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1970-1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當代口述史叢書編委會 編 頁數(shù):256
內容概要
《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第3卷)》包括“文化大革命”災難伊始,明朗;段君毅同志在四川,集體座談/章玉鈞執(zhí)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赴京告狀側記,曾慶祥;1968年的“云陽武斗”,文榮啟; 四川“文化大革命”中兩個野心家的浮沉——劉結挺、張西挺問題的來龍去脈等等。
書籍目錄
第一部分015 “文化大革命”災難伊始明朗“文化大革命”初期,四川最遲轉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明朗作為當時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的領導之一,自然難逃干系。于是,災難接踵而至。撰稿者明朗系原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022 段君毅同志在四川集體座談/章玉鈞執(zhí)筆段君毅同志1970年奉中央之命下派到四川,先后擔任四川省革委副主任及省革委生產建設辦公室副主任、省委常務書記等職。在四川的六年多時間里,他以“大智若愚”的睿智頂住“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的壓力,做了大量工作。執(zhí)筆者章玉鈞系原四川省政協(xié)副主席。當時在中共四川省委政工組、辦事組工作。031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赴京告狀側記曾慶祥1966年11月,“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挾持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赴京告狀,周恩來總理從頭至尾親自處理了這一事件。撰稿者曾慶祥系原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主任。時任廖志高同志秘書。046 1968年的“云陽武斗”文榮啟1968年,萬縣地區(qū)發(fā)生了一場九縣一市(忠縣、梁平縣、萬縣、開縣、云陽縣、巫山縣、巫溪縣、城口縣、奉節(jié)縣及萬縣市)造反派組織武裝攻打云陽縣城的大規(guī)模武斗。這場武斗,從6月2日開始,8月11日結束,歷時兩個月零九天。參加武斗人員達數(shù)千人(另一說約一萬人)。這場武斗,造成了巨大損失。051 四川“文化大革命”中兩個野心家的浮沉——劉結挺、張西挺問題的來龍去脈龔自德口述/張繼祿楊萍王癸鱈錄音整理劉結挺、張西挺都是抗戰(zhàn)時期參加革命的干部,曾分別主持中共四川宜賓地委和宜賓市委(縣級)的工作。但他們品質惡劣,作風霸道,制造了十幾起冤假錯案。1964年,中共四川省委監(jiān)委對劉結挺、張西挺作出開除黨籍、免予刑事處分的處理?!拔幕蟾锩遍_始后,劉、張趁機翻案,在“四人幫”的支持下得到“平反”,劉、張二人成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風云人物??谑稣啐徸缘孪翟泄菜拇ㄊ∥h史研究室二處處長。086 “文化大革命”中的“三老會”冤案李亞寧“三老”是指老紅軍、老干部、老地下黨員,這本來是革命者的榮耀稱號,“文化大革命”中這些人卻被當做革命的對象,受到打擊和迫害,甚至捏造出一個有組織的“三老會”。在江青宣布“三老會,反動得很,要堅決鎮(zhèn)壓”之后,造成一大冤案,受株連者近十萬人。李亞寧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調查地下黨員冤情和“三老會”冤案而被打成“青年三老會”骨干。這篇回憶通過親身經歷為此冤案揭秘。撰稿者李亞寧系四川大學教授。第二部分111 回憶李大章同志明朗大章同志是個好領導,他具有忠厚長者的風度,有文化知識和實踐經驗,在多數(shù)場合能聽取不同意見,對干部不搞打擊報復。“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的干部解放比較早,也比較多,李大章起了很大作用。他不卷入派性,任勞任怨抓生產,令人欽佩。114 無盡的思念田楓1950年全國解放初期,川南地區(qū)土匪猖獗,公糧奇缺。李大童冒著危險,“督戰(zhàn)”在征糧剿匪第一線。他平等待人,嚴于律己,事必躬親,經常自己動手,起草文稿。有時他也很無奈,在得知老部下被打成右派以后,只能嘆息:“田楓哪會是右派?他只是一個學生嘛!”撰稿者田楓時任中共川南區(qū)黨委辦公室機要秘書。127 大章同志在“大躍進”年代的二三事盧子貴1958年,李大章到川南巡視,對基層的弄虛作假,他批評道:“不能只搞油面子?!币娪袑W生參與放“衛(wèi)星”,他要宣傳部下文,禁止抽調學生。撰稿者盧子貴系原四川省廣播電視廳廳長。130 我給大章同志當秘書林凌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凌擔任李大章的秘書。當時是“文化大革命”最混亂的時期,各派群眾組織紛紛搶奪“走資派”去批斗,李大章是被搶奪的重點對象。李大章既要東躲西藏,還要支撐工作局面,經歷了被一派關押,又被另一派從墻上打洞搶走等鬧劇。撰稿者林凌系原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36 我跟隨大章同志經歷的幾件要事杜厚成杜厚成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難的時期來到李大章身邊,做保健、保衛(wèi)和秘書工作。他曾跟隨李大章參加1967年中央召開的解決四川問題的會議,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曾接見李大章,要他“趕快出來工作”。對“文化大革命”中流傳得沸沸揚揚的“李大章是江青的入黨介紹人”的事實真相,文中也有披露。撰稿者杜厚成系原四川省民政廳辦公室副主任?!谌糠值谒牟糠?/pre>章節(jié)摘錄
10月初,云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同志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路過成都,趙增益同志也隨行。因閻、趙都是老熟人,我到錦江賓館去看望他們,順便想打聽打聽云南的情況。我去后,廖志高同志也在那里,正談論“文化大革命”。云南的情況和四川大體相同。趙增益同志說:“北京的紅衛(wèi)兵串聯(lián),一到昆明什么情況都不了解,打倒閻紅彥的大字報、大標語就出來了。炮轟,火燒,‘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大標語鋪天蓋地,開始出現(xiàn)‘坐飛機’、戴高帽子游街的事?!蔽艺f:“要是給各級領導干部都戴上高帽子,志高同志領頭,我們跟在后邊游街,那才好看哩!”(這話當時是作為絕不可能的笑話說的,想不到以后競變成了事實。)閻紅彥同志接著說:“要是高帽子戴到我的頭上。我給他砸爛扔了?!敝靖咄局睋u頭,說:“現(xiàn)在我們對下邊的領導干部沒法保護,任人作踐,真鬧到各級黨委都癱了,共產黨的領導也就完了。這些情況,要向中央反映。中央這次開會,可能會拿出辦法?!敝醒牍ぷ鲿h結束,閻紅彥沒有在成都停留,到了第二年1月,就傳來他“畏罪自殺”的消息。閻紅彥同志是我的老首長,工農出身,坦率爽直,有民主作風,是我崇敬的一位領導干部。我不相信他有什么罪,但我聯(lián)想起他在錦江賓館說的話,估計一定是他那剛強不屈的性格,像挺立的大樹一樣,遭受到狂風襲擊而摧折的。廖志高同志開會回來,找我們去談話,情緒低沉,說這次他犯了錯誤,受到批判。我聽了非常氣憤,忍不住問,到底犯了什么錯誤?他說:“沒有執(zhí)行毛主席的指示,怕群眾,沒有到群眾中去?!?/pre>編輯推薦
《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第3卷)》是當代口述史叢書之一。圖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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