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

用戶評論 (總計39條)

•   　　以五四運動究竟是什么，該怎么看，本是很難客觀的事情。而這本書讓我們能夠有相對準確的了解與理解。其實封建上的一段話確是本書的精華：在近代中國的思想歷程中，五四新文化運動無疑是一次最為壯麗的精神日出。以前的一切，似乎都匯集于睦，彼此激蕩奔騰；以后的一切，似乎都由此生發(fā)，造成了種種歷史的巨變……
•   　　《五四運動》勾勒出一個新知識分子從建立起聯(lián)盟到走向分裂的過程。當然中間有種種的內(nèi)力、外力，時代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背景，世界潮流。起初新知識分子都是宣傳新的價值觀，針對同一種舊道德舊倫理，加上五四事件中對帝國主義對軍閥政府的同仇敵愾，總之目的相對一致。而后發(fā)現(xiàn)新價值卻是有很多種可能的，單是西方的各種主義就夠難抉擇的，于是他們各取所需，各執(zhí)一端走向不同方向。
  　　
  　　按周先生的分法，大致是將新知識分子分為左派和自由知識分子兩部分。自由派后來走向?qū)W術(shù)研究，較少涉足政治。而左派以政治革命為己任。國共兩黨的核心干部，包括部分其他黨派的骨干，大多是參加了五四運動的，左派。
  　　
  　　曾聽楊奎松在中山大學的講座錄音，講國民黨在大陸崩潰時之所以這么多人投向了共產(chǎn)黨，可能也與國共兩黨相似的背景有關(guān)。有些人把國共興替只是改朝換代，國民黨已經(jīng)不行了，共產(chǎn)黨上臺照樣有實現(xiàn)自己當初理想的可能。當然，楊也說這是一個原因，還有很多其他重要的原因。
•   　　魯賓斯坦彈鋼琴“一半音符落在地上”，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我讀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史》的感受，它不像一般的歷史論文，“箭無虛發(fā)”，雖然在此書中他也做到了這點，但是又有不同，也許是因為五四運動時期所思考和發(fā)生的事情，很多仍是我們現(xiàn)在所面對的問題和所要尋找的答案，也許如作者在《英文版自序》中所講的他對五四的特殊的感情（五四幾乎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共同的情結(jié)），也許是周那種旁征博引卻不氾濫的運用史料和清晰的結(jié)構(gòu)以及曉暢的語言，總之，它不僅如一般歷史論文一樣鉤沉歷史，找出線索，表明原因，給予啓發(fā)，而且還讓我代入其中，給予我，歷史學手法以外的知識，我自身很困惑而不解的問題，發(fā)現(xiàn)前人已經(jīng)爭論，實在是應(yīng)當學習和吸收的，而那些五四知識份子的為人與治學，以前也模糊的欽佩，現(xiàn)在則更清晰了。
  　　
  　　五四運動（周策縱在其書中的界定，即1917-1921年）主要是一場思想上的革命，在經(jīng)歷了洋務(wù)運動的器物以及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的學習制度后的學習思想，目的都是要拯救中國，即，五四運動的一個主要主要努力使通過改造國民的思想來救國，這本身就是值得懷疑的事情，我覺得從思想上救國是一個需要時間的事情，在此書中周提到在五四行將結(jié)束的時候，杜維曾預(yù)測說中國或許能在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內(nèi)取得其他國家用了幾個世紀才取得的思想…..進步。然而當時的中國的政治現(xiàn)實卻使得新思想救國這條路遠水解不了近渴，1919年知識份子的短暫聯(lián)合不久就告解體，分化成各種派別，而三十年代左傾思想的大興也表明，當時的情況下，要救國，只能靠鐵和血（救國這詞一般暗示行動者是主動的，但後來看，救國則多是被動）。知識精英或掌權(quán)者分裂成自由主義、左傾的、CP、傳統(tǒng)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國民黨。
  　　但這並非是否定了五四運動，正如周在書中所說“據(jù)我們看來，‘五四運動’最重要的成就是思想意識當面的成就，其次才是當時社會平衡方面發(fā)生的世紀變革?！蔽逅倪\動引進西方理論、重新評價國故、提倡民主、平等、科學、理性等觀念，推動新文學的發(fā)展，是在思想上對現(xiàn)代性的追求，經(jīng)過五四洗禮的一些中國人，開始成為現(xiàn)代意義上的人，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如何改造自己的思想，追尋現(xiàn)代性，如何在精神上趨向解放，五四時期給予我們一筆十分可堪學習的遺產(chǎn)。當然，應(yīng)當注意五四時期學習西方文化的一個特點（或缺點），如周策縱在論述1923年關(guān)於科學和玄學（人生觀）的爭論中說的那樣“事實上，論戰(zhàn)中雙方很少有人抓住了爭論的核心問題，即從認識論問題。論戰(zhàn)是因為科學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應(yīng)用于人生觀而起。則是個很模糊的問題，因為人生觀的含義很不確定，而在爭論中卻沒人給他一個準確的定義，爭論開始之後，它就轉(zhuǎn)變?yōu)橐粓隹茖W與玄學關(guān)係的論戰(zhàn)，并逐漸轉(zhuǎn)移到了其他相關(guān)的問題。因為認識論沒有得到充分討論，其他爭論不可避免地就是膚淺了”?！翱疾煺搼?zhàn)的文章，便會看到，張君勱及其夥伴的論證大多根據(jù)倭鏗、柏格森、杜里舒、歐力克的理論；而丁文江、胡適及其夥伴所鼓吹的理論大都來自杜威、詹姆斯、赫胥黎、卡爾.皮爾生。這實際是能動的唯心主義與理智主義的實驗主義或自然主義之間的爭論；認識論問題也就變成了一方是直覺主義和人格至上主義，一方是實驗主義的經(jīng)驗主義之間的問題。最後分析起來，這些哲學流派之間的爭論，可以理解為自由意志論與決定論之間的爭論，這是這種論戰(zhàn)幾乎不可能解決的問題”，質(zhì)言之，兩個字：雜、亂。這種情況也出現(xiàn)在新文學上，就像李歐梵所說的將西方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實主義、自然主義、表現(xiàn)主義等等一鍋煮的情況。
  　　對於現(xiàn)在的我們來說，少了五四前輩們所身處的急迫的境遇，可以不那麼著急的去學習和瞭解無論是西方的，還是中國的紙上文化，也可以不從救國那麼宏大的角度去看待西方和中國的文化，可以退回自己。
  　　其他的還沒想好，想好再添。
  　　
•   　　 作為一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一個生命經(jīng)驗才剛開始了不到三分之一，對于一個需要積淀和沉穩(wěn)的領(lǐng)域，我能夠敘述的好嗎？對于那個我并未經(jīng)歷過的時代，以及對那個事件如此破碎的記錄。
  　　 況且又有那么多大家經(jīng)手，早如周策縱、彭明，中生代有林毓生，近年來更有楊念群、林賢治，我的資料占有量能同其中的哪個相比，且不說分析利用史料的能力。能不能劍走偏鋒，尋條前人未走之路，發(fā)前人所未發(fā)？沒辦法，無他，只有“在史料求史識”。等到我下決心，真刀實槍開始鉆空子或者說撈魚的時候，發(fā)現(xiàn)事情遠沒有我想象的那么簡單，光資料收集，就累得半死：
  　　 人民出版社從1954年影印了全套《新青年》，1980年起再度影印，并相繼影印推出了《新潮》、《少年中國》、《北京大學學生周刊》、《覺悟》、《星期評論》、《新社會》、《秦鐘》；上海書店影印了《新潮》；1954年作為內(nèi)參影印了《每周評論》等。影印的期刊報紙以外，有關(guān)五四運動的資料還有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近代史所編輯的《五四運動史料匯編》、《五四愛國運動資料》、中央編譯局研究室編的《五四時期期刊介紹》，以及《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五四運動話天津》等。除了以上，又有陳獨秀、胡適、傅斯年、曹汝霖等眾多親歷者的回憶?？芍^汗牛充棟。綜述非我所能，只有回歸現(xiàn)場還原幾個不大為人熟知的場景，“述而不作”并非取巧，知我罪我，且俟后來。
  　　
  　　 “失敗”的巴黎
  　　
  　　 顧維鈞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四日離開美國的，就在陸徵祥十二月一日原擬啟程的前三日。顧維鈞在十天后日記上記到：“我的大西洋旅程平安無事，只是航行的時間稍嫌長點，用去了十天。駐巴黎公使派參贊及領(lǐng)事到瑟堡港接我。我毫無困難就安抵目的地。”
  　　 仍舊是叢林時代，早已注定了翌年民國外交繼續(xù)在坎坷中前行。事情接連不順，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外長陸徵祥因訂不到隨行最低人員的船票行期不得不延后數(shù)周；同月，途徑日本被強行安排會見日本外相，并被安排了日本天皇對其的私人接見，陸外長在勉強會見了日外相后只能稱病不出，駐日公使陸宗輿不得不因此提出了辭呈；一九一九年一月，運輸中的裝有絕密外交文件的公文箱在運往巴黎的途中，經(jīng)過東京時遺失或被偷了（這里引用的周策縱的說法，顧維鈞的說法則是推測在東京遺失，很可能是被日本間諜所竊）；同月中旬，代表團內(nèi)部因為排位的反復(fù)發(fā)生齟齬；代表團內(nèi)王正廷博士為南方代表，時時以南方利益事事必爭；同月十八日下午，和會開幕前三十六小時，代表團得到正式通知，中國代表團被列為最后一個等級僅能派兩名代表出席；最讓北洋政府郁悶的是，和會現(xiàn)場除了當?shù)氐牧魧W生和華人團體，更有分別前往的汪精衛(wèi)、伍朝樞、梁啟超等人組成“觀會團”。
  　　 說來說去，最損的就是讀書人，身為研究系領(lǐng)袖的梁啟超與林長民，一個在巴黎，一個在北京，但凡一有消息第一時間以電報傳回（五四學潮能持續(xù)那么長時間，有此二君的功勞，這是后話）。所以，我一直以為沒有那幫學生北洋政府也未必敢在和約上簽字（遑論“賣國”），學運至多起了催化劑的作用。
