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實政治

前言

現(xiàn)實政治“人類的要求是自由與平等”——概談傅斯年的政治思想    1928年，33歲的史學家傅斯年出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宣言建筑“科學的東方學正統(tǒng)”，講究“一份材料出一份貨，沒有材料不出貨”，成為“史料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留給人的強烈印象是：冷靜、篤實、深沉。    然而，在社會政治演進的軌跡中，我們還能看到另一個傅斯年——高標理想、關(guān)注現(xiàn)實，激情洋溢地參與社會改造，熱切表達政治主張；在新文化運動的聲聲鼙鼓中，高舉大旗沖鋒陷陣，與北大同學創(chuàng)辦《新潮》雜志，并確定“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詞”作為雜志的“原素”。特別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當天，傅斯年擔任學生游行隊伍總指揮，儼然征戰(zhàn)沙場的一員猛將。    這，源于一代知識分子在深刻變局中的強烈的家國情懷，對現(xiàn)實的切膚體察和對民族未來的高度責任感。在一篇談及陳獨秀及《新青年》的文章中，傅斯年說道：“那時候的志士雖也知道中國的問題并不簡單，然而總看見希望在前面，希望且寄托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給之體力智力為基礎，西洋近代文明之貢獻為工具，以刷洗這千年的瑕穢。”而在一篇《隨感錄》中，傅斯年在評價中國的文人時也表露心跡：“‘哀民生之多艱’的文學家——這是我對于未來中國所要求的！”    在西方社會政治思潮的影響下，傅斯年表現(xiàn)出強烈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經(jīng)濟平等觀念。    傅斯年自己就曾說過，他是自由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相融合?！拔移缴睦硐雵?，是社會主義與自由并發(fā)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極其希望英美能做成一個新榜樣，即自由與社會主義相融合?！保ā对u英國大選》）    在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去世之際，傅斯年撰文對羅斯福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進行了熱情贊頌，并進一步明確表達了他理想中的自由平等思想?！叭祟惖囊笫亲杂膳c平等，而促成這兩件事者是物質(zhì)的和精神的進步?！瓫]有經(jīng)濟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問平等，不管自由，那種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來?！梦镔|(zhì)的進步和精神的進步，以促成人類之自由平等，這是新自由主義的使命?！保ā读_斯福與新自由主義》）    在傅斯年的政治思想中，有一點不得不提及，那就是對“人”的主體性和人生價值的關(guān)切和崇揚。如何處理“名教”與“自然”二者的關(guān)系，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在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人情自然”成為傅斯年向舊道德、舊觀念和舊秩序標靶射出的一支力箭，成為他“一新民物”理想的重要支點。在傅斯年向封建制度所下的戰(zhàn)書中，我們可以清晰地體察到他對“人道主義”價值的崇尚和對“人情自然”的深邃觀照。    在《社會的信條》中，傅斯年一展史學家所長，不動聲色拈出的一則史料，令觀者對“名教”的殘酷性觸目驚心：    （福建）延平一帶地方，未婚婦女，死了定婚的丈夫，便要尋死，這種風氣李氏最盛。李氏是那里巨族，出了個所謂名臣名儒的李光地。這位名臣名儒立了條家法，凡是未婚女子（已訂婚），死了丈夫，須要殉節(jié)。若是不肯，別人當助她死，好求旌典。   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社會上的信條，總當出于人情之自然?！薄拔覀兛傄鋈?，不要做‘戕賊杞柳而成的桮棬’；總要從心內(nèi)的判斷，自然的性質(zhì)，不要從社會的強壓力。我們必須建設合理性的新信條，同時破除不適時的舊信條。”    可以說，政治情懷上，傅斯年是熱情高蹈的理想主義者。在《一段瘋話》中，他汪洋自肆地抒懷：“文化的進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問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個人去辟不經(jīng)人跡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厭他，恨他，一會兒便要驚怪他，佩服他，終結(jié)還是愛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決然斷定，瘋子是烏托邦的發(fā)明家，未來社會的制造者?！薄爸袊F(xiàn)在的世界里，是沉悶寂滅到極點了。其原因確是瘋子太少。瘋子能改換社會?！?   傅斯年非特是理想主義者，他還是務實冷靜的現(xiàn)實主義者。他在《現(xiàn)實政治》一文中明確表示，要“認識現(xiàn)實，把握現(xiàn)實，操縱現(xiàn)實”，并對嘲諷了那些秉持“主觀主義、直覺主義、一元主義、寺院主義”的人們。    1944年，恰逢五四運動25周年。傅斯年從現(xiàn)實出發(fā)，以冷靜的筆調(diào)撰文，對中國傳統(tǒng)及五四運動狂飆突進的得失，給予客觀而務實的評價：“‘五四’在當時本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運動，自然也不是一個全無計劃的運動……這個情形明顯的表現(xiàn)于其整個運動的成就上，所以消極方面的成就比積極方面的多?！彼终f道：“恢復民族的固有道德誠為必要，這是不容懷疑的。然而滌蕩傳統(tǒng)的瑕穢，亦為必要，這也是不容懷疑的，假如我們必須頭上肩上背上拖著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我們?nèi)绾芜€有氣力做一個抗敵勞動的近代國民？如何還有精神去對西洋文明‘迎頭趕上去’？”（《“五四”二十五年》）    在傅斯年看來，一場五四運動根本不足以徹底改變中國政治和社會的面貌，他寄希望于社會個體的自我要求，寄希望于青年“無中生有的去替中國造有組織的社會”。傅斯年寫道，“社會是個人造成的，個人的內(nèi)心就是一個小社會。所以改造社會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薄八^造有組織的社會，一面是‘養(yǎng)成社會的責任心’，一面是‘個人間的粘結(jié)性’，養(yǎng)成對于公眾的情義與見識與擔當。”（《青年的兩件事業(yè)》）    要說明的是，在傅斯年政治思想的相關(guān)論述中，不單涉及帶有根本性的宏大命題，還有許多對社會現(xiàn)象和國內(nèi)外局勢，如教育改革、青年失業(yè)、女子生活、日本侵華戰(zhàn)爭等問題的臧否評騭。應該說，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是一個豐富的、多元的、開放的體系，需要讀者多方體會。賈蘇

內(nèi)容概要

　　本書是對傅斯年非學術(shù)之作的精編本，從他對中國封建文化的反思以及對當時代社會現(xiàn)象的評論等角度可以對這位中國文化重鎮(zhèn)別具一格的思想人士有深入的了解。
　　他見證民國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文人的政治面貌和精神思想。痛陳積存千年之流弊，洞察現(xiàn)實政治之壸奧。

作者簡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曾先后在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留學，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教育家。創(chuàng)辦并長期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一生著述頗豐，著有《東北史綱》《性命古訓辨證》等。

