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的神話

前言

　　前言　　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決心把澳大利亞增添在亞洲地圖上。事情是這樣的，他7月末抵達文萊，在一年一度的東南亞國家聯(lián)盟外長會議上發(fā)表了講話，并提出重新繪制地圖，要把澳洲大陸直接納入東亞半球的中心?！　∪欢?，這位雄辯的外交官沒能讓所有的人都認可他的區(qū)域劃分設想。針對這一問題，馬來西亞外交部長阿卜杜拉·艾哈邁德·巴達維（Datck Abdullbh Ahmad Badawi）在回答澳大利亞新聞記者時說：“如果瞅一眼地圖，我就會不假思索地說澳大利亞不是亞洲的一部分。”“你們并不了解自己的地理構成。”　　——默里·希爾伯特（Murray Hiebert）［1］　　不論我們承認與否，人類對自身事務的每一種全球性關照都調(diào)動了元地理學（metageography）的相關知識。元地理學意味著一整套空間結構，通過它，人們構建起關于世界的知識。這些習以為常的無意識框架操控著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經(jīng)濟學、政治學，甚或是博物學的研究。［2］這本書的寫作秉持著一種信念： 對這些框架進行一次遲來的但徹底的檢討。　　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普遍的全球地理觀念在英文世界已變得空洞無物且搖擺不定，既有的方法尺度也不再勝任新的空間現(xiàn)象的組織劃分。在冷戰(zhàn)的對抗狀態(tài)中，美國人倚重三足鼎立之勢來描繪地圖；［3］　　然而，如今共產(chǎn)主義的第二世界幾乎崩潰，令人寬慰的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區(qū)分也正在被不同的經(jīng)濟增長比率所撼動。對于劃分地球的大陸組成觀念的懷疑變得更加微妙，它曾使幾個世紀以來有教養(yǎng)的歐洲人把地球的基本地理結構想像為理所當然；如今我們雖然仍采納這種大陸劃分的觀念，但對于這些大陸何在、何解的疑惑卻與日俱增。世界區(qū)域（region）或地區(qū)(area)的概念也令人困惑。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學者們習慣于根據(jù)地域研究的觀念來構思他們的全球研究；現(xiàn)在，當基金會威脅著焦點地區(qū)（area?focused）的研究，撤銷對其支持時，學者們發(fā)覺，世界區(qū)域的重要性遭到了質疑。甚至像獲得了基本的、表面上是永久的地域實體地位的民族國家，也突然顯得脆弱不堪；1989年以來，地圖繪制者們不得不對世界基本政治地圖進行多次修訂。不過，最成問題的或許是我們尤為簡易、極為秩序化的地理觀念，那種把世界作出所謂的“西方”與非西方的劃分。這一術語持續(xù)得到使用，即便在它的批評者那里也是如此。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以這種方式劃分全球的概念是偏執(zhí)與歪曲的，并已遭到猛烈譴責。　　不過，概念化帶來的危機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不同的集團都在建議劃分世界的新思路，競相為21世紀提出比較合適的地理學范疇。盡管如此，何去何從卻依然晦暗不明、眾說紛紜。許多作者用兩極方案（bipolar scheme）來取代第一、第二與第三世界的劃分范例，以富裕的北方來對應貧窮的南方。然而，這些術語的使用既不精確也不穩(wěn)定；正如1991年的那次學術會議，它關注地緣政治學而非社會發(fā)展，這次會議使用北方（North）這一范疇——不加任何注解地——來指代前蘇聯(lián)（the former Soviet Union）和它曾經(jīng)的同盟者。［4］另外一種劃分世界的方式是： 核心（core）、半邊陲（semiperiphery）和邊陲（periphery）。這一類術語最明顯地被應用于世界體系理論家與歷史學家的著作中，他們認為構造現(xiàn)代世界的基本材料是些連鎖的政治經(jīng)濟區(qū)域。［5］相反，以塞繆爾·亨廷頓為代表的一群政治理論家則宣稱，新興世界秩序中的關聯(lián)體（relevant units）表現(xiàn)為少數(shù)古老的文明形態(tài)，據(jù)稱每一關聯(lián)體都有意地一再聲明它們的同一性，甚至有可能投入與鄰人的戰(zhàn)備狀態(tài)中。