  　　 話分兩頭，回到巴黎和會的現(xiàn)場，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十人會”現(xiàn)場，中國第一次有機會辨明自己的立場，中國被安排日本之后。大會主席請闡述日本政府關(guān)于山東問題的觀點，牧野男爵做了一個簡短的聲明，聲稱日本尊重日中之成約，并稱山東問題應(yīng)在日中兩國之間解決。之后，法國總理克里蒙梭請中方發(fā)言，顧維鈞做出了無愧第一流外交家的發(fā)言。這里請允許我詳述顧博士1919年1月28日在巴黎和會十人會議上的發(fā)言并整段引用其發(fā)言記錄稿：
  　　他以膠州租借地、膠濟鐵路被強占的歷史淵源開篇：“該租借地是中國完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們是山東的一部分，該省有3600萬常住居民，其在種族、語言和宗教上都屬于中華民族。毫無疑問，大家對德國山東租借地的歷史不會陌生。該租借地是德國用武力強行奪取的?！?br /> 　　 既而提到山東在文化上和戰(zhàn)略上的重要地位，就文化言，“……所在地的山東省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孔子和孟子的誕生地，對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塊圣地”；就戰(zhàn)略地位言，“膠州可謂華北的重要門戶之一，它控制著從海邊到北京的最短通道之一，也就是通過膠濟鐵路，并在濟南連接通往天津的鐵路而直達首都。”
  　　 他深知外交家的以退為進，以感謝日本的“貢獻”為伏筆：“中國完全清楚英勇的日本陸海軍為把德國勢力清除出山東所作的貢獻。”
  　　 接著話鋒一轉(zhuǎn)，以日方戰(zhàn)時對德通牒“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日本帝國政府真誠地認為給德帝國政府如下兩條建議是它們的責任”，其中第二條如是，“至遲在1914年9月15日，須無條件無補償?shù)匕涯z州全部租借地交給日本帝國政府，以便其最后歸還中國?！?br /> 　　 繼而就 “中日協(xié)議”產(chǎn)生的若干條約和照會——這個日本帝國政府最后的“遮羞布”予以回擊：“（協(xié)議）應(yīng)當是1915年二十一條談判產(chǎn)生……中國政府是在日本最后通牒后于驚恐失措中被迫同意它們的……充其量只是臨時的、暫時的協(xié)約”，最后又再一次從國際法角度強化了論證：“即使一直完全有效的，中國對德宣戰(zhàn)的事實根據(jù)情勢變遷原則也已經(jīng)改變了原先的形勢……中國在對德戰(zhàn)爭宣言中，已明確聲明根據(jù)中德戰(zhàn)爭狀態(tài)，兩國間以往達成的所有條約和協(xié)定都視為無效……德國也無權(quán)替代中國將山東權(quán)利轉(zhuǎn)交給其他強國?！?br /> 　　 顧維鈞的據(jù)法引典，陳情說理，擲地有聲。發(fā)言甫一結(jié)束，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巴黎和會的三巨頭一齊走上前和顧維鈞握手，對他的發(fā)言表示祝賀，并說整個發(fā)言是對中國觀點的卓越論述。但是，在這畢竟是大炮、飛機、戰(zhàn)列艦說話算數(shù)的時代，公理戰(zhàn)勝不了強權(quán)，精彩的辯論最后還是只能以缺席拒簽和約慘淡收場。顧維鈞在當天的日記上寫道：“汽車緩緩行駛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覺得一切都是那樣黯淡--那天色，那樹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于中國歷史上?！?br /> 　　
  　　主要參考書目：
  　　1、《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 中華書局 顧維鈞 著
  　　2、《五四運動史》 岳麓書社 周策縱 著
  　　3、《一生之回憶》 春秋雜志社 曹汝霖 著
  　　4、《顧維鈞外交演講集》上海辭書出版社 顧維鈞 著
  　　
  　　 “沸騰”的北京
  　　
  　　 “五四運動”發(fā)生時其實遠不是中國最危險的時刻，談緊迫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情況就要兇險的多。況且，巴黎和會雖然以拒簽慘淡收場，但畢竟為1921年華盛頓會議收回山東（雖然是花錢贖回）贏得了國際上的輿論支持和法理上的依據(jù)，中國也在和會后不久入選了國聯(lián)行政院，國際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運動之所以爆發(fā)，大概如美國學者格爾的說法，屬于“相對剝奪感”最強之時。君不見，老練外交家如陸徵祥也做出了顯然過于樂觀的估計：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和大國當可獲得五個席位。北洋政府也不遑多讓，打算一口氣在巴黎和會上解決七個問題：1、解決二十一條和山東問題；2、歸還旅順、威海等租借地；3、取消在華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4、歸還在華各地租界；5、撤走外國駐軍；6、取消外國在華設(shè)立的郵電機構(gòu)；7、恢復(fù)中國關(guān)稅自主。底線為解決山東問題。政府尚且如此，何況那些平頭的教授和學生，自是更加樂觀。畢竟解決不平等條約，不比搬走一塊克林德碑。（某D單方面簡單毀約的方法值得商榷）
  　　 就在這時，身在巴黎的梁啟超給在北京的兒女親家林長民發(fā)了一封電報，林旋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報》上全文刊登——終于點燃了“五四”的熊熊大火?！睹伢配洿妗匪d全電如下：“惟有使訂約之人負擔，庶可挽回，展開新局。不然千載一時之良會，不啻為一、二人毀壞，實為惋惜。” 電文的背后，還加了一句按語：“此時輿論咸歸咎于一九一八年訂約之人，遂在北京發(fā)生五四之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所載雖稍有區(qū)別，但核心意思完全一致，巴黎和會之所以失敗，全是一九一八年九月《換文》（筆者按：此處《換文》是指一戰(zhàn)結(jié)束前夕，北洋政府在日本逼迫下簽訂的條約）的錯。后來參加簽字的三人果然成了替罪羊。
  　　 那么，北洋政府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政府？僅舉二事，一曰時艱，一曰“軟弱”。
  　　 我要講的第一件事要把時間退后到1926年的中秋——也就是前文的顧維鈞博士第二次出任北洋政府內(nèi)閣的時候，這次他擔任的是財政總長。過節(jié)如過關(guān)，這是北洋任何一位財政總長都最為頭疼的事情之一：政府要在這天為行政機關(guān)、教育部門（主要是大學和師范院校）、軍警發(fā)放薪金，國庫空虛的北洋政府自是常常發(fā)不出錢的，而衛(wèi)戍部隊們也就會常常拿著槍上門討債，所以“過節(jié)”實際是“度過危機”。國庫究竟空虛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北洋政府的政令是不出北京和幾個實際控制省份的，錢款呢？更可憐，北京的稅收也要被截去大半，比如崇文門稅務(wù)局的，真正可靠的只有鹽務(wù)署和海關(guān)控制的稅收（而這兩個部門又要受到外國人的監(jiān)控），又或者向以張家璈的中國銀行為首五大銀行借款，他們一向?qū)⒄杩钜暈樽约翰僮髡幕I碼。順帶一提，南方的孫文也沒好過到哪，北伐前政令不出廣州，稅收在廣州也要被劉震寰、楊希閔之流截去部分，賴以為繼的只有特稅（官賣煙土）和靠著“不平等條約”得來的貸款（這個在后文詳述）。
  　　 于是乎，到了1926年中秋的前三天，顧博士自然也是急的團團轉(zhuǎn)——總理杜錫圭總理批準并經(jīng)內(nèi)閣會議通過的《財務(wù)安排和薪餉支付辦法》規(guī)定，行政機關(guān)發(fā)40%，教育部門70%，軍警70%，這筆款約需50萬元。區(qū)區(qū)此數(shù)，顧總長卻硬是拿不出來，因為其任職伊始拒簽了這家半官方銀行提出的高利貸的借款合同。1928《中國年鑒》的記載可以印證了顧式回憶錄中的述苦：“1926年6月17日至10月1日，顧維鈞博士任財政總長期間，雖然只有三個半月，但下列收支報告和顧博士1926年10月14日致內(nèi)閣會議的備忘錄本身，亟為發(fā)人深省。盡管有巨大的障礙，現(xiàn)金收入只有三百五十萬元（實際上純系貸款收入），顧博士除去支出，仍能結(jié)余現(xiàn)金二萬八千元，這確實是一個奇跡?！?br /> 　　 再來談?wù)劇败浫酢?。事實上，正是北洋政府的“示人以軟弱”才是成就五四運動成為中國近代以來唯一勝利的學生運動的最大原因。先讓我們來看看家被打砸搶后又付之一炬的曹汝霖是怎么說：“到了家門口，警察廳派來了三四十名警察，隊長向我請示，怎樣保護法？我說這是你們的事，怎么反來問我？隊長說，上頭命令‘文明對待’，故連警棍都沒有帶，怎么好呢？”“賣國賊”的話或許不可信。證據(jù)學上有這么一條：其他證人證言優(yōu)于與當事人有親屬關(guān)系或者其他密切關(guān)系的證人提供的對該當事人有利的證言。由此，作為對立方的五四學生領(lǐng)袖之一的張國燾肯定比私宅被燒的曹汝霖的話更牢靠。張是怎么說的？只有寥寥數(shù)語：“我和其他六位同學于當日下午六時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監(jiān)房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嘗到鐵窗風味?！痹賹Ρ绕?924年5月21日的被捕至出獄整整花了48頁描述，看來“五四”的初次經(jīng)歷顯然沒給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上海警察廳廳長徐國梁有篇對警察的“慰諭”更有意思，抄在下面，人們可以從中看出當時軍警真實態(tài)度：
  　　 “近來學生罷課，商家罷市，大家兄弟晝夜四班巡邏，辛苦的了不得，本廳長很過意不去。大家兄弟到上海幾年，遭過幾次變亂，個個皆能守秩序，服從長官的命令，當長官的非常的歡喜，非常的相信。這一次又碰著這宗風潮，我們警察向來以保護人民生命財政，維持地方秩序為天職，望大家仍舊遵我們的章程，盡我們的天職，服從上官的命令，不要聽他人的煽惑，在公時不要與路人閑談，下公后自己休息休息，不要無故出門。我們漂洋過海，幾千里路跑在此地，好容易每月賺了幾塊錢，養(yǎng)我們的妻子老小一家人家。一旦要變了主義，受了匪人的騙，小則差使撤掉，大則性命攸關(guān)。本廳長與大家兄弟相處七年之久，同生同死，真不容易。況且又是同鄉(xiāng)居多，所以將肺腑的話告訴于你們，你們千萬記在心里。再遇著學生成群結(jié)隊，須力去解散他們。遇著他們拿著旗子棍子的，就趕速沒收過來。如若他們不服從，就到本署報告官長，請示辦法。總要和平，不要激烈。他如要罵，我們假裝聽不見。他如要騙，我們不要受騙。我們聽他的話，要絕對的不聽。如要說出非法的言語，你們就立時將他們拿住，送到署內(nèi)，自有辦法。這幾天之內(nèi)，大家要格外辛苦辛苦。本廳長心中有數(shù)，決不能辜負你們一番勞苦。特此傳諭?！?br /> 　　
