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生活

用戶評論 (總計1條)

•   　　什么樣的時代，怎樣的生活？
  　　——解剖鮑曼《流動的生活》
  　　
  　　
  　　
  　　福柯在回應康德“何為啟蒙”時指出，為了理解我們是誰，我們身在何處，我們需要一種當下本體論（ontology of the present），從而去回答：我們處在什么樣的時代。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去探索一種歷史系譜學，去考察我們到底怎樣被構成主體，我們的所說、所做、所想如何為社會所形塑，并為其所接受。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去想象一種哲學生活——關注自我的生活，從而去發(fā)現(xiàn)生成變化的可能。
  　　我們到底生活在什么樣的時代？
  　　
  　　某種意義上，對世界的解釋更為重要，也就是說，只有當我們理解當下的時代，才能認識到這個時代給我們所提出的的任務和完成任務的可能。畢竟，馬克思說，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zhì)條件已經(jīng)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的過程中的時候，才能產(chǎn)生。認識不到這些條件，那只能是盲動。
  　　
  　　鮑曼因其廣博的學識、深刻的社會關懷在20世紀下半頁的兩次爭論——“現(xiàn)代性”爭論與“全球化”爭論——中都產(chǎn)生了不可小覷的影響?！艾F(xiàn)代性”三部曲（《立法者與闡釋者》、《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和《現(xiàn)代性與矛盾態(tài)度》）與“后現(xiàn)代性”三部曲（《后現(xiàn)代倫理》、《生活在碎片中》和《后現(xiàn)代性及其遺憾》）更是奠定了其在相關領域的關鍵地位。因為對后現(xiàn)代社會一系列深入獨到的論述，鮑曼也被譽為“后現(xiàn)代性的預言家”。
  　　
  　　在“現(xiàn)代性”爭論中，可謂高手輩出，鮑曼的后現(xiàn)代論說也可謂獨步江湖。但到了新世紀，鮑曼不再滿足于用“后現(xiàn)代性”來指涉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現(xiàn)代社會，于是繼《流動的現(xiàn)代性》在2000年（英文初版時間）出版之后，在接來下的十幾年中又出版了六本以流動性為主題的專著?！读鲃拥纳睢罚?005）就是其中一本。
  　　
  　　我們不禁要問，鮑曼到底要告訴我們些什么，我們從鮑曼那里能得到什么？
  　　
  　　一．流動的現(xiàn)代性還是新福特主義生產(chǎn)方式？
  　　
  　　若要理解《流動的生活》，就不能不知道鮑曼所界定的流動的現(xiàn)代的的社會。這個社會一言以蔽之：萬物皆流變。果真如此，這與赫拉克利特的哲學觀有何差別？
  　　
  　　在鮑曼看來，流動的現(xiàn)代性是與之前的固態(tài)（穩(wěn)固）的現(xiàn)代性相對應的，兩者根本區(qū)別有三：權力運作方式，勞資關系以及主導的生活方式。在固態(tài)的現(xiàn)代性（在鮑曼看來，也就是福特制資本主義）中，一切都需要法律制定者、程序設計者和監(jiān)督者進行統(tǒng)一規(guī)劃，這就不得不需要權威。在機器大工業(yè)時代，這意味著對勞動力的完全控制，對勞動過程和技術分工進行嚴格的切割，從而馴服勞動力，并提高相對剩余價值率。這種中央集權式的生產(chǎn)方式，不僅資本主義需要，社會主義在積累時期，也同樣需要。這就是列寧對泰勒制青眼有加的原因所在。而到了流動的現(xiàn)代性時期，權威讓位給榜樣，嚴格的紀律讓位于人本身的自律。沒有人再板著臉對你施加命令，前提是你必須把這種命令內(nèi)化，成為你主動、積極去接受的東西?！鞍駱拥牧α俊本驮谟诖?。畢竟，人總要對自己負責。如果你不好好健身，老板不會告訴你，健康問題會影響到你的工作效率和剩余價值的生產(chǎn)，他會讓你去看找健身教練或者去看娛樂明星，讓你在那些名流榜樣面前自慚形穢，從而下定決心，“關心自己”。生命的再生產(chǎn)與生產(chǎn)之間就通過榜樣（以及與之相關的廣告宣傳）而得到中介。