［6］　　正如上述的最后一個案例提示的，就在新的提議出現(xiàn)的時候，舊的地理架構也被賦予了一種新的回旋余地。流傳甚廣的非洲中心論便是饒有趣味的一例，它實際上意味著這樣一種觀點，即社會生活基本上是沿著大陸線組織起來的。這一論點更為極端的表述是，構成非洲的不僅是互相接壤著的陸地，而且是融合為一體的人類社群，絕對與眾不同，完全位居于人類的經(jīng)驗的中心地位。萊納·切尼引導的“西方文明”的鐵桿支持者們，通常采用近似的大陸框架，盡管他們都必然地要根據(jù)地球的不同地形地貌區(qū)來確證其中心。［7］這一陣營中的樂觀派們，宣稱共產(chǎn)主義的衰落意味著“歷史的終結”，指出21世紀全世界都會看到西方自由主義與民主的特定優(yōu)勢。［8］另一些人持有比較悲觀的看法，認為自由主義與民主縱使不走向滅亡也將處境維艱。本雅明·巴伯構想了一個未來，一個由反民主的、道德敗壞的全球資本主義系統(tǒng)聯(lián)結而成的“大世界”（McWorld）。但是，這個“大世界”同時也為蔓延開來的種族主義“圣戰(zhàn)”（jihads）所借用。［9］在一篇載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的富有影響的文章中，羅伯特·卡普蘭同樣斷言一個“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tài)”： 支配世界的，不是穩(wěn)固的資本主義中心或者古代文明，而是毒品集團、黑手黨、私家安全局組成的“影子似的觸角”（shadowy tentacles）。接著，卡普蘭提倡一種新的繪圖法，能夠作為“無秩序的持續(xù)轉化著的表現(xiàn)”。［10］然而，另外一些思想家仍然相信，無處不在的混亂完全否決了繪圖的意義可能性。乘著后現(xiàn)代主義者的旋風，學術上的進展表明“游牧文化”（nomad culture）的興起和模糊邊界的跨越，這些無不暗示了元地理學的特質已經(jīng)變化莫測。［11］　　在差異的背后，所有的這些方法都擁有一個特性： 對于已有的元地理學結構抱有很深的懷疑主義。［12］懷疑主義是值得肯定的，這有兩個原因： 首先，左右我們的人類社會基本的空間圖景顯然是有缺陷的，在人類探究的每一個領域、每一項研究中都附帶著令人困惑的結論。其次，不考慮空間表述上的絕對精確，元地理學也形成了一套意識形態(tài)結構。矛盾之處在于，意識形態(tài)中海洋的變化通常伴隨著對元地理學范疇的質疑——或者，試圖有意識地闡明全球新圖景的人通常構成了信仰新圖式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恰恰來源于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權力。不過，關于地球劃分的古老的地理學觀點已經(jīng)顯示出驚人的頑固，甚至是在試圖擺脫它的人們中間也是這樣。此外，特定的概念是不夠用的，我們可以拭目以待。問題僅僅以一種特殊而零碎的方式被提出來。系統(tǒng)化的元地理學已然表現(xiàn)為以維系知識分子的討論與爭論為主題。對舊地理學觀念的缺陷的揭示和更新，依然缺乏系統(tǒng)而有力的成果，因此這些觀念一如既往地束縛著我們的想像?！　∪绻f元地理學尚未在我們的國家事務中體現(xiàn)出顯著的地位，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在地理學的學科設置上，還存在著制度性的缺陷。在這個國家，對地理學的忽視是如此普遍，以致那些徹底的地理學文盲遮蔽了我們?nèi)虻乩韺W概念的破碎。［13］戰(zhàn)后，根據(jù)多數(shù)人的主導意見，美國教育把地理學僅僅作為輔修科目。從那以后，多數(shù)人對世界所知甚少，而在試圖理解其基本結構時又極易犯錯，這也就不足為奇了。美國報紙用令人矚目的大字標題公開批評了我們的學生們對最基本的世界地圖的無知，這并不是夸張。即便在聲望甚高的大學，也會發(fā)現(xiàn)這樣的情況： 一個四年級學生面對世界地理略圖，將會無意地把亞洲定位在伊比利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上。［14］　　學生們不應當承受所有的指責。大多數(shù)美國大學生從來就沒有正式地學習過地理學。因為20世紀60年代，在一種認為記憶性的學科會使年輕人的頭腦變得愚笨的理論影響下，多數(shù)小學和中學就已經(jīng)停止了地理學的講授。這種誤導性的實驗造成的遺憾的結果現(xiàn)在已經(jīng)充分地顯現(xiàn)出來，廣泛的改革也已經(jīng)努力付諸實踐。