  　　
  　　參考書目：
  　　1、《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冊 中華書局 顧維鈞 著
  　　2、《秘笈存錄——近代史資料專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3、《李宗仁回憶錄》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李宗仁 口述 唐德剛 整理
  　　4、《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編輯部
  　　5、《北京檔案史料》，1986年第2期 新華出版社
  　　6、《上海罷市實錄》 上海書店（民國叢書第3編065）陳端志 編
  　　7、《一生之回憶》 春秋雜志社 曹汝霖 著
  　　8、《我的回憶》 明報月刊出版社 張國燾 著
  　　9、《北洋裂變》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張鳴 著
  　　
  　　
  　　 “不在場”的廣州
  　　
  　　 有時候讀書讀著讀著你就會發(fā)現(xiàn)過去所見所聞似乎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乾嘉的樸學也好，五四的整理國故也好，小輩我來重檢五四現(xiàn)場也是。
  　　 要把五四的場景連成一條線，至少還得再湊上廣州、上海的情形。然而，對于上海我卻力有未逮：為什么工人對激進運動——最具工人階級特征的部分——天生缺乏熱情，與《共產(chǎn)黨宣言》所描繪的無產(chǎn)階級英雄形象相去甚遠？十幾萬人的罷工真的是學生鼓動的結(jié)果嗎？我竟看到許多學生勸說工人不要罷工的史料，尤其是涉及影響在滬的西方人生活的電車、電話電報以及鐵路工人的罷工，是學生特別不希望的。雖然幫會在整合分化的時期，但工人們卻鮮有不在幫的，幫會又究竟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我們知道在后來的年份中，李立三從事工運時鞍前馬后的保鏢竟都是杜月笙的青幫中人。
  　　 廣東的情形相對簡單的多，因為除了向全國通電、喊喊口號這個時期的孫文并沒有為“五四”做出什么重大貢獻，或者說他對這個并不是很關(guān)心。至于原因，張國燾的回憶錄里交代的很清楚（本文也被收進《孫中山集外集》）：1920年1月的一個中午，張國燾、許德珩等到上海莫利愛路孫文的寓所去拜訪，孫文說：“但你們無非是寫文章、開大會、游行請愿、奔走號呼。你們最大的成績也不過是集合幾萬人示威游行、罷課、罷工、罷市幾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幾挺機關(guān)槍就可以把幾萬示威的學生解決掉?，F(xiàn)在，我愿意給你們五百條槍，如果你們能找到五百個真不怕死的學生托將起來，去打北京的那些敗類，才是真正的革命。”
  　　 孫文原是贊同暴力革命的一族。但是到此為止，對歷史的說明仍不免太過簡單。我想有必要追述孫文的“斑斑劣跡”，其如何愛國、如何偉大早已長篇累牘于國共二黨“正史”——正如我們了解段祺瑞，除了知道其治下的“三?一八”開創(chuàng)了民國以來鎮(zhèn)壓學生第一槍，也有必要知道其是之后眾多大小劊子手中“面對死者長跪不起、宣布內(nèi)閣總辭職、發(fā)布撫恤令、處罰兇手并終生食素”的唯一一位。
  　　擇其要者整理于下：
  　　 1910年3月，孫中山與美國人荷默?利和布思會談，建立一個“辛迪加”，以負責掌握鐵路建設(shè)的借款，割讓滿州礦藏租借地給美國支持者，在臨時政府建立以后，將借款轉(zhuǎn)用于中國的經(jīng)濟建設(shè)。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身為臨時大總統(tǒng)的孫中山，同秘書長胡漢民同三井財團代表森恪及宮崎滔天、山田純?nèi)蓵?。會談中，孫中山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州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日本政府如能火速提供資金援助，余或黃興中之一人可赴日本會見桂公，就滿洲問題與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計。”
  　　孫中山1914年5月11日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信中主要觀點概括為四：1、中國對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國更大的作用；2、袁世凱政府實際上是反日的；3、國民黨掌握政府之目的未達到之前，中國不可能安定；4、日本能助國民黨，則利莫大焉，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規(guī)，幫助國民黨。
  　　 最讓人詬病的是，1915年3月15日孫中山給日本外務(wù)省政務(wù)局長小池張造寫信，尋求日本政府的“提攜”，并將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作為草案送交日本政府——條約共11條，承諾了北洋政府簽署《二十一條》時力爭幸免的第五號公告。
  　　 鮮為人知的還有，同年底指使國民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指派他的 警衛(wèi)劉北海開槍刺殺著名報人黃遠生（此事已在1985年9月舉行的全國黃遠生學術(shù)討論會上統(tǒng)一了看法）。
  　　
  　　
  　　
  　　參考書目：
  　　1、《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 江蘇人民出版社 裴宜理 著
  　　2、《我的回憶》 明報月刊出版社 張國燾 著
  　　3、《開卷有疑——中國現(xiàn)代史讀書札記》 江西人民出版社 楊奎松 著
  　　
  　　 尾聲
  　　
  　　 《春秋公羊傳》有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睂ν皇录?，不但各人說法不同，往往親歷者在不同時期說法也大相徑庭，間接傳聞?wù)呷缥揖透槐卣f了。我并不敢說比別人更接近事實，歷史的情境本來無法完全重建。我只希望能夠?qū)ψ鞴胖瞬坏貌蝗缡侵嘈墓略?，表一種同情之理解，不再以“愛國”或“不愛國”作為一種道德尺度，并籍此評判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政治斗爭各方的是非優(yōu)劣。
  　　
•   　　 “早期的文化會變成一堆瓦礫，最后變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將縈繞著灰土?！?br /> 　　 — —L?維特根斯坦
  　　
  　　 周策縱先生的《五四運動：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革命》一書自1959年出版以來早已完成了其經(jīng)典化歷程，因其細致入微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而被譽為“海外學者研究五四運動不斷引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但歷史厚重的帷幕往往需要在漸行漸遠的情境下才能無礙地逼近真實，正因于此52年后的今日再讀周著無疑是會存了些遺珠之憾的，比如他對學衡派及其后的清華諸子的誤解與忽視。
  　　 五四，也早已因其對現(xiàn)代中國獨具的深刻影響而成為20世紀各種文化政治勢力爭奪解釋權(quán)的戰(zhàn)場。1919前后的歷史已是煙雨迷濛，兩涘渚厓之間不辨牛馬。但正如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言，“早期的文化會變成一堆瓦礫，最后變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將縈繞著灰土”。要厘清學衡派及清華諸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guān)系，首先要做的是廓清新文化運動留給我們的精神傳統(tǒng)。
  　　 正是基于這種考慮，本文試圖繞過關(guān)于五四的紛紜聚訟，簡要闡明追求現(xiàn)代性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核心精神價值；繼而論述學衡派及清華諸子的現(xiàn)代性意義并將其納入到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范疇，從而形成對革命話語系統(tǒng)將其粗暴地打入新文化（現(xiàn)代性）運動對立面冷宮的一種反動。
  　　 一、五四：現(xiàn)代性的中國兒子
  　　 《五四運動》中，周策縱先生在進行了各方面論述之后試圖如此理解五四的本質(zhì)：