  　　
  　　在波蘭尼看來，勞動力的商品化是資本主義的重要前提。只有商品化，勞動力才有被雇傭，并與資本相結合的可能。資本正是通過形式吸納和實質(zhì)吸納這兩個過程，將勞動力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在固態(tài)的現(xiàn)代性之下，勞動力注定要在資本（以各種管理者作為代理人）的監(jiān)視和調(diào)控下，進行緊張而有序的勞作，這時，工廠就是?？滤f的全景式監(jiān)獄。國家的功能就是維持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穩(wěn)定雇傭關系。
  　　
  　　福特主義生產(chǎn)方式、尤其在二戰(zhàn)之后的福利國家讓充分就業(yè)得到部分實現(xiàn)、勞資矛盾有所緩和，但福利國家所提供的公共衛(wèi)生服務和教育等社會保障，提高了勞動力商品的再生產(chǎn)成本，這就為資本積累提供了障礙。我們知道，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資本的有機構成（即不變資本c除以不變資本c與可變資本v之和）必然有所提高，其結果就是馬克思所揭示的一般利潤率降低的趨勢。如果為了挽回局面，去增強勞動強度或者延長勞動時間，勢必要的引起更加劇烈的階級斗爭。為了緩解福特制生產(chǎn)的危機，在1973年之后，西方發(fā)達國家普遍削減社會福利，采取“彈性”、“靈活”的生產(chǎn)方式。那些采用“靈活性”的企業(yè)幾乎故意利用并加劇一種不安定的形式，以求降低成本，并讓勞動者始終處于丟掉工作的危險之中，以使這樣的降低成為手段。（布爾迪厄，《遏止野火》，河清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3頁）這就意味著大規(guī)模的失業(yè)和大量沒有保障的勞動力的出現(xiàn)，最終生產(chǎn)出數(shù)量可觀的相對剩余人口——產(chǎn)業(yè)后備軍。
  　　于是鮑曼斷言，這時的資本切斷了自身同勞動的關聯(lián)，不斷的去轄域化；資本也不再去結合生產(chǎn)者，而是去討好消費者——生產(chǎn)者社會轉(zhuǎn)變成了消費者社會。總之，資本變得更加輕靈，更加具有流動性了。
  　　這就導致了鮑曼所說的主導生活方式的變化：從定居到游牧，從固態(tài)到流動。在前流動時代，游牧的生活方式是不被看好的，定居才是正途。定居人口代表著文明和進步，而游牧則意味著混亂和野蠻。但在流動的現(xiàn)代性之下，這種價值秩序顛倒了。游牧所昭示的速度、強力成為統(tǒng)治世界的要素，這種生活方式的主體乃是金融資本家、跨國企業(yè)的精英以及與前兩者有機結合的知識精英。阿多諾說，尼采贊揚的作為主人的人在今天無非就是“有進取心的人”或“工業(yè)騎士”。鮑曼所給出的代表正是洛克菲勒，而到了所謂的流動現(xiàn)代性階段，這個騎士就成了蓋茨（這在鮑曼看來，正是流動的現(xiàn)代性的代表）或巴菲特那樣的“信息騎士”或“金融騎士”。他們策馬揚鞭，縱橫全球，無處不可成為他們投資獲利的中心。
  　　
  　　定居的生活方式則為那些中產(chǎn)階級所固守，但這個群體正面臨著羅蒂所說的無產(chǎn)階級化的困擾，成為鮑曼所說的新窮人，有缺陷的消費者。（相關討論見劉昕亭：“新窮人?新工作?新政治”，《中國圖書評論》，2012第4期）。
  　　
  　　當然，鮑曼也沒有忘記最后一種人，他們也在不斷游牧——與其說游牧，不如說是放逐——居無定所，朝不保夕，“他們是全球貿(mào)易與經(jīng)濟進步留下的渣滓、廢物與次品”（鮑曼，《流動的生活》，第24頁），是非法移民、難民、城市貧民窟里的居民。簡言之，他們是全球的無產(chǎn)階級。