書籍目錄

人生問題發(fā)端
去兵
萬惡之原（一）
心氣薄弱之中國人
中國文藝界之病根
社會——群眾
社會的信條
破壞
自知與終身之事業(yè)
一段瘋話
隨感錄（四則）
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
《新潮》之回顧與前瞻
中國狗和中國人
歐游途中隨感錄
青年的兩件事業(yè)
美感與人生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教育崩潰之原因
陳獨秀案
多言的政府
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
“不懂得日本的情形”?。?br />現(xiàn)實政治今天和一九一四
青年失業(yè)問題
政府與提倡道德
“中日親善”？？??！
論學校讀經(jīng)
中學軍訓感言
閑談歷史教科書
一夕雜感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公務員的苛捐雜稅
政治之機構(gòu)化
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
護士職業(yè)與女子生活理想
盛世危言
天朝——洋奴——萬邦協(xié)和
“五四”二十五年
現(xiàn)實政治
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
漫談辦學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
幾個教育的理想

章節(jié)摘錄

版權(quán)頁：   現(xiàn)實政治人生問題發(fā)端 人生問題是個大題目，是個再大沒有的題目。照我現(xiàn)在的學問思想而論，決不敢貿(mào)貿(mào)然解決它。但是這個問題，卻不能放在將來解決；因為若不曾解決了它，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覺得沒有著落似的。所以不瞞鄙陋，勉強把我近來所見，寫了出來，作為我的人生觀。還要請看的人共同理會這個意思，大家討論，求出個確切精密的結(jié)果。我這篇文章，不過算一種提議罷了。所以題目就叫做人生問題發(fā)端。 一年以來，我有件最感苦痛的事情：就是每逢和人辯論的時候，有許多話說不出來——對著那種人說不出來；——就是說出來了，他依然不管我說，專說他的，我依然不管他說，專說我的。弄來弄去，總是打不清的官司。我既然感著痛苦，就要想出條可以接近的辦法；又從這里想到現(xiàn)在所以不能接近的原因。照我考求所得，有兩件事是根本問題——是一切問題的根本，是使我們所以為我們，他們所以為他們，使他們不能為我們，我們不能為他們的原動力。第一，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觀念的不同。這兩件既然絕然不同，一切事項，都沒接近的機緣了。就思想而論，我們說“凡事應當拿是非當標準，不當拿時代當標準”；他們說，“從古所有，烏可議廢者”。就人生而論，我們說，“凡人總當時時刻刻，拿公眾的長久幸福，當做解決一切的根本”；他們說，“無念百年，快意今日”。這樣的相左，那能夠有接近的一天？要是還想使他同我接近,只有把我這根本觀念，去化他的根本觀念。如若化不來，只好作為罷論；如若化得來，那么就有共同依據(jù)的標準了，一切事項可以“迎刃而解”了。什么“文學的革命”、“倫理的革命”、“社會的革命”……雖然是時勢所迫，不能自已；然而竟有許多人不肯過來領(lǐng)會的。我們姑且不必請他領(lǐng)會，還請他“少安勿躁”，同我們討論這根本問題。 這根本問題是兩個互相獨立的嗎？我答道，不但不能說互相獨立，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問題，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有這樣特殊的思想式，就有這樣特殊的人生觀；有那樣特殊的人生觀，就有那樣特殊的思想式，兩件事竟斷不出先后，并且分不出彼此。要是把這兩題作為一體，往深奧處研究去，差不多就遮蓋了哲學的全部。但是這樣研究，作者淺陋，還辦不到；而且實際上也沒大意思，不如就形質(zhì)上分作兩題，各自討論。所有+思想式一題，等在本志第三號上討論去?，F(xiàn)在把人生觀念一題，提出來作個議案罷。 一 我們中國人在這里談論人生問題，若果不管西洋人研究到什么地步，可就要枉費上許多精神，而且未必能切近真義。因為人生的各種觀念，許多被人家研究過了，盡不必一條一條的尋根徹底：徑自把他的成功或失敗，作為借鑒，就方便多了。所以我在評論中國各派人生觀念以前，先把西洋人生觀念里的各種潮流，約略說說。一章短文里頭，原不能說到詳細，不過舉出大綱領(lǐng)罷了。 LudwigFeuerbach說“我最初所想的是上帝，后來是理，最后是人”。這句話說的很妙，竟可拿來代表近代人生觀念的變化。起先是把上帝的道理，解釋人生問題。后來覺著沒有憑據(jù)，講不通了，轉(zhuǎn)到理上去。然而理這件東西，“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被Intellectualists編者注：唯理智論認為認識全部來源于純理性，否認理性認識依賴感性經(jīng)歷。和其他的Classicalphilosophers編者注：古典哲學家。講得翻江倒海，終是靠不著邊涯。于是乎又變一次，同時受了科學發(fā)達的感化，轉(zhuǎn)到人身上去。就是拿著人的自然，解釋人生觀念；——簡捷說罷，拿人生解釋人生，拿人生的結(jié)果解釋人生的真義。從此一切左道的人生觀念和許多放蕩的空議論，全失了根據(jù)。我們考索人生問題，不可不理會這層最精最新的道理。 人對于自身透徹的覺悟，總當說自達爾文發(fā)刊他的《物種由來》和《人所從出》兩部書起。這兩部書雖然沒有哲學上的地位，但是人和自然界、生物界的關(guān)系——就是人的外周——說明白了。到了斯賓塞把孔德所提出的社會學，研究得有了頭緒，更把生物學的原理，應用到社會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關(guān)系，又明白個大概。后來心理學又極發(fā)達，所有“組織”(Structural)、“機能”(Functional)、“行為”(Behavioristic)各學派，都有極深的研究。人的自身的內(nèi)部，又曉得了。這三種科學——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都是發(fā)明人之所以為人的。生物學家主張的總是“進化論”(Evolutionism)，從此一轉(zhuǎn)，就成了“實際主義”(Pragmatism)。法國出產(chǎn)的“進化論”(EvolutionCreatrice)也是從進化論轉(zhuǎn)來。什么LifeUrge編者注：生命驅(qū)動。和LifeSpirit編者注：生命精神。雖然一個說科學解釋不了，一個更近于宗教，然而總是受了進化論的影響，并且可以說是進化論的各面。這并不是我專用比傅的手段，硬把不相干的，合在一起，其實各派的思想，雖是“分流”，畢竟“同源”。所以B.Russell編者注：伯特蘭?羅素，英國著名的學者。在他的ScientificMethodinPhilosophy里，竟把這些派別歸為一題，叫做進化論派。Eucken編者注：魯?shù)婪?奧伊肯。在他的KnowledgeandLife里，也常合在一起批評去。我把它合在一起的緣故，是因為都是現(xiàn)代思潮一體的各面，都是就人論人。發(fā)明人之所以為人，都不是就“非人”論人。我們受了這種思潮的教訓，當然要拿人生解決人生問題了。 但是現(xiàn)在為說明之便，卻不能合籠一起講下去，只得稍稍分析。論到小節(jié)，竟是一人一樣；論大體，卻可作為兩大宗。第一，是生物學派；第二，是實際主義派。現(xiàn)在不便詳細講解它，姑且舉出它們兩派供給于人生觀念最要的事實罷了。 生物學派，拿自然界做根據(jù)，解釋人生。它所供給人生觀念最切要的，約有以下各條： （1）使人覺得它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因而曉得以己身順應自然界。 （2）古時候的“萬物主恒”之說，沒法存在了。曉得各種事物，都是隨時變化的，曉得人生也在“遷化之流”(AStreamofBecoming)里頭，可就同大夢初醒一般，勉力前進。許多可能性(Possibilities)許多潛伏力(Potentialities)，不知不覺發(fā)瀉［泄］出來。現(xiàn)在人類一日的進步，賽過中世紀的一年，都為著人人自覺著這個，所以能這樣。 （3）古時哲學家對于人生動作，多半立于旁觀批評的地位，沒有探本追源，而且鼓勵動作的。