畬族與瑤苗比較研究

內容概要

《畬族與瑤苗比較研究》的著者吳永章先生給出了兩條原因：一是“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殘酷壓迫的民族政策”，二是“畬、瑤、苗的‘游耕’生產方式”，即在外來強勢武力、進步文明的擠壓之下游耕文明的節(jié)節(jié)敗退。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將當今世界的沖突歸結為幾個文明的沖突，而談到中華文明時，他認為：“歷史上，中國自認為是兼容并蓄的：一個‘中華圈’包括朝鮮、越南、琉球群島，有時還包括日本；一個非漢人的‘亞洲內陸地帶’包括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們必須受到控制；此外還有一個蠻夷的‘外層地帶’，‘他們只需要朝貢，并承認中國的優(yōu)越地位’?！?br />亨廷頓先生承認，中華文明是以儒家文明為紐帶連成的文明圈，儒家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當代的中華文明正以類似的方式來建構：以漢族中國為核心，包括中國所屬的但享有相當自治權的邊遠省份；法律上屬于中國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漢族人所構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條件下將要成為或者可能成為以北京為中心的中國之一部分的華人社會（香港、臺灣）；一個由華人占人口多數(shù)、越來越傾向于北京的國家（新加坡）；在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有重大影響的華人居民；以及受中國儒教文化頗大影響的非華人社會（南北朝鮮、越南）”。傳統(tǒng)的儒家文明是發(fā)源于黃河流域的農耕文明，可以說，農耕或土地就是儒家文明的載體。有些學者認為，這種以農耕為載體的、內斂惰性、缺乏張力的農業(yè)文明在近代面對以海洋為載體的、外向擴張、富有流動活力的商業(yè)文明的挑戰(zhàn)的時候處于明顯的弱勢，在此，儒家文明成了近代中國失利于國際競爭的替罪羊。這當然是題外話，但如果考察儒家文明的擴張過程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種以農耕為本的文明，在南下與以游耕為本的南方“荊蠻”文明（暫且這么命名）碰撞時往往可以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所以，儒家文明在中國南方的擴張雖然也是漫長血腥的，但畢竟在南方永遠扎下了根，取代了那些“荊蠻”文明而占據(jù)主導地位，并且還輻射到同樣以農耕為本的東南亞一些國家。但是，儒家文明在北上遇到以游牧為載體的北方游牧文明的時候，它卻全面敗下陣來。如海洋文明一樣，游牧文明也是外向擴張、流動性的，只是它是面向有草地的平原擴張，固守在土地上、缺乏流動的儒家文明不可能皈依這些在大草原上來去不定、流動性極強的游牧文明，因此，儒家文明從來就沒有真正驅趕喇嘛教、薩滿教而將影響擴展到蒙古、西藏和中國東北，也沒有歸順突厥人、匈奴人、女真人、契丹人，中原漢民族政權與北方游牧民族的軍事沖突一直都隱喻著這兩種文明的互相碰撞和征服，儒家文明和游牧文明始終都處于時戰(zhàn)時和的緊張關系中。有意思的是，兩個曾經統(tǒng)治過中國的游牧民族，一個固守游牧民族痼疾卻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就為儒家文明打敗而灰溜溜地回大草原牧羊，而另一個則識時務地為儒家文明所澆灌而打造了一個空前強大的中華帝國。
所以，如果用歷史的遠程望遠鏡來審視亨廷頓先生的世界大文明圈中的中華文明，那么，更應將它發(fā)展成勢的過程視為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游耕文明的斗爭與反斗爭、征服與反征服的漫長過程。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游耕文明“逐山而生”，那么，農耕文明就是逐土地而生，哪里有土地，農耕民族就趨之若鶩。以農耕或土地為載體的儒家文明的南征北擴大致出于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君主帝王的政治抱負和豐功偉績的榮譽心理。開疆擴土、極大化統(tǒng)治區(qū)域是每個封建主的政治野心，如漢帝王就曾多次派軍隊“圍剿”“武陵蠻”，漢名將馬援還因此喪命。第二，中國歷史上多次亂世導致的大規(guī)模移民運動。中國歷史時治時亂，治亂相間，幾次的大規(guī)模人口流動沖擊了北方的游牧部落和南方的游耕民族。第三，農耕文明的死穴。農耕以土地為本，機器時代之前的農業(yè)操作以人口多為榮，人口數(shù)量的急劇膨脹對土地的供求造成巨大的壓力，從而引起對土地的無度追求，農耕逐漸朝山林、草原擴張，梯田、牧田數(shù)量不斷增加，悄悄蠶食了游牧、游耕民族的生存空間。從主觀動機而言，我們不能說以上的幾個原因猶如美國的西進運動那樣，是有目的有企圖地對游牧、游耕民族進行驅逐控制或同化，但從客觀效果而言，這些原因都造成了游牧、游耕民族的節(jié)節(jié)敗退和游牧、游耕文明的式微。