  　　 “五四運動實際是思想運動和社會政治運動的結(jié)合，它企圖通過中國的現(xiàn)代化以實現(xiàn)民族的獨立、個人的解放和社會的公正。本質(zhì)上，它是一場廣義的思想革命，所以說它是思想革命，是因為它是以思想的變革是實現(xiàn)這一現(xiàn)代化任務(wù)的前提這一假設(shè)為基礎(chǔ)的，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覺醒和改革，同時還因為它是由知識分子所領(lǐng)導(dǎo)的。這種思想革命又進而促進了各種社會、政治和文化的變革?！?br /> 　　 這種略顯折中的“思想革命”論斷仍然是屬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五四譜系的。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的兩個方面——思想運動與社會政治運動——本質(zhì)上是時間上的縱向斷裂而非空間上的橫向結(jié)合（即“救亡壓倒啟蒙”），對此，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向來耿耿于懷。比如胡適，盡管親炙“五四事件”后文化運動向社會政治運動的激烈轉(zhuǎn)變，但直到晚年在母校哥倫比亞大學錄制回憶錄自傳時，他依然滿懷無奈地認為那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胡適希望的是新文化運動朝著啟蒙式思想文化變革運動朝前推進，而不是變?yōu)榧ち业恼芜\動，或許他最不愿看到的是它竟孕育出了第一批極左的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同樣的，九十多年來，解釋五四的戰(zhàn)場硝煙彌漫，政治或文化上的激進或保守主義以及自由主義者之間的戰(zhàn)斗酣暢淋漓。
  　　 世事紛擾，亂局難收，但縈繞著灰土的是不滅的精神。什么是五四的精神？與學衡派和清華學派都淵源極深的吳宓先生在《馬勒爾白逝世三百年紀念?緒論》中這么寫到：
  　　 “今日中國文字文學上最重大急切之問題人人所深切感受察覺者乃為‘如何用中國文字，表達西洋之思想，如何以我所有之舊工具，運用新得之于彼之材料?！f指中國固有者而言，新指由西洋傳來者而言。非古今之謂，亦無派別之見?！?br /> 　　 顯然，吳宓是想把舊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納入新的現(xiàn)代性平臺中進行生化創(chuàng)造?？梢哉f在根本上，對于現(xiàn)代性的訴求是吳宓的文化精神，也是五四的精神，因為無論是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民主、科學、理性）還是民族-國家（救亡）訴求都可以被包容在中國對現(xiàn)代性的追求之中，雖然在“五四事件”事件之后二者逐漸走向互斥而最終導(dǎo)致了新文化各派之間的分崩離析。
  　　 近世以降，現(xiàn)代化漸成關(guān)乎中華文明命脈生死的根本問題，而在很多情況下現(xiàn)代化問題又直接被等約于東西問題。面對“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面對滾滾而至的西潮，中國人救亡圖強的探索經(jīng)歷了“器物-制度-思想”三個階段，而思想精神層面的現(xiàn)代性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得以確認。
  　　 可以說，五四就是現(xiàn)代性精神的中國兒子。
  　　 也正是在現(xiàn)代性認同的精神層面上，區(qū)別于清末的“中體西用”論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學衡派及清華諸子應(yīng)該被納入新文化運動的范疇中。
  　　
  　　 二、學衡清華：那是一個“被賦予新意義的舊世界”
  　　 1922年1月，《學衡》在南京創(chuàng)刊，由東南大學的教師梅光迪、胡先骕、吳宓、柳詒徵等人在南京編輯，上海中華書局發(fā)行，主要撰稿人還還王國維、陳寅恪、釋太虛等不下百人，一時極東南之盛。在很大程度上，“學衡派”是因為受了新文化運動中激進的新思潮的刺激才產(chǎn)生的。新文化運動逐漸走向高潮的時候吳宓正在哈佛大學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門下求學，但他極為關(guān)注國內(nèi)思想文化界的動態(tài)，甚至不惜犧牲學業(yè)著文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激進傾向。這是當時在哈佛的一批中國留學生的普遍心態(tài)，吳宓曾自述道：“當時在哈佛習文學諸君，學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陳。張君鑫海表示，‘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zhàn)一番’?！?br /> 　　 《學衡》創(chuàng)刊之后，迅速對新青年新潮諸人發(fā)起了激烈的論戰(zhàn)，盡管此時白話文運動已是大勢所趨，但胡先骕與梅光迪等人依然撰文對之進行措辭激烈的抨擊乃至謾罵。除去反對白話文作為思想文化工具的主張外，學衡派學人的各種思想主張無不體現(xiàn)了出于新人文主義的現(xiàn)代性內(nèi)涵質(zhì)地。這就不能不提梅光迪、吳宓、梁實秋等人的老師白璧德。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精神層面宣告了資本主義文化的總崩潰，“它揭示出社會表面的穩(wěn)定、安全和物質(zhì)進步，同人類的一切事物一樣，都是立足于虛無之上的”（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以來由資本主義精神（宗教的衰微、物質(zhì)的勝利、社會的合理性安排以及科學理性的威權(quán)統(tǒng)治等）取得的輝煌一夜一間被證明破了產(chǎn)。在詩人艾略特“我不知道戰(zhàn)爭竟毀滅了這么多”的沉重嘆息中，大量的詩人藝術(shù)家選擇了主動退席離開世界。在西方近代文明步入困境時，無數(shù)哲人藝術(shù)家都在尋找出路。他們回首，看到了古希臘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同時他們遙望，找到了東方，因為過去的幾千年它是貼近自然的，是倫理自制的，充滿著詩意的盎然生機。而作為美國新人文主義大師的白璧德在考察了幾千年來的東西文明之后認為儒家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也是東西方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的基礎(chǔ)。
  　　 白璧德對吳宓、梅光迪等人對中國傳統(tǒng)文明的深思產(chǎn)生了震撼性的影響。梅光迪曾如此評價：
  　　 “在許多基本觀念及見解上，美國的人文主義運動乃是中國人文主義運動的思想源泉及動力”，“（白璧德的著作）對我來說是一個嶄新的世界，更是一個被賦予新意義的舊世界”。
  　　 可以說經(jīng)由白璧德，吳宓等人站在了一個較之清末張之洞等人拒斥現(xiàn)代性“中體西用”論和五四期間北大學人的文化激進主義者更具包容更具萬千氣象的立場而直接抵達了現(xiàn)代性的最前沿，海納百川，攸同東西。關(guān)于這一點，吳宓有過直接的論述：
  　　 “欲窺西方文明之真際及享用今日西方之最高理性者，不可不了解新人文主義”。
  　　
  　　 1923年之后，因為一系列原因?qū)W衡派日漸凋零，“文化保守主義”的大本營逐漸北遷至清華。1925年，清華國學院成立，吳宓主其事，延聘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為國學院導(dǎo)師，斯為“四大導(dǎo)師”，這時清華并有李濟、朱自清等人，開始打造現(xiàn)代學術(shù)思想史上赫赫有名的“清華學派”。其后聲勢日煊。
  　　 應(yīng)該說“清華學派”并非一個嚴謹?shù)膶W派，而是對清華園中一批具有共同的情趣風貌（“會通古今、會通中西和會通文理”——何兆武）的學人的籠稱。但無疑其中活躍著中國最耀眼的一批文化保守主義大師。需要指出的是，他們與前述學衡派精神上是血脈交融、相互融通的，包容了更為豐富前沿的現(xiàn)代性。比如王國維，早在1904年的《紅樓夢評論》中以叔本華、尼采而打通了用西方現(xiàn)代思想資源研究傳統(tǒng)文化的道路，而叔氏尼氏正是西方現(xiàn)代思想的濫觴，正因此，劉再復(fù)先生在《共鑒五四》中一再認為因把《紅樓夢評論》作為新文化運功的濫觴；又如梁啟超，1919年他行走在戰(zhàn)后的歐洲大地，戰(zhàn)爭的所帶來的毀滅深深震動了他，他開始反思自己的政治改良立場而試圖從文化人類學立場上溝通中西，并因此與胡適共同倡導(dǎo)“整理國故”運動；再如陳寅恪，如何兆武所言，浸淫德國蘭克學派多年的他無疑是具有深厚的世界觀和哲學理念的，他的“中學為體”沒有了綱常倫理，而更多的是現(xiàn)代情懷下的“懷鄉(xiāng)” ……
  　　
  　　 追尋第一歷史的道路上布滿了藩籬，而越過重重關(guān)山森林，我們看到了流動在所謂“保守”“反動”的學衡派及清華諸子血脈中的汩汩現(xiàn)代思流。在保守的帷幕之后，其實是一個被“賦予了新價值的舊世界”。這是一個新的世界，一個具有融和東西骨氣端翔的嶄新世界而絕非彌漫著沉沉暮氣。
  　　
  　　 三、無地彷徨和另一種精神
  　　 行文至此，我們便可以獲得學衡派及清華諸子之于五四的價值。五四精神就是謀求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道路——啟蒙與救亡路徑有別，卻都是中國人的現(xiàn)代性追求。但無論是啟蒙（民主科學理性）還是救亡（民族-國家的建立）都是近代意義上的現(xiàn)代性，學衡清華諸人卻超拔了五四精神，達到了更高層級的現(xiàn)代性，使其更加豐饒動人、淡定從容。
  　　 然而，羅素有句話擊中了中國近現(xiàn)代的核心，那時候他正回顧自己1920-1921年對中國近一年的訪問：“我熱愛中國人，但是很顯然，為抗擊兇惡的軍國主義，他們的大部分文明就必須被摧毀，他們看來只有被征服或采用他們敵人的各種劣習，別無選擇。”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誕生在二十世紀苦難深重的中國真是大不幸，他們寄希望于中國傳統(tǒng)文明自我的生化不息以漸進過渡到現(xiàn)代文明，但軍國主義敗壞了一切。在民族-國家的絕對意識形態(tài)（此后更將于階級意識合流）之下，無論是文化保守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都將無地彷徨。這不是哲學學理上的合理邏輯，卻是符合歷史落軌的洞見。
  　　 但他們的堅守，對于后輩如吾儕豈非又是一種精神援手的大幸，當我們?nèi)匀幻鎸χ粋€具有顯著前現(xiàn)代特征的政權(quán)？
  　　 ——“衰淚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
