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共12卷 22冊

內容概要

《中國通史》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結合中國歷史進程的實際，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關于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論認識。這些認識貫穿于全書之中，而在《導論》卷作了系統(tǒng)的和充分的闡述?！秾д摗钒耪?，闡述了以下問題：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歷史；歷史發(fā)展的地理條件；人的因素，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國家和法；社會意識形態(tài)；歷史理論和歷史文獻；史書體裁和歷史文學；中國與世界。對這些理論問題，《導論》卷都是以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為指導，從中國歷史和中國史學的發(fā)展中總結出來并加以闡述的?！秾д摗肪碜⒅刂v理論而不脫離史實，舉史實而提升到理論。因此，讀來容易理解而多有啟發(fā)。    《中國通史》包含經濟、政治、民族、軍事、文化、中外關系、歷史人物等多方面內容，史料翔實，讀來使人產生厚實、凝重之感。尤其應當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數民族的歷史都放在中國歷史進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闡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中華文明的歷史業(yè)績；它把科學技術同生產力的發(fā)展狀況結合起來闡述，反映出科學技術在推進生產力發(fā)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現出從先秦至近代各個歷史時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國歷史更加生動、更加引人入勝地反映在讀者面前。如第十二卷“近代后編”傳記部分，就寫出了50多人的傳記。至于資料的翔實，各卷都很突出，同時也各有特點。以第八卷“元時期”為例，其“序說”部分凡八章，依次是：漢文資料；蒙、藏、回鶻文資料；國外資料（含波斯文資料、阿拉伯文史料、歐洲文字史料、亞美尼亞文資料、敘利亞文史料、俄日文資料）；明清兩代的元史著述；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進步；建國以來的蒙元史研究；國外的蒙元史研究；本書編寫旨趣。這240頁的文獻概述，足以表明本書編撰的堅實的史料基礎。有的學者讀后，贊嘆不已。    《中國通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對此，我們至少可以從兩方面去估量，一方面是政治家的評價，一方面是史學家的評價。

作者簡介

白壽彝是河南省開封市人，我國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1925年至1927年，就讀于上海文治大學和中州大學（今河南大學）；1929年考入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讀研究生，學習中國哲學史；1932年畢業(yè)后，陸續(xù)創(chuàng)辦和主持了《晨星》、《伊斯蘭》、《大河雜志》

書籍目錄

中國通史1：第一章 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歷史  第一節(jié) 關于中國民族史撰述的回顧  第二節(jié) 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現狀  第三節(jié) 統(tǒng)一的多民族歷史的編撰第二章 歷史發(fā)展的地理條件  第一節(jié) 地理條件與歷史發(fā)展  第二節(jié) 中國地理條件的特點及其與中國歷史發(fā)展的關系第三章 人的因素，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  第一節(jié) 作為直接生產者的人  第二節(jié) 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第四章 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  第一節(jié) 生產關系  第二節(jié) 階級結構和階級斗爭第五章 國家和法   第一節(jié) 國家性質和政權形式  第二節(jié) 國家的職能  第三節(jié) 法第六章 社會意識形態(tài)  第一節(jié) 馬克思主義關于意識形態(tài)的學說  第二節(jié) 中國哲學、社會政治學說的歷史發(fā)展  第三節(jié) 中國哲學、社會政治學說的特色第七章 歷史理論和歷史文獻  第一節(jié) 歷史理論的探索  第二節(jié) 歷史文獻和歷史文獻學第八章 史書體裁和歷史文學  第一節(jié) 史書體裁的綜合運用  第二節(jié) 多體裁配合、多層次地反映歷史  第三節(jié) 歷史文學第九章 中國與世界  第一節(jié) 中國歷史的特點  第二節(jié) 中國史和世界史附錄一 中國歷史上的十二個方面346個問題附錄二 新增少數民族自治地方重印后記中國通史2中國通史3中國通史4中國通史5中國通史6中國通史7中國通史8中國通史9中國通史10中國通史11中國通史12中國通史13中國通史14中國通史15中國通史16中國通史17中國通史18中國通史19中國通史20中國通史21中國通史22

媒體關注與評論

　　史學體系的重大創(chuàng)新——白壽彝先生主編《中國通史》成就略論　　陳其泰　　這部歷時二十年而最終完成的巨著，以其用馬克思主義作理論指導的鮮明性，以其內容極為宏富、探討幾千年中國歷史各方面問題所達到的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以其編撰體裁的重大創(chuàng)新和科學性、時代性，獲得了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 “積一代之智慧”的巨著 白先生主編的這部《中國通史》，上起遠古時代，下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囊括了中國幾千年歷史發(fā)展中政治、經濟、民族、軍事、學術文化各個方面，全書共12卷22冊，約1400萬字，堪稱是本世紀最大的史學工程之一。白先生從70年代后期起就醞釀編寫《中國通史》，他曾多次出國訪問而很有感觸，深感編纂一部內容宏富，與我們民族悠久的文明和大國的地位相稱，具有高度科學性的《中國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這部通史要表達出深刻的歷史感和鮮明的時代感。1979年正式提出設想并開始啟動。