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前言

他用小故事講清了大問題    楊奎松    一    最早知道高華病危的消息，是讀到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的黃凱平12月2日夜里的來信。信稱：高老師現(xiàn)在每周需換三次血，他家人說，他已是到了病危之時，時日不多了。想到高老師正是學術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諸文字，和高老師的學生商量后，希望能有一兩位同輩學人與他長聊幾次，每次都錄下聲音，既為高華老師留下他的思考，也為學界少些遺憾。因此，他們分別聯(lián)系了秦暉和我，秦暉老師已經答應盡快前去南京，想知道我近期是否方便來做這件事情。    凱平的來信讓我很吃驚。因為不久前我還和高華通過電話，一兩周前他還表示想要我?guī)退谌A東師大再招一位他認為很不錯的博士考生。因此，我有些疑惑地答復凱平說，我很愿意來做這件事，但一、我要弄清楚這個消息是否準確。二、我要知道這是不是他和他家人的想法。    我所以沒有馬上承諾去做凱平他們希望的這件事情，不是懷疑高華病危的消息有假，而是內心里不愿意接受這樣一個現(xiàn)實。我曾經兩度照顧過病危的患者，我非常清楚身為家屬在親人病危時的心情。越是危重的病人，就越是需要休息和避免交叉感染的危險，太多外人的探視，特別是長時間的交談，只會給病人帶來更大的危險。做家屬的，總是希望會有奇跡出現(xiàn)，事實上我也親歷過這樣的奇跡。因此，當凱平第二天來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見時，我在回信中特別寫了這樣一句話希望他了解。我說：“說到底，高華固然是我們大家的，但最主要還是他的親人的?！?   的確，這是我由衷的想法，而且我真的不覺得他會這樣快離去。    二    接到凱平的來信后，我就開始聯(lián)系去南京探視的事情。高華在電話里的聲音依舊很洪亮，他還在關心那個準備跟他讀學位的學生，“你來，我正好可以和你說說那個同學的情況?！?   由于華東師大這邊的幾位高華的老朋友也都想去看他，因此必須要協(xié)調時間，而大家的時間一直湊不到一起，最后拖到12月16日才成行，還是我們前次探視時的幾位：沈志華、李丹慧、張濟順和我，仍有一兩位教授因事當天無法同往。    病床上的高華同我們上次探視時幾乎沒有兩樣，雖因黃疸面色略黃，人稍顯削瘦，卻仍舊談笑風生，兩眼炯炯有神。據他和太太講，癌癥的控制一直非常好，至今都沒有發(fā)現(xiàn)有轉移的情況，這次住進來主要是肝的功能出了問題，出現(xiàn)了黃疸，連輸了三次血之后，黃疸已經明顯消退了，目前的治療主要是保肝，即設法使肝功能恢復正常。    25年前我因感染急性肝炎不僅住過院，出過黃疸，而且一度還發(fā)展到病危的程度，當時渾身上下像是涂了厚厚一層黃色粉末，一碰都會往下掉似的，因此看到高華當時黃疸的情況，真的覺得他已經度過了最危險的階段。    因為兩年前我們在香港開會時，太太曾給高華拍過幾張很不錯的照片，這次來的時候，太太特別要求過來再拍幾張，為高華做一個相冊送給他。但看到半躺在床上的高華，我還是多少有點猶豫，因此小聲問高華的太太小劉“能和高華合個影嗎？”    沒想到高華聽到了，大聲說：“可以?！闭f著，便側身要坐起來。我連忙問：“行不行？”高華笑得很開心，說：“沒問題?！彼又笓]小劉把床頭搖起來，后面塞上枕頭，挺直身子坐起來，并且一邊叫小劉幫他把頭發(fā)梳好，一邊對小劉介紹我太太說：“她技術很好的，非常專業(yè)。”開始拍照時，他還特別叮囑道：“不要把被子照進去，只照上半身就好?！?   每拍一張，太太都會拿相機的顯示框顯示給他看，他總是贊不絕口地給予肯定。他特別叮囑我太太，記得把香港會上的照片一塊發(fā)給他看。小劉也再三說：你們回去從電腦上把照片發(fā)過來就可以了。    臨走的時候，我最后一個和高華握手道別。我說的最后一句話是：“一定要好起來，我們還等著你一起來做當代史呢！”    離開病房的時候，大家的心情比來時都多少有些興奮。以至于小劉送我們到電梯口的路上，我們沒有一個人問小劉大夫私下里是怎么說的。因為大家都覺得還有下次……    三    16日去探視過高華后，我17日就去了北京，18日晚上在參加《看歷史》的一個頒獎晚會上，見到了高華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原負責人熊景明。景明也多時沒有見到過高華了，因此她向我仔細地詢問了我高華的情況，并為我們看到的情況感到寬慰和高興。然而，她不經意間講出的一句話卻讓我非常吃驚。她說：這次高華住院后大夫曾估計說，高華最多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了！    聽到這句話，我才意識到凱平月初來信所言并非高華學生的猜測，而是有大夫講過這樣的話。想到當年住肝病醫(yī)院時，同病房和隔壁病房先后去世的兩位病友，前兩天還好好的，過兩天人就不在了，不禁又開始擔心起來。尤其是想到高華夫婦很想要看到那些照片，就更是有點不安。    19日，我和太太按計劃去了香港，24日晚上回到上海。