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育之回憶"閻王殿"舊事

前言

從《幾番風雨憶周揚》、《和東湖之行》開始，近十年中，我陸續(xù)寫了一些關于故人故事的回憶文章。其間曾經(jīng)結集出版，是李輝主編的《滄桑文叢》中的一種，書名為《在漩渦的邊緣》。這書名有點費解。原來想表達的意思是，從《二月提綱》到《匯報提綱》……這一個個政治風暴、政治漩渦，我都被卷了進去，沉了船，沒了頂。在當時，那災難使人恐懼，使人絕望。事后回憶起來，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能有歷史的機遇，親歷了這些事件，近距離地觀察、體驗了這些事件，這不也是一種難得的緣分嗎？當然，我不在這風暴、這漩渦的中心。在這中心的，是彭真、陸定一，周揚、許立群這些人物。我只是在漩渦的邊緣。離漩渦的中心，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是，中心和邊緣，又是相對的。相對于彭真、陸定一，周揚、許立群，我是處在邊緣；相對于卷入風暴的挨批挨斗的數(shù)以百萬千萬計的廣大干部來說，我親歷了、近距離地觀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又應該說我是處在漩渦的中心，而遠非漩渦的邊緣。所以，當我應李輝的要求，擴充我那本《在漩渦的邊緣》的時候，除了新增后來寫的《胡繩瑣憶》、《我所知道的陸定一》等文章以外，書名也作了修改，改為“‘閻王殿’舊事”。這個書名，也需要解釋。“閻王殿”，這是特定時期的特定用語，是貶稱，是惡謚，指的是陸定一、周揚主持下的中宣部，又叫舊中宣部。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這是最先被砸爛的“三舊”。“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這條最高指示一公布，舊中宣部就被砸爛了。舊中宣部的部長和副部長們、大部分的處長和副處長們、什么長都不是只是干事干得多一些的幾名干事，都被打倒在地并且掃進了牛棚。砸爛了舊中宣部，建立的當然是新中宣部。但這新中宣部在混亂中掙扎了大約半年光景，就隨著陶鑄的倒臺而倒臺，新任命的副部長們也同舊中宣部的副部長們一起被掃進了牛棚。自此以后，中宣部這個機構就不再存在了。所有干部，被一鍋端，相繼到舊北京市委黨校去辦學習班、到寧夏賀蘭縣去辦五七干校。任務是：斗、批、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撥亂反正，“閻王殿”這個惡謚也在清理之列，黨中央為中宣部恢復了名譽。這一頁歷史已經(jīng)翻了過去。但是，我這本書的書名，還是用了“閻王殿”這個諢名，一是因為這是一段歷史，一是因為別的名稱會引起別的麻煩。比如說，可以叫“舊中宣部”，這是正名，而不是諢名。但是，區(qū)別于“舊中宣部”的“新中宣部”，又是指的什么呢？是指陶鑄的那個半年光景的“新中宣部”，還是指“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重新建立的“新中宣部”？我們是應該強調(diào)新建立的中宣部同過去的中宣部之間的新舊對立和斷裂，還是應該強調(diào)它們之間的歷史聯(lián)系和傳承？所以，還不如沿用“閻王殿”這個稱呼比較恰當。它當年是個惡謚，現(xiàn)在則成了對一段歷史稱謂的并無惡意的調(diào)侃。為中宣部“閻王殿”平反，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已經(jīng)做了，但是，對陸定一、周揚主持下的中宣部的工作做歷史評價，則是一個復雜得多的問題。在我這本書里，沒有為這段歷史做總體評價的意圖。這一方面是因為我缺乏這個能力和意愿，另一方面是因為我作為一名干事，在中宣部工作涉及的范圍有限。我只不過是寫了我的一些親歷親見親聞，力求不溢美也不飾非，提供一點史料，留給后人評說而已。我一九五二年從學習崗位調(diào)到中南海中宣部工作，到一九六六年中宣部“閻王殿”被摧毀，長達十四年的時間。這是我參加工作的最初的十四年，是我青春美好的多采的十四年。