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的臺前幕后

用戶評論 (總計25條)

•   　　袁項城為康廣仁背了這么多年的黑鍋，也太傷感了。
  　　第一次接觸這本書是因為《羅輯思維》，就沖動的買了一本，沒想到一看竟然十分著迷，作者扎實的歷史功底和描述事情的方式都十分符合我的胃口。
  　　對于康有為，我對他的了解剛開始只停留在中學歷史課本上，也一直相信南海圣人所宣傳的帝黨和后黨的不死不休，也一直堅信慈禧太后是頑固勢力的代表。沒想到的是，這本書僅僅用了簡單的幾句話就告訴了我：歷史事實并不是你想的那樣。
  　　慈禧太后，恭親王奕，李鴻章，張之洞，榮祿……這些人能開啟晚清的洋務運動，是縱橫官場的政治老手，和他們相比，康有為簡直就是搞政治的小學生，沒想到最后還把光緒皇帝給繞進去了，不知道光緒帝后來是怎么想的，是否曾后悔過。
  　　我所受到的教育總是灌輸，而沒有教會人思考，其實很簡單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沒有慈禧太后的支持，百日維新怎么可能開展的來？誰都知道中國需要改革，但晚清需要的是能在保證皇族利益前提下的改革，需要穩(wěn)重的實干派，需要真真正正能做事情的人，而不是嘴上不停的叫喚改革，卻拿不出來具體方案的人。
  　　沒想到最后泄露秘密的人竟然是康廣仁，袁世凱背了這么多年的黑鍋，可能實在是因為他后來稱帝太遭人唾棄，所以大家也就相信了康有為的這個說法。楊銳、劉光第和林旭實在是太冤了，譚嗣同雖然偏激，但卻是真漢子。沒想到竟然是戊戌變法讓慈禧太后如此的傷心，以至于跟光緒皇帝之間產(chǎn)生了隔閡，才會越來越偏激吧，甚至在多年后同時與多國開戰(zhàn)，越來越糊涂。
  　　既然這些事情已經(jīng)基本取得了史學界的認識，懇請歷史課本也應該做出相應的調(diào)整，還他們一個公道。歷史本沒有誰對誰錯，就是在一個又一個偶然的事件中充滿了必然性，而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盡可能真實客觀的還原歷史的真相，供大家評閱，因為公道自在人心。
  　　本書裝幀精良，印刷質(zhì)量無可挑剔，如果雞蛋里面挑骨頭的話，就是作者沒有列出詳細的參考文獻，如果有參考文獻，并且每頁的下方都還有相應信息的史料來源，相信會更棒的。
  　　熱愛近代史的童鞋們不要錯過。
•   　　轉(zhuǎn)杜樹人先生文章一篇，同是批評馬勇的筆法，寫得比鄙文好太多了：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9/29/1076294.shtml
  　　
  　　 最后兩段太刻薄，沒發(fā)。
  　　
  　　 方舟子應該來收拾這類書才對。如今糾結(jié)在韓寒的身高上，實在是可惜了。如果將這本《1898那場未遂的政變》交到方舟子手上，他肯定會如獲至寶。因為書中大量吸收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而沒有作任何說明。
  　　 例如，袁世凱第二次覲見光緒之后所收到的榮祿電報，其實是在茅海建的《戊戌變法史事考》中得到澄清的，即，所發(fā)電報是對當時社會謠言而做出的正常反應，而非有意要欺瞞袁世凱。然后馬勇先生卻在書中完全不提茅海建的功勞，而巧妙地將成果都歸到了自己的頭上。他這樣寫道：“榮祿的電報是一個客觀存在……”然后就將茅海建的成果簡述在后面，繼而以一種高姿態(tài)宣布：“對于這個大背景，史料記載很明白，但過去由于受到康有為、梁啟超戊戌話語的深刻影響，許多研究者以為榮祿的電報指示在制造一種緊張空氣……”繼而說道：“這個說法太具想象力了。顯然也是對榮祿人格的侮辱，具有很鮮明的康有為色彩……”（頁390）仿佛過去包括茅海建在內(nèi)的學者都是被康梁瞞騙了，而只有他馬勇一人看穿了歷史的迷霧。