第二天我就叫太太趕快加工沖印高華的照片并訂做相冊。太太忙了一天，到傍晚才弄好。26日一早，我們就叫了快遞員上門，準備抓緊把相冊發(fā)出去。    上午9點剛過，快遞員按響了門鈴，而我書房里的電話也幾乎同時響了起來。我叫太太去開門，自己進書房接電話。電話那頭是一個陌生的聲音，說：“我是高華的學生，高華老師……去……”我的頭“嗡”了一下，沒有聽清對方說的是什么意思，直到聽到里面說：“30日上午舉辦告別儀式……”我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當時的我，一邊聽著電話，一邊想起太太正在把相冊交給快遞員，一時間變得不知所措。    放下電話，我在書桌前悶坐了好長一段時間，腦海中總是會浮現(xiàn)出高華那俊逸方正、微微帶笑的面孔，更總是覺得自己做錯了些什么：沒有把他未發(fā)表的思考錄下來；沒有讓他看到他特別想要看到的照片……    說到高華的病，我內心里最感糾結，甚至會感到愧疚的，還不是這些，而是高華的工作調動問題。    四    我是2003年到華東師大來做特聘的。來后，我一直很注意為華師引介人才。第一個引介的是沈志華，第二個就是高華。    對于沈志華來華師，我做的具體工作不多。但對高華，我一直在兩邊做聯(lián)系和推動的工作。    因為我多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參加民國史研究較多，和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民國史的人比較熟悉，知道他們內部人事關系較復雜。高華在南大取得博士學位后，也算是民國史研究隊伍中人，卻始終融不進南大民國史研究的圈子，正高職稱的問題解決得也不順利。尤其是他的《紅太陽》一書在香港出版后，各種意見紛紛攘攘，一時爭議不斷，在重視民國史研究的南大歷史系，他的處境就更顯尷尬。    鑒于我初來華東師大時，現(xiàn)當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華的能力、學問和聲望，肯定極有助于華東師大現(xiàn)當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便主動聯(lián)系高華，嘗試動員他轉來華師。對于高華當時面臨的種種困難，我則一一設法向校方探詢可能的解決辦法。在當時任黨委書記的張濟順教授的全力支持下，這件事很快就順利運行起來。記得當時為他孩子的問題、太太工作的問題，包括他來上海臨時住所的問題，我每件事都直接請示張書記和學校的有關部門領導，然后挨個部門去跑。光是他的臨時住房，從最初房管處提供的一室，換成他所希望的兩室，我就跑過好幾次。就是房子確定后內部設置、水電煤氣的具體情況，我也專門去房子里一一檢查過。    還記得一切談妥后高華夫婦一起到華東師大來的那一次，我領著他們去看了在華師二村定好的臨時住房，兩口子當時可以說是發(fā)自內心地感到高興。我也以為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為了最后落實高華夫婦調來華東師大工作的事情，那一年我推遲了去日本的訪學。事情辦妥后，我即前往日本，并且停留了半年時間。這期間，我得知小劉已經在華東師大正式上班；南京大學也同意高華調來上海了；在學校幫助下，高華已在新校區(qū)附近買好了新的房子……    然而，當我再從日本回到上海，卻意外得知，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高華無法調入上海，他的工作調動被迫停止了。    我這里不想復述我所得知的導致“不可抗拒的原因”的理由是否成立，我只想說的是，這個消息對華東師大、對我來說，再難接受，也不致造成怎樣的創(chuàng)傷，而對高華來說，這一消息則不啻一種沉重的精神打擊。無論我們再做多少補救的工作，如保留他在華東師大的教職、招生及相關待遇等等，都無法挽回此次挫折對高華身心所造成的傷害。    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高華原來就患有慢性肝炎，并有過部分肝硬化的情況。同時，高華雖然性格剛毅耿直，對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開，但如許紀霖所言，他個人及家庭過去的經歷，決定了他仍舊會對一些事情看得較重，甚至會感到緊張。盡管事情發(fā)生后，他當面還會開解我們說“沒關系”，他的一些表現(xiàn)還是讓我清楚地感覺到了他內心承受的壓力實際很大。這不僅因為這件事證明了他在政治上的處境，而且因為他的工作調動早就成了一些人熱炒的話題，個別人甚至在網上對他冷嘲熱諷，進行人身攻擊。如今調動不成，自然更容易被人風言風語，這對他本來就有病灶的身體顯然極為不利。    果然，就在他重回南大上班不久，他就被查出可能患上了早期肝癌！    誰能說我在這件事情上不是幫了高華的倒忙呢？！    五    在中國，成了爭議人物，有時會莫名地引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即使是在象牙塔里做學問的人也不例外。