自從“生存競爭”發(fā)明以后，又有了“生存競爭”的別面——“互助”——一正一反，極可以鼓勵人生的動作。這個原理仿佛對人生說道，“你的第一要義就是努力”。 （4）古時哲學家的人生觀念，有時基于形而上學，盡可以任意說去，全沒著落。生物學派把這些虛物丟掉，拿著人的地位一條發(fā)明，盡夠棄掉各種“意界”的代價而有余。從此思想中所謂“想象的優(yōu)勝與獨立”(ImaginarySuperiorityandIndependence)不能存在。總須拿人生解釋人生問題。這樣一轉(zhuǎn)移間，思想的觀念變了，人生的觀念變了。因為思想從空洞的地方轉(zhuǎn)到人生上，人生的范圍內(nèi)事，多半被思想揭開蓋了。 （5）看見人類所由來的歷史是那樣，就可斷定人類所向往的形跡必定也是那樣。所以有了尼采的“超人”觀(Uebermensch)。尼采的話，雖然說的太過度了，但是人類不止于現(xiàn)在的境況，卻是天經(jīng)地義。從此知道天地之間，是“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人生的真義，就在乎力求這個“更多”，永不把“更多”當做“最多”。 以上都是生物學派所供給的。但是專把生物學解釋人生，總不免太偏機械的意味。斯賓塞也曾自己覺得他的生活界說不切事實；說，“生活的大部分，不是生理、化學的名詞能夠表現(xiàn)的”。所以從生物學派更進一層，就是實際主義的說話?，F(xiàn)在把這主義給人生觀念最要緊的道理，寫在下面： （1）生物學派的人生觀念是機械的，實際主義的人生觀念是創(chuàng)造的。 （2）哲姆士說，“精神主義的各種，總給人以可期之希望，物質(zhì)主義卻引人到失望的海里去”(James，Pragmatism，P.108)。生物學派的主張雖然叫人努力，但是極不努力的道理，也可憑藉著生物學家的議論而行。實際學派感覺著這個，把“軟性”人和“硬性”人兩派哲學外表的相左揭破了，事實上聯(lián)成一個；一邊就人性講得透徹，不像理想家的不著邊涯；一方說“道德生活是精神的，精神是創(chuàng)造的”(CreativeIntelligence，P.408)。不像生物學派講得全由“外鑠?！边@類的人生觀念，是科學哲學的集粹，是昌明時期的理想思潮和十九世紀物質(zhì)思潮的混合品，是在現(xiàn)代的科學、社會生活、哲學各問題之下，必生的結(jié)果。 （3）古時哲學家總是拿宇宙觀念解釋人生問題，總不能很切題了；生物學家也是拿生物原理解釋人生問題，每每把人生講得卑卑的很。實際主義卻拿著人生觀念，解釋一切問題：只認定有一個實體——就是人生；——不認定有惟一的實體——就是超于人生。所有我們可以知，應當知，以為要緊，應當以為要緊的，都是和人生有關(guān)，或者是人生的需要。供給人生的發(fā)達與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損害人生的發(fā)達與成功的是無用，(包括有害)，無用就是假。這樣抬高人生觀念的位置，不特許多空泛的人生觀念，一括而清，就是生物學派只曉得人生的周圍；不曉得人生的內(nèi)心的人生觀念，也嫌不盡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實際主義是生物學派進一層的，是聯(lián)合著生物學派，發(fā)明人之所以為人的。 （4）既然發(fā)明人生是制定思想上、道德上一切標準的原料，就可以拿人生的福利(Welfare)和人生的效用(Effects)去解決人生問題。從此人生的意義，脫離了失望，到了希望無窮的海；脫離了“一曲”，到了普通的境界；脫離了“常滅”，到了永存的地位。 照這看來，拿人生解釋人生，是現(xiàn)在思想潮流的趨勢。我們在這里研究人生問題，當然不能離開這條道路呵！ 二 然而中國現(xiàn)在最占勢力的人生觀念和歷史上最占勢力的人生學說，多半不是就人生解釋人生，總是拿“非人生”破壞人生。何以有這樣多的“左道”人生觀念呢？我想中國歷來是個亂國。亂國的人，不容覺悟出人生真義。姑且舉出幾條駁駁它。 第一是達生觀。這種人生觀，在歷史上和現(xiàn)在，都極有勢力。發(fā)揮這個道理的人，當然以莊周做代表，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和《達莊論》，也是這道理。這一派大要的意思總是要“齊死生，同去就”；并且以為善惡是平等的，智愚是一樣的?？粗松?，不過是一切物質(zhì)的集合，隨時變化，沒有不滅的精神，所以堯、舜、桀、紂都沒差別，“死則腐骨”。照這樣人生觀念去行，必定造出與世浮沉的人類。既然不分善惡，所以沒有不屈的精神；既然沒有將來的希望，所以不主張進化；既然以為好不好都是一樣，所以改不好以為好只是多事；既然只見得人生外面變化，不見得人生里面永遠不變，所以看得人生太沒價值了。照效果而論，這種達生觀已經(jīng)這樣可怕，若果合于真理，尚有可說，無如拿真理解它，它并沒立足之地。凡立一種理論，總要應付各種實事，但凡有一處講不通，這理論就不能成立。我們是人，人有喜、有怒，有若干的情緒，有特殊的情操，有意志，有希望；拿這種達生觀去應付，一定應付不下的。因為達生觀忽略人性。所以處處講不通了。達生觀竟可以說是一種“非人性的人生觀”。就以阮籍個人而論，總應該實行這達生觀了；但是《晉書?本傳》里說：“籍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jié)。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照這樣看。阮籍竟不能實行下去。他愛他兒子，他不愿意他兒子學他，可見他這道理是不普遍的。不普遍的道理是不能存在的道理。然而大說特說，真是自欺。還有一層，照這達生觀的道理而論，善惡是一樣，一切是平等了；那么“大人先生”和“裈中群虱”是沒分別，達生的和不達生的，是沒上下，何以偏說“大人先生”好，“裈中群虱”不好？達生的好，不達生的不好呢？既然“一往平等”了，沒有是非了，只好“無言”；然而偏來非那些，是這些，罵那些，贊這些，真是自陷。總而言之，解釋人生真義，必須拿人性解去，必須把人性研究透徹，然后用來解釋。如若不然，總是不遮蓋事實的空想了。至于達生觀所以在中國流行，也有幾條緣故。第一，中國人是只見物質(zhì)不想精神的。第二，中國人缺乏科學觀念，所以這樣在科學上講不通的人生觀念，卻可以在中國行得通。第三，——這是最要緊的原故——中國的政治，永遠是昏亂。在昏亂政治之下，并沒有人生的樂趣，所以人生的究竟，不可得見。忽然起了反動，就有了達生觀了。 第二是出世觀。出世的人生觀有兩種：一、肉體的出世。二、精神的出世。前者是隱遁一流人，后者是一種印度思想。中國歷史上最多隱士，都是專制政治的反響，專制政治最能消滅個性；盡有許多有獨立思想的人，不肯甘心忍受，沒法子辦，只有“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什么“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啊，都是在昏亂時候。有時太平時代，也出隱士，看來似乎可怪。其實也是為著社會里政治里不能相容，然后自己走開。這樣本不是一種主義。在實行隱遁的人，也并不希望大家從他。所以有這樣情形，盡可說是在一種特殊境況之下，發(fā)生來的一種特殊變態(tài)，我們大可置而不論了。至于那一種印度思想，惑人卻是不少。他們以為人生只有罪惡，只有苦痛，所以要超脫人生。揣想他的意旨并不是反對人生，原不過反對苦痛，但是因為人生只有苦痛，所以要破壞人生。照現(xiàn)在文化社會的情形而論，人生只有苦痛一句話，說不通了。更加上近代科學哲學的證明，超脫人生的幸福，是不可求的。什么“涅槃”(Nirvana)一種東西，是幻想來的。這也是在印度亂國里應有的一種思想，也是受特殊變態(tài)的支配，也是拿“非人”論人，不能解釋人生的真義。 第三是物質(zhì)主義。中國人物質(zhì)主義的人生觀，最可痛恨。弄得中國人到了這步田地，都是被它害了的。這種主義在中國最占勢力，也有個道理。中國從古是專制政治，因而從古以來，這種主義最發(fā)達。專制政治，原不許人有精神上的見解，更教導人專在物質(zhì)上用工夫。弄到現(xiàn)在，中國一般的人，只會吃，只會穿，只要吃好的，只要穿好的，只要住好的，只知求快樂，只知縱淫欲……離開物質(zhì)的東西，一點也覺不著；什么精神上的休養(yǎng)，奮發(fā)、苦痛、快樂、希望……永不會想到。這樣不僅卑下不堪，簡直可以說蠢的和豬狗一樣。一切罪惡，都從不管精神上的快樂起來。所以不管精神上的快樂，都因為僅僅知道有物質(zhì)。這種觀念，在哲學上并沒有絲毫地位，原不值得一駁。我們只要想幾千年前人類要是只有這種觀念，必定沒有我們了。我們要是只有這種觀念，必定沒有后人了?？梢娺@觀念和人生勢不兩立，那么當然不能拿它解釋人生了。 第四是遺傳的倫理觀念。有人說，道德為人而生；也有人說，人為道德而生。后一層道理，已經(jīng)是難講得很。縱然假定人為道德而生，也應當為現(xiàn)在的，真實的道德而生，不應當是為已死的、虛矯的道德而生。