  　　 運用同樣的方法，馬勇在書中地大量地吸收了茅海建、孔祥吉、黃彰健、湯志鈞等人的成果而沒有加以任何說明。什么方法？具體說來就是，虛構(gòu)出一個當下已經(jīng)沒有人主張的“當下主流觀點”，然后將別人的研究成果拿來，自己搖身一變成為了英勇地和這種官方欺騙世人的“主流觀點”作戰(zhàn)的真猛士。于是，世人皆醉我獨醒，大家別被教科書欺騙啦，快跟著我來讀歷史吧。
  　　 有人或者會說，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shù)著作，所以不能要求作者給出引注。
  　　 這其實混淆了編和著的分別。如果是編輯一本書，聲明書中所寫都是他人創(chuàng)造的話，就可以在書中不給出引注。例如，教科書就可以不處處引注。但是，如果是“著”的話，情況就不一樣了。如果是虛構(gòu)性著作，那同樣也可以不注，比如寫小說。但如果是像這本書這樣，是屬于非虛構(gòu)性著作的話，那大部分都是要引注的，散文集、游記之類的例外。因為知識是財富，而用他人的財富則要聲明，如果沒有引注，就要在正文中說明。引注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告訴別人這項財富擁有者。如茅海建的《苦命天子》同樣不是學術(shù)著作而只是社科科普書，但同樣給出了必要的引注，在引用到孔祥吉的研究時專門給予了說明。又如蔡鴻生的《學境》，不過是隨筆，但用到他人成果時都是引注了的。此前方舟子被指抄襲其導師的論文，并因此被其導師發(fā)郵件責難，就僅僅是因為他在一篇科普文章中用到了其導師的研究成果而沒有注明。當然，當今中國引注不規(guī)范的情況俯拾皆是，按照這個標準，當今中國大多數(shù)的文史消遣讀物，像《明朝那些事兒》和于丹的書，都能算是抄襲。但馬勇先生作為一個多次感嘆學術(shù)風氣不善的學術(shù)圈中人，就應當做一番表率才對。
  　　 所以學者寫學術(shù)要引注。張鳴在《辛亥：搖晃的中國》里頭說引注導致文風不暢，因此就不引注了。然而學術(shù)規(guī)范不應該是一句文風不暢就可以丟開的。若說文風不暢，那能不能等全書寫完之后把引注加上去？若說為了是要為大眾普及文史常識，那加上引注難道就會把大眾嚇住了于是不看這本書了？如果大眾真的是為了興趣愛好想看著玩的話，他們大不了不看引注、翻過就算，你加了引注又有何害？所以，竊以為，學者在寫作之時不加引注，人們至少可以懷疑其居心叵測。
  　　 尤其讓人感覺不易的是，馬勇在大段大段地吸收了茅海建和孔祥吉等人的研究之后，其最后得出的成果居然還能落后于他們。例如，在記述袁世凱和譚嗣同的夜會時，馬勇在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研究之后，試圖自己指出譚嗣同所持的密詔是沒有依據(jù)的：“只見這份所謂硃諭并非朱筆縮寫，而是墨筆所書，字甚工，口氣倒很像皇上，大意是‘朕銳意變法，諸老臣均不順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等。很顯然，這份所謂硃諭只是皇上交給楊銳的那道密詔抄本，且不是逐字逐句照抄，而是歸納大意的記錄。大約是楊銳交給林旭看過之后，林旭憑借記憶口述給康有為，然后再由康有為憑記憶默寫出來的?！保?95）
  　　 由此可見，馬勇甚至可能連研究戊戌變法最基本的史料之一，袁世凱的《戊戌日記》都沒有看過，上引的引文只是從別人處引得。因為《戊戌日記》中非常清楚地記著，在馬勇的那段引文后，就記載譚嗣同如此說道：“硃諭在林旭手，此為楊銳抄給我看的，確有此硃諭，在三日前所發(fā)交者。林旭等極可惡，不立即交我。幾誤大事……”[ 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52頁。]如此，試問又怎么會是“楊銳交給林旭看過之后，林旭憑借記憶口述給康有為，然后再由康有為憑記憶默寫出來的。”而且譚嗣同所出示的是原硃諭的抄本，而非什么歸納大意的記錄?！段煨缛沼洝窞槿蘸笤绖P追憶所記，因此歸納大意的是袁世凱，而非康有為。就連這么基本的層次都看不出來，令人詫異。