高華之成為爭議人物，包括他的工作調動也會被一些人拿來“誅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高華成為爭議人物，源于他那本《紅太陽》的書。其實，中國歷史研究中許多看起來敏感的事情，多半都是有時間性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討論陳獨秀“右傾”是“投降主義”，還是“機會主義”的文章，都不能公開發(fā)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即使是為陳獨秀做翻案文章，否認陳獨秀“右傾”，也不再有敏感問題了。    我和高華都是七○屆畢業(yè)生，都在工廠干過8年，都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第一批考入大學讀書；我們有著大致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長環(huán)境；他本來是學歷史出身，又是在歷史學界中工作，卻轉來做中共黨史研究，我是學黨史出身，轉到歷史學界工作，卻仍舊堅持做中共黨史研究，我們兩人不論在歷史學界，還是在黨史學界，都屬于邊緣人，因此，我們之成為好朋友，多少有那么點兒“惺惺相惜”的味道。    但是，細心的讀者能夠發(fā)現(xiàn)，我和高華其實在毛澤東研究或中共黨史研究上，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看法相同的。我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書出在他的《紅太陽》一書的前面，一直到高華再版他的書，他都很少直接提到我的書，也沒有針對我書中內容相同但敘述不同的史實進行過討論。我們不是沒有交換過意見，其中在香港中大那一次我們在中大圖書館下面的咖啡館里足足討論了兩個小時之久。注意到他修訂后的版本仍舊沒有多少改變，我很直率地說明了我的看法，即我不認為他對當年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權力斗爭，以及個人動機、情結和心計所作的許多“深描”，有足夠的實證依據。他也一一解釋了他的思路和邏輯。以后，圍繞著和他書中個別史實有關的資料問題，我們還有過幾度討論。    高華的書無論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處，它都是一本嚴肅的學術研究著作。我們可以同意，甚或稱贊他的敘述與觀點；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評他的敘述與觀點；同樣也可以部分欣賞、部分否定他書中的研究，但是，這都不應該妨礙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把他的觀點和他的書放在學術研究的范圍里評價和看待，不應該把這樣一種學術研究上的分歧簡單地和所謂左右問題扯在一起。    六    上個世紀末，我才剛剛開始對新中國建國史研究發(fā)生興趣，對建國以后黨史、國史的許多情況都不熟悉。國內這時研究建國以后黨史、國史的機構和一般研究人員，也多不做實證研究，更鮮有微觀史研究。哪怕是當時已經出版了大量回憶史料，國內，國外認真閱讀、考證和研究者，也寥寥無幾。不用說，國內外歷史學界，那個時候更沒有人會來研究這種當代史問題了。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高華可以稱得上是領風氣之先和國史研究的開拓者。我最早讀到他的一篇論文，是1998年發(fā)表在《二十一世紀》上的釋讀前江蘇省委書記江謂清回憶錄的文章，題為《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他結合江渭清回憶所涉時段的各種文獻史料與史實，把江的回憶與其他相關領導人的回憶資料詳加比照考辨，用他最善長的悟性與敏感，把一個個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小問題串聯(lián)起來，進而把中央政爭與地方大員之間的復雜關系梳理得清清楚楚，讓人嘆為觀止。    我時常在想，以高華的研究經歷和出色的研究能力，他原本決不應該只留我們《紅太陽》和《革命年代》這樣兩三本著作和二三十篇研究論文。他所以成果如此之少，除了他做學問態(tài)度嚴謹和對自己文字的要求太高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恐怕也是因為他選擇的這個中共黨史，材料的獲取和成果的發(fā)表都太過困難的緣故。甚至于，他的國史、亦即他研究中國當代史的論文，絕大多數(shù)也都是依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所藏的資料，發(fā)表也大都只能選擇在海外的學術刊物上。    改革開放、上大學、讀歷史、留校做教學研究工作，最終為高華打開了這扇可能通向歷史真實的大門。只是，即使是在后毛澤東時代，即使歷史已經發(fā)展到今天，對于像高華這種堅持要用自己的方法思考歷史的學人來說，這條道路依舊坎坷難行，甚至隨時都有因一本書，甚或一篇文章遭遇更大困難和災難的危險。    高華走了，帶著他的困惑和遺憾。    中國會有年青一代的高華跟上來嗎？