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謝國家地理學會（National Geographical Society）和美國地理學家協(xié)會，他們促成了基礎性的地理教學逐漸回歸到美國中小學教育之中。［15］父母們看來對此也有所回應，制圖玩具和游戲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一個逐步增長中的輔助產(chǎn)業(yè)。然而，在大學這一層次，情況依然嚴峻。在多數(shù)美國排名最高的大學中，地理學是一個邊緣學科，不但缺席并且受到其他學科的威脅。因此，我們需要在作為一門學科的地理學缺乏制度支持時，重新審視我們對于世界地理的基本看法，以對這種情形做出有效的回應。 　　當我們談到世界區(qū)域學或全球地理學這一直接涉及我們?nèi)绾卫斫獾厍虻姆种W科時，問題就尤其嚴重了。不僅教育水準極低，而且世界地理根本就不被視為一門具有智力含量的學術性科目。雖然美國地理學家協(xié)會擁有一大串的專家名錄，也不足以否認這一現(xiàn)狀。畢竟，專家名錄只代表地理學研究的活躍的前沿領域。雖然諸如“老齡化地理學”“圣經(jīng)地理學”以及“娛樂、旅游和體育地理學”這些分支學科都已經(jīng)被制度化地納入正式的研究領域中去，但是，全球地理學仍然遭受冷落。在美國大學的頂尖地理學系，“世界區(qū)域”之類的課程被認為只適合作為補習課程給初學者開設。在少數(shù)學校的課程表上，這些課程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全球地理學被忽視為只是一個研究領域，因此即使在那些為學生開設了此門課程的學校里，其講授方式往往也是過時的。世界區(qū)域地理學的課本，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充斥著這一學科以往的錯誤： 用已被否認的1920年代環(huán)境決定論思潮下土壤地基情況來編制1950年代的區(qū)域特性目錄。所以，多數(shù)美國大學畢業(yè)生對世界的概念如此模糊，一點也不奇怪?！　∵@種秩序上的制度性失誤并不容易處理。然而，一種可能的途徑是，揭示出美國人對世界的主導觀念的偏差： 追溯傳統(tǒng)元地理學是如何形成并發(fā)展出這種主導觀念，并分析這些觀念是如何繼續(xù)把我們引入歧途的。本書做的正是這樣的嘗試。我們的起點立足于這樣一個前提之上： 無論是門外漢還是學者們，都同樣未經(jīng)批判地接受了一整套便利然而無效的地理神話，這一神話植根于對全球空間圖式毫無依據(jù)的簡化上。我們特別清理出四種彼此關聯(lián)的錯誤觀念，它們植根于英語世界中混亂的元地理學： 大陸的神話、民族—國家的神話、東方與西方的神話以及地理一致性的神話（比如，認為那些全然迥異的現(xiàn)象顯示出空間上的同一變化）。我們會進一步指出，這些觀念的存在不僅是出于天真的“誤解”，還常常是某種意識形態(tài)權力的工具。外交家們、政治家們、軍事戰(zhàn)略家們使用元地理學結構并不比學者們和記者們少。這些政治家們在為公共想像提供一幅全球結構圖景方面，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要遠遠大于關注該領域的學者。正如我們應當看到的，世界上某些最基本的，或是想當然的世界“區(qū)域”都是由軍事思想家們首先確定的?！　∫虼?，我們現(xiàn)在需要花費主要的精力，去檢驗當前美國使用的主流元地理學觀念的智識基礎。我們的目的是要研究全球地理學概念是如何運作的，不僅包括它們是如何影響了關于世界的話語系統(tǒng)，還包括它們是如何引導著現(xiàn)實政策。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細致考察大量的地理學概念，追溯它們的知識學歷史，同時考量它們在學術和大眾話語中的當代用法。然而，我們首先要承認，這種追根溯源的努力探索還是不徹底的。因為，首先我們的研究范圍主要限制在處于支配地位的地理學思想的歐—美模式，我們關注的要點也依然局限于以歐亞大陸為代表的傳統(tǒng)。此外，我們的探索僅僅涉及了幾個層面，但有關元地理學觀念是如何在國際權力政治領域發(fā)生作用，這一方面還值得做出更為充分的討論。最后，對于其他不同的元地理學框架的發(fā)展，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不過，我們的結論可以勾勒出一套指導方針，以此來重構宏觀區(qū)域框架，也可以為將來的研究確定出一系列具有研究前景的領域。要創(chuàng)立一種真正具有批判性的元地理學還需要廣泛的集體努力。因此，從很多方面來說，目前的研究還是不徹底的。