  　　 ——“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至望河清”
  　　 前者是陳寅恪先生的哀嘆，后者卻是胡適先生的樂觀。堅守，這也是一種精神。
  　　
•   　　頁二十七
  　　胡適《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就二十一條，1915年）：……讓我們冷靜下來，盡我們的責任，就是讀書，不要被報章的喧囂引導(dǎo)離開我們最重要的任務(wù)。讓我們嚴肅地、冷靜地、不顧騷擾、不被動搖地去念我們的書?！?br /> 　　……胡適被同學們指責為“賣國賊”……
  　　
  　　頁五十八
  　　陳獨秀（文科學長就職演說）：曰百家平等，不尚尊一；曰提倡通俗國民文學。
  　　【按】：前后矛盾。
  　　
  　　頁六十一
  　　傅斯年《新潮發(fā)刊旨趣書》：乃覺今日最危險者，無過于青年學生。
  　　
  　　頁六十四，注
  　　辜鴻銘：Demo-Crazy
  　　
  　　頁六十九
  　　林紓致蔡元培：
  　　1、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fù)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
  　　2、……3、……
  　　4、馬班之書，讀者幾人？
  　　5、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shù)，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于科學。
  　　【按】：馬班之書，讀者幾人？馬班之書，讀者幾人？
  　　又及：歷史之諷刺，但凡現(xiàn)在認為因反對某某而產(chǎn)生的運動，若細考之，若回到歷史的現(xiàn)場，你會發(fā)現(xiàn)其實所反對的東西如此之孱弱，僅僅是一個名目?！┤绨自掃\動中微弱的反抗，又如一戰(zhàn)對德宣戰(zhàn)，據(jù)《中國心靈》，對德宣戰(zhàn)后反而中國方面出資出力保護在華德國人員。
  　　
  　　頁八十二，注二
  　　在那幾個星期中，一些中國留日學生組織了“誅漢奸會”，對有親日傾向的中國學生發(fā)出警告和威脅。據(jù)郭沫若后來回憶，當時他因為與一位日本女子在一年半以前結(jié)了婚，便被認為是“漢奸”。他曾與1915年參加過“回國”運動，但此次卻很消極。
  　　
  　　頁九十六
  　　當林長民收到梁啟超發(fā)給國民外交協(xié)會報道巴黎和會決定吧青島轉(zhuǎn)讓給日本的電報后，……
  　　【按】：我還是同意馮老師關(guān)于五四運動實際上是研究系、進步黨利用輿論導(dǎo)向、發(fā)動無知學生，進行對當權(quán)的安福系的政爭這一結(jié)論。外交會議談判細則是國家機密。
  　　
  　　頁一零五
  　?。ㄎ逶氯胀砥邥r北京各大專院校臨時緊急會議）接著便是一陣鼓掌和萬歲聲，全場頓時呈現(xiàn)凄涼悲壯的景象。
  　　頁一三四
  　　注一
  　　（迎接釋放的被捕學生）……回途一路高呼”學生萬歲！“
  　　【按】：萬歲。
  　　
  　　頁一零六
  　　杜威：……計劃得很周密的……（提前是因為）學生們怕他們的運動會被誤認為被政黨利用，他們希望作為學生團體獨立行動。要使我們國家14歲多的孩子領(lǐng)導(dǎo)人們展開一場大清掃的政治改革運動……
  　　【按】：14歲。
  　　
  　　頁一百零八，注二
  　　一件頗具諷刺對比意義的事是：他（陸宗輿）也和曹、章一樣曾任過京師大學堂的助教（1902年）。
  　　
  　　頁一一七
  　　曹的父親患半身不遂，這時正坐在東廊下，由一婢一僮陪侍，一塊石頭飛進來，由那婢女擋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父未被擊中……就在他們準備撤離返校時，5名不肯屈服的學生爬上了墻頭，打破了玻璃，跳入宅內(nèi)?！l(wèi)兵……沒有抵抗便讓學生們打開了前門……放過了這幾個人（曹父等），讓衛(wèi)兵把他們帶走，只把屋內(nèi)一些燕窩、銀耳等物摔了滿地、踩得粉碎，搗毀了許多家具，并放火燒房。
  　　注一：跳入的五人據(jù)說為：傅斯嚴、蔡鎮(zhèn)瀛、匡互生（后為上海立達校長）、楊晦、易克嶷、江紹源
  　　注二：孫伏園回憶：”……撕破了彩色絲被，叫喊著，……此人即是江紹源。“江后來成為著名的教育家和作家。【按】：如此教育！
  　　注三：放火的爭議：……但學生們對此加以否認，宣稱是曹的家屬放的，為的是傷害學生，或為銷毀有關(guān)曹的賣國行徑的秘密文件……有的說是電燈意外破裂引起的。政府后來似乎采用了這個借口，以便釋放被捕的學生。……據(jù)匡互生說，火是一些激進的學生故意放的。周予同說，一些學生用隨身攜帶的燃料燒著了房子。……
  　　
  　　頁一一八
  　　這當兒（約5時左右），一些學生發(fā)現(xiàn)章宗祥和丁士源和著名的日本記者中江丑吉（中江兆民之子）都在地下鍋爐室里。他們立即把章打倒在地。丁沖出去叫警察，后者也不愿干涉。章躺在地上裝死。當看到起火時，感到迷惑的學生們怕做得過分，許多人散開去……中江丑吉和一些警察趁機扶起章，逃進臨近一家油鹽店的黑屋子里。在那里又被一批學生認了出來。他們把他拖到店門口，還把店里的皮蛋摔在他身上?！?br /> 　　注二
  　　但只有中江試圖幫助和保衛(wèi)章，多數(shù)在曹宅打他的人以為他是曹汝霖。
  　　頁一零九：當時有一位同盟會會員把章宗祥的照片交給了這些學生，以使他們能夠辨認出章。
  　　【按】：可以聞到一股濃濃的50年后的味道。“迷惑“。
  　　
  　　頁一二零
  　　北大的一名叫郭欽光的學生3天以后在市內(nèi)的一家法國醫(yī)院死去，死亡的原因多數(shù)人認為是在事件中受傷和緊張過度所致。
  　　注一：……在事件過程中曾因用力過度而吐血，三天后在醫(yī)院里聽到學生們遭逮捕鎮(zhèn)壓的消息后，吐血更多，悲憤而死。
  　　【按】：頁一三四：5月12日，1000多名學生舉行了追悼在五四事件中犧牲的郭欽光烈士的公眾紀念會。
  　　頁一四七至一四八：市學聯(lián)5月27日決定，……鼓動所有商人5月31日那天，在他們的門前掛起白旗，以示參加郭欽光烈士的追悼儀式。
  　　
  　　頁一二零
  　　在之前一直比較溫和的警察和士兵大概是因為上司到來的緣故，突然改變了態(tài)度，他們向空中放了幾槍。
  　　頁一二一
  　　……這個曾為北洋軍隊籌措到所有軍費和軍火，他通過它的同伙可以指揮數(shù)十萬大軍，但自己的房子受到青年學生聚眾襲擊，竟沒有一個人為他開一槍或盡一臂之力。
  　　【按】用學生作政爭的工具多么有利！學生被認為是弱勢的、不可侵犯的，人數(shù)多，無知、易被利用、易激動、逃避責任。
  　　
  　　頁一二五
  　　注二：林紓……同情抵制日貨，但認為這種抵制最好與發(fā)展中國的民族工業(yè)并行，并認為外交事務(wù)最好由北京政府來管，而不是靠學生罷課。
  　　
  　　頁一三七
  　　1918年集體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到年底時大部分又陸續(xù)返回日本。
  　　
  　　頁一四一
  　　在法庭上他們斷然否認應(yīng)對火燒曹宅和毆打章宗祥負責……他們還堅決否認是受任何政治勢力所指使的。
  　　
  　　頁一四九
  　　他們承認青年時與安福俱樂部斗爭的一股強大的勢力。
  　　【按】從此，（實際應(yīng)從義和團開始）學生被利用，大者兩次。
  　　
  　　頁一七一
  　　……大約100多名支持運動的學生破門而入，抓獲5名被收買的學生，經(jīng)過審問，要他們作出書面聲明，交待與反動集團策劃的陰謀，然后把他們鎖在理科校舍以示懲罰，當晚他們被警察釋放?！胤椒ㄔ簩λ麄兲岢銎鹪V，指控他們非法審訊?！瓨O大憤怒。一位有名的律師，進步黨成員劉崇佑自愿為學生辯護……
  　　
  　　從略……
  　　
  　　頁二五一
  　?。▽O中山）看來不愿意接受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觀點，認為后者更為典雅
  　　注二：五四事件之前，孫中山的所有著作都是用文言寫的，但在之后他的講演幾乎都用白話文。
  　　【按】政客
  　　
  　　頁三零二
  　　李大釗：……我們現(xiàn)在固然不能拿這一個時代一種環(huán)境造成的學說，去解釋一切歷史，或者就那樣整個拿來，應(yīng)用于我們生存的社會。
  　　頁三零三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著作的譯者大多數(shù)后來并沒有皈依馬克思主義。
  　　
  　　頁三一三
  　　注一，郭沫若
  　　發(fā)表過一本包含21首短詩的詩集，其中頌揚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名字有55次，萬歲的口號出現(xiàn)了27次（兩次是俄語），其中20次是指兩位領(lǐng)袖，卻從未指過人民。
  　　頁一九八，注一
  　　當時在日本學醫(yī)的郭沫若曾寫了一首題為《匪徒頌》的詩，作為對這種誣蔑（學匪）的抗議。【按】《匪徒頌》：……餓不死的馬克思呀！……
  　　
  　　頁三六零
  　　中國的非共產(chǎn)黨歷史學家甚至被禁止得到《新青年》和早期共產(chǎn)黨機關(guān)刊物《向?qū)е軋蟆贰?br /> 　　
  　　從略……
  　　
  　　【按】以下三句可做五四運動之反思
  　　頁三二二
  　　吳稚暉：人家用機關(guān)槍打來，我們也用機關(guān)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國故，毫不嫌遲。
  　　頁三四七
  　　蔣介石：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是指什么？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它具體的內(nèi)容。是不是提倡白話文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打破一切紀律，擴張個人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國毫無抉擇的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太危險了！
  　　頁二五八