在這十四年里，我結識了一些師友，他們都是一時的風云人物、難得的豪俊之士。他們有長處，也有弱點，有貢獻，也有失誤。在回憶里寫下他們留在我心中的身影，我認為是自己的責任。所寫故事，大都是發(fā)生在“閻王殿”里的故事，但是我同這些人以后大多還有接觸，有些同志，比如胡繩，在新崗位上仍舊是我的領導。所以，對這些故人舊事的回憶，自然而然延伸到我同他們在那以后的接觸和交往?！对阡鰷u的邊緣》出版時，我寫了這樣幾句話：“研究當代的歷史，是一件很有興味的事情，因為我們都從這歷史中走過來。我們曾經(jīng)竭盡綿薄參與推動這歷史，又曾身不由己被這歷史所推動。這使我們在研究中產(chǎn)生特殊的親切感，又產(chǎn)生特殊的沉重感，但并不因此而使我們更容易看清、看懂這歷史?！蔽以凇饵h史札記》的《書前小引》中重述了這段話，現(xiàn)在在這篇自序里，再一次重述這段話。龔育之二00六年八月七日于北京醫(yī)院

內(nèi)容概要

　　《龔育之回憶“閻王殿”舊事》主要選編龔育之關于不同人物的印象記，同時，兼及人物傳記。采取集中描寫同一主題的方式，或個人一生掃描，或某一事件描述，突出親歷者的回憶，其敘述也盡量立足于歷史文獻的記錄。研究當代的歷史，是一件很有興味的事情，因為我們都從這歷史中走過來。我們曾經(jīng)竭盡綿薄參與推動這歷史，又曾身不由己被這歷史所推動。這使我們在研究中產(chǎn)生特殊的親切感，又產(chǎn)生特殊的沉重感，但并不因此而使我們更容易看清、看懂這歷史。

作者簡介

龔育之，籍貫湖南長沙，1929年生于湖南湘潭。1948年考入清華大學化學系。1952年至1966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學處工作。1980年起歷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他是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科學社會主義專業(yè)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兼職教授、科學技術哲學專業(yè)博士生導師。曾任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國科協(xié)常委兼促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聯(lián)盟委員會主任、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科學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理事長、中國中共黨史學會會長。上世紀60年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曾參與許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并參與主持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著作的編輯。著述甚豐，主要有：《關于自然科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幾個問題》、《科學·哲學·社會》、《自然辯證法在中國》和《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合著)、《在歷史的轉折中》、《思想解放的新起點》、《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下》、《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二十題》、《論旗走筆》、《大書小識》、《在旋渦的邊緣》、《龔育之論中共黨史》、《龔育之文存》、《黨史札記》、《黨史札記二集》等。

書籍目錄

