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國史大綱

前言

尤特羅庇烏斯的生平和著作——《羅馬國史大綱》中譯本序（林國華）尤特羅庇烏斯（Eutropius）活躍于四世紀下半葉，時值羅馬帝國晚期，他的生平和很多古代作家的生平一樣，后人知之甚少。他主要是作為一部簡短的史書作者而為后世所記取的，這部史書就是《羅馬國史大綱》。在這部史書中，尤特羅庇烏斯在兩個地方約略提到了自己，從中我們可以推知，他曾經在363年陪伴羅馬皇帝、叛教者尤利安（Iulianus）遠征波斯，并且在瓦倫斯（Valens）治下擔任機要秘書（Magister memoriae），撰就羅馬國史，并將之敬獻給自己的恩主瓦倫斯。這可能是他留給后人的全部生平資訊。我們要留意切勿把他與另一個同名字的人混淆，二者幾乎是同代人，后者是個太監(jiān)，不學無術，在皇帝阿卡狄烏斯（Arcadius）的宮廷里擔任參議，是個深諳諂媚之道的邪惡政客，在399年爬上了執(zhí)政官的高位，盡管執(zhí)政官這一職位早在奧古斯都大帝時代就成了帝國的擺設。他遭到了帝國晚期詩人克勞狄安（Claudius Claudianus）的嚴酷諷刺。在漢語學界唯一一部比較詳審的古羅馬文學史中，我們可以赫然看到這個太監(jiān)的蹤跡，而我們正在談論的史家卻籍籍無名，由此可知其身后聲名之寂寞（王煥生：《古羅馬文學史》，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第482頁，比較第492頁首句）。關于尤特羅庇烏斯的生平，其他古代文獻也能覓到一鱗半爪的蹤影。比如，科狄努斯（Georgius Codinus）的《君士坦丁堡建城記》（De originibus Constantinopolitanis）記載，尤特羅庇烏斯擔任過君士坦丁大帝的國務秘書。中古時期的《蘇達辭書》在提到他的時候，稱其是“意大利著名作家”，這似乎暗示了他的出生地是意大利，但也可能是指他用拉丁文寫作。他的名字看起來更有希臘的痕跡，因此也有人把他認作希臘人。根據蘇馬庫斯（Symmachus），他是奧索尼烏斯（Ausonius）的同鄉(xiāng)，出生在波爾多，他因此還被后人寫進了法國文學史中。關于他的學識和信仰背景，有人根據金納狄烏斯（Gennadius）的說法認為他是奧古斯丁的追隨者，是個基督徒，可是，奧古斯丁的生活與講道的時間是在四世紀與五世紀之交的年代，那時候，尤特羅庇烏斯要么早已不在人世，要么到了垂垂老矣的年歲了。他在記述皇帝尤利安生平事跡的時候，用了“religionis Christianae insectator”（嚴酷的基督教迫害者）這樣的字眼，有人也曾經從此中的嚴厲措辭推斷他的基督徒身份。這顯然有失輕率。尤特羅庇烏斯的史撰更多地屬于塔西佗所使用的“不怒不苦”（sine ira et studio）的筆法，他在洗練的文字中隱去了個人的愛憎和喜惡，在這一點，他與六世紀拜占庭史家普洛科皮烏斯（Procopius）大相徑庭，后者在查士丁尼大帝的基督教化了的宮廷中擔任高官，但骨子里卻是個復古的羅馬人和異教徒，服膺古羅馬的政治文明與古希臘的思想道統(tǒng)，然而，查士丁尼大帝偏偏毀滅了普洛科皮烏斯的心愛之物，架空了元老院，并關閉了雅典學園，承載古代遺產的這兩個制度化的頂梁柱也就不存在了，這在普洛科皮烏斯看來，簡直就是斷了古代道統(tǒng)的命脈，遂對查士丁尼恨之入骨，他的《秘史》對查士丁尼統(tǒng)治集團的攻擊和謾罵可謂肆意瘋狂，文字的雅馴早已置之腦后。相比之下，尤特洛庇烏斯似乎既沒什么懷恨，也沒有什么偏愛，文筆溫婉從容，從中實在很難分辨他究竟是個異教徒還是一個基督徒。與其揣摩他的文字，不如看他的行動：他畢竟曾經陪伴尤利安遠征東方，這或許更有說服力地表明了他的異教徒身份。不過，這些推斷內容本身以及推斷方法都沒有什么太深的意義，和查士?。↗ustin）這類古代作家一樣，他留給我們后人的只有一個名字和屬于這個名字的一部書，后人著文需要引證這些人的著述的時候，大都只是寫下他們的名字，名字后面再注明他們的著作的章節(jié)，而書名則被略去——對于他們而言，人和書就是這樣合為一體的。寫到這里，筆者提請讀者注意一個有趣的現象，我們后人對古代史家的生平大都知之甚少，史家的傳記非常罕見，即便是修昔底德、瓦羅、李維、塔西佗、撒路斯特這些歷史著作史上的巨人，也沒有人給他們立傳，相比之下，哲人、詩人、演說家、詭辯家、修辭學家等等這類無關國家政事痛癢之輩反而多有傳記傳下來，當然，最多的還是帝王將相的傳記了。在傳記文學十分繁盛的古代西洋世界，史家聲名為何像教堂后面的守墓人一般如此寂寞不堪，實在是值得深思的事情。

