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物、關系學與國家

前言

中國曾經(jīng)遺忘過世界，但世界卻并未因此而遺忘中國。令人嗟訝的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就在中國越來越閉鎖的同時，世界各國的中國研究卻得到了越來越富于成果的發(fā)展。而到了中國門戶重開的今天，這種發(fā)展就把國內學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不僅必須向國內讀者迻譯海外的西學，還必須向他們系統(tǒng)地介紹海外的中學。這個系列不可避免地會加深我們150年以來一直懷有的危機感和失落感，因為單是它的學術水準也足以提醒我們，中國文明在現(xiàn)時代所面對的絕不再是某個粗蠻不文的、很快就將被自己同化的、馬背上的戰(zhàn)勝者，而是一個高度發(fā)展了的、必將對自己的根本價值取向大大觸動的文明?？烧驗檫@樣，借別人的眼光去獲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歷史使命，因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過強烈的反差反觀自身，中華文明就找不到進入其現(xiàn)代形態(tài)的入口。

內容概要

《禮物、關系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系與主體性建構》力圖呈現(xiàn)在1980-1990年間，“關系”在中國社會是如何運作并將這一系列的實踐置于國家再分配經(jīng)濟、初現(xiàn)端倪的市場經(jīng)濟以及個人崇拜的背景當中去。筆者沿著古代關系學的譜系，追蹤到清代之前關系學的歷史成因，由此分析了現(xiàn)代關系學在掀起密集的人際網(wǎng)絡并阻止和切斷國家機器垂直運作中扮演的相似角色。關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在中國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無論置身何處，對此都心領神會。但是由于20世紀中國社會的特殊歷史情況。一種被命名為“關系學“的東西便由此誕生。關系學也由此演變出了其最為復雜縝密的形式，并成為無處不在的社會現(xiàn)象。《禮物、關系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系與主體性建構》出版后獲美國民族志叢書獎（1997）。利茲城市人類學獎榮譽提名《1996），人類學著作維克多特納獎榮譽提名（1995）。

書籍目錄

譯者的話致謝中文版前言導論在中國的田野工作、政治與現(xiàn)代化關系學的“發(fā)現(xiàn)”作為一種研究對象的關系學在一種恐懼文化下的田野工作人類學家的主體位置中國現(xiàn)代性的國家規(guī)劃和本土批評第一部分 在一種社會主義背景下的微觀政治學的民族志第一章 關系的方言和辭匯民間話語官方話語民間話語中的關系學的關鍵字和概念第二章 關系的范圍和使用的背景城市與鄉(xiāng)村性別層面城市職業(yè)階層使用背景的多樣性看門人的社會企事業(yè)和行政場合的用法第三章 關系學中的“藝術”：倫理、計策及禮儀諸方面關系基礎：親屬制度、朋友關系以及其他的私人關系情意：義氣、感情和人情擴大關系網(wǎng)給予和接受的計策、義務和形式回饋的義務第四章 關系學最近的歷史：傳統(tǒng)的形式和歷史的再現(xiàn)三種官方的歷史關系學和中國文化1949年以后的關系學的興衰從“使用價值”到“交換價值”：市場力量的進入關系藝術并未銷聲匿跡第二部分 理論框架第五章 禮物關系中的政治經(jīng)濟學國家再分配經(jīng)濟中的權力技術禮物經(jīng)濟中的反技術命題第六章 “借古非今”：古代中國的儀式倫理與國家理性“批林批孔”重新解釋過去第七章 毛崇拜、關系的主體和個體的回歸紅色風暴：國家主體和毛崇拜個體主體的回歸關系主體性的增減第八章 中國根莖式的關系網(wǎng)和民間組織個體與社會之間個體與團體或協(xié)會之間根莖式的親屬制度與關系政治：從“關系網(wǎng)”到“民間”結論返回到實地交換的陰柔的力量作為一種民間自我組織媒介的儀式人情勝過關系后記附錄參考文獻

章節(jié)摘錄

插圖：在北京的外國人口也不能豁免于這套體制。我的工作單位是北京大學，這意味著外國留學生辦公室要負起我行為端正的責任。我住在專為留學生設置的宿舍，并要服從于這樣的監(jiān)督，這種監(jiān)督是真實的也是想象出來的，總之是存在的。一個人類學家，特別害怕讓人把他和所要參與觀察的那群人分開生活。舉個例子，中國人到我宿舍訪問我，必須在樓下看門人那里填寫姓名和工作單位。他與外國人接觸的這個記錄要存檔。經(jīng)常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多年以后，這個東西可能又被抽出來，以不可預見的方式用來證明他們有罪。因此，這一整個時期的田野調查，我始終想辦法要克服這個主要的障礙，這個以文化及政治邏輯將外國人與中國人隔開的障礙。我不僅需要甩掉生理和心理負擔，去與北大的中國學生接觸，而且還必需甩掉大學自身的負擔。我不愿把我局限在學生和知識分子的環(huán)境中。田野工作要求我擴大學校以外的社會關系網(wǎng)，接觸城市里各行各業(yè)的人。通過學校的朋友和熟人把我介紹給他們的朋友、鄰居和親戚。我逐漸了解了關系學，從工人、小干部、商店職員、機關工作人員、代理商，甚至屬于新一類的個體戶和企業(yè)家那里，我了解到關系學深廣的社會和歷史內涵。我盡量想辦法到他們家和宿舍訪問，也在公園、博物館、餐廳安排會面。被邀請到家里徹夜暢談我很樂意接受，不僅因為可以敞開來談，也因為在這個大城市里的交通問題。我在南方的親戚家里住了一個月，第一次見到了我年邁的祖母，但我并不想給他們的生活帶來政治上的麻煩，我決定不在這里做田野調查。

后記

這本書是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與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長達兩年的相處遭遇的結果。我的田野調查和寫作中最明顯的特點是對中國歷史活生生的和迅速變化的脈搏的體驗和意識。中國歷史正發(fā)生權力模式的轉變，同時新模式中又保留了舊的因素。當我于1981年初到中國時，中國剛告別“文革”不久，正開始與別的國家重新交流和溝通。在僅僅二十年以后，我在第二個千年就要終結時為此書寫中文版后記的今天，中國的都市所產生的新的社會格局和權力模式已經(jīng)為二十年前所不能想象。已經(jīng)在這一新的商業(yè)社會扎下根的關系學，有了新的形式和意義，并同時既成為商業(yè)交往不可缺少的手段，也成為其障礙。關系學將發(fā)展出本書所未能預見到的新的理論意義。在我的民族志中，準確捕捉這一歷史脈搏的需要以及中國社會秩序急劇變化的事實意味著，作為本書研究主題的“關系”是一套多層面和變化不停的實踐，其多層面性和變動性使得對它的解釋變得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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