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齋筆記

前言

　　我本無齋，何來齋名？乃因此書出版時叢書統(tǒng)一命名《×××（齋名）筆記》，聊以虛應故事罷了。此次再版，便仍延用此名?！　】赡苡腥藨岩桑x書人豈能無書齋？殊不知古今中外，世上沒有書齋的讀書人多矣哉！在下即曾長期為其中一分子。憶往昔，兩代人擠住一室，或一室半，或無廳且共用廚房廁所之兩小室，內(nèi)人為保證兩位千金做作業(yè)，常以縫紉機代替書桌，又有多少空間可以布置書房？ “文革”期間淪為重點批斗對象，大批書籍或毀于火，或半賣半送給舊書店，僅奉命搬家即拖走兩大板車。近閱《堪隱齋隨筆》，始知嗜書如命的謝興堯前輩亦有類似遭遇，傷哉！　　直至1980年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加以外國學者來訪者漸多，得以“破格”住進四室一廳的教授樓。雖然是高踞夏天奇熱冬季酷寒的頂層，已成全校眾多同事羨慕不已乃至略有煩言之對象。全家喜出望外，仿佛一步登天。妻子憐我歷經(jīng)磨難，慨然留大房一間，擺滿書架，儼然書齋。書籍揚眉吐氣，主人握筆欣然；思如泉涌，文似天成，其樂無窮。然而好景不常，齋名尚未擬就，忽膺校長之選。書房頓時成為辦公室之外延，或可稱之為全天候的接待室，電話鈴聲頻起，不速之客常來，書且難讀，遑論齋名？曾憶蔡元培先生所言：我本來是個可以做點學問的人，卻從未想到會當大學校長，每天要見許多不愿見的人，要說許多不愿說的話……而現(xiàn)今大學校長之難當，較之五四時期更有甚焉！　　歲月如流，又復蹉跎六年。幸而上級念我遲暮，允許辭去校職，得以重操故業(yè)。自1990年起，先后在美、日、臺、港等國家及地區(qū)各大學，或任教，或研究，歷時已逾多載。海外萍蹤，飄泊無定，雖有伏案筆耕之所，毫無書齋歸屬之感。且海外高校教授備課室，一概稱為office（辦公室），連輔導學生時間亦稱office time。室內(nèi)電話、電腦一應俱全，上班下班與行政職員無異，所以很難認同為傳統(tǒng)的讀書撰述之所。　　1995年夏，行云野鶴，重返故園。不久又有幸遷入學校新蓋的“博導樓”，由于已屬資深行列，得免“頂天立地”之憾。賢妻慷慨如故，仍為我留南向大房一間，且配以一色書架，氣派更甚于前。但由于中外、兩岸學術交流日多，新書增添過速，雖挖盡潛力亦難以容納于一室。于是只有為書籍擴張生存空間，見縫插針，無空不入，連小孫女的閨房亦未能幸免。妻雖賢淑，亦有怨言：“你的書把全家最好的空間都占了?！狈垂允。H覺內(nèi)疚。過去把大批書籍堆置于床下柜頂，那是人對不起書；如今書多成災，無限擴張空間，實乃書對不起人。平心而論，書籍固應珍惜，家人亦當愛護。為了正確處理人書之間關系，急忙把一大批書刊運往歷史研究所為我保留的辦公室。此室寬敞明亮，俯瞰南湖，遠眺云天，景色尤甚于寒舍。一介書生，坐擁兩間書屋，神游古今中外，情馳天上人間，富貴尊榮于我何足道哉！　　然而幾經(jīng)冥想苦思，齋名缺失依舊，其原因似在于自己有思想障礙。長期以來，我對書齋一詞陳義過高：專屬于己，此其一；功能單一，此其二；品位較高，此其三；主人醇雅，此其四。時至今日，前兩條雖已具備，后兩條則尚未入流。藏書雖多，但較雜亂，且乏珍本。至于主人，既乏師承之薪傳，更無家學之余韻；治學已難大成，豈敢附庸風雅。是以躊躕再三，齋名未定如故。此書之所以取名《實齋筆記》，無非遵從叢書體例，與群賢保持一致，非敢有所志得意滿也?！　∏宕笫穼W家章學誠字實齋，他是浙江會稽人，我則源于浙江湖州荻溪章氏一系，因此決無冒充名牌促銷此書之意。我之取名實齋，乃是借用荻溪章氏第十二世祖節(jié)文公的齋名。節(jié)文公字實庵，曾在山西做過地方官多年，老家曾藏有林則徐書贈給他的對聯(lián)和條幅。我至今還保存他的兩方印章，一牙質(zhì)，曰“實齋”；一水晶，日“率真”。荻溪清芬堂章家這位老實齋（第十二世）與我這個“小實齋”（第十七世）相距約150年，手頭雖有一本《浙江湖州荻溪章氏家乘補編》，但過于詳近略遠，自第十四世以上皆語焉不詳，故不知節(jié)文公人品與政績?nèi)绾?，是清官還是貪官？我借用其齋名只是由于歡喜這個實字，隨手拈來，懶得動腦筋而已，與彰顯祖德毫無關系。