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史學散論

前言

我于1964年考上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師從白壽彝先生攻讀中國史學史專業(yè)。時隔一年多，“文革”開始，研究生的學習生活也就中斷了。當我重新開始學習、研究中國史學史時，已是20世紀70年代的最后二三年的事情了。我的研究興趣在中國古代史學領(lǐng)域，并把唐代史學作為學步的起點。1989年出版的《唐代史學論稿》，正是我學步的記錄。在后來的一些歲月中，我仍然以中國古代史學作為研究對象，并希望在前人和師長研究的基礎(chǔ)上，多少提出一點新的認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陸陸續(xù)續(xù)出版的幾本論著，從不同的側(cè)面反映了我的這一心跡。20世紀中國史學，不是我研究的重點。但中國史學史作為一門專史。尤其是作為歷史學學科的一門專史，自應(yīng)努力做到上下貫通。對于我來說，盡管難以達到通識的境界，還是應(yīng)當把古今貫通作為努力的目標。我涉足于20世紀中國史學，始于1982年。那年，為了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在白壽彝先生指導下，起草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一文。此文經(jīng)白壽彝先生改定，發(fā)表在《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我在起草此文時，主要依據(jù)白壽.彝先生的兩篇文章，即《回顧與前瞻》和《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的發(fā)展》（參見《白壽彝史學論集》下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49頁作者附記）。因此，此文的主要觀點和基本思路都出自白壽彝先生，我只是做了一些充實資料和文字整理的工作。此文是較早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作出概括性評價的專文，在史學界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后來，此文收入白壽彝先生主編的《史學概論》一書（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作為此書的第九章 。此后，我陸續(xù)寫了一些有關(guān)當代史學的短評和文章，如馬克思和歷史科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民族特色、怎樣評介西方史學、新中國時期的史學理論成就等等。

內(nèi)容概要

這本關(guān)于20世紀中國史學的論集，是作者在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所撰寫的論文和評論的匯輯。全書的內(nèi)容，涉及作者對20世紀中國史學整體面貌的認識，對20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中的理論成就的分析，對一些史學家治史道路和史學風格的探討，對21世紀中國史學如何進一步發(fā)展的期待等。凡此，可以用彰往察來，一家之言八個字加以概括，雖署為“散論”，仍包含有自身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可供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者、中國史學史研究者以及史學愛好者閱讀、參考。

作者簡介

瞿林東，男，漢族，1937年12月生安徽肥東人。1964年畢業(yè)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國史學史專業(yè)研究生畢業(yè)于該系?，F(xiàn)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史學理論與中國史學史研究。著有《唐代史學論稿》、《中國史學散論》、《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史學的沉思》、《杜佑評傳》、《史學與史學評論》、《史學志》、《中國史學史綱》、《中國史學的理論遺產(chǎn)》、《中國簡明史學史》、《中國史學通論》、六卷本《中國史學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卷、《中國歷史文化散論》以及《史學導論》（合著）等書，主編《歷史•現(xiàn)實•人生系列》（七種）、《20世紀中國史學研究系列》、《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年刊）。撰有《中國史學的遺產(chǎn)、傳統(tǒng)和當前發(fā)展趨勢》、《略論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特點》、《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史學觀》等論文、評論200余篇。

書籍目錄

自序第一編　史學總相　20世紀的中國史學　百年史學斷想　反思與進取——近20年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初步分析　20世紀中國史學及史學名著　《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敘錄》題記第二編　理論探索　中國史學走向變革的宣言　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發(fā)展　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　新中國史學50年的理論建設(shè)　關(guān)于堅持唯物史觀的幾點思考第三編　史家研究　20世紀初年梁啟超和章太炎的史學　繼承傳統(tǒng)與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學思想的時代意義　李大釗與《史學要論》　郭沫若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為紀念郭沫若誕生100周年而作　繼承侯外廬先生的學術(shù)遺產(chǎn)，推進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shè)　尹達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研究　擇善而固執(zhí)上下而求索——何茲全先生的治學道路和學術(shù)成就　重考證之功貴自得之學——為祝賀趙光賢教授90華誕而撰　白壽彝先生的學術(shù)思想和史學成就第四編　彰往察來　我看世紀之交的中國史學　深入研究20世紀中國史學　中國史學：20世紀的遺產(chǎn)與21世紀的前景　關(guān)于影響21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幾個問題　前提和路徑——關(guān)于中國史學進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附錄一〕中國史學史研究八十年〔附錄二〕理性地對待過去堅定地面向未來——瞿林東先生談20世紀中國史學后記

