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時間:2003-08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詹姆斯·R·湯森,(美)布蘭特利·沃馬克 頁數:275 譯者:顧速,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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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fā)展已經越過了其締造者一代人曾全心關注的革命范圍。當然,政治生涯橫跨半個世紀之久的中國現代史的那些領導人仍然活躍著。毛澤東以后,中國最有權力的領導人鄧小平是最早的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之一,在毛澤東于1935年取得對黨的控制權之前曾與其密切共事,并參加過史詩般的長征。但至今仍活著的老一代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首先關心的是在穩(wěn)定的國內和國際政治環(huán)境下促進中國的繁榮。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鄧小平特別注重強化體制和確保權力的平穩(wěn)交接。他正在利用他的余年和個人權威推動法制,使國家機構的行政職能和黨的直接控制區(qū)別開來,并要求黨為現代化的需要服務。他十分重視權力的平穩(wěn)交接,可以從他提拔了若干新人到黨和國家的最高職位,以及在更一般的層次上鼓勵整個制度啟用較年輕和受過較好訓練的干部等方面得到證明。 在鄧小平的護衛(wèi)之下,新的領導層在改革經濟和政治結構,從而促進現代化方面越來越大膽。我們可以看到中央控制的普遍放松。私營經濟活動在文化大革命幾近滅絕之后又一次復蘇,企業(yè)被授予多得多的自主權,中國街頭的生活是早年的革命清教主義放松的明證。當然,有些方面仍然沒有放松。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政策、黨內紀律和懲罰罪犯。而且,機構和程序得到了改革,被賦予了新的活力。中國的領導人試圖保證現行的改革將會無限制地繼續(xù)下去。在最高級別上,這種關注可以從1982年憲法的通過和法律職業(yè)的發(fā)展看出來,而且它還以長期生產合同制形式影響了農戶的日常生活。最后,從外國觀察者來看,最明顯的政策變化是實行新的國際開放,這引來了成千上萬的外國旅游者和迅速增大的外國投資數目,也把成千上萬名中國學生送到西方國家留學。
內容概要
本書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介紹和研究中國政治的一部力作。作者用通行的現代政治學理論,敘述和討論了當代中國政治的各上方面,包括基本構架、政治文化背景、意識形態(tài)及其變革、政治社會化方式、利益表達和錄用程序、政府運作和管理方式。特別是對自70年代末以來現代化運動的政治含義及其影響,本書概括了國際學者在這一領域內具有權威性的新近研究成果。全書敘述簡明扼要,通俗易懂,論證詳實全面,觀點也較客觀平和,不失為一部可供教學和研究用的重要參考書。
作者簡介
湯森,為美國西雅圖華華盛頓大學教授,還著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手冊》、《共產黨中國的政治參與》等。
沃馬克,為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政府和外交事務系教授,還著有《共產黨國家的開放與外交政策改革》、《從歷史眼光看當代中國政治》、《媒體與中國大眾》和《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等。
書籍目錄
第三版作者序第一章 中國政治研究 中國政治的背景 有關中共黨史的爭議 中國政治體制模式 中國政治中的多樣性與變革第二章 共產主義政治體制的起源 中國政治傳統(tǒng) 革命的背景 蘇聯(lián)共產主義 中共歷史 結論第三章 政治構架:機構與政策的演變 A.政治機構 中國政治組織的常量 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結構 群眾組織 B.1949年后政策的演變 重建時期 第一個五年計劃 大躍進 調整和恢復 “文化大革命”十年 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毛澤東以后時期第四章 共產主義體制:意識形態(tài)與變革 意識形態(tài)和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的結構特征 循環(huán)變化 世谷變化 中國制度的屬類問題第五章 政治社會化與傳播 革命價值與繼承下來的政治文化 社會化的推動因素 社會化與“文化大革命” 1976年以后的社會化第六章 政治利益、錄用和沖突 群眾利益表達 政治錄用 精英沖突第七章 政府過程 過程的總體考察 決策 行政管理 規(guī)則的執(zhí)行與判決 外部的過程的影響 結論第八章 從毛澤東主義到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毛澤東主義模式的命運 對革命時代的評價 出現的問題譯后記
章節(jié)摘錄
中國的公開傳播網絡幾乎獨一無二地是官方的(國家或黨的)事業(yè),其內容和管理都受中央政治權威的控制。這種官方壟斷公開傳播的組織是復雜的。國家機構管理最主要的媒體(如新華社、電臺、電視臺、電影工業(yè)和大部分出版事業(yè)),但中共和它支持的群眾組織也出版重要報紙和期刊。一般報紙由相應的黨委直接控制。例如,《人民日報》是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陜西日報》是陜西省委的機關報,《西安晚報》是西安市委的機關報。然而,不管管理的來源和級別如何,所有這些媒體都受制于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總體控制和政策。中宣部通過它負責特定傳播領域的下屬部門和它對下級黨的宣傳部的權威,確保所有的媒體在以書面和口頭文字傳播信息與觀念的過程中遵循黨中央的政策?! ↑h對所有公共傳播的監(jiān)督在實際上并不能保證傳播媒體總是以一個聲音講話。國家、黨和群眾組織的各級單位在操作控制上的分工導致了對中央路線的某些偏離。而且,這樣的中央路線往往是含混或有爭議的,其結果是不同來源傳出的信息之間有意無意的沖突。在“文化大革命”的頭一年,中宣部本身也分裂了,這就突顯出傳播媒體在政治路線問題上特別脆弱。脫離完全的控制并不能改變從這種竭力實行控制的做法中概括出的兩點。第一點是通過該體制傳播的所有信息實際上都是中央或下級領導為了實現中央意圖而批準公開傳播的。公眾被告知領導希望他們知道的東西;競爭的或矛盾的信息不可能從有組織的媒體中得到反映。因此中國媒體中的幾乎每一條新聞都具有準官方的性質;之所以發(fā)布它,是因為它對現行政策有積極意義。政治上中性的新聞如事故和小型災難則受到忽視,而與現行政策公開沖突的新聞通常是內部紛爭或即將出現政策變化的跡象。另一個概括的特征是一種權威等級制意識滲透于該體制中,它在事實上對于其有效運作也是重要的。從更權威來源的傳播訊息要高于較低級別的訊息;矛盾和混亂的解決需要來自上面的指示。假如最高權力機關沒有統(tǒng)一的指示,下級傳播管理機構和政治實體一般就采取無所作為或矛盾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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