內容概要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先生國內第一部著作。
　　在革命的背景下，在革命的名義下，歷史風雷激蕩、撲朔迷離。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歷史大家的獨特視角和通俗流暢的語言將我們帶進辛亥革命、國民革命、解放后的繼續(xù)革命洪流中被遺忘或者被拒絕記憶的角落。
　　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扎實的理論功底以及歷史學家的人文關懷，高華教授的《革命年代》最重要的啟示實際上是告訴讀者用怎樣的姿態(tài)去面對我們和其他人的過去和未來。

作者簡介

　　高華，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間曾做過八年工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代史、民國史、中國左翼文化史以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代表作有《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革命年代》等。
　　2011年12月26日22時15分在南京病逝，年僅57歲。

書籍目錄

行走在歷史的河流（代自序）
南京十年
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
對五四激進主義的再思考
南京國民政府權威的建立與困境
力行社的成立時間及組織層構考釋
“太子”孫科
論大革命時期的孫科
從擁蔣到反蔣：1928-1931年的孫科
民主與集權的悖論：孫科與《五五憲草》
孫科與國民政府的對蘇外交（1932-1945）
抗戰(zhàn)勝利前后孫科政治態(tài)度的轉變
--兼論孫科的“多變”
孫科的憲政理念及其限度
孫科的晚年歲月
革命詞語
重新認識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化”
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
抗戰(zhàn)前夕延安發(fā)生的一場爭論
革命大眾主義的政治動員和社會改革：抗戰(zhàn)
時期根據地的教育
“新人”的誕生
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
歷史漩渦中的朱瑞
沙飛：在祖國的天空中自由飛舞的一顆沙粒革命女性陳琮英
時代遄流
鞍鋼工人與“鞍鋼憲法”
“大躍進”運動與國家權力的擴張:以江蘇省
為例
能不說丁玲
初讀《楊尚昆日記》
讀《七律·有所思》
觀察與史料
敘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史研究：以50年代
歷史研究為例
小人物，大歷史
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干問題
臺北所藏大陸20世紀50-60年代資料過眼錄海峽兩岸孫中山研究的趨同
反思中的開拓
--茅家琦先生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見解
六十年后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
難忘吐露港畔的“學術家園”
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   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 19世紀中葉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轉折時期，當時，面臨著“五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古老中國步人了前所未有的、與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迥異的、現(xiàn)代性逐漸增長的歷史發(fā)展階段。這條道路在中國充滿了深刻的矛盾和沖突。在這條道路上，中國既取得過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喪失了歷史賜予的難得機遇，長期在通往現(xiàn)代的旅途中蹣跚而行。中國變革的艱難無疑與前現(xiàn)代社會的歷史遺產有關，也與中國政治中樞的政策選擇密切相連，同時它還受到錯綜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的巨大影響。中國以迥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有方式實行社會轉型，無論它的成功還是挫折都豐富了人類的經驗寶庫，為眾多的后發(fā)展國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訓和啟示。 