對我來說，實即誠實、樸實、扎實，別無其他深奧之意。實是做人治學的根本，應奉為一生言行準則?！皷|方時空”把一個節(jié)目命名為“實話實說”，大約也有此意。但當今之世要做到實字談何容易，即使中央電視臺經(jīng)常標榜：“東方時空真誠面對觀眾”，似亦未必能夠贏得全體國人的共識。不過有此承諾總比沒有好，我就經(jīng)常歡喜傾聽這句字正腔圓的開場白，因為它至少每天都在提醒人們要誠實?！　』蛟唤栌米嫦三S名豈非犯諱？我則認為這種陳規(guī)舊矩早就應該廢除。君不見英國皇室從不避諱與先世同名，如喬治六世、伊麗莎白二世之類。即使一般西方平民，大衛(wèi)、查理、詹姆士等等，也往往好多世代輪番使用。例如建國前頗有名氣的基督教中國內(nèi)地會，其創(chuàng)始人戴德生，英文名字為James Hudson Taylor。我與他的曾孫戴紹曾為同齡好友，其實這位小戴的英文名字與老戴德生就完全相同。說到底，名字無非是一個符號，本人究竟是什么角色，全憑自己去創(chuàng)造，當然也有待于他人評判與歷史檢驗?！　∷坪踉匠对竭h，但也不算多余。交代齋名來自何處，以示不敢掠先人之美，更不愿借前賢之光，正是為了力求做到一個實字?！　〖匆源藶樾颉?/pre>


內(nèi)容概要
清代大史學家章學誠字實齋，他是浙江會稽人，我則源于浙江湖州荻溪章氏一系，因此決無冒充名牌促銷此書之意。我之取名實齋，乃是借用荻溪章氏第十二世祖節(jié)文公的齋名。我借用其齋名只是由于歡喜這個實字，隨手拈來，懶得動腦筋而已，與彰顯祖德毫無關系。對我來說，實即誠實、樸實、扎實，別無其他深奧之意。實是做人治學的根本，應奉為一生言行準則。



書籍目錄
卷一  歷史尋蹤  1  我的家庭歷史  2  我的學術生涯  3  我的人生追求     4  《荻溪章氏家乘》初探卷二  師友雜記  5  中小學老師    6  憶黎澍   7  憶東老    8  詁經(jīng)譚史，言傳身教——紀念錢基博先生誕辰100周年  9  憶貝德士   10  憶慶華  11  憶旭麓   12  “林章配”  13  憶時岳  14  徐遲之死  15  憶鄭君里  16  永遠的友誼——懷念田中正俊教授卷三  海外學記  17  北美萍蹤  18  訪美日記（1979.9.29—11.6）  19  芝加哥會議：兩岸中國學者第一次正式會晤  20  對日索賠會  21  《革命評論》因緣  22  東京學人  23  京都族群  24  宮崎家族  25  “合宿”種種  26  訪目日記（1979.11.7—22）  27  韓京十日（1991.6.13—22）  28  馬尼拉印象   卷四  域外尋史  29  日本天水町黃興題詩  30  孫中山致黃蕓蘇親筆函  31  唐紹儀手書山田良政墓志銘原稿  32  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版本問題  33  《容星橋逝世紀念冊》    34  《山東革命先烈碑傳錄存》  35  布斯文件（Boothe Papers）   36  晚晴園實實   37  居正有關土地改革的設想  38  李宗仁致居正函  39  日本鐫刻《海國圖志》相關版本  40  《旅美三邑會館簡史》  41  追尋北美華工的足跡  42  新加坡白氏公會    43  貝德士文獻  44  《貝德士手稿選輯》  45  《西文東方學報論著舉要》卷五  辛亥期刊  46  《舊學》——《漢聲》閏月增刊   47  《萃新報》   48  《東浙雜志》   49  《浙源匯報》  50  《天義報》     51  《衡報》    52  《革命評論》  53  《新世紀叢書》    54  《覺民》    55  《克復學報》    56  《女報》臨時增刊及其他    57  《日新學報》第一篇    58  《海外叢學錄》第一期   59  《常昭月報》    60  《愛國報》    61  《京都日報》   卷六  史料拾零  62  趙鳳昌藏札  63  張謇贈通師畢業(yè)生詩  64  旅通韓人金澤榮  65  嚴修贊張謇    66  黎元洪私檔  67  楊東莼談社會歷史調(diào)查  68  