  　　鄧中夏對左舜生說：”好吧，讓我們在戰(zhàn)場上再見?！?br /> 　　
  　　
  　　好罷，讓我們在戰(zhàn)場上再見！
•   　　——自由主義者的觀點：一場文藝復(fù)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
  　　——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和傳統(tǒng)派的批判：中國的一場災(zāi)場；
  　　——共產(chǎn)黨的解釋：在列寧的號召下開展的一場反帝反封建運動；
  　　周縱策《五四運動：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革命》：“五四”本質(zhì)試析——五四運動實際是思想運動和社會政治運動的結(jié)合，它企圖通過中國的現(xiàn)代化以實現(xiàn)民族的獨立、個人的解放和社會的公正。本質(zhì)上，它是一場廣義的思想革命，所以說它是思想革命，是因為它是以思想的變革是實現(xiàn)這一現(xiàn)代化任務(wù)的前提這一假設(shè)為基礎(chǔ)的，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覺醒和改革，同時還因為它是由知識分子所領(lǐng)導(dǎo)的。這種思想革命又進而促進了各種社會、政治和文化的變革。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目的是維護民族的生存和獨立，實際上自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所有重大的改革和革命都是由這個目的所引起的。
  　　任何試圖概括五四的言說，都是摸象之舉，也是背對世界于洞穴看世界的投影之舉，盡管如此，五四還可以說成繼1911年辛亥革命——完成了政治革命——之后而興起一場文化大革命，而這場文化大革命注重觀念而沒有注重制度建設(shè)，最后成為一場流產(chǎn)的民主思想烏托邦幻想。
  　　雖說幾十年后民族獨立了，個人卻沒有得到解放，杜威當年在華講演的“民主的四個要素”：政治民主、民權(quán)民主、社會民主、經(jīng)濟民主”最終只是給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已。亦如當下的上海世博會，沒有能夠給世界一個崛起的中國的普世價值，而只是一種炫富的展示。
  　　“其孜孜致力的社會轉(zhuǎn)型至今尚未完成”——“民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西化”，在很大程度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徹底隨著蘇俄的瓦解而整個世界變成以西方為世界的中心了——糟糕的是僅僅為“開左燈轉(zhuǎn)右彎”的高增長的經(jīng)濟發(fā)展而進一步“西化”卻沒有“民主”的制衡與重返東方和諧理念的普世價值，在目前的東西文化的碰撞與交匯中，只是看到漢語的輸出與孔子學院的數(shù)量增加，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負面文化的幾何疊加而成為社會的普遍信條，當年五四的生氣勃勃精神已經(jīng)風干為文化之祭。
  　　
•   　　 “爭取個人解放、宣揚民主和獨立思考的不懈努力，雖然后來遭到來自強調(diào)服從組織活動思潮的阻擋，但其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是不能低估的。”看到這句話時，我突然很激動啊，說到心坎里去了。長久以來，五四運動被賦予了太多的政治意義，一定程度上歪曲和夸大了它本來的面貌?？茖W和民主，是他重要的內(nèi)涵所在，也許我們現(xiàn)在明白了，但是卻沒有在現(xiàn)實中感受到。另外，五四運動又一次證明了思想上的革命是社會變革的前提，知識分子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任何時候都不容忽視。
•   　　從宏大敘事到回歸現(xiàn)場
  　　
  　　——新中國成立以來五四運動研究出版物綜述
  　　
  　　楊琥
  　　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
  　　
  　　
  　　
  　　
  　　
  　　
  　　
  　　
  　　
  　　
  　　
  　　
  　　
  　　
  　　
  　　
  　　 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場思想文化運動與社會政治運動，在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上產(chǎn)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自五四學生運動爆發(fā)以來，對它的評價和研究就從未間斷過。迄今為止，關(guān)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已成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重點課題，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根據(jù)研究內(nèi)容與研究視角的變化，可以把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的五四運動研究史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
  　　
  　　宏大敘事革命話語：1949—1978
  　　
  　　 從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是五四運動研究的初步發(fā)展階段。此一時期關(guān)于五四運動的專著，20世紀50年代初就出版了華崗的《五四運動史》、賈逸君的《五四運動簡史》、洪煥春的《五四時期的中國革命運動》、王可風的《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等10余種。其中，華崗的著作于1951年出版后，多次再版，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論文集則有1950年出版的《“五四”卅周年紀念文輯》和1957年出版的《五四運動文輯》，前者主要收錄了1949年“五四紀念”之時各地報刊發(fā)表的回憶與紀念文章，后者收入1950年至1956年報刊上代表性文章12篇。1959年五四運動40周年前后，五四運動研究掀起一個高潮，出版了多種專著和資料，如《五四愛國運動資料》、《五四運動回憶錄》、《五四運動文選》、《五四運動在山東》、《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和《光輝的五四》等。其中，由中央編譯局編輯的《五四時期期刊介紹》是較有分量和價值的一種，該書共三輯，每輯分為期刊介紹、發(fā)刊詞輯錄、期刊論文索引三部分。三輯共介紹了五四前后100多種宣傳新思潮的刊物，至今仍不失為五四運動研究的重要參考書。1963年，由丁守和、殷敘彝撰寫的《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出版，該書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內(nèi)容、五四后各種社會思潮，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論爭的情況，作了系統(tǒng)的考察，代表了當時學術(shù)界的研究水平。
  　　 這一時期，學術(shù)界對五四運動的研究，受現(xiàn)實政治的認識影響，偏重于對五四運動的性質(zhì)、意義、領(lǐng)導(dǎo)權(quán)以及十月革命影響、馬克思主義傳播等政治因素的闡述，對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本身的史實則較少研究。
  　　
  　　擴大視野開拓領(lǐng)域：1979—1999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五四運動研究同其他學術(shù)領(lǐng)域一樣，進入了蓬勃發(fā)展的時期，尤其是從80年代后期開始，港臺及國外學者研究五四運動的著作在大陸翻譯出版，為學術(shù)界研究五四運動開拓了嶄新的學術(shù)視野，大陸學界開始受到海外學術(shù)界觀點、方法的深刻影響，從而使五四運動研究呈現(xiàn)出一種國際性的研究特點。
  　　 這一階段的研究，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突出的方面：
  　　 1.關(guān)于五四運動的學術(shù)研討會規(guī)模大、次數(shù)多、層次高、影響廣泛。1979年五四運動60周年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召開了大型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學術(shù)討論會；10年之后，中國社會科學院又舉辦了以“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shè)”為主題的學術(shù)討論會；1999年，北京大學舉辦了主題為“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中國”的學術(shù)討論會。這三次會議的論文均結(jié)集出版。
  　　 2.資料整理工作成效顯著，一大批新史料整理出版。其中，綜合性史料有《五四時期的社團》、《五四運動回憶錄》、《五四愛國運動檔案史料》、《五四愛國運動》（1979年增訂再版）；專題性史料有《新民學會資料》、《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五四運動與北京高師》、《五四時期東西文化問題論戰(zhàn)文選》、《五四時期婦女文選》，以及各省市整理的有關(guān)五四運動在本省市情況的資料專輯等。此外，五四時期的重要期刊《新青年》、《新潮》、《建設(shè)》等均影印出版，有關(guān)五四時期歷史人物的文集大部分也經(jīng)整理出版。這些資料的出版，為五四運動研究開拓新領(lǐng)域提供了史料依據(jù)。