  　　 此處馬勇很可能吸收的是黃彰健的《戊戌變法史研究》，然而卻沒有看仔細，因為在黃書中，在這段被他吸收的段落后面馬上就有和他上文相抵牾的內(nèi)容：“……光緒賜楊銳密詔，楊銳需傳知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又需照例將密詔繳回給光緒，則楊銳勢需用墨筆過錄數(shù)份。譚八月初三日見袁時，所持光緒密詔為楊銳墨筆過錄本，與事理相合，袁《戊戌日記》所記這一點確鑿可信。”[ 黃彰?。骸段煨缱兎ㄊ费芯俊罚_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年。第434頁。]
  　　 馬勇如此，真是用真人真事告訴了我們一個感人的真理：學者是超越其時代的，陳寅恪那樣的學者是超前于其時代的，而有人則是反方向的。
•   　　 對于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敘述我們總傾向于形成一種定論。尤其是一些政治性極強的歷史事件，我們甚至會出現(xiàn)一些所謂“決議”，決議即是不容質(zhì)疑，不容討論的。這無疑是史學的悲哀，關(guān)于歷史事件的觀點和看法應該展開討論，而且持有異見者的存在是很正常的。我國的歷史教育從來不是啟迪式的，而是告知式的，教材上敘述事實的篇幅大概總要少于發(fā)表觀點和評論的篇幅，學生學了之后便要以這些觀點去做題應試。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它不具有公理性，歷史更是如此。因而馬勇的這本《1898年中國故事》讀來讓人眼前一亮——作者顯然是在豐富的史料基礎(chǔ)上，進行了合理的推斷演繹，尊崇史實而不拘泥于已有觀點，得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和認識。
  　　 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中認為戊戌變法是中華民族一次近代化的嘗試，而這一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從而以實踐證明了維新派政治的失敗。這個觀點得到了新中國官方歷史書籍的認可，并進一步組成了其證明唯有馬列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理論體系。馬勇無意于闡述這么政治性的觀點，他要做的是盡可能還原史實，而不是簡單粗暴地將歷史事件一刀切，將歷史人物刻板化。歷史事件如若史料齊備，則大體可以復原情節(jié)主線。其中讓歷史變得充滿討論空間的一大原因便是參與者的復雜。人是十分復雜的存在，一個人的性格特點很多時候會決定其行事方式，但是我們卻不能保證性格的一致性，同時很多人的性格中常存在矛盾。這就導致非其本人而不能自知，而人時常又羞于將內(nèi)心真實的想法公之于眾，甚而在自己私底下的日記里也頗費心機，以防百年之后他人讀破天機。歷史問題的探討時常是談事容易評人難。
  　　 傳統(tǒng)歷史敘事的一個大缺陷在于常常論事不論人。比如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大事，總體傾向是進步的。于是其中的主導者諸如六君子及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總被塑造成正面的形象，偉岸高大，似乎極少缺點；而發(fā)動政變之人，諸如慈禧太后、榮祿、袁世凱等人則必是十惡不赦，封建守舊。這是馬后炮式的刻板印象，十分不可取。馬勇在《1898年中國故事》中通過豐富的史料對維新變法的主角進行了多方面的剖析，指出康有為等人的重大性格缺陷，而這些缺陷引致他們行事的缺陷，最終導致變法的失敗。歷史教科書對于歷史事件的發(fā)生原因、失敗緣由常傾向于找“根本”，而這“根本”常是 “經(jīng)濟基礎(chǔ)”抑或“階級勢力大小”，或者更為虛無的“是否符合歷史潮流”云云。這顯然是扯皮的解釋，歷史事件的原因最有價值的時常是其直接原因或者現(xiàn)實原因，而不是苛責于古人，從所謂的“根基”著手。