自序幾番風雨憶周揚《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從到》之一《科學十四條》和廣州會議——《從到》之二《匯報提綱》的前前后后——《從到》之三中宣部里看傅鷹胡繩瑣憶胡繩晚年論胡適彭真、許b群與北大社教——我的所見所聞“故人長憶亦長磋”—一悼黨史學家鄭惠老友我的第二個上級——懷念秦川同志聽毛澤東談哲學《周揚集外集》序兩件事憶沙洪《如煙如火話周揚》序我所知道的陸定一我的第三個上級一于光遠素描關于四個歷史材料的說明編后記

章節(jié)摘錄

六、李之璉和于光遠科學界的反右派斗爭，周揚沒有過問。中宣部的反右派斗爭，開頭斗的是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好像他也沒有過問。后來發(fā)展到反對李之璉同志等領導干部，周揚過問了。李是中宣部秘書長、機關黨委書記，文聯(lián)作協(xié)的黨委屬中宣部機關黨委領導，李作為黨委書記，受理了丁玲、陳企霞對一九五五年定他們?yōu)椤胺袋h小集團”一案的申訴，采取了聽取意見、客觀調(diào)查的公正態(tài)度。這在丁、陳被打成大右派以后，就成了“為丁、陳翻案”的大罪狀。中宣部對李的批判，先是在小會上，后來擴大參加者的范圍，我們這樣的一般干部都被擴大進來參加過幾次。正是在這些會上，我親眼見了周揚疾言厲色、咄咄進逼、令人可畏的一面。不過，中宣部后期的整風中，在批評于光遠的幾次中型會議上，周揚給我們的印象又有不同。對于光遠的批評，沒有上到右派的綱上，但是有些發(fā)言還是相當尖銳的。最使我們困惑的一個問題是，有些發(fā)言似乎是批評于光遠和他主持的科學處不該反映那么多科學家的意見，似乎熱心于反映科學家的意見，就是代表科學家，就是代表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乃至于就是做了右派的傳聲筒。周揚聽了會上的發(fā)言，作了總結。這總結很巧妙，或者說，很策略。通篇都是批評，但站得很高，沒有太多具體的指責。代表科學家的問題，從兩個方面立論，既說了只要是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作為中宣部的科學處，當然要向黨中央反映科學界的意見，轉達科學界的呼聲，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就是要代表科學界，另一方面又說了，如果怎樣怎樣，那當然就要失去立場……這里記下的只是他講話的大意，或者說，是經(jīng)過我的印象和記憶過濾了的大意?？傊?，我們科學處的許多人從他這個發(fā)言中感到既受到了批評，又受到了保護。七、《科學十四條》周揚在管自然科學工作方面做過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恐怕要算是一九六一年四月他在中國科協(xié)全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并不是一次特別重要的會議，報告的記錄稿也沒有整理成文，正式發(fā)表。似乎只不過是周揚數(shù)不清的內(nèi)部講話中的一次而已?！吨軗P文集》沒有選這一篇。我想，這是編選者不熟悉自然科學方面情況的緣故。在我看來，是應該選入的。不單是因為這對周揚來說是他管自然科學工作的一篇代表作，他的文集應該包括這一側面。更重要的是因為這篇講話是在全黨進行政策調(diào)整的時候講的，是在聽取了科學工作方面幾年來在執(zhí)行知識分子政策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方面的許多問題的情況匯報的基礎上講的，是為了糾正違反這些政策的“左”的錯誤而講的，是在許多問題上講得相當中肯的一篇講話。當然，對“左”的錯誤的認識，那時還不徹底，但確實在認真地糾正一系列當時已經(jīng)認識到的“左”的錯誤。講話的當時和傳達以后，受到科學界的極大歡迎。這時，中央科學小組組長聶榮臻同志正在準備制定《科學十四條》。周揚這篇受到科學界歡迎的講話，自然受到主持這個文件制定工作的領導同志們的注意和重視。于光遠作為中央科學小組的一個成員，參加了文件草稿的討論，我作為科學處的干部，從整社的農(nóng)村回來，參加了十四條后期修改的文字工作，以及聶總關于十四條給中央的長篇報告起草的文字工作，是同聶總的秘書甘子玉、張勁夫的秘書吳明瑜等幾個人一道執(zhí)筆的。