  　　
  　　這就是鮑曼所給我們描繪的流動的現(xiàn)代社會。
  　　
  　　作為社會學家，鮑曼對社會變遷有著敏銳的體知，但“流動的現(xiàn)代性”更像是一種經(jīng)驗描述（其本質(zhì)是對經(jīng)驗現(xiàn)象的抽象概括），而非理論抽象。也就是說，鮑曼的分析并沒有真正的進行抽象，即從勞動與資本的關系角度來進行考察，雖然他也注意到了福特制生產(chǎn)方式下勞資關系問題，但卻沒能把這種思路貫徹下去。而我們則堅持從抽象到具體的分析方式，從勞資關系的變化去考察當下社會所發(fā)生的大轉(zhuǎn)型。
  　　
  　　在所謂的流動的現(xiàn)代性中，資本與勞動的關系表面上是有所分離，但這其實只是資本在面對一般利潤率下降時所采取的策略，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操控、掌握勞動，從而進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chǎn)。于是，新福特生產(chǎn)方式下的靈活勞動就應運而生。所謂新福特主義，其關鍵就在于：實行彈性的工資關系，通過工資的減少來恢復邊際利潤（在西方學界，存在新福特主義與后福特主義的爭論，后者的特征是；通過改變勞動過程，快速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因此高技術的雇傭工人可以享受“鐵飯碗”待遇，并在勞動過程中取得一定民主決策權力。這兩種模式分別以英美和歐日為代表。但在本文看來，后福特主義所雇傭的工人所占比例有限，普遍的趨勢是新福特主義生產(chǎn)方式。關于二者的區(qū)別，見謝富勝，黃蕾：“福特主義、新福特主義與后福特主義”，《教學與研究》，2005年第8期）。其結果是資本變得越來越自由、越來越具有流動性；而勞動一方，則因為去中心的分散化生產(chǎn)、更不穩(wěn)定的就業(yè)崗位，而變得更加難以組織，這樣在其與資本進行斗爭的過程中，勢必要大大減弱其討價還價的能力。勞動者終結還是“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即資本家——引者按）來鞣?！保R克思語）歐洲社會民主的衰落與新福特主義社會的到來，存在著深刻的因果關系。
  　　
  　　當然從全球體系來看，第三世界勞動力的涌入也大大影響了第一世界的工人階級的斗爭。這些“渣滓、廢物與次品”無論是在本國，還是作為（非法）移民進入第一世界，都與第一世界的工人階級形成了競爭關系，于是，當后者舉行罷工等斗爭的時候，資本家便可以雇傭前者，絲毫不必理會后者的要求?；蛘撸麄儗a(chǎn)業(yè)轉(zhuǎn)移到第三世界，從而解決勞動力危機。
  　　
  　　工人再也不可能像從前那樣，守著一份固定的工作（用我們的話說就是“鐵飯碗”）終老，不行，他們必須變得靈活、有彈性，隨時準備面對失業(yè)、并適應新的工作崗位。這就意味著他們必須不斷的學習、鍍金，去充實自己，從而讓自己在職場上屹立不倒。作為人力資源，他們不得不向自己的人力資本進行持續(xù)不斷的投資：消費確保生命的再生產(chǎn)，而學習則是確保知識技能的不斷更新。但在鮑曼看來，這種終身學習政策恰恰是“人造的不確定性”的結果，是“喪失安全”政策的結果。這恰恰是新福特主義生產(chǎn)方式所導致的結果。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流動性不過是新福特式生產(chǎn)方式的顯性表現(xiàn)而已，是資本在面對勞動挑戰(zhàn)時，所采取策略的結果。
  　　
  　　二．消費社會、個性與牲人的到來
  　　
  　　在鮑曼以及其他諸多理論家看來，消費主義與生產(chǎn)主義是相互對立的，正如流動現(xiàn)代性對立于固態(tài)現(xiàn)代性。但這無疑有些夸大其詞。消費的社會化（即所謂的消費者社會）并非始于流動現(xiàn)代性，而恰恰是福特主義的結果。
