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āng)村建設理論

用戶評論 (總計1條)

•   　　梁漱溟的藥方
  　　——《鄉(xiāng)村建設理論》對當下制度思考的意義
  　　
  　　干春松
  　　誰是20世紀中國最富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家，一直是近年來學術界喜歡談論的問題。一般來說，這樣的問題本身難以成為一個嚴肅的學術話題，不過，這并沒有妨礙眾多學者對于魯迅和胡適之間誰該占據寶位進行辯論。但是，在這樣的爭論中，梁漱溟似乎有點落寞。最近偶然翻到臺灣出版的2002年第6期的《當代》雜志，里面用很大的篇幅討論胡適，其中也涉及到不同的人對于如何評價魯迅和胡適對于中國現代思想的意義的不同看法。但是令有感興趣的是林毓生先生認為，魯迅和梁漱溟是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思想家。
  　　終于提到了梁漱溟，而且是從一個帶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的嘴里。生性倔強的梁漱溟或許會感到一絲安慰，但就我來看，這甚至有點是像是對他的補償。
  　　說起梁漱溟，最被人談論的是他在全國政協(xié)會議上與毛澤東沖撞，還有“批林批孔”時期特立獨行的氣概。而對于學術，他那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可能更為人們所樂談。
  　　這里要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林毓生先生所言不虛，梁漱溟先生足以代表20世紀的中國思想界，那么什么能夠成為梁漱溟的立言的代表呢？
  　　在北京大學充任印度思想教席的梁漱溟因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所引發(fā)巨大規(guī)模討論，既使他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學者，并且與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一起成為最早的對于橫掃一切的啟蒙思想的反思性的重要作品，而梁漱溟更因此成為現代新儒學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
  　　美國學者艾愷將梁漱溟稱為“最后的儒家”，這種稱呼代表了國內外曾經有過的一種態(tài)度，即儒家已經變成“化石”，不再能對中國人的生活產生實際影響。但是，他們顯然不了解中國人的時間觀念，最后往往意味著開始，實際上梁漱溟代表了儒家重新開始的姿態(tài)，盡管這種姿態(tài)是多么被人誤解，（類似的誤解或者輕蔑至今沒變）或者說，在狂躁和迷亂的20世紀的民族心態(tài)中，對于強大和富強的西方的向往，使我們對一切冷靜和理性都抱有嘲笑。
  　　但是，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首先在不依附，不盲從。梁漱溟曾經經歷精神上的極度苦悶，曾經有過出家的念頭，但是接觸儒家的著作之后，儒家樂觀的態(tài)度給了他很大的觸動，但他終于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并開始了冷靜而富有意義的思考。
  　　如果我們選擇一種從“儒家重新開始”的角度來看梁漱溟的作品的話，《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要解決的是他為什么要對陳獨秀和胡適等人的態(tài)度說不。而以《鄉(xiāng)村建設理論》為中心的一系列作品則是要回答儒家“如何重新開始”。
  　　
  　　（一）鄉(xiāng)村建設和中國社會出路
  　　
  　　雖然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民國時期鄉(xiāng)村建設理論和實踐的意義。但就梁漱溟先生的作品而言，相比于《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xiāng)村建設理論》一書多少有些被忽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新儒家的繼承者一直將視角集中在儒家的心性理論的闡發(fā)上，所以對于梁漱溟致力于社會制度的思考并熱中于社會活動的意義并不十分看重，所以，當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的學說成為人們的口頭禪的時候，嚴肅對于這本書的意義的研究至今仍難以見到，即使是相當多的關于鄉(xiāng)村建設的著作中，梁漱溟的社會政治學說依然不能被有效地納入整體性的思考框架中。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在于鄉(xiāng)村建設在梁漱溟的思考中，并非專門為解決鄉(xiāng)村的問題，而是要為以“移植”為主要特征的進退失據的現代中國政治制度設計尋找一種新思考的角度。