我們都很贊成周揚講話中的許多好意見并努力把它們反映到兩個文件中。陸定一同志關于百家爭鳴方針，這時也講過一些精辟的意見，我們也努力把它們反映到兩個文件中。按于光遠的說法，這叫做科學處參與“筆政”。科學十四條，第一條就是：“提供科學成果，培養(yǎng)研究人才，是研究機構的根本任務”(后來簡稱為出成果，出人才)。聶總關于科學十四條給中央的報告，講了七個問題，第一個就是“自然科學工作者的紅與專問題”，第二個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問題”。兩個文件和文件的這些部分都是集中各方面意見包括許多領導同志意見的結果，而周揚那篇講話中的不少意見，也反映在這幾個部分中。說周揚這篇講話重要，必須聯(lián)系這個背景來理解。此文現(xiàn)在在中國科協(xié)編的《科學技術團體史料·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至第二次代表大會之間的重要文件》中，可以找到。八、《文藝八條》在中央調(diào)整農(nóng)村政策(從緊急指示信十二條到農(nóng)業(yè)六十條)的啟動下，黨在各方面的政策都進行了調(diào)整，進入了以調(diào)整為特征的歷史時期?？茖W、文藝、教育，這三個知識分子部門的政策調(diào)整，科學是走在前面的，中央科學小組是走在前面的?？茖W影響到文藝。周揚說過，科學十四條搞得不錯，使他決心要搞文藝的條例，這就是后來的文藝十條和八條。文藝十條的起草，都是文藝家和文藝處的干部參加。那時，我在參加高教六十條的修改。在文藝十條修改為文藝八條的過程中，叫我這個科學處的干部“客串”了一段。這一段修改是在陸定一指導下，童大林來主持的。周揚也過問，但不很多，他說過些什么，我記不起來了。只記得，童大林按照陸定一的意思，主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要單列一條，同科學十四條和高教六十條中一樣。他們很重視把這一條寫透徹，寫突出，說這是中國黨的學術文藝政策的創(chuàng)造，周也同意。童還根據(jù)陸的意見，主張黨對文藝作品就是從政治上來判斷，劃分三類：一類是政治上有益的東西，黨就采取提倡的態(tài)度；一類是政治上有害的東西，黨就采取反對的態(tài)度；一類是政治上無害的東西，黨就不要管它，采取容許的態(tài)度。黨就從政治上管，不要從藝術上管。創(chuàng)作思想上藝術方法上的是非優(yōu)劣，那是文藝專家的事，讓他們自己去討論，去實踐，黨不要管那么多，黨的文件里面也不要寫那么多。他們覺得十條中這方面的內(nèi)容多了一些。對于這個意見，周也表示贊成。不過，他講了一個我過去不知道的情況。他說：政治上有益，有害，無害，這樣的三分法，本來是毛澤東主席在西柏坡的時候提出來的，但是那是針對如何對待舊劇目而提出來的，那時規(guī)定，舊劇目中政治上有益的東西，加以提倡，政治上有害的東西，則要禁止，政治上無害的東西，可以容許，不要去禁止。用行政命令禁止的，不應太多。第三類無害的，占舊劇目的大多數(shù)。這樣的政策，當時寫成一篇社論發(fā)表，起了很好的作用。(根據(jù)周揚講的這個線索，我去查了一下，果然有這樣一篇社論，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社論，題目叫《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舊劇改革工作》。)周揚又說：對舊劇目，這樣劃分，就很好了，足夠了。然而，現(xiàn)在是對我們的文藝家自己的創(chuàng)作來說這個話，這就有所不同了。如果黨只是說這些作品政治上無害，可以容許，那么，文藝家會怎么想呢？他們會想，我們寫的東西不過“無害”而已，雖然可以容許，寫這樣的作品，又有什么意義呢。周揚主張，在這個文件中講三分法，第三類應該叫做“政治上無害，生活上藝術上有益”，說明寫這樣的作品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記得在文藝八條中，這個問題就是按周揚這個修正方案寫的。