  　　
  　　在福特制生產(chǎn)方式下，因為流水線作業(yè)以及勞動過程銜接的日趨“天衣無縫”，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幾乎沒有時間可供浪費，于是勞動的緊張程度大大增加，工人不可能在勞動場所得到休息。他們只能在家庭內(nèi)部進行休息，從而恢復體力和腦力。但在城市中，因為勞動場所與家庭之間距離的日益拉長，通勤時間有所增加，勞動者用于休息的時間便少之又少了。于是社會化的消費就應運而生，工人可以在最短時間內(nèi)消費資本主義社會所提供的消費資料。同時根據(jù)法國調(diào)節(jié)學派代表阿格里塔（Michael Aglietta）的研究，福特制資本主義不僅建構了社會化的消費模式，而且還建構了社會化的消費內(nèi)容：標準住房與汽車。正如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所說，汽車不應該只屬于少數(shù)富人，而應該讓每個人都買得起。這在福利國家的框架下也不算太過遙遠的夢。
  　　
  　　住房和汽車不僅可以拉動其他需求，而且還可以滿足勞動力商品再生產(chǎn)在時間上的要求——汽車可以縮短通勤時間，住房內(nèi)的標準化設施可以減少家務勞動時間。這些都是資本樂見其成的。
  　　
  　　同時，住房與汽車的消費模式造成了一種身份幻象，工人也可以像富人那樣過上舒適的生活。這時仿佛階級（這取決于對生產(chǎn)資料的占有，是客觀的）消失了，身份（決定于對消費資料的購買，是主觀的）成了衡量一切的標準。你消費什么，你就是什么。這種身份所帶來的認同感讓階級意識無處容身，馬爾庫塞在1964年的《單向度的人》所面對的就是這個問題。
  　　
  　　在發(fā)達—福利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以及與階級相關的矛盾和斗爭隱遁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不斷“關注自我”的消費行為。這個自我以個性表現(xiàn)出來。為了表現(xiàn)個性，你就必須不斷消費，不斷去緊跟潮流。因此，“消費主義是一種欺騙、過度與浪費的經(jīng)濟?！保U曼，《流動的生活》，第88頁）這必然造成一種人為的浪費：消費品不能持存太久，否則新的消費品就無法生產(chǎn)出來。
  　　
  　　在個性—個體化社會，一切堅固的關系都煙消云散了，唯一剩下的就是不可分割的原子化的自我——個體。于是，投資自我的消費行為便成為唯一選擇。尤其是在新福特主義社會，隨著福利國家的解體，對自我的關注更成為個人的任務，如果你貧窮，那是因為你不夠努力；如果你失業(yè)，那是因為你不夠優(yōu)秀?？傊趪液凸残韵У牡胤?，只剩下自己為自己負責。對個人的投資，其最為直接的表現(xiàn)形式就是對身體的投資?！半y怪營銷專家發(fā)現(xiàn)，圍繞身體護理的焦慮是一種潛在的取之不竭的利潤來源?！保U曼，《流動的生活》，第99頁）
  　　
  　　這就造成了政治性的消失，正如鮑曼所說，消費者是公民的敵人。消費者在本質(zhì)上是市民，在馬克思看來，公民與市民的分離，其實就源于現(xiàn)代市民社會。原本的共同體消失，（市民）社會崛起。在這種社會下，人超離大地，把地球看做攫取的對象，一切都可以被消費，一切都正在被消費。“消費主義的巨大陰影投射到整個的生活世界上。它一再無情強調(diào)的主旨是，每件東西都是或者能夠是一件商品?！保U曼，《流動的生活》，第95-96頁）肆意的消費所帶來的是前所未有的垃圾、污染以及生態(tài)破壞。
  　　