一、中國社會轉型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tài)基礎 數(shù)十年來，一個長期在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是，如果沒有1840年開始的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中國能否主動開始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從而完成從農業(yè)社會向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轉變的過程。在這里，我們嘗試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國所承襲的巨大的遺產中，包孕著可誘發(fā)現(xiàn)代社會的因素，這些積極因素在一定條件的作用下可刺激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的演變；但是，作為總體特征的中國前現(xiàn)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卻存在著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嚴重阻滯著傳統(tǒng)中可現(xiàn)代化因素的成長，如果沒有外來刺激，即使中國社會中存在著“資本主義萌芽”，也無法出現(xiàn)資本主義，中國仍將處于前現(xiàn)代狀態(tài)。 作為1840年在亞洲東南沿海與西方列強相通的東方大國的中國是長期被西方思想家所欽羨的對象：一個以皇權為核心、職能分明的中央集權官僚政府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tài)下，統(tǒng)治著4.5億人口，在100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國土上有效地行使著治權；儒家學說中的道德主義和禮儀規(guī)范起著整合社會各個階層的特殊功能；美輪美奐的巍峨宮殿和精美絕倫的工藝珍品體現(xiàn)著中國人的豐富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雖然自然災害不時減少中國人口，但精耕細作的農業(yè)還是大體上維持了中國人的溫飽。總之，19世紀中葉之前的中國，盡管不時發(fā)生社會動蕩和災荒，但它總是能自我調適，在經歷周期性的社會震蕩后，重新恢復社會的穩(wěn)定與繁榮。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被西方長期欽羨、長期保持強大和繁榮、充滿自豪與自尊的東方大國，在西方列強的炮艦侵略和隨之而來的價值觀念的沖擊下，卻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榮并適時調整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重新匯集新的社會力量和自然資源，從而有效地融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轉換方式，在西方和近鄰日本的成功示范效應的影響下，邁人富強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傳統(tǒng)社會的決定因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前現(xiàn)代社會制度構成中最有現(xiàn)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維系中國社會穩(wěn)定的支柱——中央集權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結構性的重大缺陷阻礙了中央集權官僚制向現(xiàn)代政府制度的轉換。 中國的中央官僚集權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內閣、省、縣的垂直的行政系統(tǒng)有專門化和職能劃分的特點，按照法律和慣例有效地掌管國家行政事務，垂直的監(jiān)察系統(tǒng)直接受命于皇帝，負責監(jiān)督各級官吏，以保證政令的執(zhí)行。不受階級和財產限制，在科舉制基礎上建立的官員升遷系統(tǒng)，體現(xiàn)了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和開放性，對維系中國官僚制度的穩(wěn)定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在操作層面上，這樣的官僚制度，與依職能分層、各司其責的現(xiàn)代政府制度并不構成嚴重沖突。