九、文科教材建設至今我也沒有想明白，為什么自然科學十四條、文藝十條、高教六十條，都制定了，就是沒有制定關于哲學社會科學工作的條例，甚至都不記得有制定這樣條例的動議。大概是哲學社會科學同黨的理論建設、理論斗爭關系密切，情況復雜，很難把它當作一個業(yè)務部門的工作來制定條例吧。但是，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方面，周揚從一九六一年四月起，也就是同那幾個條例的起草大約同時，遵照中央的部署，領導了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建設的工作。用現(xiàn)在的語言來說，這是一項宏大的建設工程。包括文科七個領域“文、史、哲、經(jīng)、政、教(育)、外(語文)”，藝術七類專業(yè)“戲劇、音樂、戲曲、電影、美術、工藝美術、舞蹈”，幾百部教科書或其他形式的教材，網(wǎng)羅了幾乎所有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著名專家參加。周揚在許多場合闡述了編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導方針，這些講話大都收入《周揚文集》了。這些講話同他關于文藝條例和方針的闡述，是相互呼應的，不妨說是對沒有形成條例的社會科學條例的闡述。特別是周揚提出和確認了一系列合乎學術工作規(guī)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編負責制。主編都是飽學之士(就是后來被打為“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那些人)。主編負責制的含義是：學術問題，參加寫作的學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編最后拿主意，按主編的意見寫。可以同一課程幾種教材(如中國通史、中國哲學史)，分別由幾位學者任主編，以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周揚準備以他的領導地位和政治影響，來庇佑這項交付給國內(nèi)這一大批第一流學者的宏大工程。他對主編們說過：政治上我負責，學術上你們負責。當時有人半帶敬意、半開玩笑地說：周揚要當一代文宗！我們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做過多次規(guī)劃，大多由于政治運動的沖擊而沒有堅持執(zhí)行下來。文科教材建設的這次規(guī)劃，堅持了五年，“文化大革命”中打斷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有的還在進行，因此收到較多的成果。許多有學術價值的文科教材，不但當時，就是現(xiàn)在，都還是有用的，成為了我們的文化積累。周揚在這方面花的心血沒有白費。十、李秀成這期間社會科學工作方面還有一件事，我接觸過的，就是《歷史研究》發(fā)表戚本禹批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指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為叛徒，各方反映甚大。記得當時剛好發(fā)生英國一位人士送回忠王佩劍給我國博物館一事，這事說明國際上也同我們國家里一樣，把李秀成看作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英雄忽然被指為叛徒，使接受此劍的事，變得很尷尬。戚文發(fā)表后，廣西來請示：當?shù)孛耖g有把李秀成像印為“門神”的習俗，現(xiàn)在能否繼續(xù)印這樣的像？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揚在中宣部召開了一個會，有哲學社會科學部各所負責人、各報刊負責人和史學界一些人士參加。大家議論紛紛，周揚作總結，說：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紀念的人物，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太平天國的李秀成，屬于這里面的人物。對這樣的人物作否定的評價，不向中央請示，就隨便發(fā)表文章，是不慎重的，影響不好的。還布置了一些善后措施，無非是不讓別的報刊轉載之類吧。不久，就知道毛澤東主席表示了意見：李秀成晚節(jié)不忠，不足為訓。這樣一來，周揚多少有點被動。不過，當時這似乎還不嚴重，周揚正在全力抓社會科學方面關系全局的一件大事。