  　　而我們能做什么呢？少之又少。面對諸多問題，人們不再理會政治，變得政治冷漠。這正是市民的本質(zhì)：市民才是自然人，是本來的人，是真正的人。于是利己主義，自私自利甚至貪婪無度也就成了人的自然（human nature），成了人性。但這種市民是奠基于私有財產(chǎn)，奠基于利己主義之上的，根本上是一個非政治的人，因為在這樣的市民之間不可能存在協(xié)同行動（即阿倫特所說的政治性行動），有的只是無盡的競爭和對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而消費者作為市民的衍生，正如阿倫特所說：“在個人與世界疏離的狀態(tài)下，他只能在私下里和面對面的親密接觸下真正地展示自己。”（鮑曼，《流動的生活》，第62和140頁）
  　　
  　　市民社會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爭”，在這場戰(zhàn)爭中，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化，于是“它的本質(zhì)所表現(xiàn)的不是共同體，而是差異。”所謂個性，就成為這種差異的最好體現(xiàn)，也成為流動時代把握自我的唯一方式——雖然這種把握永遠也不可能，因為在消費社會，欲望本身就不可能得到滿足。追求個性，沒有片刻喘息的時間。
  　　更為關鍵的是，所謂的個體化或者消費者主權論，并沒有帶來我們所希望的自由，相反，我們面對的卻是安全性的喪失和不穩(wěn)定狀況的到來。尤其是對這個地球的大多數(shù)居民來說，他們的生活條件在急劇惡化，這可以從全球日益不平等的經(jīng)濟狀況略見一斑。其結果就是“牲人”（homo sacer，本書譯為牲徒）的出現(xiàn)。
  　　
  　　牲人這個概念因為阿甘本（Agamben）的論述而廣為人知。在古典時代，所謂的牲人就是神圣生命。這種生命可以隨便被殺死，但卻不能被獻祭。既然可以被殺死，還有什么神圣可言？古典學家?guī)炖薀幔–oulanges）說，考慮到古代法是宗教，法律是神圣的文字，司法是禮儀，就不會對古代羅馬法形式的怪誕而有什么驚奇了。既然法律是宗教，那么觸犯法律的人，便觸犯了宗教，從而也觸犯了某位神祇，所以他成了神圣的（被神所獨有，神壟斷了他的來世），即罪犯在活著的時候已經(jīng)獻祭給了神祇；但另一方面，因為他是塵世的罪犯，所以要接受懲罰，“他同時喪失掉各種公民權，他不得出席法庭，做證人亦不可。被毆打也不得控告?！畬λ麣蛭鹫摗?，城邦法律不再保護他。對于他來說，不能再做買賣，再立契約。他變成了城邦中的外邦人。政治權、宗教權、公民權，一切喪失。公民資格所包含的一切皆一齊失去?！保◣炖薀幔骸豆糯前睢罚T立鑄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184頁。）
  　　
  　　于是，牲人就是那些被排除在市民社會之外、不占有生產(chǎn)資料和生活資料，同時也無力消費的那些人?！八麄兪钦嬲耆珱]有用的人——是一個把自身重組為消費者社會之社會的多余的而額外的剩余物。”（鮑曼，《流動的生活》，第109頁）總之，他們是“人類垃圾”，是“渣滓、廢物與次品”，是不具有任何內(nèi)容的赤裸生命。
  　　他們被自己的社會所放逐，一絲不掛，經(jīng)歷著身體的“社會性裸露”。他們一無所有。
  　　
  　　三． 扎根還是游牧？
  　　
  　　在鮑曼看來，這些牲人主要出現(xiàn)在城市之中：在第一世界是數(shù)以百萬計的非法移民，沒有國籍的流亡者及被放逐的人，尋求避難與尋找工作的人；在第三世界則是城市化帶來的流動的相對剩余人口。
  　　在所謂的全球化過程中，第三世界國家經(jīng)歷了大規(guī)模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同時農(nóng)村也經(jīng)歷著大規(guī)模的城市化。其結果是大量失地農(nóng)民從農(nóng)村涌入城市，但是因為新福特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到來，城市并不能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于是就出現(xiàn)了我們前面所說的牲人。
  　　
