政策及穆斯林民族群體的誕生(12世紀中葉~17世紀中葉)
第四章 元朝時期“恩威相濟”的伊斯蘭教政策
第一節(jié) 元代伊斯蘭教興盛的社會背景
一、元朝——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歷史舞臺
二、大批回回穆斯林入華
三、元朝實行的民族等級制度
第二節(jié) 元朝政權對待伊斯蘭教事務的基本政策——“恩威相濟”
……
第三編 有清一代牽動中國統(tǒng)一大業(yè)及西部民族地區(qū)穩(wěn)定的伊斯蘭教政策(17世紀中葉~1911年)
第四編 時期各種政治勢力集團對伊斯蘭教的政策(1911~1949年)
結語
后記
再版感言
章節(jié)摘錄
首先,在經濟上對穆斯林客商給予體恤照顧。安史之亂后,唐朝經濟拮據,無力再供應和接濟一大批外國留居者,故此有了貞元年間(785~804年)對外籍人員的清理,給他們授以軍職和公職,進行謀生。為了增加收入,還加重了外貿方面的進口稅收,使外國商賈包括人數(shù)較多的穆斯林客商難以承受,只能在境外去尋求新的市場。據陸贄于貞元八年(792元)起草的《論嶺南請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狀》稱,近來外舶多到安南就市,之所以“舍近而趨遠”,是因為廣州地方當局對客商“侵刻過深”。當唐朝政權意識到市場失落的危險時,很快采取補救措施。唐文宗于大和八年(834年)頒降“病愈德音”詔諭,指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由于地方官吏“多務征求”,客商頗有“率稅猶重”的“嗟怨之聲”?;实邸吧顟]遠人未安”,“思有矜恤,以示綏懷。其嶺南、福建、揚州蕃客,宜委節(jié)度觀察使常存加問”。因此,取消對進口貨物的重復征稅,使客商完稅后,可以自由貿易。盡管朝廷此舉是為保障稅收,但客觀上喚回了包括大食、波斯穆斯林在內的各國客商,恢復了傳統(tǒng)市場,使廣州成為阿拉伯商人薈萃的城市?! ∑浯?,在政治上,對穆斯林給予進身的機會和禮遇。唐宣宗(847~858年)時,開始允許色目人參加科舉考試,并規(guī)定了最低限度的錄取名額。這一開放性舉措使一部分落籍東土的穆斯林進入仕途,從而擴大了社會活動范圍,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在客觀上對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初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大食國人李彥升由嶺南節(jié)度使、廣州刺史盧鈞從廣州帶到汴州,以后又推薦給朝廷。李彥升是個漢化的名字,生于大食,是留居中國的第一代。他在廣州時與盧鈞過從甚密,“以道祈知于帥”,盧鈞“異而薦之”。這個“道”,既可以認為是中國之道,但也不能排斥李彥升將伊斯蘭教教義或歷史情況演說解釋于盧鈞,從而使盧鈞感到新奇而予以薦賞。唐代敬宗(825~826年)朝前后,有一位留居中國的“土生波斯”即波斯人后裔李蘇沙,是個從事香料貿易的穆斯林商人?! ?/pre>圖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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