后記

這是龔育之老師在病中親手編輯的最后一部書稿。我在龔老師的指導下，幫助他做些編輯的具體事務。經(jīng)過一年的工作，這部書稿即將問世。作為編者，我卻絲毫沒有功成的興奮，反倒充滿哀痛和傷悲，因為，它的作者、我最敬重的黨史學家龔育之老師永遠也看不到它了！愴然掩卷，往事如昨。去年七月中旬，龔老師告訴我：李輝準備再版他的《在旋渦的邊緣》一書。那是李輝主編的《滄桑文叢》的一種，一九九八年出的。龔老師覺得原書再版意思不大，考慮到那本書主要是回憶“文革”前中宣部的人和事，這些年他又新發(fā)表了一些寫中宣部人和事的文章，大概有十來篇吧，他打算增添進去，改個書名。李輝當然贊成。其時，龔老師因心臟病住進醫(yī)院，而且腎功能衰竭，他囑咐我?guī)椭庉嬤@本書。義不容辭！我滿口答應。篇目都是龔老師確定的。我的工作，也就是校對文字、核實史料、編排目錄，還有配發(fā)照片。李輝建議多找些照片，插在書中，增加可讀性。這件事多虧龔老師的夫人孫小禮教授，她提供了不少照片。我還請朋友幫忙提供了一些歷史照片。龔老師向來嚴謹，認真得近乎“挑剔”。按照他的習慣，書編好之后，他一定會自己過目并動手修改的。不過，疾患在身，又是一本已發(fā)表過文章的集子，我想他這次不大可能太投入吧。我也盡力把編輯工作做得細致一些，以減少他的工作量。然而，龔老師一仍舊貫，精益求精。他不僅修改文字，還對內(nèi)容作了增補。原書《在旋渦的邊緣》作了若干文字校改，他將校改的地方折頁，讓秘書馬偉帶給我。《聽毛澤東談哲學》一篇，原來發(fā)表時有些刪節(jié)；這次編書，他囑咐我將原稿的電子文本發(fā)給他，他在病房里補充完整。修改三十多處，增加兩千多字，補充的幾段毛澤東講話頗有史料價值。((胡繩瑣憶》一篇，有個細節(jié)我有疑問，作了改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和關鋒談話。這時，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已發(fā)表，毛的談話卻沒有提及。整整一個月后，十二月二十一日，毛再次在杭州同五個人談話，談到了姚文元，談到了(《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看到材料都只提到后一次談話，以為“十一月二十一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之誤。龔老師回復電子郵件說：那個情節(jié)不改，他是有根據(jù)的，根據(jù)的是胡繩自己的回憶，記不清是不是回憶田家英那篇，反正胡繩自己寫過，是兩次談話，不是一次，后一次是前一次的繼續(xù)。一查，果然不錯。胡繩在《憶家英二三事》的文章里，就是那么寫的。胡繩的文章我也讀過，可是我卻忽略了這個細節(jié)?！蹲孕颉酚幸欢卧?，說“文革”開始后中宣部被砸爛，這個機構就不再存在了。所有干部，被一鍋端，相繼到舊北京市委黨校去辦學習班、到寧夏賀蘭縣去辦五七干校。任務是：斗、批、散?！岸?、批、散”？“文革”中的標準提法可是“斗、批、改”，“改”與“散”字形相近似，莫非是誤排？龔老師回信：“斗、批、散，不是斗批改之誤，因為中宣部的結局只能是散，當時對這一類機關都有此提法?！蔽覟樽约旱墓侣崖劧鴳M愧，時時更被他的嚴謹、敏銳、細心和記憶力折服。說到細心，他不僅確定選目、審改內(nèi)容，而且對書稿編輯的細節(jié)也有周到考慮，目錄編排、照片選擇都一一提出要求，連照片和照片的說明文字也讓我到醫(yī)院送他過目。編好書稿，八月五日到七日，龔老師在病房里寫了一篇兩千多字的自序，交代這本書的原委。自序說，他無意對“文革”前的中宣部歷史作總體評價，只不過是寫了他的一些親歷親見親聞，力求不溢美也不飾非，提供一點史料，留給后人評說而已。