內容概要

　　《羅馬國史大綱》是羅馬皇帝瓦倫斯的機要秘書、史學家尤特羅庇烏斯的代表作，自公元4世紀流傳至今，將上起羅慕路斯建城、下至皇帝卓維安駕崩的一千余年歷史，濃縮進一部六萬余字的簡明史撰中。該書行文洗練樸素，筆法“不怒不苦”，忠實記載了歷代羅馬先賢和君王的赫赫戰(zhàn)功及生平秉性，體現出古羅馬人鮮明而傳統(tǒng)的道德觀：暴君弄權則國運衰微，賢君的美德和偉業(yè)則代代為人傳頌。

作者簡介

[古羅馬]尤特羅庇烏斯（Eutropius）：公元4世紀后期羅馬帝國晚期的歷史學家，其生平后人知之甚少，只確知他曾隨同皇帝尤利安遠征波斯，隨后又在皇帝瓦倫斯治下任機要秘書。其拉丁語史撰《羅馬國史大綱》是惟一傳世的作品，文筆洗練、句式工整，又被當作拉丁語學習者的經典識讀教材。

書籍目錄

尤特羅比烏斯的生平和著作——《羅馬國史大綱》中譯本序（林國華）
第一卷　羅慕路斯建城，?政時期，共和早期到高盧人劫掠羅馬（前754-前390年）
第二卷　征服意大利，皮洛士戰(zhàn)爭，第一次布匿戰(zhàn)爭（迄前241年）
第三卷　第二次布匿戰(zhàn)爭（前218-前101年）
第四卷　西班牙、阿非利加以及東方的戰(zhàn)事（前200-前105年）
第五卷　同盟戰(zhàn)爭，馬略與蘇拉（前91-前78年）
第六卷　愷撒與龐培（前101-前44年）
第七卷　安東尼與屋大維，帝國早期到皇帝圖密善的死亡（迄96年）
第八卷　五位有道明君，塞維魯家族（迄235年）
第九卷　軍事寡頭和他們的軍營帝國，戴克里先的改革（迄305年）
第十卷　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繼任者，一直到卓維安之死（364年）
譯名對照表
譯后記