在現(xiàn)在中國最占勢力的人生觀念，是遺傳的倫理主義。它以為人為道德而生——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不許有我，不許我對于遺傳下來道德的條文有惑疑。硬拿著全沒靈氣的人生信條，當作裁判人生的一切標準。中國人多半是為我主義，這卻是無我論。何以無我呢？因為有了道德，就無我了；有了道德上指明的“君”、“父”，就無我了；有了制定道德的圣人，就無我了。這道理竟是根本不承認有人生的。它的講不通，也不必多說了。 這四種都是在中國流行的“左道”人生觀念。有人問我，何以這幾樣都算做“左道？”我答道，“因為他們都不是拿人生解釋人生問題，都是拿‘非人生’破壞人生，都是拿個人的幻想，或一時壓迫出來的變態(tài)，誤當做人生究竟”。其余的“左道”觀念，尚是很多，一篇文章里不能一一說到。只要把“就人生論人生”一條道理當做標準，不難斷定它的是非了。 三 既然“左道”的人生觀念，都是離開人生說人生。我們“不左道”的人生觀念，當然要不離開人生說人生了。但是不離開人生說人生——就人生的性質(zhì)和效果，斷定人生的真義——卻也不是容易的事。想這樣辦，必須考究以下各條事實： （1）人在生物學上的性質(zhì)——就是人在自然界的位置。 （2）人在心理學上的性質(zhì)——就是人的組織、機能、行為、意志各方面的性質(zhì)。 （3）人在社會學上的性質(zhì)——這是人和人、個人和社會，相互的關(guān)系。 （4）人類將來的福利和求得的方法。 （5）生活永存的道理（TheImmortalitiyofLife)。我這里說生活永存，萬萬不要誤會。我是說“生活的效果(Effects)”永存，“社會的生活”永存，不是說“個人的生活的本身”永存。照這五條研究詳細，不是我這“發(fā)端”的文章應有的事。況且我學問很淺，也不配仔細述說這些。所以要做這篇文章的緣故，原不過提出這人生問題，請大家注意。請大家去掉“左道”，照正道想法去解決它；并不敢說我已經(jīng)把它圓滿解決了。但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哲學，上至大總統(tǒng)，下至叫化子，都有他的人生哲學。我對于人生，不能沒有一番見解。這見解現(xiàn)在卻切切實實相信得過，也把它寫了出來，請大家想想罷。 人生觀念應當是： 為公眾的福利自由發(fā)展個人(我現(xiàn)在做文，常覺著中國語宣達意思，有時不很親切。在這里也覺這樣。我把對待的英文，寫出來吧?！癟hefreedevelopmentoftheindividualsfortheCommonWelfare”)。 四 我這條人生的觀念，看來好像很粗，考究起來實在是就人生論人生，有許多層話可說。怎樣叫做自由發(fā)展個人？就是充量發(fā)揮己身潛蓄的能力，卻不遵照固定的線路。怎樣叫做公眾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為什么要為公眾的福利？就是因為個人的思想行動，沒有一件不受社會的影響，并且社會是永遠不消滅的。怎樣能實行了這個人生觀念？就是努力。這話不過略說一兩面。我這人生觀念，決不是兩三行文章，可以講圓滿了的。但是多說了看的人要討厭了，姑且拋開理論，把偽《列子?湯問》篇里一段寓言，取來形容這道理吧。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于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jié)，始一返焉。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余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其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為乎？”河曲智叟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這段小說把努力為公兩層意思，形容得極明白了。“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為乎？”一句話，尤其好。我們可以從這里透徹的悟到，人類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層一層堆積來的，群眾是不滅的。不滅的群眾力量，可以戰(zhàn)勝一切自然界的。末一節(jié)話雖荒唐，意思乃是說明努力的報酬。但群眾能永遠努力做去，沒有不“事竟成”的。我們想象人生，總應當遵從愚公的精神。我的人生觀念就是“愚公移山論”。簡截說罷，人類的進化，恰合了愚公的辦法。人類所以能據(jù)有現(xiàn)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為從古以來的人類，不知不覺的慢慢移山上的石頭土塊：人類不滅，因而漸漸平下去了。然而愚公的移山論，竟是合于人生的真義，斷斷乎無可疑了。 這篇文章，并沒說到仔細。仔細的地方，我還要研究去，奉勸大家都研究去。研究有得再談罷。 1918年11月13日 （原載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號）去兵 七年11月30日，北京大學在中央公園開演說會。余曾擬定《去兵》一題。適是日王撫五先生講“弭兵！”雖詞說不一，而意旨從同。余遂作罷。歸來。將所欲言者，寫成此文，仍用演說體裁也。（著者） “兵！”“兵！”我們整天心里有這種東西的印象：整天見的是兵，整天聽得的是兵的消息。有的人在那里招兵、練兵、用兵，也有的人在那里供給兵、伺候兵，望著兵逃，受兵辱害。兵究竟是件什么東西？它的性質(zhì)怎樣？它的用處怎樣？它在現(xiàn)在世界上的位置怎樣？ 我回答這問題道：兵是沒用的，兵是代表獸性的，兵是野蠻時代的遺跡(Survival)，兵是現(xiàn)在社會上一切罪惡的根源，兵是文明進化的大障礙物。 中國人對于兵的透徹覺悟，本是很早的。在周朝的末年，已經(jīng)有一般政治家，用“弭兵”政策；更有一般哲學家，講“非攻”主義。誰知道到了后來，中國人的靈魂掉了。過了兩千多年的日子，受了無量數(shù)兵爭的痛苦，雖然出產(chǎn)了許多《兵車行》……終沒人發(fā)去兵的議論。這真是件最可傷心最可羞恥的事。西洋自古來就有去兵的學說，所有大哲學家，幾乎沒有一個不是這樣主張。柏拉圖、康德、邊沁等，主張尤力。到了近年，更是利害；再加上這次大戰(zhàn)的反響，這“去兵”的一種主義，已經(jīng)完全離了哲學家的夢想，變成了政治家的政策?？上覀兛蓱z的中國人，竟是大半不曾聽得這種學說。我就用今天演說的機會，同諸位商量這大概罷了。 諸君知道人的所由來嗎？人的祖先，本是禽獸。從禽獸變成人，從野蠻變成有文化。雖然是人，卻不免帶點禽獸的性質(zhì)；雖然是有文化，卻也不免帶點野蠻時代的遺傳。世界上長久不息的戰(zhàn)爭，是過去的黑暗和未來的光明打仗；我們做人的唯一職務，是幫這未來的光明，和過去的黑暗打仗。這道理古時候的祅教波斯古代的Zoroastrianism。已經(jīng)說過。我們的最大先知托爾斯泰，也有句極簡截的話：說“現(xiàn)在的大戰(zhàn)……不是用鐵、用槍、用彈的戰(zhàn)爭，是個永遠不息的精神戰(zhàn)爭；兩方的敵人，一方是人類的、光明的透徹覺悟，要在那里發(fā)展；一方是遺傳的黑暗和拘束，正在那里圍繞著壓制著我們?！比粍t請問什么是過去的黑暗，什么是未來的光明？我敢答道，過去的黑暗，是武力主義(Militarism)，即是禽獸的遺傳，即是野蠻的遺傳；未來的光明，就是一切政治上、社會上、倫理上，全本這“Democracy”編者注：民主。一個主義而行，這主義昨天李守常先生說過的，我不細講了。昨天羅家倫先生講什么世界的新潮流，這就是世界的新潮流。羅君曾說，凡是潮流，不能抵抗。這Democracy一個主義，正在那里“搖天撼地”，“一瀉千里”，可見難得抵抗。偏偏兵一件東西，本著它的歷史，用著它的性質(zhì)，處處和這主義抵抗。要是容許兵的存留，就是限制這主義的發(fā)展；要是幫助這主義的發(fā)展，就要預先不許兵的存留。我們既然明白曉得Democracy是光明的代表，是我們未來一切的希望和幸福所托命，就要竭力除去這黑暗的代表，這社會上無窮罪惡和苦惱所托命！ 我說到這里，諸位定要問我，何以把兵看得這樣不好？我說這有許多條道理，等我一條一條說來。 第一是兵和政治的新潮流沖突。政治的新潮流，就是上文說的Democracy。經(jīng)過幾十年的試驗，再加上這次大戰(zhàn)的教訓，這主義總算完全勝利。各國的政治家和人民，都有幾條透徹的覺悟：第一，覺得“人上人”(Raceoverrace)一種事情，沒法延長下去；第二，覺得政治不是依靠兵力而行。覺得這個，當然覺得兵是沒用的。“凡是一種政策，若果除了兵力，沒法實行，必不是永久的政策”。必是個貽誤后人、損人不利己的政策。