  　　 3.引入、譯介了一批港臺、海外有關(guān)五四運動的專著。1988年，貴州人民出版社率先翻譯出版了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tǒng)主義》。1989年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四與現(xiàn)代中國叢書”，代表性的有微拉·施瓦支著《中國的啟蒙運動》、張灝著《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紀文勛著《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沖突》等。進入90年代后，三聯(lián)書店于1997年出版了陳萬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1998年北京大學100周年校慶之際，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了魏定熙的《北京大學與中國政治文化》。最值得注意的是，周策縱的巨著《五四運動史》一書，先后有兩個譯本面世（《五四運動：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五四運動史》，岳麓書社1999年版）。該書分上、下兩編，上編集中描述五四運動的成因、社會支持力量和發(fā)展經(jīng)過，探究了1919年5月4日的五四學生運動如何擴展為一場全國性的政治愛國運動；下編探討了五四運動在政治、社會、文學和思想方面的影響，對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以及五四時期的各種社會、政治思潮，都作了全面而系統(tǒng)的論述。該書資料翔實、論證客觀，它的翻譯出版，對大陸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
  　　 4.涌現(xiàn)了一批學術(shù)研究論著。學術(shù)界這一階段的五四運動研究，無論從廣度或深度而言，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發(fā)展。通論性的著作有汪士漢的《五四運動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是“文革”結(jié)束后第一本關(guān)于五四運動的專著；彭明的《五四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初版，1999年再版）是建國以來關(guān)于五四運動史料最翔實、論述最系統(tǒng)的一部著作，該書對五四運動前的階級背景、國際形勢和五四學生運動的興起、發(fā)展及各種社會思潮都一一作了系統(tǒng)介紹。與此同時，有關(guān)五四運動的專題性研究也取得進展。其中，劉永明的《國民黨人與五四運動》分析了國民黨人在五四運動中的活動、作用和歷史地位；歐陽哲生的《新文化的源流與趨向》論述了五四新文化與傳統(tǒng)儒學之關(guān)系；朱志敏的《五四民主觀念研究》則對五四時期最著名的口號之一——“民主”的觀念作了細致深入的分析。此外，蕭超然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李龍牧的《五四時期思想史論》等書，也都從某一側(cè)面深化了對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李新、陳鐵健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偉大的開端1919—1923》一書，用很大篇幅考察了五四運動的原因、過程以及當時的思想爭論，闡述了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李澤厚的《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論》一書，關(guān)于五四運動，提出了著名的“救亡壓倒啟蒙”說，不僅在國內(nèi)學術(shù)界引起了爭論，而且也影響到國外五四運動的研究者。
  　　 此外，1999年還出版了一批有關(guān)五四運動的畫冊，如丁守和主編的《五四圖史》，廖大偉、馬軍編的《五四運動》等。其中值得重視的是由陳平原、夏曉虹主編的《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xiàn)代中國》一書，從具體入微的描述與考辨入手探討五四運動，以圖釋史，圖文并茂，是一部獨特的五四運動史著作。
  　　
  　　轉(zhuǎn)換視角回歸現(xiàn)場：2000—
  　　
  　　 2000年以來的五四運動研究，一方面，延續(xù)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研究路向與研究框架；另一方面，隨著研究的深化，出現(xiàn)了新的趨向。
  　　 就前者而言，2001年出版的兩部論文集就是典型：一部是沙健孫和龔書鐸主編的《五四運動與20世紀中國的歷史道路》，該書針對社會上出現(xiàn)的一些否定五四運動的觀點，從五四運動的歷史地位、歷史經(jīng)驗、歷史意義等方面重申了五四運動對現(xiàn)代中國的意義；另一部《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即是1999年五四運動80周年紀念會議的論文集，該書涉及問題廣泛，但主要仍從文化、思潮層面出發(fā)研究五四運動。與此相類似，近年出版的一些著作，如張寶明的《啟蒙與革命：“五四”激進派的兩難》、歐陽軍喜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高力克的《五四的思想世界》、歐陽哲生的《新文化的傳統(tǒng)：五四人物與思想研究》等書，盡管討論的范圍大大擴展，考察的問題更加深入細致，但研究視角、方法和理路仍不外乎從觀念到觀念，相對以往的研究，缺乏較大的突破和整體的更新。
  　　 在上述著作出版的同時，出版界關(guān)于五四運動也推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著，其一是陳平原著《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其二是羅志田著《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這兩部著作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分別于2005年、2006年出版。陳書以一場運動（五四運動）、一份雜志（《新青年》）、一位校長（蔡元培）、一冊文章（章太炎的白話文集）以及一本詩集（胡適《嘗試集》）等作為切入焦點，主張 “借助細節(jié)，重建現(xiàn)場；借助文本，鉤沉思想；借助個案，呈現(xiàn)進程”。在從事“現(xiàn)場”敘述的同時，追尋現(xiàn)場“周圍”和“前后”的情境與語境。這種研究，不同于以往宏大敘事的研究，而是著力于細節(jié)描寫和語境刻畫，豐富了對歷史過程的認識。羅著盡管不全討論五四運動，但其“上編”就后世史家極為關(guān)注的“問題與主義”、五四運動前后胡適與中共的關(guān)系等為探討的重點，對五四運動前后中國士人（知識分子）階層在社會地位、政治追求、文化關(guān)懷以及心態(tài)轉(zhuǎn)變等方面進行了探討，從一個側(cè)面揭示了以往研究中一些值得反思的問題與結(jié)論，深化和推進了五四運動的研究。
  　　 從以上的簡要回顧中可以看出，學術(shù)界關(guān)于五四運動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研究角度也逐漸多元化，相信隨著90周年紀念的到來，一批新的成果即將推出。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報
  　　
•   　　 五四運動到底是不是文藝復(fù)興，到底是不是啟蒙運動，眾說紛紜。我堅持認為不是。
  　　
  　　 說它是文藝復(fù)興，文藝的事情五四運動的確作了不少，但是，這個過程中復(fù)興了什么呢？白話文，新詩，還是繪畫?甚至文藝復(fù)興的精髓之處即對人自身的重視，都沒有認識并堅持下來，就匆匆地被集權(quán)主義借口集體主義所代替了。
  　　
  　　 說它是啟蒙運動，也牽強。我到是認為五四運動“開啟了現(xiàn)代思想的蒙昧時代”，各種希奇古怪的理論，競相比試，但是結(jié)果確實是傳統(tǒng)的力量戰(zhàn)勝了現(xiàn)代，無論是蔣還是毛，都試圖標榜自己接過了五四的旗幟。更加流氓的毛勝利了，所以就有后來的五四開啟了中國無產(chǎn)階級登上歷史舞臺領(lǐng)導(dǎo)運動的怪論，并作為其合法性基礎(chǔ)之一。思想啟蒙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表現(xiàn)?！拔逅摹弊鳛橐粫r代的插曲，定性為運動是否言過其實？從時間來看，太短，頂多是埋下了自由，民主，法制的未發(fā)芽的種子，這可以從后來的各個狗屁政黨們彼此高喊自由，民主，法制，滿肚子男盜女娼得到證明，何況這自由民主的種子時隔近百年依然萌而不發(fā)，也頗耐人尋味。從過程看，這個所謂的啟蒙運動就象中國的舉國體制的體育，不過是小圈子的自娛自樂，升斗小民不過就象聽八卦新聞一樣，知道了幾個人，學會了幾個詞。從結(jié)果上看，無論是制度，還是思想，中國沒有任何的改變。馬主義進到中國，無非是適應(yīng)了傳統(tǒng)的中國的中央集權(quán)的一元文化傳統(tǒng)，和“儒外法內(nèi)”的制度。當然，五四的懷疑一切的思想被保留了，變成了打到一切舊?？上В瑧岩纱虻钩闪藟旱挂磺械闹髁鞯慕Y(jié)果就是，最后成了群氓式的狂歡，最后是暴君借暴民實現(xiàn)個人野心式的人民專政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
  　　
  　　 可嘆的是，時至今日，面對現(xiàn)代化的挑戰(zhàn)，中國依然沒有辦法，并拒絕任何新思路和普世價值，哪里跌倒哪里躺著，兩耳不聞窗外事，自我陶醉，自我麻醉，自我意淫，又堅持了一百年！
  　　
  　　
  　　
  　　
  　　 書寫的很流暢，雖然厚，但是讀起來輕松。更好的是，作者力圖客觀，全景地展現(xiàn)整個運動，沒有在意識形態(tài)上糾纏，并清晰了梳理了五四運動作為思想運動和中國各政治力量的關(guān)系。