  　　 歷史是由種種細節(jié)構(gòu)成的，其中最為有趣的便是其參與者。讀完《1898年中國故事》后，戊戌變法中粉墨登場的種種人物從紙片變得豐滿立體了，康有為的急功近利，梁啟超的盲從，譚嗣同的年輕性急都是先前歷史書不曾特意敘述或刻意忽略的。而至于是否存在新舊黨爭，袁世凱是否出賣變法等等重大歷史事件，馬勇也給出了史實支持下的解釋，雖則不能令閱者全盤贊同，但也提供了更多的思考角度。任何成大事者如若不能就事論事便會陷入康有為般樹敵過多，難以抵擋的困境。同樣為人Ego太強也時常會將一己之私利看得太重，甚而以私害公。
  　　 討論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不能有馬后炮的傾向，只有立足于當時才能真正廓清事件的真相，只有懂得參與者復雜的心態(tài)才能真正理清事件的走向。而馬后炮們總喜歡苛責古人，喜歡裝扮歷史這個小姑娘，為著自己的店鋪裝點門面。
  　　 2012年4月2日
  　　
•   　　做人莫學康有為
  　　康有為是一個非常功利的人，他自視甚高，自比圣人，以為天下無出其右者，做事情為了目標都可以不擇手段。但他畢竟又是一個書生，從書齋里走出來的人，那點自負與自傲都帶著迂腐的書生味。這注定了他是一個失敗者，因為他的目標雖然高，手段雖然多，但是在老練的政治家眼里，那點小心思就如三歲孩童的狡詐一樣，一目了然。讀馬勇《1898年那場未遂的政變》可以看出，戊戌變法不是失敗于袁世凱，不是失敗于慈禧太后，而是失敗于康有為。
  　　一則失敗于康有為的鋒芒畢露?；实鄢醮握僖?，一同前去謝恩的時候，康有為遇見榮祿，榮祿向他問起改革的事情，并表示改革阻力較大，康有為竟然說殺一兩個一二品大員就沒事了。如此霸氣側(cè)漏，怎么能不讓人反感。他之所以如此鋒芒萬丈，是因為他內(nèi)心自視太高，以為自己不是池中之物，一遇風雨便化龍，如今又得天眷，皇帝親自召見，他以為自己可以只手推進改革。這在他和孫家鼐出事上就可以看出來，京師大學堂初設(shè)，孫家鼐是主辦官員，康有為不是想著和對方一起辦好學，上來就要將孫家鼐排擠出去，自己要獨掌大學堂。
  　　二則失敗于康有為的四面樹敵。晚清主張改革并非他一個人，官吏之中如張之洞、李鴻章都是開明的官員，雖然改革方向與他不一樣，但如果善加引導，未嘗不是助推改革的一股力量。但康有為卻不，他先和張之洞鬧翻，到了朝廷上，又將一個個大臣推倒對立面。孫家鼐原本和他同一戰(zhàn)線上的人，因為大學堂領(lǐng)導之爭，又樹立了一個敵人。書中說包括慈禧太后本身也是康有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敵人，本來慈禧太后交政于光緒，這已經(jīng)還權(quán)了，對于改革慈禧太后也是贊成的，但康有為卻非要自以為是地以為慈禧太后干政，將朝廷上的實力派一個個推倒了自己的對立面。改革成了孤軍深入，焉有不敗之理。
  　　就這么一個不知收斂的改革孤軍竟然要發(fā)動一場政變，拉攏的對象是袁世凱，袁世凱是一個天生做官的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八面玲瓏，從不得罪人，那怕像康有為這樣的不靠譜改革家。再加上他作為年輕領(lǐng)導，內(nèi)心傾向于改革，難免對康有為說兩句奉承話，這竟然讓他信以為真，譚嗣同上門竟然逼迫人家入伙。我們的“正史”將這段政變的失敗的歸咎于袁世凱的高密。
  　　但是袁世凱手中兵士不過六千人，槍械彈藥又是分開保管的，即便他沒有高密，即便他像康有為一樣頭腦簡單，見識迂腐，他經(jīng)譚嗣同一番熱血鼓舞，立刻答應一起干，要去把榮祿殺了，他的勝算又有多大？這場政變就能成功？
  　　康有為最大的長處在于他能忽悠，戊戌政變失敗，他流亡海外，忽悠別人說自己有皇帝的衣帶昭，四處找華人華僑騙錢，有人想要看看這衣帶昭，開口便被他當頭棒喝，而這個衣帶昭，按照馬勇在書中的分析，那其實就是皇帝給楊銳的一份圣旨，含義就是讓康有為出去，表示著皇帝開始討厭他，想要拋棄他這個改革的導師?？涤袨閰s把這個旨意忽悠成了一份救亡圖存的圣旨。有趣的是他在海外還四處封賞官員，封賞的條件就是交錢。他因此撈了大筆銀錢，過上了鐘鳴鼎食地生活。晚年還回國開礦，與人爭執(zhí)，不惜殺人。
  　　這樣的人，你怎么能相信他能改革成功。