章節(jié)摘錄

版權頁：第八卷 馬可·安東尼努斯熱心哲學盧西烏斯·維魯斯去世后，由馬可·安東尼努斯獨自統(tǒng)治著國家。對這位安東尼努斯來說，讓所有人敬仰自己比讓他們贊美自己更容易一些。從一出生，他就是一位極其安靜的人，自孩提時代起，他都喜怒不形于色。他隨后投身于斯多噶派的哲學中，他自己不但在生活方式上是一位哲學家，而且還接受了哲學家式的教育。他年輕時受到的崇敬就已如此之多，以至于哈德良都打算選他做接班人了。雖然他仍然收了安東尼努斯·庇烏斯為繼子，可是在那之后，哈德良轉而就想讓他成為庇烏斯的女婿，這么做為的是他能依此而獲得皇位。馬可·安東尼努斯的哲學由察爾斯頓的阿波羅尼烏斯（Apollonius Chalcedonius）教授，希臘語文學由來自喀羅尼亞（ Chaeronensa）的普魯塔克（Plutarchus）的孫子教授，而極富盛名的演說家弗隆托（Fronto）則指導他拉丁語文學。在羅馬，慷慨大度的他對每一個人都能平等相待，而且從不因為手握最高權力而讓自己變得傲慢。他以萬分的仁慈與自律對待諸行省。在他出任元首期間，對日耳曼人的征戰(zhàn)取得了進展。他本人僅發(fā)動過一場針對馬科曼尼人的戰(zhàn)爭，但是那場戰(zhàn)爭的聲勢如此浩大，在歷史上惟有同布匿人的戰(zhàn)爭才能與之并論，那次戰(zhàn)爭遭受的損失也是如此慘重，因為羅馬人的部隊全軍覆滅。而在他的統(tǒng)治期間，發(fā)生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結果，就在波斯進行的戰(zhàn)爭得勝之后，羅馬乃至全意大利和諸行省的絕大部分居民，連同幾乎所有的士兵都因虛脫而死。在卡儂吞待了整整三年之后，經歷了極大艱辛與忍耐的馬可·安東尼努斯結束了馬科曼尼人的戰(zhàn)爭，夸迪人、汪達爾人、薩爾馬提亞人、蘇維匯人甚至每一個蠻族都曾與馬科曼尼人一起參加了戰(zhàn)爭。他殺死了成千上萬的人，又將淪為奴隸的潘諾尼亞人解放出來，隨后，他在羅馬與自己的兒子、那時已被他封為愷撒的康茂德·安東尼努斯（［Lucius］ Commodus Antoninus）一起舉行了凱旋式。國庫消耗殆盡之后，他已無法支付上述戰(zhàn)爭的軍費開支，但他又不愿意向行省或元老院征集這筆款項；于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在圖拉真廣場上將皇室器物與飾品拍賣出去，這些物品包括：金制器皿、水晶杯、螢石杯、皇后甚至他本人的絲制及金織衣物，還有許多鑲嵌寶石的飾品。這樣的拍賣持續(xù)了前后兩個月，許多金錢被換了回來。雖然如此，在取勝歸來之后，他還是把錢還給了那些想要退貨的買家；至于那些想要保留物品的買家，他也絕對不會煩擾到他們。馬可·安東尼努斯允許聲名顯赫之人舉辦同皇家規(guī)格一樣豪華的宴會并使用相同人數的侍者。他在取得勝利之后曾舉辦過相當規(guī)模的公眾慶典，據說，那時他一次用了一百頭獅子。后來，就在他以勇氣和仁義讓國家重歸盛世之時，卻在當政的第 18年辭別了人世，終年60歲。在所有人的熱烈擁護下，他被列入了眾神的行列。