用兵力違背民意，用兵力壓制不獨立的人民，用兵力謀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一句話說來，用兵抵抗Democracy——在現(xiàn)在真不“時髦”了。既然政治上一切設施，必須靠著民意的向背，沒法不尊重民權(quán)的發(fā)展，還向那里用武力去？何苦留著這武力，作為民意民權(quán)的妨害物？所以我們可以決然斷定道，在現(xiàn)在政治的潮流底下不許有兵。有了兵，便是古來的政治。 第二是兵和社會的新潮流沖突。社會的新潮流，也是受上文說的Democracy的支配。改造的趨向，大概分兩個道路：第一，破除社會里各種階級；第二，大家對于社會，總要效勞。效的勞平等，受社會的報酬也平等。就第一條說，兵，是專門制造階級的；就第二條說，兵，對于社會，根本是不效勞的，卻要索最大的報酬。照這看來，兵只會“助紂為虐”。在現(xiàn)在社會的潮流底下，不許有兵；有了兵，便是古時的社會。 第三是兵和教育的新潮流沖突。新教育的趨向，教人“因人設教”。兵的訓練，卻只有一條法子。新教育的趨向，教人注意“發(fā)展”，兵的訓練，卻專心“收斂”，新教育是自動的，兵的訓練是強制的。昨天一位朋友問我，“兵的訓練是怎樣”？我答道，“是造就無機體，造就放炮的機器”。一個好好的人，弄到營里，受兵式的教練，先要剝?nèi)ニ枷?，再來剝?nèi)ヅd致，再來剝?nèi)ナ肿愕淖詣游璧??！皾M身上都是膽”，就是滿身上都是恐懼，滿身上都是木偶氣。戰(zhàn)陣明明是極可怕的事，卻弄得它喪失了知覺，無意識的上陣地。到了那里，一切舉動，像個機器。它那炮彈“應聲而發(fā)”，它腦袋好比機器似的。這樣的訓練，真是把活人變成死人，我們想想當年的科舉訓練，何等離奇，何等可怕。這兵式訓練，卻比它更離奇更可怕。 照這樣看來，兵和一切新潮流反背，斷斷無疑了。我對于兵的判斷，可以約為以下幾條。 （1）兵是破壞的。毛奇(Moltke)說，“兵是破壞，兵是僅僅破壞”。這真是句誠實話。我們須要曉得戰(zhàn)后的一切建設，全靠著平和的精神，和戰(zhàn)爭精神根本相左。戰(zhàn)爭的精神，定然不能用來建設：就可明白戰(zhàn)爭的效用，僅僅到了破壞，破壞以外，沒有關(guān)連了。詳見WilliamJames的TheVarietiesofReligiousExperience第367頁，此書第365~~368頁談兵可廢之理甚善。 （2）兵是不生產(chǎn)的。這道理原不消說。因為兵不生產(chǎn)，所以和社會是仇敵了。 （3）兵是不負責任的。既然造就成了機器，還對于誰負責任？ （4）兵是無權(quán)利，因而無義務可言的。這道理也不消說。 （5）兵是幼稚的。兵的生活，兵的思想，兵的性情，兵被公家的待遇，兵的沒事干，兵的仰衣食于別人，兵和兵的交際。沒一樣不像小孩子。詳見BenardShaw的JohnBullsOtherIsland。書中有一節(jié)名DownWithTheSoldier，將兵之惡跡寫得淋漓盡致，本文中引用頗多。 （6）兵是以不道德為道德的。罪惡莫大過殺人，殺人卻算兵的道德。那種兵式訓練，專門消滅人性。其實人性哪能消滅干凈，不過把那些向上心，理性心消滅了，那肉欲依然存在，或者更強。一旦爆發(fā)，便要奸淫虜掠了。我們只能說奸淫虜掠是兵的天職，不能說是兵的不道德。我們山東向來是多土匪的，但是自從去年解散的“辮子兵”，都投土匪，土匪愈不如從前了。本來的土匪，原略有點自治性質(zhì)、責任心，不像兵的全不管。從此可知兵的不道德，是性質(zhì)如此了。 總而言之，我們正在這里發(fā)展人的能力，向自然界開辟人類的殖民地，兵卻在那里用破壞的手段，替自然界奪回人類的殖民地；我們正在這里努力生產(chǎn)，兵卻在那里消費生產(chǎn)；我們最歡喜的是有自由、是有責任，兵最怕的是有自由、是有責任；我們希望人道精神，漸漸發(fā)展，兵刻刻發(fā)揮著獸性。現(xiàn)在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一切惡跡、一切妨礙物，請學問家考究起來，可以說沒有一條不是古時武力時代的遺傳，沒有一條不和武力主義有直接、間接的關(guān)系。從此可知兵是舊政治、舊社會、惡政治、惡社會的結(jié)晶核，當然要除去哪！ 諸位想必有軍界的人，聽了我這話，切不要發(fā)怒。中國的兵，都是最親愛的同胞，生下來是善人，哪里有什么罪過？都是被那些存心利用的人招了去害了，坑了。弄得無可告訴，弄得“死生系于他人，”弄得專作罪惡。兵對于罪惡不負責任，還要叫那些造就兵的負去。我現(xiàn)在要請大家起個自覺心，脫出這個孽海。諸位想想，諸位豈不是為著沒有職業(yè)才去當兵嗎？這沒有職業(yè)，豈不是因為兵多了，到處破壞，弄得我們拋家舍業(yè)，沒法子辦，才去當兵嗎？難道我們身受的苦痛，還忍送給別人嗎？況且我們何嘗一定沒有職業(yè)的？好的沒有，壞的總要有的。都是被那招兵的巧言花語捉弄了去。那些用我們的人，忽然用不著我們了，就打發(fā)我們走路。到了那時節(jié)，我們坐食慣了，兵的性情成了，可真沒事可干了。為他一時的利用，誤我們終身的職業(yè)，這果值得嗎？就是不打發(fā)走路，打發(fā)我們上陣死去，我們更覺著值得嗎？他克扣我們的軍餉，十萬買個小老婆，二十萬賭輸了一回，卻給我們幾塊剛夠吃飯的錢，教我們死去，也不管為著什么死去，我們值得嗎？我們究竟為著什么事要死來？我們?yōu)檎l死來？俗語說得好，“死也要死個明白”。我們也是個人，我們也是父母生的，就該糊里糊涂死去嗎？就該受他這樣待遇嗎？我告訴諸位罷！世界的將來是勞動主義，是工本主義(Industrialism）。我們想有飯吃，總須做工的，不做工，將來定要天然淘汰，沒飯吃的。現(xiàn)在時候到了！起來！起來！起來！把刀化成鋤，把槍化成工具，把軍衣化成農(nóng)工衣服，回我們家鄉(xiāng)，做生產(chǎn)的人，做有益的人，做有意識生活的人！ 我還要告訴那些用兵的人，造就兵的人，替兵負罪惡責任的人，說兵是根本沒用的。若果兵果然有用，果然能夠以力服人，果然可以達到他的政略，袁世凱早做了中國的皇帝，威廉侯罕者蘭早做了世界的皇帝了。他倆現(xiàn)在哪里去了？他的政策哪里去了？那不如袁世凱百分之一的人，還在那里做武力成功的夢呢！這些人若真能覺悟出罪過，去掉他的夢，和我們誠意地相待，他以前的罪過，本可饒恕的；他所據(jù)的財富，也可不奪的，但是要真至死不悟，要真信得過兵力可以維持他的冰山，那真要倒了。不但未來的希望沒有達到，就是現(xiàn)在的地位，也要上東洋大海里去。兵不僅沒有用處，并且有負號的用處。用兵滅人家，到了后來為人滅；用兵得地步，到了后來失地步。古時有個米太國，他的國王要滅鄰國波斯，向希臘的神壇求簽去。神說，“你可以破壞一個大帝國”。他就從了神命，和波斯一戰(zhàn)，敗了，登時亡國。他總算破壞了一個大帝國，可惜這大帝國是他自己的。這是兵的用處，這是兵從古以來的負號用處。人民的福利，國內(nèi)物質(zhì)的發(fā)達，那黷武的人縱然不曉得，他自己的福利，總要想想??！這負號的用處，可怕不可怕哪？ 諸位不要誤會，我不是主張把兵解散，請他各自回家——這是沒道理的事情——我是主張把兵變成農(nóng)工，把兵營變成工廠。把破壞的效用變成建設的效用，替沒有真職業(yè)的人，找得個職業(yè)，替精神消耗在無用地方、生活放在無意識地方的人，找個消費精神的正當去處，找個存放生活的正當去處。我們從此變成自由人，變成有公權(quán)、有責任的國民，不再當奴隸，不再當炮架子。此后對于個人的希望和幸福，對于公眾的希望和幸福，都是無限的。努力作工，對著未來的光明，和將死的黑暗宣戰(zhàn)，世界的人，沒有不對于大家表同情的。 我在這里作積極去兵的議論，也有一部分人在那里替兵辯護。辯護的道理，不過是說兵在歷史上有多樣大的勢力，兵對于促進古來的文化有多樣的效果，兵是勇敢的化身，兵是刻苦的模樣。這話猛然聽得，好像也有道理，細想一想，卻不值得一駁。拿過往的事跡，作為將來應當繼續(xù)的保障，是件極傻的事。這種人真忘了進化的道理，是在于推陳出新了。就是我們勉強承認兵的精神也有一二分可取，我們盡可想法把這可取的融化在社會生活里呀！老實說，兵是幾千百年前的產(chǎn)物，無論同我們?nèi)者M的同情相反，就是和現(xiàn)代經(jīng)濟狀況，也是絲毫合弄不來?？傆X得它不但是個太野蠻的法子，并且是個太笨的法子。用它達到我們生活幸福的目的，是個不中用的器具。見JaneAddams的NewerIdealsofPeace，此書主張廢兵論。縱然說它在歷史上的效用“天花亂墜”，也不能作為現(xiàn)在應當有兵的理由?，F(xiàn)在是現(xiàn)在，過去是過去，除非“哲學家”和傻子哪里有不承認時間(Time)的？至于兵的勇敢刻苦，卻也可以想法替代。托爾斯泰主張去兵，所以他極重勞動主義，更且節(jié)儉刻苦的很。哲姆士曾經(jīng)舉出“兵之替代品”(Themoralequivalentofwar)。見James的TheVarietiesofReligiousExperience第367頁。這代替品究竟是什么，大家意思雖不盡一致，到了現(xiàn)在，卻多半說是工本主義。我們的勞動，那一件不要刻苦的？