這是他一貫的治學態(tài)度和風格。研究歷史和寫作歷史，他從來主張從史實本身出發(fā)，按照歷史原貌來寫；他自己回顧往事，同樣如此。今年二月二十日，出版社寄來書稿清樣。這時，龔老師因患肺炎再次住院已近兩月，炎癥冥頑不去，高燒時退時起，心臟病也在加重。醫(yī)生嚴禁探視。二十二日，我打電話給孫老師，詢問他的病情，請她轉告龔老師：書稿清樣已經(jīng)收到，我會做好校對，請他安心養(yǎng)病。孫老師說，這幾天他又在發(fā)燒，過幾天醫(yī)生將作會診。第二天，接到龔老師的電話，一是囑咐我將書稿的數(shù)字統(tǒng)一為漢碼(前一天電話里我告訴孫老師：清樣的數(shù)字不統(tǒng)一，有的用漢碼，有的用阿碼)；二是告訴我他正在考慮要不要收入一篇寫于光遠的文章。這本書原來只收回憶已故者的文章，所以沒有關于于光遠的回憶。于老和龔老師交往半個多世紀，在中宣部共事十四年，是上下級和同事，更是師生和朋友，歷經(jīng)風雨而友誼彌堅。龔老師回憶中宣部的人和事，缺了于光遠，的確是個遺憾。我也覺得應當收入一篇，而且有篇現(xiàn)成的稿子。二oo五年，于老九十華誕。在“于光遠學術思想研討會”上，龔老師作過一個題為《祝于光遠九十壽》的發(fā)言，概括于老一生的工作和貢獻，情真意切，許多與會者稱贊他講得好。會后，《炎黃春秋》雜志還全文刊登了這個發(fā)言稿。第三天，他又打來電話。我談了想法，他卻說那篇只是概括了于光遠的工作和貢獻，體例也與其他文章不合。他想新寫一篇詳細的回憶，寫于光遠的人品和特點，從認識于光遠開始寫起，題目就叫“于光遠瑣記”。他說有許多事情想寫，文章會比較長。比如于光遠和錢，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遠“向錢看”，其實于光遠是一個不在乎錢的人。他還講了一個于光遠和錢的故事。中宣部里，于光遠最有錢，又最不在乎錢。一個服務員偷了他寄給母親的錢，他競從未發(fā)現(xiàn)。直到東窗事發(fā)，法院通知于光遠作為證人出庭，于光遠還一問三不知：不知他的錢被偷，不知什么時候被偷，不知被偷了多少，引得嚴肅的法庭哄堂大笑。于光遠有錢，是因為他的稿費多。他的稿費大多交了黨費，也留了一些自己支配，他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贊助公益事業(yè)。電話里，龔老師說他精力體力不濟，寫文章恐怕困難了，準備寫一個提綱，囑咐我待他病情好轉些，去醫(yī)院聽他談，錄音記錄，然后整理，再交給他修改成稿。這樣一來，校對好的清樣暫時不能退回出版社，書稿的出版也就推遲了。萬萬沒有想到，這天的長電話，競成了我聽到他的最后的聲音！兩天后，突然傳來他病危的消息。二十七日，我趕到醫(yī)院，醫(yī)生只許在病房門口看看：床邊擺著搶救設備，身上插滿管子，看不清他的面容。我難過極了，心里一陣陣顫栗。從孫老師那里，我才知道一些情況。那幾天他一直在考慮回憶于光遠的文章，想起了許多往事，怎么認識的于光遠呀，于光遠怎么到清華“選兵”呀，于光遠如何在科學處“練兵”呀，于光遠在“肅反”運動中怎樣保護干部呀。他得知身邊的護工會電腦錄入，非常興奮；還說他“發(fā)現(xiàn)”得晚了，早知道就好了。他口述，護工錄入，寫出了幾頁類似初稿的提綱，包括“初識”、“選兵”兩節(jié)；孫老師也幫助錄入，又寫出“整風反右中的科學處”一節(jié)。不知是他太操勞加重了病情，還是本來病情就惡化了，二十六日凌晨三點，龔老師突然昏迷不醒，心臟和呼吸系統(tǒng)衰竭，心臟和肺部都有積水。經(jīng)全力搶救，下午兩點多才蘇醒，但仍時有危險。幾天后，龔老師病情稍有穩(wěn)定，但還是發(fā)燒，喉管因插呼吸機管子受傷發(fā)炎，尤其是肺炎癥狀不減，身體極度虛弱。原定他談我記的打算無法實現(xiàn)了。三月十六日，我去醫(yī)院，但醫(yī)生不讓探視。孫老師在醫(yī)院走廊上，給我講他的病情。令我感動的是，孫老師給了我?guī)醉撎峋V，字跡開頭還算清晰，漸漸顯得無力，后面則模糊起來。那是龔老師稍感有點精神時，在病榻上寫下來的。三月初，他講話困難，只能費力地用筆寫，寫了幾行字后，心率立刻加快，不得不停筆。孫老師告訴我，有的模糊字跡連龔老師自己都認不出來了?？