章節(jié)摘錄

所謂“二病”，“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chuàng)作”?！颁仈ⅰ笔侵赣浭?，“別裁”是指見識，鋪敘多于別裁，即記述勝過見識，使人苦讀史書而難得增長見識。這種現(xiàn)象是存在的，但不是絕對的。中國史家歷來重視“別裁”，從孔子重“義”到司馬遷的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從劉知幾所論“獨斷”之學和“才、學、識”三長到章學誠推重“史意”和“別識心裁”，反映了重“別裁”的傳統(tǒng)。歷史典籍的積淀，本是好事，但若處置不當，也會為其所累。梁啟超所論，提醒了人們應(yīng)當重視這個問題，是很有意義的。至于“創(chuàng)作”，梁啟超肯定了六位史家，即司馬遷、杜佑、司馬光、鄭樵、袁樞、黃宗羲，這是肯定了他們在紀傳體、典制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學案體方面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其中鄭樵，是推崇其《通志.略》，似可看作是界于紀傳體與典制體之間的人物），對于其他眾多史家，梁啟超則一概否定他們的“創(chuàng)作”。其實，這里是大有思考余地的。第一，中國古代史家能有如此多樣的創(chuàng)造，為世界史學上所罕見，實為難得。這本是一大優(yōu)勝之處，應(yīng)充分肯定。第二，中國古代的其他史家，如劉知幾、章學誠、王夫之、顧祖禹、崔適等，近代史家如魏源、王韜、黃遵憲、姚瑩、張穆、何秋濤等，在各自的領(lǐng)域內(nèi)也多有創(chuàng)造；即使像班固、李濤、馬端臨等，在原有的體裁基礎(chǔ)上，也不是沒有任何創(chuàng)造。第三，“因襲”也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歷史編撰的連續(xù)性，這種內(nèi)容和形式相統(tǒng)一的歷史編撰的發(fā)展，對于反映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和文明進程，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似不能認為“中國之舊史”是“不能創(chuàng)作”的“因襲”。如此看來，《新史學》對“中國之舊史”的批評（包括對正統(tǒng)、書法、紀年的批評），是不是不能成立呢？不。它的批評在整體上和方向上，是能夠成立的。今天來看待這些批評，自然應(yīng)采取分析的和辨證的觀點和方法，對于批評中的片面性應(yīng)放在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中去理解，而不必苛求于作者當時的認識。

后記

我在本書自序中提到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fā)展——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那篇文章，因論點與思路都出自先師白壽彝先生，故沒有收入本書，但它確是我心中永不忘卻的紀念。五年前，我寫了一篇題為《白壽彝先生和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文章，發(fā)表在《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在這篇文章的最后，有這樣一段話：“從愛國者走向馬克思主義者，這是20世紀一大批史學工作者所走過的共同道路。要成為一位博洽、專精而又滿懷卓識的史學家，這是只有那些勤奮、多思、富于創(chuàng)造精神的史學工作者才可能達到的境地。作為一個時期的史學建設(shè)的杰出的代表人物，這只有為數(shù)不多的史學家才能做到。白壽彝先生以自己畢生的勤奮和追求、理論和實踐，確定了自己在20世紀中國史學上的位置?！?009年2月19日是白壽彝先生百年誕辰，我愿以這一段話以及這一本小書，作為對白壽彝先生百年誕辰的紀念。本書所收錄的文稿，除訂正文字訛誤外，內(nèi)容和文句均一仍其舊，以存其真。此外，在體例上有兩點說明；一是有些文稿發(fā)表時原為尾注?，F(xiàn)均改為腳注；二是為了明確有的文稿撰寫的背景或具體緣由，故于這些文章的末尾增寫了“作者附記”。本書是一本專題性質(zhì)的論集，但因有些文章撰寫的時間相隔較遠，或論述的角度有所不同，或約稿者的要求有所不同，這些主客觀的原因，難免使有的文章在論述上可能存在不完全一致的地方，甚至也存在個別重復之處，對此，敬請讀者予以諒解。至于本書可能存在的某些疏漏和缺點乃至錯誤，我誠懇地期待著讀者的批評。

編輯推薦

《20世紀中國史學散論》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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