  　　
  　　
  　　
  　　
•   　　開卷有益，呵呵，怎么起了這么個名，發(fā)現(xiàn)自己遇見好東西之后的反應(yīng)多年以來都比較弱智，基本上都是很真誠地手足無措。
  　　每讀完一本好書，都覺得自己收獲大啊，見識長啊，自信也暗地里噌噌往上竄，通常上竄高度不免超出了知識增長的幅度（人這東西真TM沒救了）。但想到讀此等好書之前的景況，不覺汗下——連此等好書都未讀過，竟還敢那樣招搖過市，呸！
  　　閑話不提，本書真該讓所有中學以上學生列為教輔，則中國人才智力水平估計可普漲0.5個百分點，呵呵。在古狗上查作者周策縱，其中一條《中國萬事以"自由教育"最急》——“尤其是新聞與出版都在一黨控制下，學生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沒有比較便沒有選擇。這種教育，有時比不教育還壞，因為重新教育或者再教育是最不易收效的工作。讓中國趕快來促進自由教育吧，我們再也不能拖延了！”點擊本條后，很遺憾，打不開網(wǎng)頁。
  　　雖然本書的結(jié)論此前在他人轉(zhuǎn)述中約略聞及，但從頭至尾跟隨作者梳理歷史，還是令人時而血脈賁張，時而扼腕嘆息，時而豁然釋懷，時而切齒暗罵。
  　　回顧吾國千年以來思想之繁榮，全在中央集權(quán)式微之際，遠追百家爭鳴，近及新文化運動，悲夫國運不脫此窠臼。
  　　略檢一二收獲：
  　　1、 梳理出留日、歐（法）、美的學生在所在國的大致活動，及回國后，使中國受到的不同影響。
  　　2、 在國內(nèi)正統(tǒng)課本講述之外，盡可能客觀還原五四原貌，尤其清理出政治思潮與黨派力量的參與過程和演變，對國內(nèi)有意歪曲篡改之處逐一點出。
  　　3、 理出了五四之所以為一劃時代事件，其前與其后明顯之不同。
  　　4、 國內(nèi)學界口徑略寬后，作為對此前30余年猛批胡適的反彈，自由主義者顯然又過高宣揚了胡的作為和作用，宛如新造一神。本書則做出客觀梳理，對當時一甘知識界人物之局限并不諱言，令人信服。
  　　讀罷掩卷，究竟收獲何在？自度比先前又多幾分了解我們的命運，然走出宿命之路，迢迢。
  　　06、8、10
  　　
•   非常好，收了
•   邊啃面包邊閱
•   殤心…
•   我還邊喝茶邊閱文學史呢…你平衡了吧…
•   贊一下。正準備讀這本書來著。
•   現(xiàn)在看來，這篇文章很多想法缺乏史料的支撐，還不算成熟。。。如果不僅僅停留在包容現(xiàn)代性的粗大層面上來理解學衡派，或許可以粗略認為五四新文化陣營—學衡派—清華諸子對現(xiàn)代性的要求構(gòu)成一種正反合的關(guān)系
•   五四運動致力的社會轉(zhuǎn)型至今尚未形成——是說它的影響已經(jīng)衰減了，還是說它作用太局限，沒有可能延續(xù)？如果一切始于五四，內(nèi)容是完成新價值觀的提煉，是否后來不允許再采用相同相似運動形式是一種反諷？
•   哈哈，LZ對“共產(chǎn)黨的解釋”實在精辟，所以歷史課一直誤導(dǎo)我正確認識五四運動，直到十幾年后有了自己獨立的認識。不過歷史老師也有局限，他們只是照本宣科，從未跟我們講過五四的真正精神。
  今天看了《十月圍城》，突然覺得那時為一個理想中國而犧牲的人真可惜，他們的犧牲并未真正換來民族的覺醒。
•   我們是陳勝吳廣，他們是項羽劉邦
•   嗯，LS很精辟。只是催化劑
•   54和64……
  不敢多言 怕跨省
•   五四，就是一場學生運動，不過他們中間的精英后來到了歐洲，最后又到了蘇俄，或者說受了法國與俄國的影響，后來開創(chuàng)的自己的革命模式……
•   準備復(fù)試 查書~看到小學弟的書評~ 不錯不錯~哈哈
•   我搞了一本胡繩的《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簡本。80年版。還沒看完。另外我還有一本五四時期的社會狀況。
  不過我倒是贊成另外一種看法：五四前，思想革命已經(jīng)開始，而五四后，走上了暴力救亡的道路，所謂救亡壓倒啟蒙。從那時候起，一流的人才去搞政治了。而在五四前，一流的人才經(jīng)商的多。
  現(xiàn)在官方淡化五四，我想本意不僅僅是淡化學生激情，還有這個因素吧。
•   胡繩的那本我有，也瀏覽過，政治掛帥的意味很濃，不過比他同時代的書要好一些。
  相對比而言，更贊成看國外學者的研究作品，雖然有的很偏頗，但和我們被灌輸?shù)囊恍〇|西融合起來，也許能窺見歷史的大概罷。
•   有一個基本的邏輯：
  A：給我一個真相。
  B：給我一個真相。
  A與我有利益關(guān)系，B沒有。
  A已經(jīng)證明說過至少一次謊言，B沒有。
  如果A和B所說的真相有共同部分，我當然都相信，如果有不同部分，我信誰？我當然信B了。
  真相部分如此，理論部分依靠自己的判斷。
•   我認知和樓主也一樣：從初中、高中、大學，漸漸的對五四都產(chǎn)生了一種近乎逆反的心理，畢竟接觸到的多是所謂的“正面”評價角度。
  直到最近看網(wǎng)上一些人對五四90年的評論文章，才漸漸重新認知五四、學習五四。
  盡管五四的結(jié)果讓人唏噓不已，但是新文化運動是難能可貴的一種對傳統(tǒng)文化的突破。
•   這就是當下國內(nèi)吊詭之事，官方宣傳的皆反對，官方禁止的則不擇渠道了解深入。多看些東西，心中自會有明斷
•   莫有深入民間的運動成果。莫有成長的機會。
•   不足是分析深度還未夠。
  ?
•   其實我覺得，我們應(yīng)該注意到中國的國情..(我知道這話聽著很教科書)，但是較之于文藝復(fù)興，要想在廣袤的神州大地將新文化運動席卷開來，確實不能與在歐洲小國家開展啟蒙運動的難度相提并論。況且時間又及有限，新思想要想盡快得到推廣只能使之迎合大多數(shù)無產(chǎn)者迫切想要翻身鬧革命的心態(tài)，這樣顯然難免造成歪曲。不過不管怎么說，我還是很想看這本書。
•   修竹說的不錯。小國寡民 的優(yōu)越性
•   五四是民族主義情緒大爆發(fā)造成的，和民主和科學一點關(guān)系都沒有（這是新文化運動），五四之后，中國甚至走向了民主的對立面——集權(quán)專制。
  五四的歷史地位無疑是被夸大和歪曲了的
•   五四運動割裂了傳統(tǒng)，沒有傳統(tǒng)的積淀，一切從頭開始行嗎？文化從來都只能改良（批判繼承），不能革命，我以為
•   從小到大的潛移默化的教育影響，使我們的思維都被固定化了。這種影響的危害很多時候甚至于不教育。
  但是，危及的只是自身而已。所以能多了解我們的命運，已是最重的意義。
•   中國萬事以"自由教育"最急
  ◎ 周策縱
  中國自古以來的思想家，對于處理國家事務(wù)，應(yīng)該以什么為最急都曾經(jīng)過一番深思遠慮。由于資源有限，他們必須考慮："富"和"教"兩者應(yīng)以哪一件為先？若用現(xiàn)代話說：就是"經(jīng)濟"和"教育"建設(shè)哪樣為先的問題。大致說來，他們多半主張，先"富之"然后"教之"。
  至于現(xiàn)代中國，自從十九世紀中期以來，被西方強國和日本一再打敗，一般政治改革者和革命者都認為中國過于"貧"、"弱"，如何使國家變得"富強"，成為第一緊要問題。
  記得1960年代初期，美國最出名的中國問題學者費正清(JohnK.Fairbank)和賴希和(EdwinO.Reischauer)教授等人要我替他們合著的《東亞文明史》下冊《東亞：現(xiàn)代轉(zhuǎn)型》(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一書的扉頁上題字，我便寫了"富國強兵"四個字。因為我們都認為，這可代表近一百多年來東亞各國改革的共同目標，尤其在中國如此。
  大概要到義和團事件以后，中國知識份子才迫切感到，"貧"、"弱"之外，還有個"愚"，所以特別覺悟到"教育"的緊要。固然以前也有人這樣想到了，但這以后才特別迫切。所以嚴復(fù)在1902年就說：我國現(xiàn)在所最患的不是"愚"、"貧"、"弱"么？凡是可以醫(yī)治這"愚"、"貧"、"弱"的，我們都應(yīng)該去做，而治"愚"尤為最急。為什么呢？因為使我們"貧弱"而不自知的正是這個"愚"。嚴復(fù)這個觀察真是敏銳極了。他在以后八九年間都努力提倡以"教育"救國。接著蔡元培、胡適、蔣夢麟等人也在這方面努力過。
  可是中國局勢迫切，而教育收效緩慢。病急求醫(yī)，只好快刀理亂麻。一九零五年孫中山在倫敦去看嚴復(fù)，嚴說："中國的民品太劣，民智太低，即使有改革，除了一弊，又會生出另一弊端。為今之計，惟有急從教育上著手，或者可以逐漸更新吧"。孫中山卻答道："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你是思想家，我卻是實行家呀。"這次對話不但有趣，也很可說明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所面臨的難題，和所采取的解決辦法。
  到了民國初年，正當五四時期，許多知識份子覺得經(jīng)濟建設(shè)比教育更迫切。例如陳獨秀就說過："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飯要緊?！敝敝?948年我初到美國才發(fā)覺：即使有了同樣的物質(zhì)環(huán)境，若是人的知識不夠，經(jīng)濟和高度文明還是建設(shè)不起來。所以教育仍應(yīng)為先。中國教育本來發(fā)展得很早，可是多不是"自由教育"。學校多事官辦，圖書文物都由政府壟斷。
  為什么單有教育還不行，必須有"自由教育"呢？
  "一言堂"的教育，尤其是新聞與出版都在一黨控制下，學生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沒有比較便沒有選擇。這種教育，有時比不教育還壞，因為重新教育或者再教育是最不易收效的工作。讓中國趕快來促進"自由教育"吧，我們再也不能拖延了！
  原載BBC，作者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歷史學家
•   旻魚嘍啦·在加油，自己明白一點，就有一點樂趣，單純的求知之樂也挺好。
  林小蒸，呵呵，以后打不開的都找你，今天寫一東西，把其中一點用了一下。
•   我從小上歷史課只是在背書而已，并不真的理解五四運動精神，直至今天才有覺察。那種求進之風是今天的學生不可能做到的了，因大家早已不記得自由是怎么一回事。
  贊同LZ觀念，這種書確實該列為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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