《盛世危言》版本補遺  69  許寅輝撰《客韓筆記》  70  王先謙自批《虛受堂文集》  71  勞乃宣同情農(nóng)家疾苦  72  廬山圖書館西文藏書  73  廬山圖書館中文藏書卷七  治史偶感  74  因詩悟史  75  史學尋找自己    76  治學不為媚時語     77  歷史的公正  78  歷史的公正（續(xù)）    79  史學與政治    80  “頭是×姓物”  81  對話與理解    82  歷史的復雜性    83  “拉貝”現(xiàn)象  84  廣義的對話    85  貴在通識  86  集團·群體·中間層次  87  離異與回歸  88  境界一追求圓融


章節(jié)摘錄
　　1948年冬天，如同千千萬萬進步學生一樣，我輟學進入中原解放區(qū)。革命改變了整個中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本想當個跨馬佩槍、文武雙全的戰(zhàn)地記者，卻不料被中原大學校方看好我這個三心二意的“理論人才”，被留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組，從此與歷史建立不解之緣。以后中原大學隨軍南下，我又隸屬于該校新創(chuàng)辦的教育學院歷史系。1951年秋中原大學與華中大學合并，兩年以后正式改名為華中師范學院，我便在這個學校的歷史系教了一輩子中國近現(xiàn)代史。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是帶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義者，確實是心口如一地獻身革命。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當然革命也不容許個人有自己獨立的人生選擇?！　∫虼?，我常說，是革命為我選擇了職業(yè)，而職業(yè)使我從家族的歷史走向中國的歷史、世界的歷史。我又常自我解嘲：我的職業(yè)像包辦婚姻，通常應該是先戀愛后結(jié)婚，我卻是先結(jié)婚后戀愛。我是在擔任歷史教師以后，才逐漸增長了對于史學研究的興趣。　　1954年以前主要是應付教學，試想，一個只讀完大學二年級的學生要獨立地為大學本科生，甚至為在職中學歷史教師（有些人相當于我父親的年齡）開課，而且經(jīng)常是每周3門課、13個課時，那是多么勉為其難。不過，也許是由于我的運氣太好，教學從一開始就得到較佳反映，無論是本科生還是比我年長的中學教師，大多樂意聽我講課。這樣才逐漸增強繼續(xù)教學的信心，并擠出一點時間進行若干結(jié)合教學需要的課題研究。　　初期的研究往往是趕潮流，側(cè)重于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與太平天國史。1960年以后轉(zhuǎn)入辛亥革命研究，特別是張謇研究。1960年以前，我發(fā)表論文較少，與外地同行學者的聯(lián)絡更少，可以說是僻處鄉(xiāng)野，孤陋寡聞。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在武漢舉行，使我得以聆聽一些著名歷史學者的教誨，也使我結(jié)識外地一批才思敏捷、學有所成的青年雋秀。1963年，承蒙楊東莼先生的關切與提攜，經(jīng)學校同意把我借調(diào)到北京，名義上是協(xié)助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實際上是享受帶有進修性質(zhì)的學術休假。在北京一年多期間，主要是研究張謇，利用北京圖書館善本室收藏的《近代史料信札》和原來在南通搜集的《張謇未刊函札》等相關原始資料，對照《張季子九錄》、《張謇日記》等已出版書籍，做系統(tǒng)的史料長編與箋注工作，然后在此基礎上寫成20多萬字的書稿，這就是遲至1986年才經(jīng)中華書局出版的《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一書的原坯。