它的目的主要是讓那些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引起關注，而不是提供某種確定的答案。如果本書能夠成功地引發(fā)爭論，并激發(fā)進一步的探索，那么它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懽鬟@本書的歲月里，我們擁有著三所大學不同的知識經(jīng)驗。如果沒有這三個讓我們彼此相遇相知的研究團隊的集體付出，這本書就不會以今天的面貌得以呈現(xiàn)?！　≡趩讨巍とA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喬爾·庫帕斯（Joel Kuipers）對該研究計劃的概念定位給出了有價值的初步評論；唐·維梅爾（Don Vermeer）表達了對計劃完成的興趣；瑪麗·普萊斯（Marie Price）對我們特別有幫助，提供了新的資料來源，并對我們用于非洲和拉丁美洲討論的概念進行修正，她還與我們分享了正在寫作中的著作里的洞見。對喬治·華盛頓大學所有這些同事，我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覀冊邴湹线d(Madison)的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短暫逗留也對這個研究計劃產(chǎn)生了重要作用。感謝威斯康星州立歷史學圖書館的職員們，為我們接觸他們館藏的豐富的世界地圖提供了便利。在威斯康星地理學系，我們受益于和丹·多普斯（Dan Doeppers）、羅伯特·塞克（Robert Sack）、段義孚（Yi?Fu Tuan）、蓋瑞·克恩斯（Gerry Kearns）（現(xiàn)在劍橋）等人的討論，尤其是馬克·貝森（Mark Bassin）（現(xiàn)在倫敦大學學院），他熱情地與我們分享了他關于俄羅斯的元地理學定位的分析。我們同樣感謝研究生們?yōu)槲覀兲峁┝擞幸娴膯l(fā)，特別是克里斯汀·布蘭斯特羅姆（Christian Brannstrom）和瓦倫蒂諾·伯格若夫（Valentin Bogorov）。其他還要單獨感謝的威斯康星同事，包括安德烈·溫克（Andre Wink），感謝他關于印度洋世界（Indian Ocean world）的百科全書般的知識；艾德·弗里德曼（Ed Friedman），感謝他關于中國和全球政治經(jīng)濟的深刻分析；以及柯琳·鄧利維（Colleen Dunlavy）和羅納德·拉達諾（Ronald Radano），感謝他們深刻的問題和全面的幫助?！　∥覀兊玫降淖畲髱椭鷣碜远趴舜髮W。區(qū)域比較研究工作室（the Workshop in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對基本元地理學進行批判的論壇，因此有些問題可以先于本書在這里得到討論。雖然并不是小組的所有成員都認可我們的立場，但是這個工作室及其非正式的讀書會認真地提出了區(qū)域比較研究的真正意義這樣的問題，有助于我們在寫作本書之前更精確地設計我們的議程。感謝柯尼·布萊克摩爾（Connie Blackmore），她在組織這些會議方面給予我們的幫助和善意；感謝布魯斯·勞倫斯（Bruce Lawrence），他為論壇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持，我們還要感謝他對我們的初稿提供了支持和實質性的回應，感謝他在伊斯蘭文明的地理學方面提供的洞見，也感謝馬歇爾·霍奇森在知識規(guī)劃上的幫助。約翰·理查德（John Richards）分享了他的知識以及在區(qū)域研究的一般領域，尤其是在南亞研究領域的敏銳闡釋。詹姆斯·羅爾斯坦（James Rollston）對我們關于德國的元地理學闡釋方面提供了有價值的評論；瓦爾特·米格諾羅在關于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概念方面給我們教益甚多。我們還要感謝傾聽并參與我們討論的杜克大學的其他同事和友人，特別是安妮·阿里森（Anne Allison）、文森特·康奈爾（Vincent Cornell）、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瓦桑特·凱沃（Vasant Kaiwar）、麗貝卡·卡爾（Rebecca Karl）、蘇薛塔·瑪祖達爾（Sucheta Mazumdar）、查爾斯·畢奧（Charles Piot）、亞力克斯·羅蘭（Alex Roland）、蘇?！ど６鳎⊿usan Thorne）、克里斯蒂娜·圖斯特（Kristina Troost）和彼得·伍德（Peter Wood）?！　⊥瑯痈兄x美國和世界上其他支持了這個研究計劃的人們。