白先生倡議和主持的這一大型項目得到北京師范大學和全國許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單位的支持。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詣高深的知名學者共襄盛舉，他們之中有：王振鐸、蘇秉琦、徐喜辰、斯維至、楊釗、高敏、安作璋、何茲全、周一良、史念海、陳光崇、鄧廣銘、陳振、陳得芝、王毓銓、周遠廉、章開沅、林增平、龔書鐸、王檜林、邱漢生、劉家和、何紹庚等。由白先生和這些知名學者組成全書編委會，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擔任了分卷主編，參加全書撰稿的學者共有 500余人。由白先生總攬全局，提出全書的總體設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動和組織措施，各分卷主編精心實施，有關的眾多專家通力合作，終于完成了這一浩大的工程，被學術界稱譽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壓軸之作”。 多卷本《中國通史》對于推動中國史學發(fā)展的重大意義，首先就在于它是集中了一代人智慧而成的巨著。王毓銓先生為《中國通史》的完成寫有兩句賀詩：“積一代之智慧，備百世之長編”。前一句，中肯地講出這部巨著的時代意義，它匯聚了史學界一代人的智慧，是集體的認識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結晶。后一句，中肯地講出其深遠影響，由于這部巨著凝聚了一代人的心血，多少年之后人們若要深入地研究或重新編著中國通史，這部書都是必備的參考和重要的依據。 薈萃了眾多名家、數百位學者的智慧和心血的《中國通史》，的確因它集中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而為世人所矚目。譬如，第一卷導論卷是由白先生和其他多位專家撰寫的，對中國通史編纂的重大理論問題作了系統(tǒng)而深刻的論述。首章“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歷史”由白先生親自撰寫，以8萬字的篇幅，論述“關于中國民族史撰述的回顧”、 “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現狀”、“統(tǒng)一的多民族歷史的編撰”三個有關通史編撰的全局性問題，作為全書的重要理論指導。擔任以下8 章撰寫的作者中有知名學者邱漢生、劉家和等。第二至四章，論述歷史發(fā)展的地理條件，人的因素、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提出了“地理條件的復雜性和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多種生產關系的并存”等重要論點。五、六兩章論述“國家和法”、“社會意識形態(tài)”，闡發(fā)了關于國家的社會職能和統(tǒng)治職能、中國思想史上唯物主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社會政治思想的革新進取精神、人性論及道德學說的豐富遺產等重要理論問題。七、八兩章論述“歷史理論和歷史文獻”、“史書體裁和歷史文學”，探討了歷史的客觀性和可知性，史書體裁的綜合運用，多體裁配合、多層面地反映歷史等問題。第九章“中國與世界”，論述了中國歷史和文明發(fā)展的連續(xù)性，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等極有價值的問題。在一部中國通史中，用整卷的篇幅來論述理論問題，這還是首創(chuàng)。綜觀導論卷的全部論述，有許多是加強了過去理論研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如歷史地理的理論、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等），更有許多是開創(chuàng)性的研究（如關于中國民族史撰述的回顧、統(tǒng)一的多民族歷史的編撰、多種生產關系的并存、社會政治思想的革新進取精神、多體裁配合、多層面地反映歷史等）。因此，導論卷不僅為全書各卷的編撰提供了理論指導，而且將中國歷史理論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再如第二卷“遠古時代”，由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主編。本卷的論述，在極大程度上概括了遠古時代考古學研究的成果，堅持實事求是，認真地從考古學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國史前民族、文化及社會的發(fā)展脈絡。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沒有先例的，在考古學工作上也是一項創(chuàng)舉。書中許多在具體考古發(fā)現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和概括，富有理論色彩和啟發(fā)意義的論述向讀者撲面而來。農業(yè)的發(fā)生是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重大事件，本書告訴我們：在全世界少數幾個農業(yè)起源中心中，中國獨居其二。中國的農業(yè)以精耕細作為其特色，這在遠古時代已露其端倪。中國古籍中有神農嘗百草和黃帝播種百谷的傳說。而考古發(fā)現則提供了：大約在公元前6500年至5000年，中國北方已出現一系列發(fā)達的新石器文化，其中有不少遺址發(fā)現了栽培谷物的遺存。如河北武安磁山遺址中有許多窖穴中發(fā)現糧食朽灰，經鑒定是粟；河南新鄭裴李崗和甘肅秦安大地灣都發(fā)現了炭化的黍。這些遺址所屬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較發(fā)達的農業(yè)工具，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區(qū)最為發(fā)達?！坝纱丝梢娭袊狈睫r業(yè)的起源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應是旱地農業(yè)起源的核心地區(qū)?！保ㄗⅲ骸吨袊ㄊ贰返?卷《遠古時代》，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頁。 ）近年又在長江中游發(fā)現了城背溪文化遺址和彭頭山文化遺址，年代約當于公元前7000年和5000年。在這兩處遺址中，已不止一次地發(fā)現了稻谷遺存。“這些稻谷遺存的年代都遠遠早于中國其他區(qū)域發(fā)現的稻谷遺存，也早于一般認為可能是稻作農業(yè)發(fā)源地的印度恒河流域和東南亞山地所發(fā)現的稻谷遺存，所以長江中下游應是稻作農業(yè)起源的一個重要的中心?！保ㄗⅲ骸吨袊ㄊ贰返? 卷《遠古時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考古發(fā)現正好與遠古傳說相印證：是中國人自己的祖先發(fā)明了農業(yè)，而不是從外界學習來的。