但是問題的關鍵在兩點：第一，中國的中央官僚集權制對基層的統(tǒng)治力量較弱，朝廷在縣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鄉(xiāng)紳，中央權力并不能完全達到基層，征稅及征集勞役實際上依賴于鄉(xiāng)紳。處于家族、宗族網核心的鄉(xiāng)紳的行為往往嚴重破壞了中央集權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嚴格地說，中國傳統(tǒng)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只存在于縣以上的政府機構，縣以下的鄉(xiāng)村則處于高度分散的無組織狀態(tài)。顯然，這與現(xiàn)代社會所要求的、能夠全面協(xié)調社會力量處理公共事務的、完善的社會組織結構是相沖突的。第二，中國官僚集權是以儒家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的，它以道德倫常為基本準繩，在義務與權利的關系上沒有明確的界定。儒家規(guī)范雖不排斥個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權制的垂直系統(tǒng)固然保證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帶來各級官吏不思進取、因循守舊的嚴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與政治結構互為一體，為派系斗爭提供了永恒的競技場。更為重要的是，儒家意識形態(tài)作為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對世界的全部解釋，成為不可逾越的治國安邦的基本原則。它是建立在傳統(tǒng)的“中國為天下中心”的世界觀之上的，它的豐富性與普遍性，使中國統(tǒng)治者與士大夫相信儒家學說已窮盡世界一切真理。中國既是天下中心，并有著輝煌的無與倫比的歷史與成就，那么中國之外的“夷務”就不在中國人關心的范圍之內，順理成章，也就對競爭不感興趣，沒有了變革的緊迫感。至于解決中國國內周期性的政治衰敗和政治動蕩的良方更無需從“異域”尋覓，在包孕萬家的儒家學說的眾多派別中自有療救的方案。經過千余年的儒化，這套由科舉制為外在體現(xiàn)的儒家意識形態(tài)已完全內化于中國人的心理深層，從而成為回應外部世界挑戰(zhàn)的巨大的心理障礙。這樣，在與外部世界交往時，中國就很難隨形勢而改變政策，從而處處顯得遲鈍與僵硬。

后記

這本集子所收的是我最近二十年所寫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寫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寫于2008年11月。文章所論及的，無論是近代轉型、孫科、還是延安的新話語、建國初50—60年代的社會變遷等等，都發(fā)生在一種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雖然每一次的“革命”的內容、目標不一；而文章的內容則涵蓋國民革命、共產主義革命、“繼續(xù)革命”，故以《革命年代》為書名。    這本集子既不是對革命的吶喊，也不是對革命的批駁與詰難，而是我對生活其中的那個已經遠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紀念。    有朋友在談論當代新詩運動的發(fā)展脈絡時說：“80年代開花，90年代結果，什么事都醞釀于70年代?！边@句話也可以用于再更廣義的范圍，今天五六十歲的許多人，都是從70年代出發(fā)的。翻讀北島贈我的自選詩集《守夜》（1972—2008）和《七十年代》，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70年代：那時你做了什么呢？    今天再回頭看，還在“文革”時期的70年代，那是20世紀中國激進主義革命的最后的階段，整整一代人的思想，都來源于那個革命年代的刺激。我那時也是工人，也在讀書和思考，但我是“外省青年”，北京和外省在精神和文化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別。那個時候的北京，在大改組、大動蕩之后，還有許多“空隙”，也有較多的文化資源，劫后未毀的“黃皮書”、“灰皮書”以及散藏在各家未及被毀的書籍、音樂唱片成了催生新思想的鼓風機。被打散的新、老“貴族”的孩子們（大院子弟、知識名流的子弟）和一些平民子弟們，在經歷了“文革”的狂熱后，又重新聚攏，因而有地下讀書沙龍，有郭路生（食指）的詩篇《我相信未來》，就是在分布全國的北京下鄉(xiāng)的知青中，也有許多思想群落?？墒窃谀暇谲娙烁叨纫辉闹卫硐?，人與人是隔絕的，南京的“老貴族”——國民黨遺老遺少，早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其文化留存只剩下民國建筑和夏日遮陽的林陰道；大院子弟都去當兵了，至于知識名流，本來人數(shù)就很少，“文革”中已被折斷了脖子，只剩下一口活氣兒，他們的子弟就更談不上文化反叛了，在貧瘠的文化土壤上是不會產生新思想的，所以南京的知青，除了思念家鄉(xiāng)，似乎沒有留下什么高遠的、讓人內心為之跳動的文字記錄。