諾曼·李維特（Norm Levitt）和米拉·南達發(fā)起了關于科學、理性和“西方文化”的持續(xù)性討論。維克多·利伯曼分享了他在地理學和早期現(xiàn)代性領域的非凡的博學。保羅·斯塔斯（Paul Starrs）已經(jīng)是我們老朋友和同事；詹姆斯·海尼斯（James Hynes）幫助我們保持了在學術研究方面努力探索的信念。感謝萊斯·朗特里（Les Rowntree），他為我們的研究計劃中關于全球地理學教學水平的反思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持以及他溫暖的友情。保加利亞地理學家學會（Bulgarian Academy of Geographers）的成員們（尤其是瑪瑞安·尼科洛娃（Marianna Nikolova））在我們關于他們國家的（元）地理學情況方面給予了大量的啟發(fā)?！　”緯淖詈蟪尚卧诤艽蟪潭壬弦兄x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的關心和指導。亞歷山大·墨菲和兩位匿名評審在對原稿的改進方面提出了具有探索意義的問題和深入的建議。希拉·利文（Sheila Levine）、勞拉·杜瑞希（Laura Driussi）、蘇·海爾曼（Sue Heinemann）和瑞切爾·伯克騰（Rachel Berchten）專業(yè)地指導了這本書的出版。同樣感謝喬·斯庫勒（Joe School）以及UMBC的制圖員。　　最后，我們要一如既往地對我們的家人致以最深的感謝。

內(nèi)容概要

　　“跨文化研究譯叢”第二本，提出“地理是文化構成的”這一命題。不管是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經(jīng)濟學、政治學，都涉及到人們組織世界知識的空間結構問題。作者對我們通常認為理所當然的地理學概念進行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地緣政治文化的解讀。

作者簡介

　　馬丁·E. 劉易士（Martin W. Lewis），斯坦福大學高級講師，曾任教于喬治·華盛頓大學和杜克大學。當前研究方向為全球空間關系的核心-邊緣模型，主要關注其在菲律賓和世界歷史問題上的應用。曾出版Green Delusions: An Environmentalist Critique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1994）和Wagering the Land: Ritual, Capital,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the Cordillera of Northern Luzon, 1900-1986（1992）等?？▊悺. 魏根（K?ren E. Wigen），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東亞歷史地理、日本的早期現(xiàn)代性、想像地理學等。曾出版Malleable Map: Geographies of Restoration in Central Japan, 1600-1912（2010）和The Making of a Japanese Periphery（1995）等。

書籍目錄

前言
導言
第一章　大陸體系結構
第二章　東方和西方，以及東部和西部的空間概念
第三章　東方和西方，以及東部和西部的文化構成
第四章　歐洲中心主義與非洲中心主義
第五章　歷史想像中的全球地理
第六章　世界區(qū)域：另一種可選擇的方案
結論　邁向一種批判的元地理學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章節(jié)摘錄

　　大陸體系的演變　　根據(jù)當代的用法，大陸被理解為彼此連續(xù)且獨立的大面積陸地，并且大陸間最好由寬闊的水道相互分隔。雖然如此，這種起源于古代的大陸概念既缺乏歷史的穩(wěn)定性，又出人意料地未經(jīng)驗證，并且對相互間必要的自然間隔的尺度和面積也從未作出規(guī)定。眾所周知，直到本世紀中葉，(指20世紀?！g者注)七大洲體系才正式出現(xiàn)于美國小學的歷史教程中?！　」诺鋾r期的范例　　根據(jù)阿諾德·湯因比的觀點，最初的洲際區(qū)分來自古希臘的水手，正是這些水手對起始于愛琴海，經(jīng)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馬爾馬拉海(the Sea of Marmara)、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刻赤海峽（Kerch Strait），最終到達亞述海（Sea of Azov）的復雜內(nèi)陸水道兩側的陸地分別賦予了歐洲和亞洲的概念。