“食盡一山，復往一山”〔2〕，“刀耕火種，食盡一山，則移一山”〔3〕，“今歲此山，明年又別嶺矣”〔4〕，這是游耕文明的基本特點。顯然，這種“刀耕火種”的文明處于比較原始、程度較低的古代文明水平。現(xiàn)在的畬瑤苗人固然已經擺脫了這種古代文明的以靠山吃山形式對大自然的野蠻操作，逐漸向以農耕為主的農業(yè)靠攏，但是，在長達數(shù)千年的時間里，畬、瑤、苗卻一直賴以游耕為生存方式，在游耕的生活中，他們不可避免地發(fā)展了自己的文明。因此，不論是以馬克思對文明的界定、還是以亨廷頓先生對文明的劃分來定義畬瑤苗，三族由于共同的淵源都可以形成為一個小文明，一個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明覆蓋之下的小文明，這個小文明暫且命名為“荊蠻”文明。
其實，中華文明就是由如“荊蠻”文明這樣的無數(shù)個小文明與儒家文明互相吸收、互相借鑒、不斷融合的過程。例如，“晉代的陶侃原是溪族，而他的后裔陶淵明卻是漢族田園詩之祖先了；北魏的皇族拓跋氏遷都洛陽后改為元氏，到了唐代，元稹已是漢族名臣，是元和詩體的代表；著名詩人李白、白居易、劉禹錫等人，考其血統(tǒng)，分別是西域胡人、昭武九姓胡人及匈奴人后裔”〔5〕。因此，說中華文明由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締造出來的，是比較中肯、合乎歷史的?，F(xiàn)在，這些民族可能屬于少數(shù)民族，這些文明在中華大文明中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小文明，但是在百年千年之前，他們都曾經是生存土地上的主人。那時候，相對于漢民族，相對于儒家文明，他們可不是“少數(shù)”民族，他們的古代文明也不是小文明。
最后，回到本文開頭蒙先生提到的在美國四十多萬瑤苗族人。從如今的鄂湘地區(qū)飄洋過海到美洲，瑤苗人顛沛流離、奔走他鄉(xiāng)的距離可以說是“路漫漫”，人口之眾已達到北美原住民印第安人的五分之一強（據(jù)2000年美國人口統(tǒng)計）。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xiàn)實?，F(xiàn)在居住國外的苗人大多是在1975年老撾內戰(zhàn)之后，在聯(lián)合國難民署的安排下，尋求政治、戰(zhàn)爭避難陸續(xù)到達所居住國家的。1975年老撾政府軍隊就開始對由美國支持的以青年軍官王寶為首的苗族武裝勢力進行圍剿，給苗人（武裝勢力和平民百姓）造成了重大傷亡。逃亡國外的王寶聲稱：“1975年至1978年間有五萬苗人死于人民解放軍的化學毒藥，而另有四萬五千人歿于饑餓、疾病或在試圖逃往泰國途中被槍殺?！薄皳?jù)1990年估計，超過九萬人的苗族難民已經逃難到美國，法國有六千人，有三千人在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和法屬圭亞那。”〔6〕至1999年，在美瑤人也達到三萬六千人?，F(xiàn)在定居美國的瑤苗人都形成了自己民族的生活社區(qū)，其中就有全美瑤人協(xié)會。但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觀念的差異，他們在美國的社會地位比較低下，也沒能夠進入美國的主流社會，而且其中還有不少人在苦苦爭取美國公民的身份。
現(xiàn)在，每年都有不少的海外瑤苗族人回大陸尋訪祖先的故土，參加盤王慶典活動。這樣做，一方面固然是尋親訪祖，但另一方面又是長期生活在不同文明的社會里，與不同的文明碰撞摩擦后對自身文明的一種回歸。一些敏銳的學者也認識到，亨廷頓先生之所以提出“文明沖突論”，實際上是由于在全球化框架下，隨著全球人口流動的加強，一些美國種族主義者認為的WASP（Anglo-Saxon White Person，盎格魯-薩克森白人）的“種族優(yōu)勢”正在被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種所“侵蝕”，新教將逐漸失去相對于儒教、伊斯蘭教、佛教的“優(yōu)勢”（實際上就是馬克斯 · 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興起的作用）。由此，亨廷頓先生提出“文明沖突論”，實際上是出于一種對基督教文明的未來的“深深的憂患意識”。因此，種族血統(tǒng)和宗教信仰都有別于美國主流的瑤苗人，他們在美國社會的基督教文明中生存，必然會受到美國主流文明的沖擊和挑戰(zhàn)。美國雖是個民主的社會，但也是個等級社會，一個種族意識強烈的社會，一個自覺世間惟有耶穌可以拯救世人的社會，基督教徒在待人寬容博愛中也在漸漸向外輸送基督教的教義并勸導你“皈依我主”，這正是第一代瑤苗移民的擔憂之處。同在美的第一代藏人一樣，第一代的瑤苗移民尚且可以保持自身民族的特點，而在第二代身上，他們已經隱隱感覺到美國文明正在漸漸滲入他們后輩的體內，以及他們的后輩在對待自身的民族特性方面的不屑和怠慢。據(jù)一些美國的苗族老人說，現(xiàn)在的美國苗族青年已開始學習美國的生活方式，老一輩人非常擔心最終會喪失本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他們正在尋求保持傳統(tǒng)文化的方法。不妨學習亨廷頓先生的“憂患意識”，對于這些在海外的瑤苗人，對于他們的小文明在其他文明的國度里的命運，暫且也懷著一種“深深的憂患意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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