我們工作的計劃，那一件不要勇敢的？若果說兵的生活，是初民的生活，可以保存天真，免于弱種，勞動者的生活，何嘗不是初民的生活，何嘗不可保存天真，免于弱種？生活簡單，精神刻苦，并不是兵的專利。在工本主義里頭，這種美德，必然可以保存，沒法使它不保存。照這看來，兵有一二分可取，我們便把它融化在工本主義里，此外兵真是廢物了。還有一層，奮斗的精神，是同人類永久不滅的；但是兵的奮斗，是人和人斗?！褪枪泛凸范?，狼和狼斗?！磥淼膴^斗，應當是人和自然界斗，用人的能力戰(zhàn)勝自然界，向自然界開拓殖民地、新領(lǐng)土，不向別人身上開拓殖民地、新領(lǐng)土。同是一種奮斗，兵用來是破壞力，工本主義用來便是建設力。用工作替代兵制，可以作為定理了。 現(xiàn)在廢兵一個問題，已經(jīng)離了討論的時代，到了漸次施行的時代。上回演說會里，胡適之先生講的“平和大同盟”，并不是理想之談。所有限制武備，組織國際法庭，以便代替“武力解決”，這次歐戰(zhàn)和議之后，總要有幾部分實現(xiàn)。古時哲學家的夢想，早已成了預言了。世界廢兵的日期近了。 諸君定要想到中國對于這問題，總要另當別論，因為就表面情形而論，中國內(nèi)憂外患極多，好像離不了兵的。其實考究起來，中國去兵，比別國尤其容易。說中國土匪多，但是中國土匪全是兵變的，沒兵就沒有土匪了。說中國叛亂多，但是這也是兵激的，稱叛的人，也是挾兵力的。若是只有保護公眾安寧的警察，把兵一律廢去，自然只得訴之公道。這面無從激，那面沒法叛了。照這樣說來，中國兵不特不能除內(nèi)憂，并且是一切內(nèi)憂的根原編者注：現(xiàn)通用為源。；除了兵就除了內(nèi)憂的根原了。說到外患，中國尤其用不著兵。難道中國的兵為打外人而設嗎？它不曾經(jīng)打過外人嗎？要是中國指望著兵保護，中國地圖早變成七色八色了。中國以前的生命，全靠著均勢，以后的生命，也要靠著均勢。再加上強國對于弱國的同情，經(jīng)濟上的關(guān)系，中國不會旦夕就亡的。有兵沒兵，兵多兵少，都是一個樣。我們又何苦耗費無量的金錢，造就有害的兵來？別國對于去兵，都有互相牽制的形勢。英國有兵，法國不得不有；法國有兵，德國不得不有，要去必須大家一齊去。中國卻不受這種牽制。就是他們不去，我們卻可以獨自去掉它。正因為中國兵隊和中國的生命，沒有絲毫的關(guān)系。就中國現(xiàn)在的情形而論，教育實業(yè)，那一樣不比兵要緊十萬倍？努力辦這些，還有點來不及，誰還有閑錢閑工夫去“整軍經(jīng)武”？果然我們昏心，不管別的，專門練兵，練上四五十年，才可和外國一戰(zhàn)，到了那時節(jié)，世界早已“弭兵”了，也不許我們再有兵了，這真是白廢工夫的事。我們既然處在去兵的絕好機會，何不登時起來，為天下先？這樣一辦，真可得世界上人的同情，拿實業(yè)替代軍隊——就是拿Industrialism編者注：工業(yè)主義。替代Militarism編者注：黷武。——更可使得世界上人覺著中國人有真精神。有這同情，有這敬心，中國的生命，真穩(wěn)固了。機會！機會！不可失了！我們中國向來不供給世界文明。這回若是獨能替世界造個新紀元，為大國作個好榜樣。從此中國在歷史上占個領(lǐng)袖的地位，這是何等榮譽的事！機會！機會！不可失了！ 我們既然知道中國廢兵的道理是必要的，是容易的，就當努力做去。能做文章的人，多做幾篇去兵的文章；不能做文章的人，多向大家談談去兵的道理。總要使得“家喻戶曉”，成個極有勢力的輿論。更要在兵將來的教育和職業(yè)上，仔細研究出個有益的辦法；全國設警察的手續(xù)，仔細研究出個條理。等到有了真國會，真政府，再向他們請愿。一次請愿不聽，兩次；兩次不聽，三次；永不聽，我們像辛亥年的辦法來一下，再向俄國學個乖；……這樣不愁他不聽，不愁去兵不能施行，不愁中國不當世界去兵的領(lǐng)袖，不愁中國不替世界造個國慶日。機會！機會！不可失了！我們預備罷！ 外國人常說我們中國人人性不大充足，因為明知道一件事應當這樣做，卻只因循茍且，偏不做去。我們?nèi)羰侵缽U兵，卻不向廢兵做去，又要被人說我們?nèi)诵圆怀渥懔?。若徑自做去，可以把這羞恥一洗而盡了。從此我們是“中國人”，不是“支那狗”了。 （原載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號）萬惡之原（一） 讀者諸位！請猜我說這萬惡之原編者注：現(xiàn)通用為源。，是什么東西呀？我想大家永不會猜到。既然聽見我說出這么兇一個題目來，一定往遠的地方想去；卻不曉得我所說的，就在目前，是我們一秒鐘也離不開的，并且是那些冤人的圣賢，教我們從這里成道正果的。我既然膽敢冒犯眾怒，還請大家仔細理會一番，想想還是那些騙人的面具是呀，還是我這直覺的裁判是呀。這么才不辜負我了。 我請大家不要誤會，我并不是受了刺激，才發(fā)這樣議論。這是我?guī)讉€月來，讀書、明察、思考的結(jié)果。我先從反面遠遠說起。 請問“善”是從何而來？我來答道，“善”是從“個性”發(fā)出來的。沒有“個性”就沒有了“善”。我們固然不能說，從“個性”發(fā)出來的都是“善”，但是離開“個性”，“善”、“惡”都不可說了。所以可以決然斷定道，“個性”里面，一部分包羅著“善”，“非個性”里面，卻沒處去尋“善”去。譬如我們心里要殺人放火，居然就殺人放火去。這雖然是大惡，但是我是從自己心志的命令，對于這事完全負責任的；比起有個人拿刀壓在我脖子上，逼著我拿錢助賑，還高明些。因為后一件事，根本與我無干；就是算做好事，也不能說是我做的。——照這樣說來，“善”是一時一刻離不開“個性”的。 更進一層，必然“個性”發(fā)展，“善”才能隨著發(fā)展。要是根本不許“個性”發(fā)展，“善”也成了僵死的，不情的了。僵死的，不情的，永遠不會是“善”。所以摧殘“個性”，直不啻把這“善”一件東西，根本推翻?！吧啤笔且欢ǜ皞€性”來的，可以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就是萬惡之原。 然則什么是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 我答道，中國的家庭。 古時有一般哲學家說，人生下來，本是善的。這句話并不難講。就人的“含蓄能力”(Potentialities)而論，原有許多善的端緒；要能培養(yǎng)得法，“擴而充之”，把那些不善的質(zhì)素壓沒了，就可以成個善人。把壞社會里生的幼童，放在好社會里，大了多半成就個好人；把好社會里生的幼童，放在惡社會里，大了多半成就個壞人；都因為這個道理。所以竟有人說：壞事不是個人做的，是社會做的。也有人說：壞事不是為子女的做的，是他父母逼著他做的?？珊拗袊募彝?，空氣惡濁到了一百零一度。從他孩子生下來那一天，就教訓他怎樣應時，怎樣舍己從人，怎樣做你爺娘的兒子，決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一句話說來，極力的摧殘個性?！憧次餮笥腥A盛頓，中國沒有；西洋有達爾文，中國沒有。難道中國不該有這樣天才嗎？我說，不是沒有，是被中國家庭消滅了。華盛頓小時，把他父親園里的樹，砍了幾棵。他父親怒著問他，他就承認是他辦的。他父親便轉(zhuǎn)怒為喜，說道：“誠實是最好的，你能夠誠實，所以恕了你的過罷。”假使華盛頓和他父親是中國人，這事就不這樣辦了：必定可惜這幾棵樹，把他兒子教訓一番；什么誠實不誠實，哪有閑工夫管他。如果他兒子會掉個小鬼，弄個小聰明，他才要喜歡著，說是大了不可限量呢。諸位曉得，小孩子最易受大人感化。他父母一舉一動，都與他終身有關(guān)系。倘如華盛頓的父母這樣一辦，華盛頓就不是華盛頓了?？梢娭袊娜A盛頓都是教中國做父母的埋沒了。達爾文小的時候，送他到學堂里，不肯念功課，每日里跑到河邊上，摸蛤蟆，捉螺蚌去。弄得沒法辦了，送到高等學校學醫(yī)。他又不肯聽講。說：教員講得“是不能受的糊涂”；一個人整日里在城外弄花、弄草、弄蟲兒。他要是個中國人，他家庭一定覺得他是個永不堪造就的頑皮孩子，就不想教育他的方法了。簡截說罷，西洋家庭教育兒童，盡多是量材設教的。中國人卻只有一條辦法——教他服從社會，好來賺錢。什么叫做“個性”，他是全不明白。只把這一個法兒施用，成就他那“戕賊人性”的手段罷了。 中國人是為他兒子的緣故造就他兒子嗎？我答道，不是的，他還是為他自己。胡適之先生曾有句很妙的形容語，說“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兒子”。我前年也對一位朋友說過一句發(fā)笑的話：“中國做父母的給兒子娶親，并不是為子娶婦，是為自己娶兒媳婦兒?！边@雖然近于滑稽，卻是中國家庭實在情形?？?！這樣的奴隸生活，還有什么埋沒不了的？ 中國人對于家庭負累的重大，更可以使得他所有事業(yè)，完全烏有，并且一層一層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但凡有一個能賺錢的人，那七姑八姨，都粘上了，那族家更不消說。這么一來，讓他絲毫不能自由，不能不想盡方法，賺錢養(yǎng)家；不能不屈了自己的人格，服從別人；去連累的他上下前后，寸步不由自己，譬如戴上手銬腳鐐一般。