讀著這樣的論述，不僅能獲得寶貴的歷史學、考古學知識，而且增強了我們的民族自豪感。 又如，第三卷商周史卷的“序說”部分，是由著名學者徐喜辰、鄒衡、胡厚宣撰寫的。首章論述歷史文獻，按五經、史地書、諸子、辭賦四類，扼要而具體地論述先秦豐富的歷史文獻的主要內容、史料價值，對于為數不少的歷史文獻的真?zhèn)螁栴}，今古文學派異同問題，以及作者或成書年代有爭議者，均作了中肯的論述和必要的考訂，并簡要地論述前人對各種重要文獻整理的成果，介紹最可據信的注本。第二章論述考古資料，分三節(jié)論述“主要都城遺址的發(fā)掘”、“考古學文化的研究”、“考古資料反映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問題”，第三章論述甲骨文和金文，內容包括豐富而紛繁的考古資料、古文字資料及青銅器的出現、價值、研究狀況。這兩章，也都提綱挈領，條分縷析，顯示出本卷研究工作豐厚的考古學基礎，又為初學者提供很好的研究入門指南。第四章論述商周史研究概況，分為四節(jié)，系統(tǒng)地論述近代以來實證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五四”前后，30年代，抗戰(zhàn)及解放戰(zhàn)爭時期，和建國以后的研究成果，脈絡清晰，評價恰當，中肯地指出在商周史領域哪些問題已經解決，哪些問題正在解決之中，十分有利于幫助讀者思考當前研究工作進一步努力的方向。這些內容都出自有長期研究的專家之手，因而確實反映出當代史學在這一領域所達到的最高水平。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達到新的高度 集中眾多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是白先生主編《中國通史》實現重大創(chuàng)新的基礎。然而，眾多合作者的研究、探索，需要有高明的史識作為指導思想，對這一浩大的史學工程起到統(tǒng)帥和靈魂的作用。白先生在建國初年綱要》，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這三部通史著作同樣以闡明唯物史觀普遍原理與中國歷史具體實際相結合為鮮明的宗旨，在長時間內產生了很大影響，講出了真實可信的歷史知識，起到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 時代在前進，1979年以后，中國歷史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學術工作也亟須開創(chuàng)出新局面。恰好，白壽彝先生在這一時期提出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的理論指導，明確地要求做到反映歷史的規(guī)律性與反映歷史的豐富性二者結合。這就體現了對于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如何更好地反映歷史的理解，達到新的高度，對于中國通史所應包含的內容的理解，達到了新的高冬先后產生的通史著作，形成了在運用進步歷史觀作指導上三次意義重大的跨越。本世紀初，即有夏曾佑著成《中國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完成自上古至隋統(tǒng)一，1904～1906年分3冊出版）。這是近代史家運用進化論觀點指導研究歷史而撰成的第一部通史著作。夏氏把幾千年中國歷史劃分為上古之世（自遠古至戰(zhàn)國，包括周初以前為傳疑時代，周初至戰(zhàn)國為化成時代），中古之世（自秦至唐，包括自秦至三國為極盛期，晉至隋為中衰期，唐代為復盛期），近古之世（自五代至清，五代宋元明為退化期，清代為更化期）。書中對各個時代歷史的演進遞變，均貫串以進化、因果的關系來觀察、分析。如論人類起源，說：“以古之說，則人之生為神造；由今之說，則人之生為天演?！保ㄗⅲ合脑樱骸吨袊糯贰?，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56年版，第7頁。 ）夏氏解釋遠古時代自漁獵社會——游牧社會——耕稼社會的演進，更是周密地運用了社會進化觀點。他稱清代為“更化期”，則明顯地表達出他對二千年一直實行的秦朝專制政體行將結束、中國的政治制度將開新局的看法，故說：“清代二百六十一年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葉，學問政治，集秦以來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開秦以來所未有。此蓋處秦人成局之既窮，而將轉入他局者”。（注：《中國古代史》第5頁。 ）《中國古代史》以西方傳入的進化史觀為指導，對中國歷史作了別開生面的敘述，給人以新鮮的、符合近代理性并能使人得到啟發(fā)的知識，與舊史中充斥的循環(huán)史觀或退化史觀迥然而異。書一出版即令人耳目一新，因此本書成為近代史學正式確立的重要標志。此后著成的同樣影響頗大的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繆鳳林《中國史要略》、張蔭麟《中國史綱》等，在歷史觀上都同屬以進化史觀為指導的范疇。 本世紀通史編撰在理論指導上又一次質的飛躍，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確立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著重闡明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可以郭沫若、范文瀾為代表。1929年，郭沫若著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當時，國內革命正處在低潮時期，許多進步青年和愛國民眾感到困惑彷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則散布中國“國情特殊”，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道路與別國不同，以此動搖人們對革命前途的信心。郭沫若的這部著作，則以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為指導，以甲骨文、金文和文獻典籍為資料，論述中國歷史也走人類共同的發(fā)展道路，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后要走向社會主義社會。他明確地宣布自己著述的宗旨：“我們把中國實際的社會清算出來，把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思想，加以嚴密的批判，讓你們看看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傳統(tǒng)，究竟是否兩樣！”（注：《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9—10頁。）遵循著相同的理論方向， 范文瀾在延安時期著成更加系統(tǒng)的《中國通史簡編》；在此基礎上，又經過約20年的努力，完成了修訂本《中國通史簡編》（共3編4冊，起自遠古，迄于五代），觀點更加成熟，內容更加豐富。