粗切┠：淖舟E，我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少超出常人的力氣！孫老師真是一位堅強的女性。這次龔老師病危，醫(yī)生已經(jīng)告訴她做好最壞的準備。相濡以沫半個多世紀，現(xiàn)在隨時可能面臨訣別，孫老師強忍悲傷，一邊精心照顧龔老師，一邊堅持完成龔老師的心愿。她囑咐我和她分別辨認那些字跡，打印出一個稿子；她會按照提綱，在龔老師身體允許的情況下，抓緊時間一點一點聽他談，記錄整理出稿子。因為不讓探視，她甚至問我還有什么要問龔老師的，她可以幫助我問，幫助我記。我聽出這話里含有最后機會的意思，心情更加沉重，也油然生起對她的敬意：這樣做無疑會加大生命的透支，然而深深了解龔老師品格的孫老師，作出了幫助他完成心愿的選擇。這是一種更博大、更深沉的情感。我不忍問，也不能問，只是在心里不斷地為他祈禱，唯一的心愿是他能康復。四月八日，接到石仲泉老師電話：龔老師在透析時休克，呼吸受阻，再次病危。醫(yī)生當即通知黨校領導到醫(yī)院，報告病情危險。經(jīng)全力搶救，龔老師又一次暫時脫離危險，但是情況仍很不好，繼續(xù)發(fā)燒，衰竭癥候更重。四月二十八日，孫老師電話里競告訴我奇跡般的好消息：今天撤掉了全部搶救設備，龔老師病情開始穩(wěn)定，只是還非常虛弱。撤掉搶救設備，意味著生命危險已經(jīng)度過。那會兒，我真地以為，可能他會從此逐漸康復。此后一個多月里，我時常與孫老師或他的秘書馬偉通電話，詢問龔老師身體情況。他的病情還是時緩時急，肺炎逐漸減弱，但心臟情況一直不好，血壓時高時低，血色素也異常低，每天要做八到十個小時的血濾(透析)。但是他仍然在斷斷續(xù)續(xù)地口述于光遠的往事，還把題目改成了《于光遠素描》。身體極度虛弱的他，聲音微弱，常常談上半個小時甚至十幾分鐘，就因體力不支而沉睡過去。孫老師來電話，除了談病情，就是談稿子，有次還要我查實：于光遠和蘇星主編的《政治經(jīng)濟學》是哪年出版的？她記得好像是當時唯一的一本政治經(jīng)濟學教材，發(fā)行量很大。幾個月里，孫老師整理出十一個小節(jié)的稿子，大部分給他讀過，開頭和第一、二小節(jié)還讀過三四遍，他親自作了修改。他囑咐孫老師，每個小節(jié)分別打印，他好些后要一節(jié)一節(jié)地仔細修改補充。病重到如此程度，龔老師依然這般鎮(zhèn)定和堅毅，依然那樣細心和嚴謹。醫(yī)生不得不多次“干預”，但是，龔老師還是沒有停歇。孫老師后來告訴我，醫(yī)生有禁令，他們就偷偷口述和記錄。護士都被感動了，為他們“打掩護”。六月十一日晚，又一次傳來龔老師病危的消息。我以為生命頑強的龔老師會再次拋開死神，但是第二天上午九時，他競撒手人寰！龔老師終于安息了?；钪娜藗儏s陷入了極大的悲痛！他去世后，我常常問自己：最后這些日子，龔老師是用生命來堅持工作，還是以工作在延續(xù)生命？細細想來，我的問題真是有些多余。對這位生命不止、思考不止、寫作不止的學者而言，生命與工作的意義難道還有什么區(qū)別嗎？這些天，懷著巨大傷悲的孫老師，料理完龔老師的后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寫完龔老師未了的文章。說是寫完，其實也還是未了：提綱上列出的問題，龔老師并沒有談完，這只能成為永久的遺憾了。完稿之后，孫老師像龔老師那樣一絲不茍，分別打電話或送稿給中宣部原科學處的幾位同事以及于光遠本人，請他們核對事實，提出意見。再經(jīng)修改后，本書的封篇之作《我的第三個上級——于光遠素描))定稿。這是龔老師一生中最后的文字。書稿到這時終于可以編就了。我又一次潸然淚下，默默地問他在天之靈：龔老師，您的心愿可以了卻了嗎？韓鋼  二00七年七月七日初稿七月八日再改和三改七月十六日四改于千萃山下

編輯推薦

《龔育之回憶"閻王殿"舊事》主要選編龔育之關于不同人物的印象記，同時，兼及人物傳記。形成中國各界人物的群體形象，從而有可能呈現(xiàn)出千姿百態(tài)的人物畫廊，使讀者對歷史的觸摸，因人物性格和命運的強烈反差而變得生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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