我模糊記得王而農(nóng)《讀通鑒論》上有一節(jié)：論到謝朏做了好幾朝卿相，都因為他的子弟，逼迫他這樣。陶淵明自傷五個兒子，不好紙筆：若果五個兒子好紙筆了，老頭兒或者不能自潔了?？?！這是中國家庭的效用：——逼著供給，弄得神昏氣殆；逼著遷就別人，弄得自己不是自己，逼著求衣求食，弄得獨立的事業(yè)，都流到爪哇國去?！洞髮W》上說，“修身然后齊家”。在古時宗法社會，或者這樣。若到現(xiàn)在，修身的人，必不能齊家。齊家的人，必不能修身。修身必要“率性”，齊家必要“枉己”，兩件是根本不相容的。還有孟子說：“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古時的人，或者這樣好法；現(xiàn)在卻應當反過來說，“人若不求富貴利達，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家累！家累！家累！這個呼聲底下，無量數(shù)英雄埋沒了。 現(xiàn)實政治這兩條不過是最大的惡跡，其余若妾的怪現(xiàn)狀，姑媳的怪現(xiàn)狀，妯娌的怪現(xiàn)狀——更不消說。一句話說出來罷，總使得心神不能清白，能力無從發(fā)泄，一天一天向“不是人”做去。最好把路得的話，換幾個字，去形容它，“想知道中國家族的情形，只有畫個豬圈”。 更有那些該死的倫理家，偏講那些治家格言，齊家要旨。請問整天齊家去，還能做什么事？況且家是齊得來的嗎？又有人說，這是名教，不可侵犯。還有人說，什么“名教罪人”?！懊套锶恕保豢刹恍⌒牡?。其實名教本是罪人，哪里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殺人的，哪里有不殺人的名教？ 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掉在網(wǎng)里了，沒法辦了。想個不得已的辦法，只有力減家庭的負累，盡力發(fā)揮個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責難，總是得一意孤行，服從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不顧慮，并且可以犧牲的?！@樣還可望有點成就，做點事業(yè)。 我再說句話完結(jié)了罷，奉勸沒有掉在網(wǎng)里的人，復理會得獨身主義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業(yè)的根本。 還有一種東西，也可算得“萬惡之原”，和中國的家庭，不相上下的。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七年十一月四日孟真附白： 本號中《萬惡之原》一文，系前月所作。近見實社《自由錄》第二集，亦載一文，名《萬惡之原》。所論者亦為家庭。原應另改一題，無如牽動本文，印刷者勢不愿拆已成之版。茲特于校對時，加此附白，乞讀者體諒。又此兩文名同質(zhì)似，而主張大異?？肿x者誤以為相蒙，特聲明其差別： 一、彼泛指家庭，吾則專就腐敗之中國家庭立論，希望其改造成新式，而不認世界上之家庭制度，在現(xiàn)日可以根本廢除。 二、吾所謂獨身主義，希望特殊人格者用之，以為特殊事業(yè)之張本，不敢望盡人如是；彼則謂世上不應有婚姻。 三、吾所謂獨身主義，乃極純潔之生活，非如英后伊麗莎白之獨身；彼既以不婚責之盡人，自不能與我同旨。 （原載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號）心氣薄弱之中國人 當年顧寧人先生曾有句道理極確、形容極妙的話，說“南方之學者，‘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北方之學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到了現(xiàn)在，已經(jīng)二百多年了，這評語仍然是活潑潑的。 我也從《論語》上，找到一句話，可以說是現(xiàn)在一般士流里的刻骨的病，各地方人多半都如此——仔細考究起來，文化開明的地方尤其利害——就是：“好行小慧”。 什么是大慧，什么是真聰明，本來是句很難解決的話。照最粗淺的道理說，聰明是一種能力，用來作深邃的、精密的、正確的判斷，而又含有一種能力，使這判斷“見諸行事”。并不是外表的涂飾，并不是似是而非的伎倆。 但是現(xiàn)在中國士流里的現(xiàn)象是怎樣？一般的人，只講究外表的涂飾，只講究似是而非的伎倆。論到做事，最關(guān)切的是應酬。論到求學，最崇尚的是目錄的學問，沒道理的議論，油滑的文調(diào)?！皥A通”、“漂亮、”“干才”……一切名詞，是大家心里最羨慕的，時時刻刻想學的。他只會“弄鬼”，不知道用他的人性。他覺著天地間一切事情，都可以“弄鬼”得來。只管目前，不管永遠；只要敷衍，不問正當解決辦法；只要外面光，不要里面實在。到處用偏鋒的筆法；到處用淺薄的手段。 本來缺乏作正確判斷的能力，又不肯自居于不聰明之列，專作質(zhì)直的事情，自然要借重“小慧”了。覺得“小慧”可以應付天地間一切事情，無須真聰明，就成了“小慧主義”了。世上所謂聰明人，一百個中，差不多有九十九個是似聰明。似聰明就是“小慧”。惟其似聰明而不是聰明，更不如不聰明的無害了。 何以中國人這樣“好行小慧”呢？我自己回答道，“小慧”是心氣薄弱的現(xiàn)象；一群人發(fā)行小慧，是這群人心氣薄弱的證據(jù)。中國人心氣薄弱，所以“好行小慧”；就他這“好行小慧”，更可斷定他心氣薄弱?，F(xiàn)在世界上進步的事業(yè)，那一件不是一日千里！那一件不用真聰明！真毅力！那一件是小慧對付得來的！——可嘆這心氣薄弱的中國人！ 人總要有主義的。沒主義，使東風來了西倒，西風來了東倒，南風來了北倒，北風來了南倒。 沒主義的不是人，因為人總應有主義的。只有石頭、土塊、草、木、禽獸、半獸的野蠻人，是沒靈性，因而沒主義的。 沒主義的人不能做事。做一樁事，總要定個目的，有個達這目的的路徑。沒主義的人，已是隨風倒，任水飄，如何定這目的？如何找這路徑？既沒有獨立的身格，自然沒有獨立的事業(yè)了。 沒主義的人，不配發(fā)議論。議論是非，判斷取舍，總要照個標準。主義就是他的標準。去掉主義，什么做他的標準？既然沒有獨立的心思，自然沒有獨立的見解了。 我有幾個問題要問大家： （1）中國的政治有主義嗎？ （2）中國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義的革命嗎？ （3）中國的政黨是有主義的嗎？ （4）中國人有主義的有多少？ （5）中國人一切的新組織、新結(jié)合，有主義的有多少？ 任憑他是什么主義，只要有主義，就比沒主義好。就是他的主義是辜湯生、梁巨川、張勛……都可以，總比見風倒的好。 中國人所以這樣沒主義，仍然是心氣薄弱的緣故。可嘆這心氣薄弱的中國人！ 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原載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號）中國文藝界之病根 中國美術(shù)與文學，最慣脫離人事，而寄情于自然界。故非獨哲學多出世之想也，音樂畫圖，尤富超塵之觀。中國自制樂器，若琴、瑟之類，所譜者皆所謂高山流水、明月岳云之屬，遠與人事不相及。繪畫中山水最多最精，鮮有繪人事者；繪之亦不能精。若夫文學更以流連光景、狀況山川為高，與人事切合者尤少也。此為中國文學、美術(shù)界中最大病根。所以使其至于今日，黯然寡色者，此病根為之厲也。 泛而論之，凡寄托于文學、美術(shù)中之感情：第一，宜取普及，不可限于少數(shù)人。第二，宜切合人生，不可徒作曠遠超脫之境。在于中國，皆反此道。美育一端，竟為士人所專，不取普及。唯不取乎普及，故文學、美術(shù)之價值，因之減削。繪畫則不能作人物(宋元以來之人物畫，非特無寄托之旨，并人之形式，畫不周全，劣陋極矣)，音樂則不能宜人情(琴瑟之曲，絕遠人事；琵琶頗宜人情，正以其來自外國也)，文學則小說、戲劇最不發(fā)達。今欲去此酷毒，返之正則，唯有刻刻不忘人生二字，然后有以立其本耳。英詩人Blake有云： Greatthingsaredonewhenmenandmountainsmeet， Nothingisdonebyjostlinginthestreet. 此為當時英國風氣言之。如在中國唯有反其所說。以謂人與山遇，不足成文章；佳好文章，終須得自街市中生活中也。 （原載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號）社會——群眾 中國一般的社會，有社會實質(zhì)的絕少；大多數(shù)的社會，不過是群眾罷了。凡名稱其實的社會——有能力的社會，有機體的社會——總要有個密細的組織，健全的活動力。若果僅僅散沙一盤，只好說是“烏合之眾”。十個中國人，所成就的，竟有時不敵一個西洋人。