后記

翻開國內介紹西方史學或古羅馬文學的著作，往往會提到，對于有作品傳世的古典時代的拉丁史學家來說，名揚四海者當屬李維（Livius）、塔西佗（Tacitus）、撒路斯特（Sallustius）；名氣稍遜者（試排列之）：奈波斯（Nepos）、愷撒（Caesar）、蘇埃托尼烏斯（Suetonius）、維勒尤斯（Velleius）、昆圖斯？盧弗斯（Quintus Rufus）、弗洛魯斯（Florus）、阿米阿努斯（Ammianus）、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皇史六家”（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奧勒利烏斯？維克多（Aurelius Victor，盡管在他名下的那四本著作中較為出名的一本是否出自本人之手尚存爭議）、奧羅修斯（Orosius）等。那么尤特羅庇烏斯之名該位列何處呢？國人對于他少有問津者，可這位生活在公元4世紀后期的古羅馬史學家在拉丁文學乃至史學領域卻有著崇高的地位。他對史實的篩選與把握影響到了后世的諸位基督教史學家，甚至中世紀的一些著名教會史家與學者都以他的著作和史料作為可以參考的依據[1]；而他工整的句式、簡潔而不失典雅的文筆，以及時而令人肅然、時而充滿感情的描寫與刻畫，讓這部涵蓋了整個羅馬上千年歷史的十卷本著作在很長一段時期里一直被作為拉丁語學習者的識讀教材而流傳至今。尤特羅庇烏斯的生平我們知之甚少，目前僅知他是瓦倫斯皇帝的機要秘書，并如他自己在書中最末所提及的那樣，曾隨同尤利安皇帝（背教者尤利安）一同出征過波斯。從這本史書的前言里我們可以看出，尤特羅庇烏斯遵從皇帝瓦倫斯之命而擇羅馬史中最重要的歷史事件編撰了這本《羅馬國史大綱》。由此，據后人推斷，此著的成書年代約在公元370年前后。根據書中提到的史實，大致可以推定該著前半部分（前六卷）依據的是李維的《建城以來史》，而后半部分（后四卷）則參考了當時帝國時代的諸多史家及傳記作家的著作，如：蘇埃托尼烏斯的《羅馬十二帝王傳》以及據說已散佚的“埃曼皇史” ，甚至最后還包括了一些親身的經歷。前后兩部分存在顯著差異：前半部分尤特羅庇烏斯幾乎都在描寫戰(zhàn)爭，以期說明羅馬是如何通過征服從一座小城發(fā)展成“拓展至整個世界的帝國”。這部分史實較為客觀，部分人物的刻畫生動鮮明。后半部分的皇史則側重于對皇帝個人生平的簡要概述，尤其著墨于帝王的個人秉性及他人對他的評價，顯然尤特羅庇烏斯的目的在于能讓自己的君主瓦倫斯“樂于追隨先人的光輝偉業(yè)，并以此來統(tǒng)馭帝國”。因此，這部分史料就不免帶上了道德說教的烙?。哼@位機要秘書開始用優(yōu)美的辭藻和迂回盤繞的復雜句式對賢君進行歌頌，而對暴君他則不遺余力地用各種史料及惡毒的詞語揭露他們的暴行。尤其讓人感到驚喜的是，這部著作的皇史部分是相當完整的，特別是對于史料極度匱乏的3世紀帝國史來說，尤特羅庇烏斯的材料具有非常特殊的價值——在某些史料方面甚至是惟一可用于參考的依據。特別是最后一卷對戴克里先及其之后歷史的記載，由于正逢這位作者身處的時代，記述較為詳盡具體，其參考價值更應值得關注，這也是這本史著得以存在的重要意義之一。當然，我們也看到，尤特羅庇烏斯在擇取史料時仍存在不可避免的主觀因素，極其個別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史實性的錯誤。譬如，他在前半部分由于過多涉及了戰(zhàn)事的描寫而遺漏了對內政的記述，以至于連一切史家都會提及的“格拉古改革”都被“忽略”了；而后半部分的皇史，這種主觀性就更明顯了，他過多地拘泥于對君王個人善惡的評判，盡管全部評價基本屬于傳統(tǒng)的道德范疇，并未徹底失去偏頗，但有個別地方，他仍會不免落入個人情感之中，而過分恭維賢君或貶低暴君。書中極個別地方，尤特羅庇烏斯對史料進行了錯誤的釋讀，如在一開始提到的努瑪王制訂的歷法，將“一年定為了十個月”，而根據現在的通常說法，努瑪王的歷法改制應該是把原本一年十個月變更為了一年十二個月。還有第九卷第二節(jié)，他提到了兩個戈爾狄安：他稱其中曾出任阿非利加總督的老戈爾狄安是另一位在羅馬被推舉為帝的戈爾狄安的父親。事實上，那時候曾同時出現了祖孫三位戈爾狄安，而他提到的老戈爾狄安總督實際上是那位在羅馬稱帝者的祖父，而第三位戈爾狄安（當時也在阿非利加）則是這位阿非利加總督的兒子。這是因為上述史實問題已在《羅馬君王傳？三戈爾狄安合傳》（Historia Augusta： Gordiani Tres）中被尤利烏斯 ？卡庇托利努斯（Iulius Capitolinus）澄清過，并且尤利烏斯還提到，那些將三位戈爾狄安寫成兩位的歷史學家主要參考了赫羅提安（Herodianus）及德克西普斯（Dexippus）的著作。[3]此外，由于該著所參考的史料的局限性，全書年份可能會與其他羅馬史家的記載存在差異，尤其個別地方出入甚大，希望讀者在閱讀和引用時能夠謹慎使用。除此之外，關于這本史書，還需特別注意到尤特羅庇烏斯在公元4世紀后半葉的非基督徒身份。