這兩部重要著作，在歷史觀指導上更進一步，明確地以闡述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與中國歷史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換言之，要著力探討共同性與特殊性二者的聯(lián)結。故此，著者在延安時期申明：“我們要了解中華民族與整個人類社會的共同的前途，我們必須了解這兩個歷史的共同性與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歷史的共同性與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會發(fā)展的基礎法則，順利地推動社會向一定目標前進?！保ㄗⅲ悍段臑懀骸吨袊ㄊ泛喚帯?，石家莊：華北新華書店，1948年版，第1頁。）至1954年， 他進一步指出：“列寧指示我們，研究歷史首先要明確地劃分社會發(fā)展的諸階段，給歷史畫出基本的輪廓來，然后才能進行各方面的研究。本書企圖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歷史結合起來，說明它曾經經過了原始公社制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諸階段。雖然寫的未必正確，但方向顯然是正確的?！保ㄗⅲ骸吨袊ㄊ泛喚帯罚ㄐ抻啽荆┑谝痪帲本喝嗣癯霭嫔?，1961年版，第13頁。）范文瀾的通史著作以其觀點新穎和材料豐富而受到廣泛的歡迎，延安版《中國通史簡編》著成后，在各個解放區(qū)及當時的上海、香港多有翻譯。解放后的修訂本累計印數也達百萬冊以上。戴逸教授稱范著通史是“杰出的著作”。（注：戴逸：《時代需要這樣的歷史學家——在紀念范文瀾誕辰100 周年學術座談會上的發(fā)言》，《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在40年代至60年代初，還有呂振羽著成《簡明中國通史》，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這三部通史著作同樣以闡明唯物史觀普遍原理與中國歷史具體實際相結合為鮮明的宗旨，在長時間內產生了很大影響，講出了真實可信的歷史知識，起到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 時代在前進，1979年以后，中國歷史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學術工作也亟須開創(chuàng)出新局面。恰好，白壽彝先生在這一時期提出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的理論指導，明確地要求做到反映歷史的規(guī)律性與反映歷史的豐富性二者結合。這就體現了對于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如何更好地反映歷史的理解，達到新的高度，對于中國通史所應包含的內容的理解，達到了新的高度。依我看來，此項實則標志著本世紀通史編撰在理論指導上達到新的飛躍，這部內容空前宏富的巨著，就是以這一嶄新的指導思想為統(tǒng)帥而成功地完成的。 首先，白先生明確地提出這部通史的目標是：“既反映歷史的規(guī)律性，又反映歷史的豐富性”。（注：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導論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頁。 ）依據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論述人口問題的研究，可以歸結為：首先經過“表象的具體”，再到“多層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許多規(guī)定和關系的總體”這樣的研究方法。馬克思說這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的正確方法”。并說，“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guī)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tǒng)一?！卑紫壬纱说贸鼋Y論說：這對我們是很有啟發(fā)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豐富復雜的人類歷史客觀進程更應該如此?！保ㄗⅲ骸吨袊ㄊ贰д摼怼罚?22頁。） 其次，白先生一再強調要反對教條主義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傾向，強調要認真地作具體分析，通過總結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具體規(guī)律，去豐富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他說：“有一個認識論上的問題要搞清楚，即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沒有把真理的大門關死，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就要求人們不斷地豐富它、發(fā)展它。從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來看，在經典作家解釋的普遍規(guī)律以外，還有不少具體規(guī)律有待于我們去研究，去發(fā)掘。”（注：《白壽彝史學論集》，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頁。）又說：“要研究我國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 研究全人類的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但是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社會各有自己的具體情況。……這種研究的正確成果必將使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fā)展學說增加豐富的內容?！保ㄗⅲ骸栋讐垡褪穼W論集》，第275頁。） 由于在理論指導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因此，白先生在《中國通史綱要》和《中國通史·導論》卷中闡述了有關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如：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內部分期；在封建社會各個階段，占支配地位的地主階級身份的變化；廣大邊區(qū)封建化進程對中國歷史的重大影響；社會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多種生產關系的并存；對封建國家管理職能的分析，等等。