  　　城市并沒有帶來想象中的美好生活。相反，地球成了戴維斯（Mike Davis）所說的“布滿貧民窟的星球”，在這個星球中，人們的生活非但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趨惡化，在接受全球化壓力的第三世界，城市與難民營已相差無幾。
  　　
  　　于是，與城市的先進與文明相伴生的，是最極端的落后與野蠻。因為難民和平民的存在，城市變得越來越不安全，恐懼揮之不去，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霍布斯的自然狀態(tài)。而中國的城市化因為農(nóng)村的集體所有制，幸運的避開了這種危機。對此阿明有著高度評價：在農(nóng)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水平上，中國的農(nóng)村與資本主義第三世界毫無共同之處。舒適且設施完善的持久結構不僅與過去極度饑餓、貧困的舊中國形成鮮明對比，也與被極端貧困所困擾的印度和非洲農(nóng)村截然不同。（Samir Amin, China 2013, http://monthlyreview.org/2013/03/01/china-2013）
  　　不論是新福特主義生產(chǎn)方式所帶來的不穩(wěn)定境況，還是全球化所帶來的恐懼狀態(tài)，這些都是金融資本全球化以及信息技術進步的結果，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后果。流動性的根源就在于此。
  　　
  　　但新自由主義絕非一種自發(fā)的經(jīng)濟秩序。在古典經(jīng)濟學看來，經(jīng)濟人作為理性主體的存在，其行為就是為了謀利。于是，經(jīng)濟必須要脫離社會領域，擺脫一切倫理或宗教的束縛。這就是波蘭尼所說的脫嵌。新自由主義同樣倡導經(jīng)濟與社會的脫嵌，讓經(jīng)濟規(guī)律獨立于政治之外，但這種主張之所以能夠?qū)崿F(xiàn)，恰恰是人力的結果。要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布爾迪厄看來，就必須質(zhì)疑民族國家，勞動團體，保護勞動者權利的團體，甚至家庭。這背后的推手就是那些可以從全球化獲益的人：股東、金融家、工業(yè)企業(yè)家、保守主義政客以及高級金融人員。
  　　
  　　其結果就是資本的空前流動性。在全球范圍內(nèi)，出現(xiàn)日益明確的三個階級：游牧的信息和金融界精英以及與這些精英有機結合的知識精英；定居的日益萎縮的中產(chǎn)階級；游牧（流亡）的那些工作岌岌可危、工資僅夠糊口的非正式工人以及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的牲人。這些非正式工人因為面對著失業(yè)的威脅，因為工作的不穩(wěn)定，變得日益分化、個體化、消極和不合群，難以組織，從而與牲人也日益趨同，我們可以看到普遍的牲人化趨勢。
  　　
  　　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因為民族國家和其他勞動保護團體都遭到質(zhì)疑，個人可以依賴的就只有自己。而鮑曼也認為，“民族國家”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已經(jīng)走到了盡頭。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在全球?qū)用嫔蠈で蠼鉀Q。在鮑曼看來，伴隨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存在著兩次“解放”——其實就是兩次脫嵌。第一次是18世紀末開始的，從地方性共同體（如市政當局、莊園、教區(qū)及手工業(yè)行會）向民族國家（伴隨著市民社會的形成）的轉(zhuǎn)移，這是經(jīng)濟活動脫離任何標準（贏利性除外）與任何目的（贏利增加除外）的一次解放（鮑曼，《流動的生活》，第160頁）。這是馬克思所經(jīng)歷的歷史事件。而第二次的解放就意味著資本與商品市場越過民族國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圍內(nèi)自由流動。