  　　對于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注一直是梁漱溟學術活動的焦點，他說：“我的問題雖多，但歸納言之，不外人生問題與社會問題兩類，……所謂中國社會問題是以中國政治問題為中心，我今日所提倡并實地從事之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即是我對于中國政治問題的一種煩悶而得來之最后答案或結論?！绷菏閷τ谖幕废虻挠懻撈鋵嵶罱K是要落實在人生觀和社會問題之上的。然而，在我看來，與鄉(xiāng)村建設的實踐相比，梁漱溟為解決鄉(xiāng)村問題而提出的種種設計，梁對于制度設計的原理的討論顯得更具前瞻性。因此，本文的討論也就主要從這一點展開。
  　　梁漱溟認為，中國近代因為受西方富強的影響，因此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以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開始引入西方的制度體系，但是，這種引入有很大的盲目性，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梁漱溟認為中國政治的危機在于政治家群體的不成熟。由此，梁漱溟甚至追求一個職業(yè)的政治家階層，這些階層并不試圖直接從政治上獲得利益，而是代表某一個群體的利益。這樣總比讓那些軍閥、資本家、知識分子直接來參與好一些。
  　　由此可見，他之所以提出鄉(xiāng)村建設的思路，最直接的反應是社會變革過程中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破產。在辛亥革命之后，政權的組織基本上是模仿西方的社會管理模式，因此，盡管是軍閥混戰(zhàn)，卻也沒有停止過將國家政權延伸到鄉(xiāng)村社會的努力。其意圖十分明顯，即加強對鄉(xiāng)村社會的政治控制、提升對鄉(xiāng)村社會的榨取能力。但是，新的制度和原有的鄉(xiāng)村社會架構之間產生了巨大的沖突，結果是，原先的相對獨立的鄉(xiāng)村生活被破壞，但新制度的效率卻無從體現。甚至還產生了另外一種始料未及的現象——政權的“內卷化”（stateinvolution），按照杜贊奇的解釋，就是國家對鄉(xiāng)村社會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對鄉(xiāng)村社會的榨取能力。在政權的內卷化過程中，政權的正式機構和非正式機構（尤其是贏利型經紀組織）同步滋長。比如土匪橫行等。他說： “假如中國不與西洋相遇，外面沒有什么民治黨治可以模仿，單就自己社會現有的事實想辦法，必然差不多?，F代意識要求破壞了舊秩序，想要建立新秩序。而新秩序又以無社會事實為依據，而建立不起。舊秩序破壞，新秩序建立不起，乃為我們此刻的真實情況?！?在他眼里，軍閥和土匪是同一個問題，只不過，軍閥對應的是現代政治制度的移植的失效，而土匪則是農村秩序破壞的直接后果。
  　　梁漱溟認為根本的問題出在當時的制度不是“自生”的而是“移植”的，它從根本上違背了中國文化的精神。 梁漱溟提出的鄉(xiāng)村建設的組織形態(tài)主要由四部分組成：包括鄉(xiāng)長、鄉(xiāng)農學校、鄉(xiāng)公所、鄉(xiāng)民會議。但梁漱溟隨即便表示，鄉(xiāng)村運動只是提出問題，并無明確的主張。即便有主張，便是主張建設，切近實際的工作，所以他主張，知識分子應該下鄉(xiāng)，去了解農村的真實情況，更重要的是，鄉(xiāng)村運動充分考慮到各地的差別而主張依各地的情況而建立。
  　　他還強調：組織原則上（1）假令中國社會將來開出一個新組織構造的路子來，一定不是從國家定一種制度所能成功的，而是從社會自己試探著走路走出來的，因此中國將來的社會構造在禮俗而非法律。（2）中國的發(fā)展是他自覺的，而非別人強制的。梁漱溟認為像蘇聯(lián)這樣依靠強大的外力而“捏造”出來的政治實體是注定沒有生命力的。
  　　 梁漱溟比較了中國和西方在政治價值觀上的差別，他認為，西方政治的兩個基本原則是公民參與和個人的自由權。所謂的公民參與就是大家做主，但是，這一點就與中國精神中的兩個優(yōu)點相沖突，即倫理和人生向上，梁漱溟認為有許多領域是不能多數決定，人格的高低也不能是多數人決定。
  　　 因此要追求賢知之士的領導和多數人的主動二者之間的調和。
  　　但是這種態(tài)度并非是要拒絕對于西方制度的借鑒，梁漱溟用了一個最簡單的解釋，因為中國人和西方人縱有許多的不同，但是歸根到底都是人，有一些基本的共同點，而且中國事實的變化，也會使雙方有許多可融合的空間。梁所提出的新自由觀則是強調在服從某種公共利益和個人的向上發(fā)展基礎上的自由。這使西方的自由主義和中國義務倫理觀念達成調和。