［1］當希臘最早的哲學家們——米利都的愛奧尼亞人(Ionians of Miletus)將這條水道指定為他們世界中的兩塊大陸的分界線時，該水道便成了大陸體系的核心。稍后，利比亞（或非洲）的加入最終形成了三大洲的體系格局。［2］基于這種格局，愛琴海自然而然地成為希臘人觀察世界的中心，亞洲實質上是指愛琴海東部的陸地，［3］歐洲指其西北面的陸地，利比亞則指其南部的陸地?！　∵@個方案的反常之處看上去來自橫跨了愛琴海東西兩岸的希臘文明自身的中介地位。湯因比曾指出，希臘的中部居民利用歐亞分界線來貶低他們的愛奧尼亞近親，并認為愛奧尼亞人屈從的“亞洲人”（波斯人）的統(tǒng)治與他們諂媚討好的歐洲人的自由形成了強烈反差。［4］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希臘思想家都視自己為歐洲人。他們中的一些人顯然把歐洲作為北部（非希臘地區(qū)）色雷斯人（Thracia）領土的同義詞來使用。［5］換句話說，他們認為歐洲包括希臘大陸部分，但不包括島嶼和伯羅奔尼撒半島（Peloponnesus）部分。［6］還有其他一些人——特別是亞里士多德——將希臘“人種”完全排除在大陸體系之外，理由是，希臘的特性正如希臘領土本身一樣，處于歐亞的“中間位置”。［7］因為希臘人傾向于將大陸視作自然實體，并很少考慮文化和政治因素，所以這些爭議中無論哪個都有些偏技術性。［8］當他們概述不同大陸的居民時，他們的討論常局限于歐洲人和亞洲人之間的對比，而利比亞則因被認為太小、太過貧瘠而不值一提。　　對于那些地理知識僅局限于愛琴海（Aegean）、東地中海和黑海（Black Sea）的人們來說，希臘的兩大洲或三大洲體系確實具有實用價值。但到了公元前5世紀，這種大陸體系隨意性便凸現(xiàn)出來。希羅多德尤其對傳統(tǒng)的三大洲體系不斷提出質疑，甚至在使用這一體系時，他批評希臘地理學家們過于依賴一種假想的情形，試圖通過精致的地理理論模型，而不是通過基于勘探和游歷的實證繪圖法來理解世界，［9］從而導致了他們過度的理論性傾向。希羅多德批評的有問題的地理學特征便是以尼羅河（Nile）分界來劃分亞洲和非洲，這種劃分方法明顯將作為整體的埃及一分為二了。［10］畢竟，如他所說，亞洲和非洲以及歐洲事實上是彼此相連的：“另一個一直困擾我的問題是，為什么事實上是一個整體的大陸被分別賦予了三個不同的女性名稱；并且，為什么將尼羅河與斐西斯河（Phasis），或者根據(jù)一些人的觀點，將麥奧提斯湖的塔納伊斯河（Maeotic Tanais）以及西米里地峽(Cimmerian Strait)確定為分界線；另外，我也不明白是誰首先標記這些分界線，以及他從哪里得到的這些名字？”［11］　　類似的評說及其共鳴貫穿了整個古典時期，并且使人們不斷意識到這些范疇是被建構出來的。斯特拉波在公元前1世紀注意到“針對大陸問題爭議頗多”，一些作者認為是島嶼的，其他人則認為是半島。此外，他還指出“在為三大洲命名時，希臘人只考慮了他們自己的國家以及與他們相對的地方，而沒有將世界作為一個整體考慮……”［12］在羅馬時代，學術界依然沿用該大陸體系，并且在非正式場合使用歐洲和亞洲的概念表示帝國的東西兩部分。［13］在軍事方面，則使用europeenses來更準確地表達西部地區(qū)，［14］而亞洲則在一種更為本土化的特定意義上用來指代羅馬帝國在西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政治分支。　　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體系　　在希羅多德之后約兩千年，劃分世界的三大洲體系繼續(xù)引導著歐洲的知識想像，并于古典時代的晚期，在早期基督教作家將其引入諾亞繼承者三分天下的故事之后被進一步強化。根據(jù)拉丁文圣經(jīng)譯者圣·哲羅姆（St.Jerome）（約卒于公元420年）的說法，“諾亞將世界的三個部分，即亞洲、非洲和歐洲分別給予他的三個兒子閃（Shem）、含（Ham）和雅弗（Japheth）繼承”。［15］這種提法的優(yōu)點是用閃的長子身份解釋了亞洲大陸的寬廣，［16］同時也為希臘人三分天下的觀念賦予了宗教意義。這種被神圣化了的大陸體系模式此后幾乎未經(jīng)變動，并一直持續(xù)到了現(xiàn)代初期?！　≈惺兰o的歐洲因此繼承了古典時期的世界地理觀念，只不過為其披上了一件經(jīng)久不衰的神話外衣。盡管最優(yōu)秀的希臘地理學家在承認傳統(tǒng)的大陸概念基礎上，強調(diào)用紅海（Red Sea）作為亞洲和非洲的分界線會比尼羅河更為合適，［17］但這種提法在古典時代的晚期和中世紀早期卻經(jīng)常不敵其反對者。