這固然有許多緣故：也因為西洋人所憑托的社會，是健全的，所以個人的能力，有機會發(fā)展；中國人所憑托的社會，只是群眾，只是有名無實，所以個人的能力，就無從發(fā)展。把礦物做比喻，西洋社會，是多邊形復式的結(jié)晶體；中國社會，是附著在巖石上半沙半石的結(jié)合。 先把政治上的社會做個例：一個官署，全是“烏合之眾”所做的事，不過是“照例”的辦法，紙篇上的文章，何嘗有活動力？何嘗有組織？不過是無機體罷咧！至于官署以外，官吏中所組織的團體，除去做些破壞的事情，不生產(chǎn)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也就沒別事做了。只好稱他群眾了。又如工商界的組織，雖然比政界稍好些。然而同業(yè)的人，集成的“行”，多半沒能力的。又如近來產(chǎn)生的工商會，比起西洋的來，能力也算薄弱多了——這仍然是社會其名，群眾其實。至于鄉(xiāng)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會的集合。看起中國農(nóng)民，全沒自治能力，就可知道他們止有群眾生活。 現(xiàn)實政治說到學生的生活，也是群眾的，不是社會的。就以北京各高級學校而論，學生自動的組織，能有幾個？有精神的生活，能有多少？整日的光陰，全耗費在“胡思”、“幻想”和“談天”、“消遣”里邊。兼有顧亭林說的南北兩派學者之病——“言不及義”、“無所用心”。每天下課的時候，課堂上休息的時候和吃過晚飯以后，總是三五成群，聚成一堆，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用來“遣時”。若是把這廢棄的光陰，移在自動的組織上，豈不大好？然而總是不肯的。所以這樣的生活，只可算做在群眾里邊，做散沙的一分子。 總而言之，中國人有群眾無社會，并且歡喜群眾的生活，不歡喜社會的生活；覺得群眾的生活舒服，社會的生活不舒服。 還有一層，“社會上之秩序”和“社會內(nèi)之秩序”，很有分別。前者謂社會表面上的安寧，后者謂社會組織上的系統(tǒng)。二名雖差在一個虛字，卻不可把兩種秩序混為一談呢。一切社會表面的秩序，除非當政府昏亂——像一年以來，某派的窮兵黷武——是不容易破壞了的。所以袁世凱當國時代，處處都是死氣，大家卻還說他能保持社會的秩序。但是這表面上的秩序，尚是第二層緊要，比不上社會內(nèi)的秩序關(guān)系重大。 現(xiàn)在中國社會內(nèi)部里的秩序，實在是七岔八亂。一個人今天做買賣，明天做起官來了；去年當工程師，今年當政客了。任憑什么職業(yè)，誰都干得來，誰都干不來。給他干就干得來，不給他干就干不來。這是社會組織的系統(tǒng)缺乏秩序的一端。又如在一種職業(yè)以內(nèi)，譬如在一衙門當差，若是靠著辛辛勤勤，做按部就班的事情，就不免“馮公白首，屈于郎署”。若是不注重自己應辦的事，去干些蠅營狗茍，一定能夠躁進。又譬如在一家店鋪內(nèi)，穩(wěn)穩(wěn)當當?shù)淖鍪?，隔幾個月加一回薪水的事，是不容易有的。全不給人一個向上的機會，那些長久守著，只好今天改這行，明天改那行，弄得社會就七岔八亂了。這又是不照秩序的一端。這樣事隨處可見，也不必多舉。總而言之，中國社會的內(nèi)部，不是有條理的：易詞言之，是大半不就軌道的。生出的惡果，也無可數(shù)。其最顯著、其最禍害的：第一，是社會上多失職和不稱職的人；第二，是使社會不健全了。 （原載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號）社會的信條 一般社會里，總有若干公共遵守的信條。這些信條，說它沒用，它竟一文不值；說它有用，它竟有自然律的力量。 中國社會里，自然也有若干信條的。這些信條，是從歷史上遺傳下的，是有極大力量的，是舊道德所托命的。我們因為今昔時代不同，這些信條不應時，發(fā)出許多破壞他的說話，就有許多人很不以為然的。四月間有個朋友和我辯說—— 社會上總要有若干信條，大家遵守，才能維持秩序，發(fā)展公眾的福利。要是你也從自由的思想，他也從個人的判斷，大家東跑西跑，沒有標準的是非，豈不要鬧翻了嗎？ 我回答這說話道，為保持社會上秩序起見，當然須賴公共的信條。但是信條與信條不同，總要分個是非，辨別它的性質(zhì)，考察它的效果——不是可以一味盲從的。我且分析說個大概： （1）社會上的信條，總當出于人情之自然。那些“戕賊人性以為仁義”的宗教、名教的規(guī)律，只可說是梏桎，不能拿它當做信條。所以信條的是非，總當以合于人情，或不合人情為斷。我們?nèi)羰欠牟缓先饲榈男艞l，必定變做戲法的“奇人”了——那些造這信條的人，對于服從信條的人，所有的“功德”，就和玩戲法的，對于他的“奇人”一樣。 （2）這種信條，總要有意識，總要對于社會或個人有利益。信條的用項，全是為增進社會的幸福起見。若并無利益，或者有害，反來遵守它，也算無靈性了。 （3）信條總應合于現(xiàn)日的社會情形；若是遺傳的信條，經(jīng)過若干年，社會的性質(zhì)改變了，人生觀念不同了，我們反來遵守歷史上的信條，豈不同信仰死靈魂，崇拜泥菩薩一樣？可是中國現(xiàn)在社會上的信條，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九件是死靈魂、泥菩薩。 照這看來，信條一類物，須是應社會上所需要，出于自然，具有意識。若果遵守矯揉造作、不合時宜的信條，就有入地獄的苦痛?，F(xiàn)在我舉個例。我曾在一本筆記上，見過一種福建的特俗，大概說： 延平一帶地方，未婚婦女，死了定婚的丈夫，便要尋死，這種風氣李氏最盛。李氏是那里巨族，曾經(jīng)出了個所謂名臣名儒的李光地。這位名臣名儒，立了條家法，凡是未婚女子，死了丈夫，須要殉節(jié)。若是不肯，別人當助她死，好求旌典。照這家法行了下來，就有不愿死的，家中父母無可奈何，把她絞死，然后請旌。因而李氏一家，受旌最多。鄉(xiāng)人見了，羨慕的了不得；一齊學它，就成了風俗。 作筆記的人，把事實寫完，便大大贊美一番?？垂?！這樣信條，地獄有它慘酷嗎？可是一般社會上人反說是“名教攸關(guān)”哩！ 諸位切莫疑我舉了個極端的例。我不過說個顯而易見的，來做證據(jù)。那些外面看不出可惡，骨子里卻害人到底的信條，正是多著呢！ 剪話截說，我們總要做人，不要做“戕賊杞柳而成的桮棬”；總要從心內(nèi)的判斷，自然的性質(zhì)，不要從社會的強壓力。我們必須建設合理性的新信條，同時破除不適時的舊信條。 以上四條系去年六月中所作筆記 （原載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號）破壞 幾個月以來，為著暴亂政潮的反響，受了歐戰(zhàn)結(jié)局的教訓，中國的思想言論界，漸漸容受新空氣了。什么民本主義，一齊大談特談。有幾家政黨作用的報紙，居然用白話做文，居然主張自由思想，居然登載安那其主義克魯泡特金的自敘傳，這總算難能可貴的，也是可以樂觀的。 我今天在一家上海報紙上，看見一條短評說： 現(xiàn)在中國的情勢，要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藝的輸入，非常之殷，恐怕是沒有人不曉得的。 但是有一班人，他雖是做這輸入的事業(yè)，然并不是將新文藝、新道德、新思想，多多益善的輸入進來，卻在那里專門想打破舊文藝、舊道德、舊思想，終日里做了許多駁難痛罵的文章。 我以為這個樣子，與那新陳代謝的道理，頗不相合。譬如一個瓶，藏滿了舊空氣，如要改為新空氣，雖是終日拿這個瓶來搖動，那舊空氣依然不出去的。所以我們?nèi)粽J定中國今天既需要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藝，我們就該盡量充分的把它輸入，不要與那舊道德、舊思想、舊文藝挑戰(zhàn)；因為它自然而然的會消滅的。 這話猛然看見，好像也有道理，仔細一想，竟是不能自圓其說。新道德與舊道德，新思想與舊思想，新文藝與舊文藝，同時占據(jù)同一空間，不把一種除去，別一種如何進來？若是中國并沒舊思想、舊道德、舊文藝，那么只用介紹新的就完了，不必對于舊的打擊了。只是中國本來有一種道德、思想、文藝，大家對它信服的很，以為神圣似的。如果不發(fā)現(xiàn)了它的不是，不能墜大家對它的信仰心，自然不能容新的，還用什么方法引新的進來？一個空瓶子，里面并沒多量的渾水，把清水注進就完了。假使是個渾水滿了的瓶子，只得先把渾水傾去，清水才能鉆進來。中國是有歷史文化的國家，在中國提倡新思想、新文藝、新道德，處處和舊有的沖突，實在有異常的困難，比不得在空無所有的國家，容易提倡。所以我們應當一方面從創(chuàng)造新思想、新文藝、新道德著手；一方應當發(fā)表破壞舊有的主義。這是勢必處此的辦法。像這家報紙的議論，竟是似是而非不通的很呀。 現(xiàn)實政治但是我們新潮的主張，并不是僅僅破壞就可了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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