多卷本《中國通史》的撰寫，體現了這些論點，從而使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更加深化、更加豐富了。 由于在理論指導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多卷本《中國通史》確定了要多層面地反映歷史。不僅要寫出各個時代重要的歷史事件和史實，顯示歷史演進的趨勢和階段的特點，而且要反映出各個時代歷史發(fā)展各方面的條件、交互作用的各方面的因素等。還要寫出人的活動，因為，人的活動，集中體現了歷史的規(guī)律性和歷史的豐富性、復雜性、生動性之辯證關系。經濟條件等決定歷史運動的根本方向，而個人的活動能夠局部地改變歷史的外部面貌和某些結果；經濟條件等的規(guī)律性，也往往要通過歷史人物的活動表現出來。 自覺地、明確地把反映歷史的規(guī)律性與反映歷史的豐富性二者結合，作為撰寫中國通史的指導思想，這是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理論上取得的重大進展，是認識上的巨大飛躍。以白先生這一觀點為指導，才有多卷本《中國通史》這一內容宏富恢廓的巨著的撰成。與此密切相聯(lián)系的是，白先生一再強調中國歷史是全中國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歷史，要給予歷史上的民族關系和各民族的活動與貢獻以充分的重視，以利于加強今天全國各民族的團結和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鞏固。列為這部12卷巨著之冠，是首先論述“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歷史”，在中國通史撰述中予民族史以這樣高度的重視，這是前所未見的。白先生根據他長期的研究和思考，闡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共同進行歷史活動的舞臺，也就是我們撰寫中國通史所用以貫串今古的歷史活動的地理范圍?！保ㄗⅲ骸吨袊ㄊ贰д摼怼?，第79頁。）不應當把歷史上皇朝的疆域作為今天撰寫中國歷史的范圍，將殷周史限制在黃河流域，把春秋戰(zhàn)國史基本上限于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如此等等。因為，“如從中國歷史發(fā)展的總過程看，這是不能說明中國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創(chuàng)造祖國歷史的。很顯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會掉入大民族主義的泥潭里，這既不符合歷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團結。”（注：《中國通史·導論卷》，第81頁。）他又闡明了：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是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統(tǒng)一的程度越來越高?！跋仁侨舾蓡我坏拿褡鍍炔拷y(tǒng)一的出現，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區(qū)性的多民族的統(tǒng)一，如戰(zhàn)國七雄。然后有全國性多民族的統(tǒng)一，如秦、漢、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會主義的全國性多民族的統(tǒng)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保ㄗⅲ骸吨袊ㄊ贰д摼怼罚?1頁。）“撰寫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還是要把漢族的歷史寫好，因為漢族是主體民族。同時，也要把各民族的歷史適當地作出安排，這是我們必須盡量克服的難點。”（注：《中國通史·導論卷》，第98頁。）白先生在《導論》卷和其他文章、講演中，還一再強調指出歷史上不管漢族或周邊民族統(tǒng)一意識的增長。他繼承并發(fā)展了以往馬克思主義民族史家的論述，也繼承并發(fā)展了陳垣先生在《通鑒胡注表微》一書中的有關論述，得出了極具卓識的論點：“統(tǒng)一是我國歷史發(fā)展的主流?！瓪v史上也出現過割據局面，但無論是統(tǒng)一時期或割據時期，統(tǒng)一意識總是占支配的地位。”（注：《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 頁。）“盡管出現分裂階段，但在思想意識上還是統(tǒng)一的。比如三國時期，曹魏在北方，東吳在江南，劉備在四川，都是割據，但這三國無論哪一國，都自認為是正統(tǒng)，都要統(tǒng)一中國。這就是說，三國時期，盡管三國鼎立，但統(tǒng)一的意識卻是共同的。南北朝時期也是如此。北朝自認為他就是中國，南朝是從自己分裂出去的一部分。南朝也認為自己是中國，北朝應屬他所有。所以當時的歷史家，北朝稱南朝為‘島夷’，不承認他是正式政權，南朝稱北朝是‘索虜’。這兩種稱呼帶有污蔑的意思，但都同樣反映了統(tǒng)一的意識。”（注：《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第13頁。）關于民族關系史的認識，學術界曾經有兩派意見，爭論不休。有人說民族關系主流是友好、合作。有人則認為主流是民族矛盾、民族斗爭，以至有時發(fā)起民族戰(zhàn)爭。白先生則從歷史的全局和總的發(fā)展趨勢看問題，提出民族之間的團結越來越加強，友好是民族關系史的主流的觀點。他說：“我們過去有一個時期，民族間關系很好，這主要是說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的關系很好。很好的時間還很長呢！但不能否認，也有些時候搞民族戰(zhàn)爭。對各民族不公平待遇，也是很顯著的。但這些也只是一時間的現象?！瓘膸浊昝褡尻P系發(fā)展來看，民族之間互相影響越來越大，互相之間團結越來越密切，對祖國的共同貢獻越來越顯著，我看這才是民族關系的主流。”（注：《白壽彝史學論集》，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248頁。）上述白先生關于歷史上疆域問題的處理，多民族的統(tǒng)一在悠久歷史中的逐步發(fā)展，統(tǒng)一意識的不斷加強，友好是民族關系史的主流等觀點，對于史學研究均具有指導的意義，也保證了多卷本《中國通史》在記載民族史、反映各民族對祖國歷史的共同貢獻上有鮮明的特色。 編撰體裁上意義重大的創(chuàng)新 歷史理論上達到新的高度和反映歷史豐富性、生動性的要求，必須落實到編撰體裁這一載體之上。史書的內容和形式是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體裁形式的確定和運用，決定它所能容納的內容之深度和廣度。所以，體裁形式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歷史學家確定何種體裁形式，實則體現出他對歷史如何理解，以及如何正確反映歷史。