人們都在為最基本的生存而奮斗，沒有書，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詩，極少思想可交流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那種環(huán)境下，甚至每天都得嚴格規(guī)范自己說的每一句話，而北島他們有一個多么寶貴的朋友圈，費爾巴哈的話完全正確：窒息的、封閉的環(huán)境可以讓一切有價值的思想枯萎。    然而，70年代的思想碎片鋪就了通往80年代的路，在思想解放和新啟蒙的那些狂飆突進的日子里，北方的風吹拂校園，1987年后，南京大學青年教師中有兩個思想群落，朋友們隨時切磋交流，沒有任何世俗功名心，都是那么純真和坦蕩，或許這就是80年代的精神氣質。1988年11月，我去北京參加了一次研討會，見到了景仰已久的老前輩李銳、黎澍、馮蘭瑞等。那時我剛參加寫了一本當代臺灣史的書，于是在會上發(fā)言談臺灣權威政治的演變，其時臺灣剛解嚴不久，人們對此話題興趣較大。也記得蕭功秦在會上大談“新權威”，引起許多與會者的爭議，我雖不同意他的觀點，卻贊他是“真性情”，這句話，他一直記到今天。外省青年在北京，在這歷史的交叉點上，看到會場上的一個個雄辯之士，意氣風發(fā)，憂國憂民，真正感受到了時代風云的激蕩，以后風吹云散去，往昔的一切，成為生命中的難忘的記憶，現(xiàn)在回想起理想主義的80年代，還不勝留戀。    在80年代的思想風云中，我也寫了一些思想類的文章，但是多和自己的專業(yè)有關，有兩篇還發(fā)表在剛試刊的《上海理論》，由此認識了編輯楊曉榕，很快彼此就成為好朋友。但是嚴格說，我是那些思想論爭的旁觀者，這十年，是吸取思想養(yǎng)分，積累、積淀的十年。讀了歷史，知道了歷史研究的“家法”，作為青年教師，我參加了幾本有關抗戰(zhàn)史和臺灣當代史的寫作，但是有自己個性色彩的文章并不多，只有收入本書的談孫科憲政理念的那篇論文。    90年代是沉潛的十年，也是埋頭耕耘的十年。在市場化大潮洶涌的大環(huán)境下，守住自己的一份小天地，會有些許寂寞，可是這個“市場經濟”不是你期盼的嗎？今天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撲面而來，可是我要的難道是這樣的“市場化”？不解，也是無力，只有在書齋中面對那些泛黃的書卷才能確定自己的存在。    說來還得感謝我所經歷的那個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動、大改組、大破壞，也意味著風卷殘云、摧枯拉朽，其問有血淚、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長在這個年代，它給了我巨大的沖擊，也給了我動力和人生的坐標，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義的朋友們從此注定了不會為了功名利祿去做研究，也不會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樣去回望過去。于是，就在這喧嘩、實利主義的90年代，守著某種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陳詞濫調的所謂“知識分子的責任”等，開始摸索著觀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進入新世紀后，資本和權力的擴張使得思考的空間更顯逼仄，面對著滲入到大學校園的項目化、數(shù)字化、標準化的壓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頭讀書和研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徑，也是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構成這本集子的那些文章，半數(shù)以上是2000年后寫的，它們既是學術的，也蘊有“問題意識”，它是不是70年代的種子，在90年代和新世紀結成了“果”？我不知道，但是細心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的變與不變，都在這里立此存照，而所有這一切，都和那個革命年代有關。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要特別感謝《新史學叢書》的策劃人向繼東先生，我與向先生素未謀面，他在電話中熱情相邀，當時我因母親病重，沒有心情和精力整理文稿，是向先生一再催促，才使我堅持下來，他還對如何將我的文章結集，提了很好的建議，促成了此書選題的落實，可以說，沒有他的熱情，就沒有這本書的問世。    廣東人民出版社的責編余小華女士、肖風華先生的高效、細致、專業(yè)的工作，使本書增色不少，謹向他們表示我的衷心感謝！    