  　　
  　　
  　　
  　　
  　　
•   　　我始終承認，我對戊戌年有情結(jié)。早在讀那本被我推崇至極點的《北京法源寺》之前，我便隱隱約約對戊戌變法有種功虧一簣的痛心。我曾把它看做是中國不通過暴力革命手段走上復興道路的最佳——同時也是最后——的機會。過去也曾認為在這103天中，有太多的機會可以扭轉(zhuǎn)最后的失敗悲劇，比如老袁的告密如果不發(fā)生，大清朝是否會在光緒帝的勵精圖治中走上新生？從而也就不會有之后的孫文，也許更不會有老毛以及他帶來的一切——我更不否認這個結(jié)果也是我痛心疾首的重要原因。
  　　 可是，近幾年看到其中的一個細節(jié)勾起了我對這整個事件的再思考，戊戌變法是否真的有那么壯烈？這個細節(jié)是袁世凱在法華寺那夜面對來訪的譚嗣同說的一句話“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訌，國勢即將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泗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nèi)旗兵亦不下數(shù)萬；本軍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nèi)必即設(shè)防，上已先危?！蔽蚁嘈糯藭r老袁的話發(fā)自肺腑，這段話讓我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精明政治家袁世凱，同時也讓我認定康有為所作之事就是造反確鑿無疑。而“造反”二字，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并無提及；老袁的話，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同樣沒有。我們的書上只是反復地灌輸：資產(chǎn)階級改革有局限性，必然不能成功。扯tm淡！從老袁的話，我更相信誰也不是SB，能到那個位置上的高官沒有幾個是草包是酒囊是飯袋。我們總說要把歷史人物還原到當時的背景中去看待，但儒家道德史觀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們。
  　　 其實這本書結(jié)構(gòu)很簡單，就是全面介紹了那103天是如何走過來的，不同的是，如作者所說，他在力爭做到把人物還原到所處的歷史背景時，還把他們放到了所處的位置進行換位思考，同時引述史料的同時不再僅僅以當事人康梁的說法為準——于是我們看到了康對光緒召見的對答并不完美；康的急于上位與不擇手段；康對形勢的誤判引起的黨爭以及對朝中是否真的存在一個絕對守舊黨的懷疑。特別是對所謂守舊黨存在懷疑，從根本上顛覆了以前種種結(jié)論中戊戌變法敗于守舊勢力的說法。在我看來，這個懷疑的成立直接降低了戊戌變法失敗的悲壯性，甚至引出了敗于康有為的激進政策和幼稚的從政經(jīng)驗的結(jié)論。如果這個結(jié)論成立的話，康之后流亡海外所作的一切保皇活動從而被所謂革命人士恥笑的行為倒是可以得到解釋。
  　　 因此，如果我以為老袁的話是至至誠誠發(fā)自肺腑的話，康先生流亡之后的那些悲壯宣傳就不得不引起我的些許反感了。我的戊戌情結(jié)也多少因為這本書而有些破滅。
  　　 不過我還是認為在辛亥年以前中國還是有不走暴力革命這條路的機會，只是也許不是1898年而已。
  　　 一直有傳言說，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是梁啟超后來便于宣傳所作，只是從感情上人們更愿意相信是譚的作品，我之前也同樣有意忽略這種說法；現(xiàn)在看來，是該調(diào)整一下看法了。
  　　
•   　　 1898年，戊戌年。這一年，因為戊戌變法，因為戊戌六君子，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筆。