白先生根據他對傳統(tǒng)史書體裁形式中包含的合理性的精湛理解，根據批判繼承的原則，以及對近代史書體裁形式的優(yōu)點和我國歷史著作優(yōu)點的吸收、借鑒，決定《中國通史》在第三卷以下，各卷采用“序說”、“綜述”、“典志”、“傳記”互相配合的新綜合體，多層次地反映歷史。新綜合體的確立為寫歷史提供了極其廣大的包容量，且具有突出的科學性和鮮明的時代性。這樣，在研究成果上“積一代之智慧”；在理論上自覺地把反映歷史的規(guī)律性與反映歷史的豐富性結合起來，達到了認識上的巨大飛躍；在歷史編撰上創(chuàng)造新綜合體，多層次地反映歷史：三者結合，融為一體，便實現了史學體系的重大創(chuàng)新。故此，多卷本《中國通史》的完成才成為學術界矚目的事件，成為高高矗立的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的重要里程碑。 新綜合體的確立，實有久遠的歷史淵源。 中國傳統(tǒng)史學體裁多樣，且各有其合理性。紀傳體實是一種綜合體，本紀、表、書志、列傳互相配合而又各盡其用，包羅萬有，容量廣闊。編年體年經事緯，將同時發(fā)生的事件集中展現于讀者面前，時代感強。紀事本末體按事立篇，自為首尾，靈活變化，起迄自如。在本世紀初年史學近代化進程中，章太炎、梁啟超二位著名學者都對新的時代潮流的涌起有強烈的感受，各自設想編撰中國通史，貫串進化史觀和“開發(fā)民智，啟導方來”的宗旨，并且都不謀而合地在吸收傳統(tǒng)史書體裁優(yōu)點的基礎上，作新綜合體的探索。章太炎所預想的通史由五體構成：（1 ）表。有帝王表、輿地表等，共5篇。（2）典。有種族典、民宅典、食貨典等，共12篇。（3）記。有周服記、秦帝記、黨錮記等，共10篇。（4）考紀。有秦始皇考紀至洪秀全考紀共9篇。（5）別錄。有管商蕭葛別錄、李斯別錄、會黨別錄等共25篇。其中的“記”，就是吸收紀事本末體的優(yōu)點設立的。（注：《章太炎來簡》，《新民叢報》，1902年8月4日。）“表”、“典”、“考紀”、“別錄”則由紀傳體中的表、志、別傳等演變而來?？梢娍傮w上是對紀傳體的發(fā)展，發(fā)揮其綜合的優(yōu)點。不過，章氏僅僅是提出設想，除撰寫有幾篇“別錄”外，全書并未著手；且究竟是以“記”或“典”來概述社會大勢，他自己并不明確，而“考紀”和“別錄”同是記人，卻要以“考紀”專記帝王，表示高人一等，則不免帶著封建性的意味。梁啟超于本世紀初年也醞釀寫《中國通史》，后來到1918年，他才“屏棄百事，專致力于通史之作”。據現見于《飲冰室合集》中有關《中國通史》的部分作品（《太古及三代載記》之《古代傳疑章第一》，《春秋載記》，《春秋年表》，《戰(zhàn)國載記》，《戰(zhàn)國年表》等）及他致陳叔通的一封書信（注：丁文江等：《梁啟超年譜長編》，1918年。）所述，梁啟超是設想以“載記”、“年表”、“志略”、“傳記”四者配合，作為通史的體裁。在其設想中，“載記”是主干部分，作用是敘述一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和歷史大勢。梁啟超的這種嘗試與上述章學誠的設想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看到傳統(tǒng)的紀傳體具有諸體配合而又各盡其用、構成一時代之全史的優(yōu)點，在繼承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并且都極重視吸收紀事本末體詳一事之起訖、首尾完整、伸縮自如的優(yōu)點，而梁啟超的設想更進一步，解決了通史撰述中主干部分這一難題，用以敘述歷史演進的大勢。（注：詳見陳其泰：《近三百年歷史編撰上的一種重要趨勢——新綜合體的探索》，《史學史研究》1984年第2 期。）梁、章二氏的探索是很有價值的，對后人很有啟發(fā)意義，但一部中國通史的撰著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不僅要靠體裁體例思考之完善，尤要有統(tǒng)貫全書的理論指導，要有眾多學者分途以赴、合力以成，要有安定的、有利于學術發(fā)展的社會環(huán)境。這些梁、章二氏都不具備，所以他們僅止處于提出有益的設想和探索階段。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在過去整整一個世紀中，通史撰著采用何種體裁，實際上是按兩條線發(fā)展的。一是流行的章節(jié)體，本世紀初年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即開創(chuàng)用這種體裁，它是由學習西方章節(jié)體史書體裁（經由日本），而又糅合了本國的紀事本末體的特點而形成的。本世紀的通史、斷代史、專史著作，以及歷史人物傳記，都大量采用這種體裁。分章節(jié)來敘述背景、事件、演進階段、各方面狀況等項，確有其方便之處，有其優(yōu)點和合理性，今后無疑還會繼續(xù)使用。再者便是新綜合體的探索和創(chuàng)立。本世紀初梁啟超和章太炎提出了有價值的設想，作了某些局部的探索，但還有關鍵性問題尚未解決，更遠未達到全面實踐階段。白先生主編《中國通史》才把前賢提出的設想大大向前推進了，圓滿地實現了。白先生何以有如此的魄力？這不僅因為他自覺地以科學理論作指導，在歷史觀上站到新的高度，還因為他對體裁問題作了多年的思考和探索。 1946年，白先生曾在昆明發(fā)表《中國歷史體裁的演變》的講演，提出了《史記》所創(chuàng)體裁“是一種綜合的體裁”的概念。又認為，自明代以來三百多年體裁上是“專史為主”的時期。當時，人們都對用章節(jié)體寫歷史書習以為常，但他卻認為當前在體裁上處于“艱難萬狀”，因為：“以前，人與社會的關系不很顯著，所以平面的，甚而至于是點線的寫法已可以使人滿意。現在，人與社會的關系日見復雜，非用立體的寫法不能適應大家的要求?！F在將要以人民為重要的內容，并且能供給大多數人民閱讀為最大的目的，以后的史書形式必須是能適合這種內容這種目的的體裁才是最好的體裁?！保ㄗⅲ喊讐垡停骸吨袊穼W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427頁。 ）既然認為史書體裁問題面臨很大困境，那就意味著從四十年代起他就在思考史書體裁的創(chuàng)新了。至六十年代初，白先生撰寫《談史學遺產》一文，論述對于我國豐富的史學遺產應自覺地予以批判繼承，特別講到對于以往某些史書體裁，也應以批判繼承的態(tài)度加以改造、利用：“在表達形式和其他方面，史學遺產中也有優(yōu)良傳統(tǒng)和非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區(qū)別。對于這些優(yōu)良傳統(tǒng)，也要像對待過去文藝形式一樣，‘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保ㄗⅲ骸吨袊穼W史論集》，第433—434頁。）傳統(tǒng)的史書體裁，一般人容易看成是固定不變的，白先生在此文中則指出應看到同一體裁的發(fā)展，說：“我們研究史書體裁，跟著錄家不同，不能專從分類上著眼，更應該看到一種體裁的發(fā)展。比如就編年體來說，《春秋》只記有年月可考的史事，《左傳》就不只記事，還要記言，不只記當年的事，還要于必要的時候或原其事之始，或要其事之終。