2007年，對于我是一個特別艱難的年份，我被檢查出患了重病，自那以后，兩年過去了，我經歷了嚴峻的生命的考驗，妻兒、父母、弟妹、親友給我巨大的支持和鼓勵，我的那些好朋友們、我的學生們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幫助我，他們是我生命的“鹽”，他們的名字有長長的一串，在這里我不寫出他們的名字，但他們在我心頭永遠銘記，我永遠感激他們！    今年1月，在向繼東先生和我聯(lián)系、催促此書書稿時，我的母親正在病重之際，我和弟、妹每天奔走于醫(yī)院，心情萬般痛苦，在整理我的這些文章時，幾十年來母親的關愛和教誨時時浮現(xiàn)于腦海，特別在“文革”的艱難歲月中，母親帶領我們一家人，相依為命，互相扶持，才走出了那場暴風雨，往事如昨，歷歷在目。今年4月底，母親因病不幸去世，謹以此書獻給我慈愛的母親，以表達我對她的永久的思念！    2009.8于南京

媒體關注與評論

我與高華有數(shù)面之緣，我曾經專程到南京他家中采訪過他，很有自己堅持的一位學者，為做學問折損了自己的生命。他不齒與諂媚逢迎者為伍的風骨令人尊敬。    ——楊錦麟（香港衛(wèi)視執(zhí)行臺長）    高華先生是一個非常純粹的學者，他在生活中是一個謙謙君子，不像他在學術著作和文章中那樣鋒芒畢露……    他的著作，已經經受了時間的考驗，成為了經典。每一年都會有各種好書的評選，有些年度好書，可能是和當年的一些歷史事件和現(xiàn)實關懷有關。但是，能夠沉淀下來的不是很多，高華先生的著作，就經受住了考驗。    如果高華先生活到八九十歲，他的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    ——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真的是令人十分難過！僅57歲，比我還年輕啊。我與高華先生僅一面之緣，他來我校，我們一起吃過一次飯。他已患病，話不多，但還是很有精神，對今后的研究抱有信心。我對他的現(xiàn)代史研究、黨史研究是很佩服的。如天假以年，哪怕只給他十年時間，又該有多少精辟的論著問世。    ——陳子善（華東師大教授）    高華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學界研究黨史的佼佼者。在近現(xiàn)代史研究領域，還有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兩方面，他都領風氣之先。他的研究有很強的個性，也有很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他的研究表現(xiàn)了一個學者的誠實、正直和獨立思考。    ——楊奎松（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驚悉高華教授昨晚去世，十分悲痛！前段時間，我和公明兄還在為高教授的醫(yī)療費用募捐，希望他能獲得更好治療，可惜還是英年早逝！高華教授是位值得所有人尊敬和銘記的優(yōu)秀史學家，他非常熱心地擔任信孚教育集團客座教授，為信孚師生上課。言猶在耳歷歷在目。斯人頓逝，痛心不已。    ——信力建（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

名人推薦

高華先生是一個非常純粹的學者，他在生活中是一個謙謙君子，不像他在學術著作和文章中那樣鋒芒畢露…… 他的著作，已經經受了時間的考驗，成為了經典。如果高華先生活到八九十歲，他的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 ——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高華先生肯定是近代史學界研究黨史的佼佼者。在近現(xiàn)代史研究領域，還有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兩方面，他都領風氣之先。他的研究有很強的個性，也有很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他的研究表現(xiàn)了一個學者的誠實、正直和獨立思考。 ——楊奎松（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高華是我見過的最認真，最嚴謹，見識非凡的史學家，是我的良師益友。一個有良知的中國學者，一個自甘貧賤的堅持學術操守的學者。高華的成就，怎么評價都不過分。但他的為人，更令人欽敬…… 高華很窮，其實富有天下。 ——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 高華兄是對中共政治有最深邃洞察的當代學者……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思考和勉力寫作，沒有什么人比他更對得起歷史學家和思想者的榮譽了。 ——許紀霖（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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