  　　這是我們正在經(jīng)歷的歷史時期。
  　　
  　　這次“解放”所帶來的脫嵌只意味著信息騎士與金融騎士的解放，因為經(jīng)濟自由化、放松管制等措施，他們在全球肆無忌憚的游牧捕獵，而“對這個星球的大多數(shù)居民來說，當今所有的變化（其代號是‘全球化’）相當于他們生活條件的一場急劇惡化?！保U曼，《流動的生活》，第161頁）
  　　
  　　結論：怎么辦？
  　　
  　　鮑曼因為缺乏階級分析的視角，只能將希望寄托于人類的普遍團結：“要承認這一事實，即共同擁有這一星球的所有的人，都關系到其他人的命運；對可能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引起的風暴，我們沒有誰能夠再尋覓并發(fā)現(xiàn)私人的避難所?！保U曼，《流動的生活》，第165-66頁）這對生態(tài)災難來說尤其如此。
  　　
  　　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即便在環(huán)境危機的時候，少數(shù)人因為經(jīng)濟和政治特權，依然能夠喝到純凈的水，呼吸新鮮的空氣，享受自然，而對絕大多數(shù)人的苦難不聞不問?——或者只是在媒體上聊發(fā)感慨，作同情狀。前者就是那些游牧的金融騎士和信息騎士，后者則是那些同樣游牧的牲人。在全球范圍內(nèi)，因為牲人化趨勢的存在，一個牲人階級日益形成，與前一個階級群體相對立，這就形成了99%對抗1%的局面。
  　　在這個一切皆流變的世界，扎根是否還有其可能？或者我們都應該加入游牧的大潮，在全球的叢林中試試運氣？
  　　
  　　本雅明有這樣一句話：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也許恰好相反。也許，革命就是火車上的乘客——即人類——去緊急剎車。
  　　游牧的流動性并沒有帶來我們所希望的解放。但是，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告別民族國家，就像18世紀末告別地方共同體嗎？也許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游牧或“自由流動”， 而是扎根，去創(chuàng)造新的定居—共同體形式。德勒茲呼吁用游牧戰(zhàn)爭機器去對抗國家機器，但他沒有看到，國家機器已然被跨國資本的游牧機器所摧毀。工會等一系列勞動保護組織都是在民族國家的保護下，發(fā)展壯大的，而新自由主義政策正是要摧毀民族國家及其所確立的社會保障機構。
  　　
  　　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國家以及工會的官僚化和壓迫性。我們既要立足這些機構，去爭取更多的權益，也要對其進行改造，讓其對社會要求更具回應性，從而更加民主化。這是定居民族國家的一面。
  　　同時，我們也要越過民族國家，在全球范圍內(nèi)進行流動和運動。因為金融資本的全球化，一個全球性的準無產(chǎn)階級（牲人）正在形成，這就需要他們在全球范圍進行廣泛的交流與合作。尤其是南方國家內(nèi)部的勞動階級，更需要聯(lián)合起來，去抵抗這看似勢不可擋的新自由主義浪潮，爭取曾經(jīng)擁有的社會保障，從而最終創(chuàng)造出一種真正具有解放性的流動性。
  　　
  　　是的，全球性地思考，但要辯證地在地方與全球間行動。這是我們在當下時代，所要堅持的生活（政治）。
  　　
  　　原文發(fā)表于《中國圖書評論》，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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