荀悅撰《漢記》，提出‘通比其事，例系年月’，這是對編年體的一個重要發(fā)展。這八個字的內容，不只是要按年月把史事通通安排起來，還包容有類比的辦法?！保ㄗⅲ骸吨袊穼W史論集》，第440頁。）到《后漢紀》和《資治通鑒》，更有新的發(fā)展。白先生這一對傳統(tǒng)史書體裁中優(yōu)秀的東西應加以繼承、改造、利用的思想，到八十年代初發(fā)展成熟，達到重大的突破。1981年，他發(fā)表《談史書的編撰》一文，進一步論述不同史書體裁的互相補充、交叉、綜合，說：“史書的體裁，一向受重視的，主要是紀傳體、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一般的看法，在這三種體裁之間好像有一條截然的鴻溝，它們的形式也好像是固定不變的。實際上，不是這樣。紀傳體史書，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記人物，但不是一種單一的體裁，而是一種綜合的體裁。”（注：《中國史學史論集》，第450頁。）“紀傳體是本紀、列傳、世家、 載記、書志和史論的綜合?！o傳體把這些體裁綜合起來，在每一部書里形成一個互相配合的整體。所以它既是多種體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規(guī)格，形成了一種新的體裁?！保ㄗⅲ骸吨袊穼W史論集》，第493 頁。）尤其重要的是，白先生在本文中精辟地講了今天史書體裁的創(chuàng)新，要吸收古代史家的長處，還應該超過他們：“歷史現象是復雜的，單一的體裁如果用于表達復雜的歷史進程，顯然是不夠的。斷代史和通史的撰寫，都按照不同的對象，采取不同的體裁，同時又能把各種體裁互相配合，把全書內容融為一體。近些年，也許可以說近幾百年，我們這個傳統(tǒng)沒有得到很好的發(fā)揚，因而我們的歷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達更為廣泛的社會現象。就專門史來說，體裁的問題，比寫通史要簡單些，但單一的形式還是不行的。今天我們要采用綜合的體裁來寫歷史，不止要吸收古代歷史家的長處，還應該超過他們?！保ㄗⅲ骸吨袊穼W史論集》，第495頁。） 這段話，實際上是多卷本《中國通史》實現體裁的重大創(chuàng)新的綱領。采用新的綜合體裁，是為了反映復雜的歷史進程，反映廣泛的社會現象，要繼承、吸收傳統(tǒng)史書體裁的長處，還要超過它們，體現出高度的科學性和鮮明的時代性。白先生是把理論上的探討與史書體裁上的探討二者結合起來，互為表里，同時解決，在歷史觀指導上做到反映客觀歷史的規(guī)律性與豐富性相結合，在體裁上采用新綜合體，內容與形式相得益彰，互相統(tǒng)一。 白先生創(chuàng)立的新綜合體的構成是：《中國通史》第三卷“商周史卷”以下，各卷論述一個時期的歷史，均采用（甲編）序說、（乙編）綜述、（丙編）典志、（丁編）傳記，四個部分互相配合，形成一個整體?！靶蛘f”，不僅吸收自《太史公自序》至宋、明人論著中的“序說”中有用的東西，又吸收近代以來西方大型歷史著作開頭設立專章論述歷史文獻、研究概況的長處，加以發(fā)展?！吨袊ㄊ贰分械倪@一部分，因其系統(tǒng)、翔實論述歷史文獻和總結研究工作的進展，極受學術界的重視，青年學者更視為必備之書，因為“序說”為治學指示了出發(fā)點和門徑。前文已講到商周史卷中“序說”諸多佳處，第八卷元史卷“序說”也堪稱美不勝收。它根據蒙元史研究領域的特點，不僅系統(tǒng)地介紹國內文獻資料和研究成果，而且對讀者了解、掌握甚少的國外文獻和外國學者研究成果，作了詳盡的論述。此即第七章“國外的蒙元史研究”，分兩節(jié)，論述“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和“二十世紀的蒙元史研究”，涉及到法國、俄國（包括前蘇聯(lián)）、德國、英國、美國、日本、蒙古及其他國家，介紹了多桑、沙畹、施密特、伯希和、韓百詩、符拉基米爾佐夫、傅海波等眾多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與前面論述中國學者自錢大昕、丁謙、洪鈞、屠寄、沈曾植，至王國維、陳垣、陳寅恪、姚從吾、韓儒林、翁獨健、邵循正等人的成就相映襯，全面展現了蒙元史研究進展的歷程。這樣的“序說”，內容豐富、系統(tǒng)、全面，論述精審嚴謹，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這恰恰是以前的歷史著作中所難以容納的。 各卷的“綜述”部分構成全書的主干，綱舉目張，宏觀地論述各個時期歷史發(fā)展的總趨勢。第四卷秦漢卷論述的秦漢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偉大的時期，我們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在這個時期進入新階段，封建社會也建立起來。本卷“綜述”即把握了這一歷史時期的特點，以秦漢時期的民族概況為第一章，指陳這一歷史時期新的民族狀況，包括漢族的形成以及一些少數民族的簡況，這與第三卷“綜述”以神話、傳說為第一章，明顯不同。繼之以二、三兩章，論述秦封建皇朝的建立，秦的暴政與秦末農民戰(zhàn)爭。對于西漢這一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大的朝代，作者設立“西漢皇朝的建立和鞏固”、“西漢盛世”兩章，概況而又具體地論述了對楚戰(zhàn)爭的勝利，漢皇朝規(guī)模的樹立，郡國制與封國制的并存，“文景之治”，強干弱枝的重要措施，民族關系和統(tǒng)一局面的發(fā)展等重要問題，清晰地再現了西漢時期封建關系成長、國力逐步強盛、民族關系發(fā)展的歷史趨勢，對封建皇權加強和武帝統(tǒng)治政策的制定等問題提煉恰當，因而受到論者的好評。第五卷三國兩晉南北朝史卷則面對與西漢長期統(tǒng)一大不相同的分裂局面，撰著者匠心獨運，清楚地劃分了這一時期不同的歷史階段，在混亂中理出線索。由于撰著者善于把握全局和敘述得當，結果這一本來復雜混亂的歷史時期就顯得頭緒較為分明了。 “綜述”與“典志”的關系，是要求前者能闡述歷史發(fā)展的階段性的全貌，而后者則是對這一歷史發(fā)展過程中若干側面的剖視。各個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特點，因之各卷“典志”篇目的設置，既在總體上顯出均衡的協(xié)調，又各具時代的特色。如隋唐史卷設有“長安和洛陽”，“隋唐科舉制”，“隋唐官制”，“隋唐律令”，“隋唐禮俗”等篇；元史卷設有“運河與海運”，“鈔法”，“元代投下分封制”，“元代禮俗”等篇；清史卷設有“手工業(yè)與資本主義萌芽”，“商人、商業(yè)、市鎮(zhèn)”，“官修圖書”等篇；近代前期卷設有“自然經濟的分解”，“交通郵電”，“河工、漕運、鹽政的衰敗”，“海關、關稅”，“憲政”，“秘密結社”等；近代后期卷設有“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外國對華投資”，“國家壟斷資本”，“民族資本”，“新民主主義經濟”等篇。很明顯，各卷“典志”與“綜述”配合，都是為了從各個社會剖面，來反映歷史時期這一“多樣性的統(tǒng)一”及其特色。 “傳記”在各卷中占有較大篇幅，反映人物創(chuàng)造歷史的作用，同時又通過他們的思想、性格、行為表現時代的特點。