  　　所以，梁漱溟借用了陳獨秀的“覺悟”說，他說當所有的制度模仿完成，但制度的效率依然不能看見甚至導致制度的混亂，表明我們應該對這一簡單移植的做法的反思?！爸袊藢W西洋，學到這一步，也就完了。更沒有什么可學的了；不覺悟，也會要覺悟了！今后除非中國民族更無前途，即也沒什么自救運動再發(fā)動起來；如其有之，新運動的傾向，將不能不從‘民族自覺’開始?！?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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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曾稱中國文化是一種“早熟”的文化，梁漱溟對于中國現代制度建設的思考也是一種“早熟”的思考，因為，即使在西方，制度和習俗之前的關系也是最近才被學術界所強調。除了我們熟悉的哈耶克等人之外，哈佛大學的印度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森（Amartya sen）著力于反思建立在西方文化強勢基礎上的認同“暴力”，認為不能因為有一部分繼承了他們自己的傳統(tǒng)而別列入另冊，同時，他也認為印度佛教中的辯經習俗是“民主”的形態(tài)，因此認為應該豐富“民主”的意義而不是被狹隘的定義所局限。這些討論都能讓我們想起一百年前梁漱溟孤獨的思考。
  　　梁漱溟并不反對對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的接受，他認為，既然同屬人類，那么肯定會有許多的共同點，這就會互相吸收個借鑒奠定了基礎。況且，中國文化中有一種寬容的精神，因此對于外來的強勢文化采取毫無保留的吸收態(tài)度，但是問題是有時候引入的結果與愿望剛好相反。比如在中國社會需要團結的時候引入個人主義，因此西方的思想卻成為中國社會的離心力。第二，中國以前是專制，反專制的目的就是要保證個人的權利。但是，卻引入一種反近代的思想，不講專制，卻強調專政和統(tǒng)制，在自由尚未建立，尊重個人習慣還沒形成的中國，卻引發(fā)無限制的干涉主義。
  　　因此，倫理本位的社會崩潰了，但是西洋的個人本位或社會本位也沒建立起來，成為一個東不成西不就的狀態(tài)，按照自己的需要來講理，在需要用西方的理論為自己辯護的時候，就用西方的那套。在需要中國的倫理道德來說理的時候，便搬出中國的說法，全然不管這幾套理論之間的矛盾。
  　　舊的社會組織崩潰了，就要建立新的社會組織。那么，梁漱溟要建立的社會組織是什么樣?他說：“中國如果有一個團體組織出現，那就是一個中西具體事實的融合，可以說是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長處?！@個團體組織是一個倫理情誼的組織，而以人生向上為前進的目標(這兩項很要緊，西洋人亦將轉變到這里來）?！?br /> 　　梁漱溟從中西精神的差異上討論中國政治制度建設的可能途徑，他認為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利益集團之間的牽制，從而建立起一種均衡，而中國的倫理關系的特征，使政治架構中的統(tǒng)治階層和普通民眾之間的制約建立不起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說明，中國社會維系的主要力量在于“禮”，在于情理，而非冰冷的“事理”。
  　　鄉(xiāng)村組織中建設現代的制度精神，因為這里面包含著情感和人生向上的因素，梁漱溟對近代以來鄉(xiāng)村社會的變革持懷疑態(tài)度。梁漱溟比較了呂坤等設計的鄉(xiāng)約原則和近代中國農村的鄉(xiāng)村自治條例進行比較之后，發(fā)現，在法制原則下，傳統(tǒng)中國鄉(xiāng)約中“德業(yè)相勸、過失相規(guī)、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精神已不復存在，代之以嚴肅的處理，而結果是使這個人在鄉(xiāng)村社會中因失去臉面而無法再容身，從而將之推向更為惡劣的境地。
  　　由于復雜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梁漱溟的制度設想并沒有取得實踐的檢驗，而接下來的中國政治現實也使這種討論成為絕響。不過，隨著三農問題、城鄉(xiāng)問題、農村衰敗等問題的討論，梁漱溟的思考和實踐成為不可忽視的“起點”。
  　　不同于當時和當下的許多知識分子并無政治實踐的經驗而高談制度的創(chuàng)造，梁漱溟有著鄒平鄉(xiāng)村建設的具體的經驗。不過，人們或許會從鄉(xiāng)村建設的實踐本身的失敗和他的制度構想本身的問題來質疑梁漱溟鄉(xiāng)村建設本身的價值。但是，有一點是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在當下的中國，又進入了一個選擇的關鍵時刻，我們已經感覺到制度理想和制度實踐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制度建設與中國文化、習俗之間的距離。這導致我們的制度效率低下。而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往往單向度地被認為是模仿和移植不夠充分，而不是從制度移植是否與文化習俗相沖突的角度來理解。這樣，這種思考的角度所導致的結果是制度建設中將中國的制度傳統(tǒng)的合理因素棄置不用。但有趣的是梁的思考十分符合多元性的文化思考，而我也相信這種實踐的失敗并不意味著對這種思考的重要性的貶低。欣喜的是我們已經看到馮象等學者對于這些思考的繼續(xù)，而如果有更多的類似于梁先生這樣的實踐的機會，其結果會是如何呢？這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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