馬提諾斯·卡布拉（Martianus Capella）編輯的知識已成了標準的中世紀教材，［18］他認同將世界分為歐洲、亞洲和非洲三部分，后兩者以尼羅河為分界線，并將這種劃分奉為真理。［19］其他同時期的頗具影響的百科全書編纂者，如伊西多爾（Isidore）和塞維利亞（Seville）也持相同的觀點。［20］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時期，傳統(tǒng)的希臘地理學體系則漸漸衰落。歐洲（無論以何種形式表達）有時候被用來指拉丁基督教界法蘭克人土地上的新興文明，并時而對比于東部令人日益驚嘆的亞洲。［21］事實上，加洛林王朝和奧托王朝(Ottonian)(德國)的支持者，以及教皇都將歐洲這一概念作為“上等頌詞，（和）文化象征”。［22］但直至中世紀晚期，正式的大陸體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僅限于晦澀的地理學研究領域，而在一般的學術探討中則鮮有提及。［23］在中世紀歐洲人的游歷知識和神話傳說方面，非洲尤其不引人注目。由于錯誤地認為非洲土地面積不大且主要是沙漠，所以在當時南方大陸被認為地位低下而被忽略。［24］　　當然，學術性的地理學研究又是另一回事，這一領域保留了希臘的三大洲體系，并在摒棄了所有那些所謂的影響空間準確性的內(nèi)容后，將其抽象為一個世界地理模式。中世紀著名的“TO”地圖將世界描繪成一個十字形，深刻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空間神學觀。十字形標記（被描繪成在世界圓周內(nèi)的T字形）代表劃分歐洲、亞洲和非洲的水域；在某種意義上，大陸充當了神圣的十字形標記的背景。大多數(shù)情況下，尼羅河都依然被作為劃分亞洲和非洲的分界線。在此，古典的權威與神學的神圣相互協(xié)作，將實證性的歪曲轉化為一種意味深長的世界秩序表述。［25］　　在文藝復興時期，隨著希臘和羅馬知識的復蘇，舊有的大陸體系也重獲新生，并被賦予了前所未有的科學權威性。［26］例如，16世紀德國著名的地理學家塞巴斯蒂安·明斯特提出了“將舊大陸以頓河（Don）、地中海和尼羅河為界分割為三部分的古老劃分方法”。［27］盡管在希羅多德之后的若干世紀里，知識的積累已相當可觀，但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對這些古老的分界線沒有提出任何質疑。相反，正是在這一時期，該大陸體系成為對不同的人類社會進行分類時依據(jù)的權威。［28］　　大陸體系地位能被提升至不容置疑的真理的高度，部分地取決于當時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契機。在14和15世紀，正當對古典作品進行價值重估的時候，25基督地理學在幾個陣線上即刻發(fā)生了動蕩。土耳其人對其東南邊境地區(qū)的征服導致了滯留在小亞細亞地區(qū)的基督教社群的撤退；而基督教在東北部的統(tǒng)治與同化行動擊敗了波羅的海（Baltic）地區(qū)最后的異教徒；同時，人道主義思潮的興起，成為天主教文化內(nèi)部的一股離心力量。這些歷史事件共同成就了希臘大陸體系的重新崛起。一方面，基督教自東南向東北方的移動，使基督教世界的邊界漸次與古希臘意義上的歐洲相重合（盡管并非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人文主義學者開始尋求一種世俗的自我定位。經(jīng)歷了這幾個世紀的動蕩，主要用來指代西方社會的基督王國的地位最終為歐洲取代。［29］　　當西方基督徒在15世紀開始自稱歐洲人時，大陸體系便作為整體開始被廣泛使用了。但不久之后，歐洲和宗教界之間全新的（也是部分的）地理一致性便又一次發(fā)生偏移。由于土耳其人的持續(xù)進攻，加之東部和西部基督教傳統(tǒng)的最終分離，導致了東南部歐洲幾乎完全脫離了日益自覺的歐洲文明圈。［30］　　舊世界，新大洲當歐洲人跨越大西洋后，才漸漸發(fā)現(xiàn)他們的三大洲體系并沒有形成完整的世界模式。顯然，必須通過某種方式對這個單一的“新大陸”加以考慮。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后，三大洲體系并未立刻升級為四大洲體系，而是首先在知識層面上創(chuàng)造性地將美洲定性為一塊獨特的陸地，從而使其在地理意義上，而不是在文化上與其他大陸對等。