  　　 不斷地會思考，如果康梁兩人的變法成功了，他們的政策獲得了實施，中國是不是會成為另外一個樣子？是不是就能自立自強？亦或者是往另外一個方向走去？沒有獲得成功，而他們也成為民族的罪人？當然，這都是假設(shè)，畢竟歷史不可能重來。
  　　 作者的這本書，題目標示很大氣，其實質(zhì)內(nèi)容關(guān)于1898年的那場戊戌變法相關(guān)的點點滴滴。告訴我們一個全面的事件。包括事情的發(fā)展、復雜的人際關(guān)系，顛覆了傳統(tǒng)的觀念，采用時人的日記、書信甚至奏折，讓人信服。
  　　 提到變法失敗的原因，主流的觀點，即是守舊派的反對、變法派的軟弱。但是，從書中我們可以讀到更深層的原因。錯綜復雜的人際關(guān)系、變幻莫測的官場風云，遠不是我們處于這個時代的人所能從表面就能窺探全局的。
  　　 書中對于康有為的描述，讓人看到很不一樣的一個人物。對于權(quán)勢的渴求，對于誠信的讓人詬病，對于為官的急迫。對于慈禧的評價，并不局限于一個頑固的保守派，她也有新的思想，只是站在統(tǒng)治者的地位，她一定要有統(tǒng)籌全局的觀念，激進的行動并不可取。廢除科舉制關(guān)系到那么多人的仕途，哪有可能是一道圣旨就能改變的。廢止了之后呢？又該如何處理，這些在康的眼里沒有看到。某種方面來說，他的變革會受到反對與制約也是情理之中了。其實，人的多面性，并不會使一個人是完全的守舊或新派。就如同易經(jīng)所言至陰至陽之人都是極少數(shù)。絕大部分人都是趨向于中間的。
  　　 關(guān)于戊戌的最終失敗，其實來說，確是一個必然的結(jié)局。
•   求最后兩段～～～～～～
•   方韓事件雖是公共事件，但也夾雜著私仇，而對于方舟子，卻是工作和私仇并存，因而互相促進，自然越吵越來精神。方舟子其實是在鬧脾氣，以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也知道不能撒潑。至于質(zhì)疑韓寒身高，則以為若是造假，可以由此急彼地推及其他，雖不絕對，但也合理。
•   哎呦，把書目看成是1989年那場未遂政變了，唉、、、、
•   方舟子打這種假并不在行，倒不如交給他的死敵“亦明“，比較合適。
•   鬢發(fā)歷史的研究.
  http://www.llianfa.com
•   看成1989年那場未遂政變了哎。。。。。
•   我覺得lz思維特別清晰，暫不說文中內(nèi)容是否詳實（受本人知識所困），光是這個邏輯就讓人看得舒服。
•   同樓上 真的也看成了 1989年那場未遂政變
•   看成1989了。。
•   看成了1989。。。還在想這書也不和諧掉。。
•   看成1989 +10086
•   http://www.dnfdps.com
•   康孫毛，這三個代表，私德和人品都是如此不堪
•   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這三個代表人物的私德和人品都是如此不堪
•   做人莫學康有為。此觀點很沖擊三觀?！翱捣浅９?，自比圣人，但為了目標又能不擇手段?？狄婚_始入朝就霸氣側(cè)漏四面樹敵，榮祿、孫家鼎、張之洞、李鴻章，甚至慈禧，實力派一個個被他推倒了對立面，讓改革成了孤軍深入，而且竟然夢想拉攏袁世凱搞政變。流亡海外，頂個衣帶昭四處忽悠華僑并封官騙財”。
•   解讀歷史需要這樣的獨立見解
•   清朝不放棄滿人政治的立場就不可能持續(xù)下去，由少數(shù)族裔統(tǒng)治多數(shù)族裔本身就有變相的種族壓迫存在。因而君主立憲制無法從滿清一代開始，也就無從開始了。
•   沒說到點子上，還是帝制時代的滿清少數(shù)族群的自我保護欲、利益集團龐大，怎么改都會夭折，只是時間問題?，F(xiàn)在也一樣。
•   太后統(tǒng)籌全局只是為了個人的權(quán)力控制，改革或者誰來改革保證她的絕對權(quán)力是第一位的，這樣也算改革，也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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