北京之旅使我大開眼界，不僅得以利用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豐富藏書，而且得以向許多全國知名的師友經(jīng)常問難切磋，可以說是我學術生涯一個新的起點?！　〉?，北京作為首都，又是一個政治極為敏感和人際關系相當復雜的地區(qū)，而我對此毫無察覺。1964年秋天，名為學術討論而實為政治批判的意識形態(tài)討伐漸形緊鑼密鼓，一向謹小慎微的楊東老唯恐我們年少氣盛，有可能以文字惹禍，曾多次說及這些學術討論實質(zhì)上就是階級斗爭，并以自己的老友孫冶方等知名學者受批判為活生生的例證。對于這些好心的勸喻我卻漫不經(jīng)心，仿佛與自己毫無關系，只知道埋頭從事張謇研究。不料有天《光明日報》記者突然前來約稿，希望我對戚本禹評論李秀成的文章發(fā)表一些意見。我與《光明日報》關系比較密切，而且這位記者與我談得又很投機，所以便連夜趕出一篇題為《不要任意美化，也不要一筆抹殺》的文章寄給該報。沒過幾天《光明日報》就刊登了這篇急就之作，但卻在上半版同時刊登了署名任光(即吳傳啟)的批判文章，直指我是反馬克思主義，以折中主義手法為叛徒辯護。不久，中宣部即通知湖北省委，內(nèi)定我為重點批判對象，回鄂接受批判，同時通知各地報刊不得發(fā)表我的文章。既動員參加學術討論，又不容許為自己聲辯，我這才體會到“學術領域內(nèi)的階級斗爭”的厲害，也才體會到東老諄諄告誡的苦口婆心，但一切都為時晚矣！　　這種挨批的角色一直延續(xù)到1966年，而由于有此前科，我在“文革”中受到更為嚴重的沖擊，學術研究隨之長期停頓，蹉跎歲月達十年以上。 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臺前不久，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編輯不甘于．一寂寞，悄悄鼓勵我組織兩湖與川、黔部分學者編寫《辛亥革命史》大型專著，這才又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重操舊業(yè)。幸好“文革”不久就收場了，《辛亥革命史》編寫組的同仁情緒很高，日以繼夜地全力投入編寫，而且其他各地相關學者也給以許多關切與幫助，這部120萬字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終于在1981年10月以前全部出齊，成為對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一份厚重獻禮?！　≈泄彩粚萌腥珪院?；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并且提倡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新學風。學術界和其他各行業(yè)一樣，人們備受壓抑而又積蓄甚久的積極性，像埋藏在地下的泉水一樣突然噴涌而出。這也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時期。繼合編《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又陸續(xù)出版了《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開拓者的足跡——張謇傳稿》、《離異與回歸——傳統(tǒng)文化與近代化關系試析》、《辛亥前后史事論叢》等專著，還在國內(nèi)外重要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許多論文。從1979年秋天開始，我又多次應邀前往美、歐、澳、亞許多國家及地區(qū)開會、講學和訪問，1990—1993年更先后在美國普林斯頓、耶魯、加州三所大學任教和研究達三年以上，在促進中國近現(xiàn)代史領域，特別是辛亥革命研究領域的中外學術交流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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