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淵雷學術(shù)文集

內(nèi)容概要

這本《蘇淵雷學術(shù)文集》由蘇淵雷著。這次選編先師蘇淵雷先生的文集，是受楊國榮教授的委托。想到先師的學術(shù)能夠擴大受眾面，沾溉后學，令人欣慰。
現(xiàn)謹就整理的有關(guān)情況說明如下。首先，本集收錄文章的原則是一般為首次公開發(fā)表或出版者。作者的文章曾經(jīng)多次結(jié)集出版，但所收錄者往往經(jīng)過修訂，而非初刊；另外，各種集子的文章不少未注初刊刊名及卷期。這次整理，除了個別篇目如《章學誠新傳》一時無法覓得原刊，而用《蘇淵雷文集》本替代外，其他均用初刊及初版為底本，僅改正了一些明顯的手民之誤，其他內(nèi)容則悉仍其舊，藉存原貌。

作者簡介

蘇淵雷(1908—1995)，原名中常，字仲翔，晚署缽翁，又號遁圓。浙江省平陽縣玉龍口村人。解放前曾任上海世界書局編輯所編輯、中央政治學校教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專治文史哲研究，對佛學研究獨到，尤洞悉禪宗。主要著作有《名理新論》、《玄奘》、《佛教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等三十余種，論文百余篇。冶學之余，兼擅詩書畫，被人譽為“文史哲兼擅，詩書畫三絕”，與蘇步青、蘇昧朔并稱“平陽三蘇”。

書籍目錄

《李杜詩選》導言
《元白詩選》導言
試論中國古典詩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試論司馬遷的散文風格
漫談書法與姐妹藝術(shù)的關(guān)系
論韓柳、劉柳詩文風格異同及柳的獨創(chuàng)性
杜詩流派異同論
    ——紀念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七十周年
晚唐四家詩合論
情想無礙天人合一
    ——漫談詩畫同源、通感及其創(chuàng)作方法的關(guān)系
論王漁洋的詩說及其風格兼評代表作
    ——《秋柳》四章
試論清詩的時代特征和歷史總結(jié)性
《李太白集·杜工部集》前言
略論蘇東坡詩詞散文及其在書畫藝術(shù)方面的成就和特色
文化綜合論
論我國學術(shù)之新途徑
章學誠新傳
論龔自珍
馬班史漢異同論
劉知畿、鄭樵、章學誠的史學成就及其異同
文史研究方法論
孔學三論
天人之際三綱領(lǐng)
    ——論《易傳》立天、立地、立人的三才之道
劬堂史學論文選序
中日文化交流史述評
玄奘研究三題
略論我國近代學者研究佛學的主要傾向和成就
論佛學在中國的演變及其對社會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響
禪風·學風·文風
    ——《五燈會元》新探
略論“入唐八家”及中國高僧對于溝通中日文化的
    卓越貢獻
中國禪學史·早期禪法
附錄
蘇淵雷先生小傳
蘇淵雷先生著述目錄
整理后記

章節(jié)摘錄

　　（二）會通文史，創(chuàng)明類例，提高了學術(shù)專著的水平　　三人著書，各標“通”號。知畿以漢儒集白虎閣通論五經(jīng)異同，及漢求司馬遷后封“史通子”二事為立名的依據(jù)；鄭樵則取法“孔子總《詩》《書》《禮》《樂》會于一手，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瓣香司馬通史，提出“會通之義大矣哉”的口號；學誠《釋史》，首揭《大易》“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立論，發(fā)揮道術(shù)求通的必要性，倡導通史，為鄭樵張目。其淵源所自，固可上挹漢梁，遠溯孔氏，但劉知畿《史通》一書，實在是一種推動和鼓舞的力量。　　知畿所謂“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萬有”的氣派，“深識之士，成其一家獨斷”的提法，正是貫穿《史通>全書的指導思想。不僅是《史通》一書的基本精神所寄，而且也為鄭樵，章學誠等所批判地繼承發(fā)展下來。我們只要讀一讀《通志·總序》、《十五略小序》和《文史通義》的《原學》、《博約》、《史釋》、《釋通》幾篇，就可恍然于他們?nèi)藢Α巴ㄗR”、“會通”、“通義”的理解，到達怎樣的程度了?！　⊥ㄊ且环N包括分析、綜合、批判相互為用的認識總過程的結(jié)果。“知類”之先，必須經(jīng)過“知要”的階段。那么如何分析矛盾（探賾），摸索規(guī)律（索隱），就成為十分必要的工作。我們讀《史通》，看他是怎樣“辨其利害，明其善惡”：《六家》、《二體》揭出籠罩全書的大旨；《直書》、《曲筆》，顯出立言鮮明的對照；“書事紀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于后來之筆”。這些指的是總傾向。至于：究《載文》之失，則分為五；述《書事》之煩，則分為四；舉《模擬》之例，則日“自魏以前，多效三史，從晉以降，喜學五經(jīng)”，論《雜史》之流，則區(qū)為十類，為史部目錄家別開生面。這些又是通過“博采”“善釋”“兼善”“忘私”種種過程而獲得的?！　≡倏脆嶉裕撏ㄊ肺弩w之類，則說“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論斷代之失，則指出“重復”“隔絕”，“異則相奪”，“同則相與”，乃至“顛倒曲筆”之嫌。集中概括，要言不煩。所謂“例類既分，學術(shù)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通志·校讎略-》）是也。這不但指校書言，推而至于分別一切事物的類例，亦是一樣?！抖浴分校凇妒献濉?，則推廣為三十二類；于《六書》、《七音》，則分為“獨體”、“合體”、“主從”、“母子”、“眼學、耳學”，以驅(qū)天下之語言文學。這些都是鄭樵獨見別裁、創(chuàng)通義例的典型。　　學誠晚出，所憑藉者深，理論更加精純。其日：“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漢人以通為標目，梁人以通人史裁……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義例所通，則隔代不嫌合撰”（《釋通》）不啻夫子自道。例如《書教》發(fā)“記撰注述，圓神方智”之論；《詩教》揭“后世之文體備戰(zhàn)國、戰(zhàn)國之文源出六藝”之說；《史釋》則推明“府史”與“五史”皆守掌故而無異義；《釋通》則論證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長、三弊；乃至《原道》闡“道有自然”，“道器合一”、“道始三人居室”之旨；《原學》辨“學問”，“詞章”，“義理”之同源；《答客問》論“獨斷”、“考索”、“比次”之異用，都是學誠深造自得的創(chuàng)見，是真能“深悉古人大體，進窺天地之純”的議論。至于《古文十弊》之痛下時文針砭，《修志十議》之建立方志體系，更是眾所周知的了。會通、創(chuàng)例、探賾、索隱，正是“寓諸子于史裁”的著作方法?！妒吠ā?、《通志·二十略》、《文史通義》諸書，通過具體的實踐，在我國文史批評學上達到這樣高的水平，不能說不是“諸子”降而為“文集”后.一千多年來罕見的例子。當然，他們的“會通”思想，在史學觀點和編纂學上有其進步的一面，但是他們并沒有也不可能進而企圖探索歷史發(fā)展的原因以及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這是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不能強求于古人的?！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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