［31］根據(jù)伊維塔·澤魯巴威爾所說，這個再概念化過程整整花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部分原因是它帶來的可怕的“宇宙學震驚”（cosmographic shock)。［32］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nèi)，許多歐洲人對這一事實完全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tài)度。遲至1555年，一本大受歡迎的法語地理教科書《世界的劃分》（Division du Monde）聲稱，整個世界由亞洲、歐洲和非洲組成，卻對美洲只字未提。［33］西班牙帝國則在更長的時間內(nèi)否定其大洋彼岸殖民地的大陸地位。根據(jù)瓦爾特·米格諾羅所說：“卡斯蒂利亞人（Castilian）的（遺留的）‘印度群島’概念被持續(xù)使用至殖民帝國末期；26直到18世紀末‘美洲’概念才開始被持獨立主義論的知識分子所使用?！保?4］然而早在16世紀初，葡萄牙宇宙學家杜亞爾特·帕切科（Duarte Pacheco）及其德國同行馬丁·瓦德辛穆勒（Martin Waldseemuller）已經(jīng)在地圖中賦予了美洲以大陸的地位。［35］然而根據(jù)這一時期的制圖慣例，新大陸像非洲那樣被區(qū)別對待，給予它一個較之亞洲和歐洲更為低劣的地位。［36］事實上直到17世紀，世界地理學至少承認了美洲“四分天下有其一”的說法。　　上述情形說明了，接受大洋彼岸的大陸，并不是僅僅將其添加在現(xiàn)有大陸體系結構中那么簡單。正如埃德蒙多·歐·高曼明確指出的那樣，“把未知大陸納入現(xiàn)有的大陸體系中，要求對歐洲宇宙學進行一個根本的重構”。［37］在舊概念中，歐洲、非洲和亞洲通常被認為是組成了一個單一且互相連接的“世界島”（the Orbis Terrarum），并推測在南半球的對應位置也存在一個這樣的——“世界島”（Orbis Terrarum）——但同時又假設在它構成的獨立世界里，如果真有的話，可能居住著另外一些有著完全異樣的智慧的生物。鑒于美洲人跟其他人類的情形相同，［38］從而說明了美洲應該是人類世界的第四部分，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另類世界。因此，從本質上說，是人類學數(shù)據(jù)顛覆了被構建的宇宙學秩序。　　美洲大陸雖然距離遙遠，卻居住著屬于人類社會的居民。從長遠來看，它的發(fā)現(xiàn)將不可避免地粉碎“世界島”體系。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里，世界主要大陸間的關系都呈現(xiàn)為日趨分離而非整合狀態(tài)。1570年，奧特利埃將世界劃分為四個組成部分，但在他的世界地圖中卻沒有強調(diào)各部分之間的分界線，并且一些區(qū)域性地圖有時候還跨越了“大陸”分界線。［39］到了17世紀晚期，大多數(shù)世界地圖都清晰地區(qū)分了世界主要大陸并配有相應的區(qū)域性地圖。［40］換句話說，古希臘的一元人類區(qū)域觀念被組構它的幾塊大陸瓦解，與這一觀念相關的“與世隔絕”如今諷刺性地成為界定其自身的特征。雖然人們已對“世界島”概念不以為然，但從今以后，用于劃分世界的界線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重視，成為一種絕對的尺度。在這個時段，地理測繪的精確度有了引人矚目的提高，然而，世界劃分的概念化卻變得如此僵硬，以致帶來了一次明顯的觀念退化。"　　……

媒體關注與評論

　　在這本書中，馬丁·W.劉易士和卡倫·E.魏根告訴了我們一個很有趣又很有信息含量的方式讓我們重新看待我們想要看到的世界。　　——紐約時報書評版

編輯推薦

　　1. 你如何劃分世界，完全取決于你站在哪里。地圖告訴我們的世界，只是我們想要看到的世界。為什么歐洲人把他們那小小的半島稱為“大陸”，卻把印度和中國的廣袤地域視為“次大陸”？與此同時，印度的地圖繪制師則將南亞描畫成世界上最大的陸地，而歐洲卻只是個邊緣的“戴著帽子的小島”。　　2.作者大膽地揭露了地理學科中的“民族中心主義”，給出了全新的世界劃分方式——打破“大陸”的神話，建構“區(qū)域”概念，根據(jù)語言、文化和種族標準重新描繪世界——它會讓你不再以過去的方式，面對你眼前的世界地圖。　　3.如果你一直認為地理是一門客觀的學科，那么在讀完此書之后，你就會對此有新的考量?！　〉貓D告訴我們的世界，只是我們想要看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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