第十一卷近代前期卷的“傳記”，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眾多的人物中，精心選擇了35位各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為之立傳。他們是：鴉片戰(zhàn)爭時期的民族英雄和進步思想家林則徐、龔自珍、魏源，人民起義領袖洪秀全、李秀成、洪仁ｇ?。睿愧?、 杜文秀，晚清重要當權人物和封疆大吏慈禧太后、 奕＠②、光緒帝、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維新派人物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近代外交家和實業(yè)家黃遵憲、張謇，科學家和工程師李善蘭、徐壽、詹天佑，革命派人物孫中山、黃興、鄒容、陳天華、章太炎、秋瑾、宋教仁，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和反袁英雄蔡鍔，京劇藝術家程長庚、譚鑫培。這些人物傳記匯合起來，組成了近代史雄渾壯闊的歷史畫卷，讀者由此能更加集中而形象地看到進入近代80年來，我們民族展開的前仆后繼的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反抗封建統(tǒng)治的英勇斗爭，看到志士仁人嘔心瀝血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由倡“師夷長技”先聲，繼而發(fā)動維新變法，到采取武裝革命，推翻清朝的反動統(tǒng)治。還有其他出色人物，或以保衛(wèi)共和政體，或從宣傳新思想，或以興辦近代工業(yè)，或以哲學、史學、文學、科學、藝術活動，對歷史進程發(fā)揮了強有力的推動或不同程度的積極作用，當然也有人起到消極甚至反動的作用?！皞饔洝迸c“綜述”、“典志”配合，使《中國通史》展現的歷史進程更加多姿多采、波瀾起伏、有聲有色。多年以來通史著作中沒有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得到彌補，增加了對讀者的吸引力，人們也可以從中國歷史上眾多有作為人物的身上吸取豐富的智慧和思想營養(yǎng)。 白先生創(chuàng)立的以“序說”、“綜述”、“典志”、“傳記”互相配合的通史編撰體裁，為敘述中國幾千年歷史成功地提供了宏大而新穎的載體。在這種新綜合體中，有對文獻資料、考古資料和研究狀況的科學論述，有對歷史發(fā)展主干、各階段基本脈絡和總相的論述，有社會各個橫剖面的展示，有對歷史運動主體——人的活動的生動清晰的描繪，因此，多卷本《中國通史》體裁的創(chuàng)造，具有豐富性、科學性、時代性的特點，學術界對此同樣予以高度評價。曾經有過這種看法，認為舊的史書只提供可資利用的史料，至于其形式等都是封建性的，毫無繼承的價值。也曾有人擔心采用這種體裁會不會搞成“新紀傳體”。現在白先生及眾多合作者拿出來的這一成功實踐，對此已作出圓滿的回答，而且有的省正在進行的編寫本省通史，已決定采用這種新綜合體。白先生是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吸收了紀傳體諸體配合、包容豐富的長處，而徹底摒棄其封建性，又吸收了章節(jié)體、紀事本末體和外國史學著作的長處，融合在一起。在批判繼承、改造的基礎上，進行大膽的再創(chuàng)造，使反映歷史的規(guī)律性與豐富性的指導思想與新綜合體的形式互為表里，完美統(tǒng)一。拿各卷中給人物傳記較多篇幅這一點來說，這自然是吸收紀傳體的長處，但又徹底摒棄紀傳體后期把列傳變成仕途履歷表，和“人多體猥，不可究詰”的嚴重弊病。使之具有嶄新的時代面貌，著重寫出人物身上體現的時代特點，以及他對歷史的貢獻和影響。讀著這些傳記，我們毫不感到是舊的列傳的翻版，而是隨處體現出新的觀點、新的視角、新的評價，確是新時代的新創(chuàng)作。 總之，多卷本《中國通史》，是一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內容豐富的煌煌巨著。它集中了“積一代之智慧”的研究成果，在歷史理論指導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在體裁上創(chuàng)造了新綜合體的嶄新形式，實現史學體系的重大創(chuàng)新。這部巨著的完成，是白先生和各位共同合作的專家們向新中國成立五十周年和二十一世紀獻出的一份厚禮！總主編白壽彝先生不顧高齡，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學術創(chuàng)新精神，以一二十年的艱苦勞動作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對于我們后學實是最可寶貴的激勵！這部巨著又昭示我們：堅持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從事新的理論創(chuàng)造這一方向，發(fā)揚傳統(tǒng)史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吸收近代史家的優(yōu)秀成果，堅持學術研究中的創(chuàng)新精神，就能不斷推進史學走向新的境界。這對未來世紀史學的發(fā)展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

編輯推薦

　　《中國通史》(全12卷)(共22冊)：1999年，白壽彝教授主編的《中國通史》出版。全書12卷22冊，1400萬字。該書有很多創(chuàng)新之處，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理論價值，是我國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吨袊ㄊ贰烦霭婧?，許多專家學者發(fā)表了評論文章，其中對《中國通史》的體例創(chuàng)新、理論價值、學術特點等作了充分的論述?！　“讐垡拖壬骶幍摹吨袊ㄊ贰肥?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壓軸之作，體例很有創(chuàng)新，全書共分甲、乙、丙、丁四編。其中甲編序說，介紹史料、史籍、考古材料及研究狀況等；乙編綜述，類似通史著作，又似傳統(tǒng)紀傳體中的本紀，按歷史順序敘述一代大事；丙編典志，這部分是專史，類似紀傳體中的志，敘述各種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禮俗等；丁班傳記，這部分在全書中的篇幅很大，每朝代兩卷，傳記占去一卷。這部書吸收了傳統(tǒng)史書中的這一優(yōu)點，克服了一般通史有事無人的缺陷，令人耳目一新，其序說部分內容非常扎實。它非常詳細地介紹了某段研究的史料，其中既包括文獻的，也包括考古的；既有當時人寫的，也有后人寫的，無不作出評論。又用很多篇幅論述研究狀況，把讀者直接帶到了這段歷史研究的前沿，讓讀者了解當前的研究狀況是這部通史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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