雖然自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赦令》（公元313年）之后，基督教的地位得到承認，基督教時代降臨了；可是我們發(fā)現這位生活在 4世紀后期的非基督徒歷史學家在撰史的過程中，其態(tài)度仍極為公正客觀，正如之前所說，他的全部評判大體符合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至于由信仰而導致的評判問題，在這本書里基本見不到蹤影。而對于基督教本身，尤特羅庇烏斯全文上下只在最后評述皇帝尤利安的時候提過一筆 [4]，即便那一處也是為了描繪帝王的個人秉性而寫到的，其余地方則只字未提，因此后人無法確切地了解到他對基督教持何種態(tài)度。不過，對于君士坦丁大帝，他并不如稍晚的、同為非基督徒的希臘歷史學家佐西莫斯（Zosimus）那樣，過多地著墨于這位承認基督教的君主的過失——通常都認為這是由于佐西莫斯本人的傳統(tǒng)多神信仰而故意丑化那位君主，而與此相反，尤特羅庇烏斯仍或多或少地把他寫成了一位傳統(tǒng)觀念塑造下的“賢君”。同樣的情況還可以參照他對非基督徒君主尤利安和基督徒君主卓維安的評價，與之相較，佐西莫斯在對尤利安進行描述時則幾乎用盡了一切贊美之辭。面對信仰基督教的主子瓦倫斯，他還能用如此恭敬（甚至多少有些低聲下氣）的言辭獻上這部沒有基督教的著作?；蛟S在尤特羅庇烏斯的時代，至少在他本人看來，基督教取代傳統(tǒng)多神信仰而產生的劇烈沖突并未發(fā)生，甚至連基督教受到承認所帶來的影響也似乎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還沒有徹底消失，它仍可以作為紐帶，讓不同信仰的人之間進行溝通。[5]當然，這只是譯者的猜測。之所以最后提到這個話題，是因為羅馬歷史到4世紀時，正經歷一場浴火重生般的社會大變革，這場變革從經濟到政治、從制度到文化，牽扯到帝國的方方面面，而其程度之大無異于時代轉折的坐標?；浇倘〈鷤鹘y(tǒng)多神信仰作為這一變革的重要一環(huán)，就完成于 4世紀，其動因眾說紛紜（籠統(tǒng)地說，大部分人主張以基督教一神信仰取代傳統(tǒng)的多神信仰是迎合了集權大帝國的需要），而對于這場變革的結果，當時兩種信仰的沖突及演變也成為晚期羅馬史研究的重點之一。此次迻譯尤特羅庇烏斯的這部作品，希望能為鉆研該領域的學者提供些許參考。本人翻譯時使用的版本為柏林 1878年魏德曼（ Weidmann）出版的漢斯？德羅伊森（Hans Droysen）拉丁文集注本。在初稿完成后進行校訂的過程中，又有幸得到了于2008年2月發(fā)表的英文版譯本，如此使我的校譯工作有了可用于參考的對象。譯本譯名如遇常見者，諸如愷撒、奧古斯都、羅馬、迦太基等，則一律采用已約定俗成的常見中文譯名；如為罕見者，則盡量采用中文譯名常用字符根據拉丁語讀音譯出。所有地名、民族名以及歷史專有名詞，全部變更成主格的形式，按文中出現的先后順序，列在文后譯名對照表中。至于人名由于重名者較多，全部列在文后恐有礙閱讀和理解，所以再三思慮之后仍保留在文內，因此，凡在該史書中首次出現之人，一律列出原名主格。目錄上各卷的精彩提要（大事記）為林國華先生所加，深表謝意。原拉丁文的各節(jié)編號也均予保留，以方便讀者閱覽。拉丁語如其他古代語言一樣，是世界上最艱澀難懂的語言之一，我著實從未幻想過學識及資歷都尚淺的自己能有幸正式發(fā)表這部譯文。之所以能夠得到如此美滿的結局，我想除了命運女神的襄助之外，還離不開在翻譯該著過程中我曾得到過的諸位老師及友人的熱忱幫助，尤其是我的拉丁語老師、意大利文學專家白思凡博士（Stefano Benedetti， Ph. D），感謝他對我在翻譯時提出的問題總能及時且詳盡地作答；還有林國華先生，感激他能賜予機會，讓這部譯稿得以出版；以及我的朋友、首先讀到譯稿的薛弘先生，感謝他永遠以批評的眼光對待我的譯文；還有姚人杰先生、王繼雄先生、包中女士——是她在我人生陷入迷茫的時候，帶我走進了拉丁語的廣闊天空——等，沒有他們的鼓勵，是無法完成譯稿的。特別感謝該著的英文譯者布賴恩 ？吉本斯（Brian Gibbons）先生，當我針對他的譯文發(fā)信探討時，當天就得到了熱情而仔細的回復，相信假如最后缺少了同他的交流與溝通這個環(huán)節(jié)，我的譯文無法完全做到準確達意；此外，還要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毛曉秋女士和復審編輯馬曉玲女士（曉玲女士尤其指出了版本的重要性），沒有她們這本書就無法以最優(yōu)秀的面貌展現在讀者面前。當然，在翻譯過程中我得到的幫助遠不止上述這些，其他所有的親人、師長與朋友，包括那些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到我的，由于人數眾多，實難窮盡，惟在此一并稱謝。盡管如此，由于本人受制于各方面的原因，譯本仍難以做到盡善盡美，不足之處在所難免，如讀者發(fā)現譯文存在任何不當之處，還望及時提出批評，以便修正。特此感謝。謝品巍2010年12月24日

編輯推薦

《海國圖志?羅馬國史大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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